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容就义
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周洵《蜀海丛谈》
1862年6月18日，唐友耕率领清军数百名，押解石达开等五人前往成都。石达开携子乘轿，曾，韦，黄三人乘马，仍一色衣冠，气宇轩昂，乃至沿途士民争相瞻仰翼王风采。一路上的地方官都办了上等酒席招待他们，如迎贵宾。这些地方官都慑于石达开的威名，佩服石达开的才能，唯恐在自己管区出事，承担不起，因此态度十分恭敬，丝毫不敢侮慢。一路之上，莫不如此。
一行人于25日到达成都，骆秉章一见石达开，便问“汝欲降否？”石达开坦然凛然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九泉当拜公赐。”骆秉章不敢贸然进行公审，便先派人私下与石达开谈话，石达开在讲述太平天国历史及个人经历时，口若悬河，应答不穷。石达开并没有留下任何亲笔自述，后来骆秉章在奏章中所附的所谓自述，就是这次谈话的摘要，而且篡改了很多
6月27日，骆秉章在四川总督府大堂上进行会审，当时署内署外，刀枪林立，堂上堂下，警卫森严。堂上坐的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成都将军崇实与省司道一级的大员，堂下兵丁人人弓上弦，刀出鞘，一片杀气腾腾。大家都知道要审讯的是威名赫赫的石达开，当犯人带到时，许多差役大声吆喝，想给自己壮胆。石达开缓步登堂，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三人随侍左右。他们穿的仍然是天国衣冠，身著太平天国黄缎龙袍，脚踩黄缎靴，头戴黄风貌，石达开的风帽上更绣有五条金龙。他们从容自若地穿过刀枪箭林。石达开立定之后，向全堂扫视一周，全堂鸦雀无声。堂前放着四个拜店，那些差役们是想让他们下跪受审，石达开等看着拜垫，却在上面盘膝而坐。那些差役面面相觑，左右无一人敢喝其下跪。
清制满人担任的成都将军位在总督之上，故骆秉章让崇实先问，但崇实却“音低，不知做何语”，大不起声来，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在石达开“昂头怒目”的反驳下，崇实更“气沮语塞”，狼狈不堪，被驳得说不出话来。骆秉章只好亲自出马为他解围，但石达开“枭桀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他在答话中痛斥清廷无道，大讲革命主张，救国道理，理直气壮，义正词严，不仅两旁差役兵丁听得发呆，连堂上一些官员都为之动容。骆秉章觉得难以下台，乃自我解嘲道，”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达开冷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遂起身从容就绑。赴刑场时，石达开仍从容缓步，部将曾仕和，黄再忠左右侍立等候，齐声说“仍旧请主帅先行！”石达开遂放步前行，昂然赴刑场，两部将左右护卫，韦普成跟随在后。
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成都百姓到刑场上来围观的达数万人。大家都想看看翼王的风采。敌人公开行刑，是想杀一儆百，其慑服作用，想不到他们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不仅许多百姓深深感动，连监刑的官员也都叹服气。凌迟酷刑开始后，刽子手持刀碎割曾仕和“不胜其楚，惨呼”，石达开立即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刘蓉称其“临刑之际，神色怡然”，骆秉章称其临行前“枭杰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身为地主文人的周询，在记载石达开受刑经过时，这样写到；“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引者注：以上这些记录，几乎都出自石达开的敌人，以及与他站在敌对立场的人的记载，他们也不得不惊叹甚至钦佩石达开在受审时表现出的胆识气度和临刑时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气概。大量关于石达开受审和受刑的表现，由唐友耕的亲兵告诉周洵，写入《蜀海丛谈》中。唐友耕的弟弟则将从唐友耕处听到的一些情况告知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写成的《书巨寇石达开石达开就擒事》和在松林河阻截石达开部的土司王松林的记室许应儒写的《擒石野史》都充满了钦佩与惋惜，后者甚至伪造出《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一文，代石达开写下“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的心声。
