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乔治城
漫话宋祖“风骚”
乔治城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此多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笔势如虹，纵横千古江山，被公认代表了毛泽东诗词的最高成就，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但是此词有半句值得商榷，即“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风骚”的本义系指《诗经》和《楚辞》，因为《诗经》里有“国风”之篇，而《楚辞》中有“离骚”之章。以后“风骚”之义被引申开来泛指诗文。毛泽东的意思就是说，唐宗宋祖在文学事业方面做得不够。今日斗胆，不论唐宗，且说宋祖。
“宋祖”乃宋太祖赵匡胤，本是一介武夫，以战功升任殿前都指挥使，乘后周新主年幼，伪造敌情，以兵变登上皇位。明朝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中有一个“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说他仗一条铁棍，徒步千里，把一个被土匪劫掠的姑娘从汴京(今河南开封)送回蒲州(今山西永济)。关羽千里走单骑送的是皇亲国戚，自己的大小老板娘，只能算是拍马屁的天下第一。赵匡胤千里走单骑送的却是一个平民小女子，素昧平生，所以更显肝胆，更见侠义，更像雷锋，更符合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冯梦龙笔下的赵匡胤，力敌万人，气吞四海，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个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
可是这样一个舞拳的粗汉、弄棍的丘八，却也天赋文采。宋朝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了赵匡胤一首诗，道：“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可谓此诗正预示了其后来平定列国、统一中原的大业。
赵匡胤还有个对句更为著名。据宋朝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述，赵匡胤统一中原，南方最后一个目标是南唐小朝廷。南唐后主即是五代词最优秀的作者、“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宋国兵临金陵城下，李煜派大臣徐铉前来宋庭说项。徐铉亦是一代著名才子、文字学家，以为赵匡胤马上天子、大老粗特别粗不通文墨，于是极夸李煜“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赵匡胤让他介绍一篇李煜的作品，徐铉便摇头晃脑地朗诵了一首《秋月》，称这首诗天下传诵，追星族一大群。赵匡胤大笑道：“这是穷秀才的东西，不值得我去作”。徐铉不服，说：“空口无凭，请您老人家也出示一首比比”。此言一出，宋朝殿上官员都大惊失色，为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捏一把汗。赵匡胤却不慌不忙地说：我在贫贱之时，有一次从陕西回乡，经过华山底下，喝醉了睡倒在田野里，醒来看到月出，有一句“未离海底千山墨，才到天中万国明”。这一句和他的那首诗一样，气势恢宏，诚所谓一派天然帝王气象。徐铉行家识货，听罢一揖到地，“当场称寿”。这是真正的服气，决不同于后来清朝纪晓岚之流对乾隆皇帝的庸诗所做的那类虚拍马屁。
赵匡胤是否还有别的诗作，不得而知。史有所载的只是上面提到的这一首诗和这一个对句。中国历史上有一件滑稽的事。一些皇帝很喜欢舞文弄墨，写下一大堆诗，却没有一首被看好的。有的皇帝看起来不会写诗，但是留下的一首两首却是震古烁今。和赵匡胤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汉高祖刘邦，无赖出身，毫无文采可言，然而一首《大风歌》只有三句，却被司马迁载入《史记》，千古流传。
当然毛泽东讥讽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汉祖“稍逊风骚”，绝不是限于计较这几位帝王个人的文学才赋，而是评论这几代王朝对于发扬中国文化所做的历史贡献。但是有宋一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壮丽辉煌的篇章。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有六家出在北宋，即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辄和曾巩。在诗词方面，除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外，又有范仲淹、苏舜钦、黄庭坚、秦观、柳永、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和吴文英等人，前后辈出。他们不仅在当时各领风骚，而且其成就千百年来无人望其项背。这与宋朝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和统治政策是分不开的。
