当代学者易中天谈到他的《中华史》该怎么写的时候认为，“我的标准是，‘三千七百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换言之，事关命运和选择的历史关键性节点，我就写，反之则不写。”
“农民起义我一个不写，什么黄巢起义、黄巾起义、张献忠、赤眉军、绿林军起义我统统不写，只有李自成可能会提到。”
易中天认为中华史三千七百年，不可能什么都写，而写什么，不写什么，就变了一种态度。对历史事实的选取，才是显现这个人的历史观和历史立场。
易中天多年以前就说过：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作为学术研究历史著作，采用任何观点、任何视角都无可非议，但在史学研究中，预设结论、先定基调，然后照此搜集、填充、取舍、剪裁历史资料，以服务于特定的需要，这不仅不是“以史为鉴”，反而是曲解历史。易中天对农民起义视而不见避而不写，一部跨越几千年的中国通识著作居然没有农民的角色，易中天的历史观有点偏了。
从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到清朝太平天国， 其间将近两千年, 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发生过农民战争。据不完全统计, 在中世纪中国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有数十次, 分散的、小型的农民起义竟达一千五六百余次, 几乎平均每年一次!而且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 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此频繁的、大规模的、长久的农民战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其历史作用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忽视。
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农民起义”出现了349次；在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中，“农民起义”出现了561次；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里，“农民起义”也出现了100次。易中天声称只写历史的关键节点，可是王朝更替的关键点都离不开农民起义的身影。
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历代正史都将农民起义称之以“匪，寇，贼”，并对其进行肆意的诋毁，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视为犯上作乱。解放以后，史学界众口一词地对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过度美化农民起义历史意义夸大其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很多人认为 农民起义最大的成果也只不过是改朝换代，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农民不 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每一次过后都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倒退几十年甚 至几百年，因而农民起义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钱穆说：“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然矣。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建设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国史大纲〉引论》）
农民起义带来的巨大破坏力是惊人的，“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 人”，黄巢和张献忠就是破坏的典型，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 惊惶还要厉害”，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历史 踏着尸骨前进”。
据统计, 秦朝人口约两千万, 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后仅余六百万, 汉初“所存户口不过秦时十之二三”, 死亡人口一千多万;西汉后期人口近六千万, 经绿林、赤眉起义, 到东汉初只有两千余万人, 死亡人口达三四千万;东汉末年全国人口五千六百多万, 经黄巾大起义以及所引起的军阀混战后, 到三国初仅剩七百多万人, 死亡人口达到四千八百多万;明万历年间 (1573~1620年) 全国人口有六千多万, 经明末农民战争后, 到清初顺治八年 (1651年) , 全国只剩下一千余万人, 死亡人口高达五千万!
现在流行一种极端观点，就是完全否定农民起义的积极意义，只看到农民起义的破坏性，说是农民造反有理，但是造反无功，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
20世纪50年代初, 历史学家翦伯赞撰写了《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一文, 提出了“让步政策”理论:
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 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 必然对农民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 这就是说, 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 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同样是农民起义，汉末黄巾军带来三国分裂，黄巢造反引发五代十国；刘邦起义创建大汉王朝，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 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 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 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 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唐太宗李世民不得不感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梁启超在1902年所撰《中国之旧史》中认为:“历史者, 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记载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二十四史”, 主要由帝王《本纪》、将相《列传》组成, 似乎只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等少数人物才是历史的主宰。毛泽东高屋建瓴独具慧眼，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认为, 人民大众代表着社会的主流, 历史活动是人民自己的事业, 人民书写了人类历史。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 绝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
从古至今, 农民是我国数量最庞大的群体, 是我国历史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在历史更迭和国家政治中具有重大作用，易中天的《中华史》居然视而不见不写一字，这不是尊重历史，这是割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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