此外，据薛福成记载，石达开受审时曾评品清方著名将帅，但现存的《石达开供词》中这些内容已全然不见，原因不难推测，因为石达开“于当世诸将负盛名者皆加贬辞”，骆秉章想必亦在其列。当然，如果骆秉章能够驳倒石达开，自然不妨将供词上呈，但倘若他对石达开的贬斥无以为辩，那这段供词是万万不能用呈御览，否则，他谎报邀功，篡改真相的行为就不免传诸天下了。但从石达开对清方将帅多加贬抑，而且对于敌人的询问反诘“应答不穷”来看，现在留存的远征军历史中恐怕还有不少是骆秉章刘长佑等将领为了邀功而扭曲事实，讳败为胜，除此之外找不出他们将石达开供词中品评清方将帅的部份完全删去的动机。
但薛福成是曾国藩的幕僚，因此他的笔记中还是保存下了一小段石达开对曾国藩的评价：“谓曾文正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这段对曾国藩曾国藩优缺点的评价应该说是基本客观的)
石达开就义之时，年仅32岁。
(二)关于大渡河一战
史式《石达开远征是非得失考》王洪峻《论石达开的入蜀》
进入四川后一年的战斗，使石达开认识到了长江天险在突破上的巨大困难，因而决定发挥太平军“惯走边地，避实蹈瑕，……善陟奇险，蹑幽径”的特长，绕道川西，直取四川腹地。大军之前，先后分兵两路，一路由李福猷率领，回攻川东，牵制川东敌军不得向西；一支是赖裕新部中旗，先本队北上，吸引防守清军，造成防御漏洞，以利主力伺机入川。这两支牵制部队都发挥了作用。赖裕新率领的中旗部队于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渡金沙江”，进入四川西昌地区。为吸引布防清军，赖部不急于过大渡河，而是直到把骆秉章派来阻击太平军的肖庆高部湘军等来了，才与之接仗，然后，牵着肖部向后转，过大渡河，冲入了川西平原。据《新繁县志》记载：“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入蜀，其前哨悍将赖剥皮(裕新)，率劲旅四万自邛州趋温江，逾羊马河，省城大震。”骆秉章慌忙调集川西地区清军堵截，命肖庆高部守彭县，何胜必部守什邡，唐友耕部守邛州，进行合围。中旗太平军将士英勇奋战，“复兼程冲去，飘忽如风雨。”突破清军包围之后，又分兵两路，死死把清军主力背在身上。一路北上绵阳，“突入绵东刘家河，旋被楚蜀各营跟踪追剿，赖不敢停，向梓橦窜去。”一路冲向什邡，“楚军湘军果护军桂字等营踵至，贼不能支，分股宵遁而去。”这样，川西清军的湘、楚、蜀军各部均被中旗牵制住了。加之川东清军要防御李福猷部，在整个防御体系上，“南路空虚”的漏洞已经出现。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石达开率兵二万余，由滇渡江，循会理侧上。”三月中旬到西昌，十八日歼灭了当地的地主团练武装。十九日入冕宁，走小路奔向大渡河，于三月二十七日(公历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四日)顺利抵达河边。而此时的骆秉章，还被蒙在鼓里。关于上面所谈的情况，唐炯有记载说：石达开入滇后，骆秉章“檄桂字营驰赴西昌，赖文光(误，应为裕新)已掩至，桂字营败。赖文光(裕新)定越巂间道，出邛州，昼夜狂奔，绕川西走川北入陕。诸军相率尾追。时琴鸣黄丈在幕府，阅宁远报，石达开至紫打地，言于骆公”，骆秉章这才大梦初醒，“急檄唐友耕振武军备大渡河。友耕尚驻邛州，他军远不及也。”邛州距大渡河迢迢数百里，按一般情况估计，唐友耕部就是昼夜兼程赶到，石达开部太平军也一定从容渡过了河。但是，特殊的情况发生了，据《名山县志》记载：知府茅步钟奉命“挑选习战团丁，随赴清溪堵大渡河。县团抵岸之翌日，石达开始到，会水涨防严不得渡。各民团虽勇，何能抗石?适逢水涨，殆有数焉。又数日，提督唐友耕兵至。”又据《越巂厅全志》记载：石达开部“由冕邑奔越巂属之紫打地……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而贼……为河水阻逼，不得渡。”其他有关石达开部太平军为什么没有立即过河的记载。在“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石达开在抵达紫打地后，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及时渡河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倘若不是气候、水文条件的突然变化，石达开部太平军渡河无疑，那就决不会有紫打地的失败。
多年来，人们每每指责石达开用兵不慎，误入绝地。这是不明真实情况所造成的误会。紫打地原非绝地，大渡河亦非不可逾越的天堑。石达开的先行部队赖裕新所部数万人在未涨水的时候，三四天就全部渡过了河。石达开部在紫打地的覆败，实在是遭受洪水突然袭击所造成的。骆秉章的奏报就足够说明问题“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乃复稍落，众目共睹，无不传以为异。”