史称赵匡胤“好读书”，即位后经常派人到皇家史馆取书阅读。公元九六六年，赵匡胤还下诏征求流失民间的书籍，并要求把献书人送到学士院测试，以网罗合格当官为吏的的人材。因为爱读书，所以赵匡胤也就特别欣赏读书多而通晓古今的人，甚至让一个马屁精钻了空子。此人名叫卢多逊，当时任史馆主任。他事先命令手下人员，每当赵匡胤借书，必须立即报告，然后自己也去找来钻研。于是只要皇帝提问书中的事，卢某都能对答如流，别的官员佩服，赵匡胤也赏识，最后官至宰相，堪称天下书呆子们的革命样板。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也促使了赵匡胤更喜欢和重视文人。即位一年，赵匡胤想更换年号，命宰相选一个前世所无的年号呈上，于是选了“乾德”二字改元。平定后蜀国以后，赵匡胤偶尔翻看宫女从蜀国王宫带来的梳妆物品，结果在一个铜镜后面发现铸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大吃一惊之下去问宰相，都答不上来。最后召来两个学士，向赵匡胤解释说，过去前蜀国主王衍曾经使用过“乾德”这一年号。赵匡胤为此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宰相赵普本来学问不多，赵匡胤就经常劝他多读书。有一次兴之所致，赵匡胤竟突然说：“我想让那些武将也都读书，懂点治理天下的道理”，弄得身边大臣不知道如何应对。(同前)
晚唐五代以来的兴亡教训，是地方武将势力过大，不听中央指挥，史称“藩镇割据”。割据不过瘾，武夫们又轮流称王称帝。有鉴于此，赵匡胤登基后扬文抑武，继承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大批选拔文职官员充实中央和地方政府。赵匡胤本人对科举选拔尤其重视，从公元九七三年起，亲自召见新及第进士在殿前复试，开创了皇帝“殿试”(复试)的先例。
有宋一代，科举录取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代。公元九六六年科举考试后，大臣报称进士合格者六人、诸科合格者九人。赵匡胤担心人材遗落，下令从落选者之中再挑优秀者，重新试过录取。唐朝每次科举录取不超过五十人，而北宋前期却是每次一二百人。此外赵匡胤又开创了“恩科”取士的制度，大批地照顾那些类似于苏轼老爹苏洵的屡试不第的文人当官。据宋朝朱彧《萍洲可谈》记载，有个考了一辈子没考上的老儒生，七十多岁了，如此蒙“恩”到了金銮殿上，只能写一句：“我太老了，不能作文章了。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竟然“特给初品官，食俸禄终身”。这老头从此不上班而拿全薪，如同中国现在的离休干部一般，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出于同样的扬文抑武政策，文人在宋朝政府中的地位和职责也大大提高。公元九七二年，赵匡胤决定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以避免重蹈地方节度使(武将)称霸的覆辙。由此宋王朝地方领导位置都为文人所据。
宋王朝文官待遇相当优厚，“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赵翼《廿二史札记》)也就是说宋朝的文官们不必为工资太低而经常琢磨“下海”或搞副业。这不仅提高了文官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他们的自尊自律心理。当然，这一系列作法也酿成了宋朝“冗官”的祸根，即文官太多，国家财政负担过重。
有人评论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由于宋王朝厚待文人，所以农民起义军中缺乏具有远大政治和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不无道理。某些史家论及赵匡胤，只是绕着“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而咻咻不已，未免失于偏狭。
千年之后的毛泽东有一处和赵匡胤相似，即“好读书”。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于历朝史实和文章了如指掌，诗词和书法近臻化境。然而，若与赵匡胤煮酒论英雄，毛泽东却似乎“武功”较胜而“文治”不如。小说家们称“宋太祖统一中原未能混一”。赵匡胤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的辽国和西夏国始终束手无策，对于后晋石敬塘献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也只是动过买回来的念头。到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一个叫斯大林的洋鬼子建议毛泽东与其敌手“划江而治”，毛泽东一笑置之，千舟竞渡，直下钟山。当代中国的版图比起赵宋王朝的疆域不知道大了多少。除了台湾岛，可称海内混一。但是毛泽东崇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道，缺少了赵匡胤那般厚待天下文人的胸怀。这或许是毛泽东给中国历史留下的最大的悲哀。
2.