(三)余部的战斗
石达开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余部还在各地转战，坚持抗清斗争。
当时在四川还有不少太平军的零散部队活动，他们都是石达开的部下，除石达开本军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赖裕新率领的中旗部队。
赖裕新是从金田起义起就在太平天国旗帜下转战的将领，1859年底石达开在江西分全军为五旗，赖裕新率领的就是“中旗”。在无后方，无援军的贫瘠的大西南转战万里，不断有将领在艰苦的环境下对前途失去信心，脱离而去，特别是1860年朱衣点彭大顺等68将领的脱离，使石达开的处境一度变得异常危险和困难，“时穷节乃见，患难见真知”，在这个时候，赖裕新依然坚定地留在石达开身边，给他最为可贵的支持。在元宰张遂谋死活，赖裕新就成为石达开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既是配合默契的战友，又是情同手足的兄弟。赖裕新无论是在石达开麾下作战，还是独立转战，都秉承石达开一贯的思想和精神，可以说，石达开的部队的一切优良传统，都在中旗部队得到了体现。例如爱民的思想：赖裕新率部转战至越西地区时，清军与地主团练拼命抵抗的同时，越西德贫苦人民却热烈欢迎太平军。青龙嘴的群众摆了十桌酒席招待太平军，太平军在每张桌子放一锭大银，表示酬谢。中所坝的群众在太平军到达时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在桌上摆了一面镜子，一盆水，比喻太平军如水之清，如镜之明。太平军得到群众的帮助，连续击败敌军，大队长驱北上。
当中旗队伍已经进入陕西省时，石达开率领的本军正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正因为中旗队伍转战千里，成功地实现了石达开的战略布署，出色地完成了吸引大量敌军的任务，石达开率领的本军才得以乘虚而入，直抵大渡河南岸，还没有被敌人发觉。如果不是大渡河突然涨水，石达开就可以在没有敌人拦阻的情况下顺利渡河，进取成都。因此，中期队伍长期力战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文后附冯一下《赖裕新和中旗部队的战斗历程》介绍中旗和石达开分军后的经历：
除了赖裕新的部队，还有另外一支值得一提的队伍，就是李福猷部。
在石达开远征军的将领中，李福猷可以说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1862年初，他和赖裕新与石达开分兵三路，进取四川，会师涪州，从此成为石达开部下地位仅次于赖裕新的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但是在此之前，“李福猷”这个名字却不见于任何记载，以致很多史学界都怀疑他就是在湖北开来凤城迎接石达开的绿林领袖李洪。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他是在1861年夏石达开回师贵县时曾与石达开配合作战的贵县龙山起义领袖，后来加入了石达开的部队。石达开认为他“颇知调度”，因此很快对他委以重任，而李福猷也没有辜负石达开的信任，在此后两年的转战中屡建功勋。
1863年四月，石达开决定跟踪中旗部队，抢渡金沙江西进时，命李福猷率领三万人进军贵州，回攻川东，作为疑兵。李福猷忠实地执行任务，大张旗鼓向东进军，把清军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使石达开率领的本军得以顺利渡江。李福猷经云南镇雄入贵州毕节，5月3日由仁怀东进遵义，5月29日与清提督田兴恕大战于绥阳大关，7月到达务州。而后按预定计划回攻川东，准备与石达开主力配合作战，于8月20日攻克黔江。之后见官府文报，知道了石达开率领的本军已经覆灭，石达开本人已经牺牲的恶耗，就改变计划，不再深入川境，转而向湖南进军，10月进入广西省境，以后又转战湖南，广西，广东各地，1863年12月初，李福猷战败后受伤被俘，英勇不屈，就义于广州。
李福猷的余部在他牺牲后，一部分由他的弟弟李福忠率领，转战于广西和贵州两省，曾多次得到苗族群众，特别是苗族义军的支持，一直到1871年才失败。
而这支部队的另一部分，则归入了石达开部将亲天燕李文彩的队伍，进入贵州，与余老科领导的苗族人民义军和罗光明领导的斋教军联合作战。从1864年2月起，李文彩率领的太平军先后曾与余老科和潘名杰率领的两支苗族人民义军联合作战，1871年3月，又与苗族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会合，两军共同作战，直到1872年3月才最终被镇压。
李福忠和李文彩的部队，都是太平天国坚持时间最长的战斗队伍，特别是李文彩，是整个太平天国起义中最后一支失败的部队。他们的战斗让太平天国的旗帜在天京失陷后又飘扬了长达八年之久。
他的余部，分为两支，一支是和他分兵作战的他的弟弟李福忠部，李福猷被害后，他继续转战于贵州和广西之间，一直坚持到1871年才在贵州被最后镇压。另一支则和石达开部将李文彩会合一处，
(三)深远影响
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
太平军在四川的活动时间为时不长，前后不过两年，地区不算很广，四十多个州县，但对于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是太平军的入川，传播了反清思想，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当时南北各地作战的太平军，全都宣传上帝教的教义，坚持拜上帝的仪式，这些迷信活动大大冲淡了反清的宣传。进入四川的太平军不再宣传上帝与灵魂升天的幻想，而是大事宣传民族大义，鼓励人民奋起反清，他们提出的誓灭胡虏，复兴中国口号能够深入人心，激发民气，所以在他们经过的地方与邻近地区，人民抗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其次，太平军在经过的地方，到处打击地主豪绅，消灭反动团练，把财物粮食分散给穷人，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
还有，太平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经常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在川东一带，叙南地区与贵州西北都做过这种工作。川南黔北各地农民歌颂石达开帮助他们买种子，农具的民谣一直流传至今。
太平军在四川的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与湖北两省同时成为反清的首义地区，绝非偶然。
台湾学者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全史》中写到：，“综观翼王远征之后，历时七载(余部直斗争至同治十年未算)，所过地域共十五省(苏皖赣浙桂湘粤黔滇鄂川西康陕甘)，行程约五万余里(余部，分化各部未算)，实为世界历史上有数之长征。人类有此奇异而伟大的活动，诚值得详细纪录者。”
然而由于建国后左倾思想的影响，太平军在西南战场的战斗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一支从革命中分裂独立出去的流寇，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这么说，目前太平天国史学界对太平军在西南战场作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革前的水平。虽然随着思想的解放，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评价有所改变，但论及对史料的甄别，对真相的考究，对战略的分析，仍处于极低的水平，大量相关文章引用史料不是断章取义，就是以偏盖全，甚至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即使是业余水平的人，只要稍微接触史料，也可以轻易提出诸多质疑。
《石达开远征始末》的重点在于军事，主要想澄清三种印象，一是认为石达开的军队实质已经从太平天国分裂出去，仅保留了形式上的一致，二是认为石达开的谋蜀战略是重大失误，是“削弱了天京也削弱了自己”的自杀行为，三是石达开自离开天京后就处处碰壁，没打过象样的仗，对清廷而言全无昔日的威胁。围绕以上三点，引述了大量事实予以了澄清和反驳。
作者不敢说，《石达开远征始末》所写的就是历史的全部真相，或者就是一定正确，客观。“远征始末”最重要的目的，是将在“天经地义”“众口一词”中被长期忽略的一些问题予以提出，借此给石达开和远征军的将士们一个历史回身的空间。
至于石达开远征军的作战对太平天国战略全局的影响，还是让我们引用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吧----
“石逆素称骁悍，金陵老巢得久负隅，全恃石逆之善布远势，牵制官军。自石逆伏诛，金陵失一重大外援，官军乃得一意围攻金陵，江南军务遂以肃清。……实有裨于大局”。
附录：冯一下《赖裕新和中旗部队的战斗历程》节选：