赵匡胤的重文政策基本为后代宋朝皇帝所继承。其弟宋太宗赵匡义，名声比兄长差得多。一是“烛影斧声”，有弑兄篡位之嫌；二是毒死被俘的南唐后主李煜，使得这位才华绝代的君王四十一岁后再无新词传世。(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但是这个险恶卑鄙的家伙也能承前启后，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宋朝叶梦得《石林燕语》称其“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棋琴亦皆造极品”。赵匡义即位后，诏令编纂《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引书浩繁，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都是现在不传之书。又命编纂《太平广记》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采录历代小说、笔记、稗史等四百七十五种，很多古籍赖此得以保存和考证。《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的问世，为后来明清两朝编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以国家力量整理和保存历代文献资料而开启了先河。
为了张扬文学，宋朝帝王可谓身先士卒，前仆后继。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陈岩肖《庚溪诗话》)他在位期间，先命朝臣为其父太宗遗作编纂《太宗御集》三百六十卷，其中不仅有大量的诗文，而且有琴谱、阮谱和棋谱。为老爸忙完，真宗又命朝臣为自己整编《御集》三百卷。罗列开来，包括：
《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诗》七卷，《赐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水殿诗》一卷，《清景殿诗》二卷，《三教诗》九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十卷，《乐章》一卷，《乐府并新词》五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条各一卷，《记》十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玉宸集》五卷，《法音前集》七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玉京集》二十卷。 (王应麟《玉海》)
在当时写字只能用毛笔而尚无铅笔、钢笔、圆珠笔，没有辞典、《辞源》、百科全书，更没有电脑、打字机、英特网的时代，当皇帝的能发表这么多东西，即使有些是别人代笔，亦殊为不易。比起那些只是整天泡妞，落得横死床帏的误国之君，这宋太宗和宋真宗父子堪称羊群里出骆驼。
后来的宋朝皇帝也大都如此。第四代仁宗赵祯被称为“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吴曾《能改斋漫录》)宋朝科举取士的数量在仁宗之朝达到最高峰。比如一O二四年，
“赐进士安陆宋郊、长洲叶清臣、吴县郑戬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尝经真宗御试，特赐同三礼出身。…又赐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毕沅《续资治通鉴》)
想来御殿召见之时，一定是书呆子大军浩浩荡荡、酸气冲霄。第六代神宗赵顼虽然因苏轼反对变法而将其逐出朝庭，但是对苏轼的文章却爱不释手。一度朝中误传苏轼在流放地黄州病亡，神宗闻知，悲叹人材可惜。神宗有吃饭时读书的习惯。高太后在其死后将苏轼召回朝内任翰林学士。一次交谈中，高太后告诉苏轼：每当神宗吃饭时停住筷子，侍臣宫人们就知道他一定是在看苏轼的文章。当即感动得苏学士涕泪交流，一把大胡子弄得一塌糊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到了徽宗赵佶，干脆不问朝政，整日沉湎于书画之中，独创“瘦金体”，冠绝花鸟画，却把大好河山送给金国，而自己也沦为阶下之囚，葬身异邦。后世学者称其“天才甚高，诗文而外，尤工长短句”。 (吴曾《能改斋漫录》) 赵佶的诗文并无出色之作，但是被俘北去后，途中所填一阙《燕山亭杏花》倒是名篇：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有人评此词“哀情哽咽，仿佛南唐李后主，令人不忍多听”。(冯金伯《词苑萃编》)我倒怀疑这宋徽宗是不是李煜转世，祸赵氏天下，以报灭国之仇、杀身之恨。
南宋小朝庭，虽然山河破碎，偏居一隅，但是在高宗和孝宗两朝，由于皇帝的推崇，却号称“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罗大经《鹤林玉露》)“元祐”是高太后当政而苏轼任翰林学士时宋王朝的年号，四川眉山是苏轼的家乡。当时家家都有苏氏父子三人的书，就好像八九百年后家家都曾有过一套“毛选”。这种现象虽然与宋朝的文人党争不无关系，但是残酷的路线斗争竟能够促进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后辈书生来说，简直好比天方夜潭。
史称高宗赵构也好读书，而且文字功夫不错。退位后某一日闲逛酒店，看到太学生俞国宝在壁上所题《风入松》，末句为：“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赵构认为“重携残酒”未免寒酸，有伤佳作，挥笔改为“重扶残醉”，成为一段词坛嘉话。(王世贞《艺苑卮言》)赵构自己也喜欢填词。绍兴元年仿效唐朝张志和，连作十五首《渔父词》。但有人乱拍马屁，称其词“清新简远，...虽古之骚人词客，老于江湖擅名一时者，不能企及”，(廖莹中《江行杂录》)未免令人作呕。其时国难当头，狼烟四起，二帝被掳，中原沉陷。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混帐东西却开篇大唱“赢得闲中万古名”。以此论罪。亦当掘坟鞭尸、锉骨扬灰。