石达开部由湖北利川入四川石柱。中旗在赖裕新指挥下，经过多次血战，于1862年12月31日(同治元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由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经披沙、普格、河西、占德昌，进逼宁远府(今四川西昌)，有众三、四万人。此后两个半月时间，中旗始终在会理、德昌、宁远一带活动。中旗此行的目的，“本欲由峨眉、嘉定窜扰叙府，接应石逆渡江以犯省城”(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引中旗被俘指挥龚义懙等称)但因石达开不久即从横江退入云南，所以中旗无法执行此计划。而到3月初，当石达开放弃永善，率主力向巧家一带前进时，3月19日中旗立即离开西昌迅速北进。到4月3日，石达开部前锋已出现在会理凉风营、吃水沟、仰天窝等处。可见中旗始终在坚持执行接应主力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并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对此，石达开是这样说的：“达开因横江败后率众绕至米粮坝，知前队与赖剥皮已由宁远大路前进……，达开即率众渡金沙江，经宁远。”(《石达开自述》)骆秉章分析中旗的战术时也说：“此次中旗败匪，足下停趾，昼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必谓我皆已跟踪中旗一股，不暇回顾，乘势急进，使我骤不及防。”(《为生擒逆首伪翼王石达开等折》)
1862年3月19日，中旗沿安宁河西岸小径急速北进，至礼州、泸沽、经冕山，直逼越西。越西同知周歧源率参将杨应刚、百长雷显发、土司岭承恩等官兵土兵，登陴顽抗。3月23日，中旗大队乘夜从中所坝冲下，“火炬遍山，威如风雹，趋绕教场而东，人似蚁阵，旗帜如林，”(《越西厅全志》卷六《武功》)向越西发动进攻。狡猾的敌人利用熟悉地形地物之便，由岭承恩带土兵绕西山潜出腊关，在中旗必经的小相岭白沙沟的山上安设滚木擂石。3月24日，当中旗大队进入白沙沟时，滚木擂石俱下。中旗损失很大，大部分士兵奋勇杀出。是役，赖裕新为滚木击中，不幸牺牲。部队“复推唐日荣、杨远富并领其众”(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3月25日(二月初七日)到达保安营。保安营“地极陡峻，有雄观万山之状”(《越西厅全志》卷二《关隘》)。清守军都司赵仁，因恐营内兵单，以攻为守，出营接仗，结果被中旗战士击毙。几天之后，中旗抢占大树堡，以布匹连船为浮桥渡大渡河。(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说中旗“涉浅”抢渡大渡河，不可信。)正渡之间，清经历张溥纠集力量，分路反扑，破坏了浮桥，中旗后队未能过河。已经渡过西南巨堑大渡河的中旗队伍，使骆秉章大吃一惊，即飞调防守金沙江以阻止石达开的川省清军主力唐友耕部速去堵截。中旗渡过河后仍继续北进。4月5日绕过清溪，攻占荥经。4月9日放弃荥经。因雅郡(四川雅安)敌有重兵，故不走直通雅郡大路，而从小河场经鸦子口入山走小径。在山区得到各地逃来掏挖金沙的穷苦弟兄的帮助。他们自愿充当向导，带领中旗直趋天全。清军最担心这支部队东去蒲江，南攻乐山、犍为一带，断绝盐赋收入，影响本已十分紧张的军饷来源，便派唐大有、刘德谦抢先占领要隘之地。中旗与敌展开战斗。4月18日(三月初一)大战方酣时，唐友耕部赶到。中旗与唐友耕部战于邛崃火井漕地区的油榨沱(清和场)、高场一带。“两军相遇，舍死迭扑，唐军几不能成营”(民国十一年《邛崃县志》卷四《兵事志》)。唐军中有先锋张某，亡命顽抗，这才稳住阵脚。中旗后撤，张某拼命跟追。观音阁外，路旁有一大碑，一中旗战士埋伏于后。当张追至，中旗战士一跃而出，出其不意地杀死这个恶棍。这一战，中旗坚持了三天，终因腹背受敌，众寡悬殊，牺牲上千人，指挥龚义等人被俘。第三天晚上，中旗偷越敌营，进入大邑、崇庆山区。后由崇庆的怀远进入川西平原的边缘，攻占温江新场，郫县花园场，距成都已经很近了。清军朱桂秋，肖庆高，刘德谦部追击，各地团练截堵。中旗于4月15日在彭县北三十里之敖家场为清军追上，双方战于场南小石枝河上的朱蹄桥一带。中旗占据阵地应战，并以马队突敌阵，但因极度倦劳，战斗不利，又损失上千人。余队向什邡李家碾转移，准备进攻什邡县城。因清军何胜必部已先至，中旗转向德阳孝泉、罗江略坪、三台葫芦溪一线。5月1日，行至江油，敌又追至，中旗与清军连续大战。战于马鞍寺，清参将何世华趾高气扬，匹马突阵，被中旗用从敌那里缴获来的洋枪击毙。又战于东安场，巷战之中，歼灭被敌称为“勇冠全军”的百长赵洪发(据光绪二十年《江油县志》卷十一“坟墓”)。再战于黎雅场一带，毙当地反动团练头目张道平。打退敌人攻势后，5月3日中旗经马阁(角)进至平武地界，在沙窝子击溃团练狙击。这一带山穷径僻，清军为追击中旗，早将锅帐沿途寄顿，现粮草缺乏，不敢冒险深入。中旗得以摆脱长期尾随的敌人，于5月5、6日由平武山内进至甘肃文县毕(碧)口一带。
这个时候，陕西正是各路义军汇集之区。陈玉成派遣的太平军入陕部队在启王梁成富、扶王陈德(得)才和遵王赖文光等的率领下，远征西北。过五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于壬子十二年(1862年)冬由郧阳而进兵汉中，一路攻无不克(《赖文光自述》)李永和、兰朝鼎起义军余部张第才、兰朝柱、曹灿章也活动于陕西。1863年9、10月太平军进围汉中，张、兰“皆迎附之”，“两股合并，众号十万”(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李黼堂方伯书》)也就在这个时期，中旗东出阳平，与陈得才军汇合。“前准大咨，言伪启王已至褒城，与中旗合股。”(《代刘蓉函稿三件》，见《太平天国资料》)至同治2年12月23日(1864年1月31日)黄彭年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还说阳平关为中旗占据，并透露清方正调兵遣将，妄图夹击，“了办中旗，则后路无虞”(《太平天国资料》)。可见，中旗仍被敌人视为一患。这以后中旗的行踪就难以考察了。1864年2月，陈得才部回援天京，未至，天京已陷落，11月陈得才在湖北英山地区服毒自杀，近二十万大军败亡，中旗应是其中的一部分。
研究中旗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他们在四川的战斗，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中旗将士和石达开部队的广大将士一样，是一支优秀的农民起义队伍，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貌应该得到颂扬。第一，他们担任的是为石达开主力开路的先行任务，目的是引诱敌人“跟踪中旗一股，不暇回顾”，石达开大队即“乘势急进”；使敌“骤不及防”。为此，赖裕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裕新败死，余众穷日夜力兼行，飘忽如风雨，闯入陕西，欲引官军追之北，俾南路空虚……”(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仍是坚持这一目标。石达开也正是继中旗以后，自率大队由滇之米粮坝渡金沙江，经宁远至冕宁的，只不过到冕宁以后，石达开“恐大路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石达开自述》)，到大渡河边紫打地。第二，他们有长期坚持独立作战的能力。清军归纳石达开用兵特点是“凡经过之处必分其党为数路，每路复分为数起，使官军不暇兼顾，得以肆行奔突(《清文宗实录》卷三二五)。经过长期锻炼的中旗有很强的独立作战能力。早在渡金沙江前中旗就单独活动，以后又在赖裕新领导下独自为战。赖裕新牺牲后，他们在唐日荣、杨远富领导下，冲破难关，渡过大渡河，并根据情况的新变化，调整作战计划，横穿川西，引诱敌人。这一切是在长期与石达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难能可贵。第三，他们顽强无比，前仆后继，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中旗部队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从金沙江打到川北山乡，行程数千里，和敌人进行过无数次鏖战，近逼过成都，取得击毙都司赵仁，参将何世华，先锋张某等战绩，而这一切是在既无后援，又无粮饷，前有团练堵截，后有清军追击的情况下进行的。骆秉章说石达开“不惮险远，最善伺隙乘虚”，这句话，很能说明中旗的战斗作风。面对这样一支坚韧不拔的战斗队伍，清朝官员哀叹：“越山逾险，疾如飘风，我师竭昼穷追，若不能及，前股方逸，后股踵至，用是疲于奔命”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第四，他们善于争取各地人民的支持，敌人诬称中旗在会理“裹胁烟帮游匪不下三四万人”，在荥经裹胁淘金沙匪徒为之向导(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在云南“裹胁七、八千人”(据《佚名日记》，载《太平天国资料》)。这些材料正说明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中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去，正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第五，他们实现了与兄弟部队的联合作战。这些都是中旗十分突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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