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既然皇帝陛下都如此倡导和用功，宋朝臣民也就万众一心，争相效法地吟诗作文；朝野风靡，波澜壮阔，更把散文和词的创作推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北宋朝廷大臣，尤其是宰相，多为著名文人，一时群星灿烂，其他朝代均望尘莫及。
太宗和真宗二朝宰相寇准，以促成宋辽“澶渊之盟”而著名，有《寇莱公集》、《巴东集》和《寇忠愍公诗集》等传世。其五言律诗《春日登楼怀归》中一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化用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 横”，被后人赞为“深入唐人风格”，(释文莹《湘山野录》)亦为司马光所称道。他还有诗句曰：“杜鹃滴处血成花，梅子黄时雨如雾”。后来宋朝词人贺铸以其《青玉案》词中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天下扬名，被誉为“贺梅子”。有人为寇准打抱不平说，贺词实际是借用了寇诗，应该把寇准称为“寇梅子”才对。其实寇准比较常用的是“芳草”二字，例如；“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甘草子》)；“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踏莎行》)；“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这后一句词中有画，更是妙笔。
仁宗时副宰相范仲淹，被敌国西夏称为“腹中有数万甲兵”，也工于诗文，有《范文正公集》传世。晚年作《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不朽，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范仲淹以词写边塞生活，在词的题材和意境上突破比较大，被认为成就高于欧阳修。他以“泪”字入词比较多，如“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怀旧》)；“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秋思》)；“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御街行秋日怀旧》)。当时的文人张先，作词喜用“影”字，人称“张三影”。以此为例，倒应该追认范仲淹为“范三泪”，追认寇准为“寇三草”。
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副宰相欧阳修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宋人之首，继承唐朝韩愈之志，倡导古文复兴运动，一篇《醉翁亭记》世代传颂。后人称：
“宋至文忠(欧阳修)，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承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俊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冯煦《蒿庵论词》)
身为进士考官和文坛领袖的欧阳修看了考生苏轼的文章不胜欢欣地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书》)这是第一等的见识，更是第一等的胸襟，千古之后，亦令人折腰。欧阳修奉旨编修了《唐书》和《新唐书》，自己又撰写了《五代史记》和《新五代史》等，在“二十四史”作者中竟然一人占了两部书。他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 (《六一居士传》）
堪称一生风流，不曾稍减！
仁宗时宰相晏殊，十四岁时以“神童”入试，即赐同进士出身。他一生雍容华贵，无政绩可言，却也能够强自说愁，推陈出新，为宋初一代词坛领袖，有《珠玉词》传世。他最受推崇的代表作是一首小令《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一九七四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曾引用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形容帝国主义势力的日益衰落，一时大江南北广为流传。
神宗时宰相、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等传世。他有一篇《游褒禅山记》，其中一段写道：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参加恢复的首次高考，这段文字出现在语文试题中，要求用现代汉语翻译。以后寒窗十载、海角天涯，所历考题千百，但这道考题、这段文字却始终铭记于胸，不曾须臾有忘。王安石的诗被人评为“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叶梦得《石林诗话》)王安石很少写词，但是偶尔一首，却也能冠绝古今。曾填《桂枝香》，咏金陵城：
“登临目送，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采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人称此词一出，原来的几十首歌咏金陵之词全都黯然失色。北宋第一大词家苏轼因政见不同，曾被王安石排斥，但是见了这首词后，也按捺不住钦佩之心，对人说道：“此老真乃野狐精也！”(扬湜《古今词话》)
哲宗时宰相司马光，一直是现代中国儿童的学习榜样，小学课本里都有他小时候砸水缸救伙伴的故事。在英宗和神宗两朝，司马光曾先后为龙图阁学士和翰林学士，于史学、音乐、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他以二十年功力写成《资治通鉴》,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影响甚广。虽然司马光自己的议论未免迂腐，但是该书历数前朝兴亡，史料翔实，深受历代帝王重视。据说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亦爱不释手。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此外还有《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法言集注》、《太玄注》和《易说》等传世。苏轼才高八斗，不把满朝大臣放在眼里，随意讥讽同僚，连宰相王安石也被他耍弄过，但是唯独对司马光不敢放肆。据说有一次在朝上与司马光发生激烈争辩，说不通，火冒三丈，却只能回到家后关起门来骂两声“司马牛”出气。(蔡縧《铁围山丛谈》)
徽宗时宰相蔡京，乃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的权奸，但也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大家。据说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本是蔡京，只是因其名声太坏，被后人换成了蔡襄。这实在是没有必要。历史既不以人废言，亦不当以人废书。如果今日有人能够推出蔡京书法字帖，一定会洛阳纸贵。蔡京当政期间，还选拔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一批词人进入大晟府制曲作词。这些人的词作促成了北宋末期的“政宣风流”、一段回光返照的文化繁荣。南宋王明清《挥尘录》记载了蔡京一首《西江月》：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廷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蔡京罢相之后，被流放海南。但是他已经年届八十，双目失明，怎经得起如此长途跋涉；几个宠姬又于途中被夺，所以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就一命呜呼了。这首词是他于死前数日所作，令人一读三叹。当今之世，真应该把这老儿从地底下克隆出来，现身说法，以警堂上高官。
还有其他几位宰相，如大拍张贵妃马屁的文彦博、无所建明而人称“三旨相公”的王珪、对王安石恩将仇报的吕惠卿、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曾布、与苏轼原为好友而后翻目成仇将其从惠州又踢到海南岛的章惇等等，亦都素有文名。至于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和“苏门四学士”在内的一般朝臣，自是不必多说。其实就是那个一状把苏轼告下监狱的御史舒亶，虽然恶名远播，却也“文采自不可掩”。舒亶有一首词《菩萨蛮》咏梅。清初著名学者王士祯读后极为欣赏，叹道：“这等文字出在这种家伙手里，岂不可惜！”(徐釚《词苑丛谈》)
论及宋朝的宰相大臣，不禁想起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后，国内发表了他青少年时代的几首诗作，天赋卓越，才气非凡。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于十九岁东渡扶桑前所作的那首七绝，诗曰：“大江歌罢掉头东，遽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悲凉慷慨，宛如荆轲易水之歌。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周恩来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更是笔力雄浑，一字千钧。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身居相位近三十年，周恩来却再无诗作问世。就连最后那一抔清灰，也都撒入江河湖海，不在这人间留下一丝痕迹。而今临风追忆，令人不胜怆然。
4.
有宋一代也并不等于是文人的天堂。由于诗词大兴，文人从欧阳修开始以诗论政，因诗文而起的文字狱也正是在宋朝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比如著名的“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就发生在北宋。苏轼“好骂”，去杭州赴任当太守时，表兄文与可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罗大经《鹤林玉露》)但是宋朝的文字狱与明清两朝的文字狱相比，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更不同于本朝的“反右斗争”或“文化大革命”，因而并没有遮挡住宛如大江东去般的风骚浩荡。
首先，宋朝文字狱主要由朝内大臣间的党派纷争而致，如北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史称“熙丰党人”)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改革派(史称“元祐党人”)之间的斗争、南宋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与以赵鼎、胡铨为首的主战派之间的斗争。出于这个原因，宋朝文字狱的受难者基本上是部分朝廷官员，很少涉及白衣秀才和平民百姓，也没有把天下文人统统列为要“一斗二批三改”的资产阶级“臭老九”。
其次，因为宋朝文字狱多起于党派斗争，所以始作俑者往往是掌权一派大臣，皇帝基本是协从犯或“圣聪蒙蔽”。这不同于明朝皇帝自己以“则”当“贼”、看“生”为“僧”；或者清朝皇帝自己今日查这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日究那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从而望文生义，屡兴大狱，杀他个血流成河，甚至冤杀了许多一心一意拍马屁的。
第三，宋朝文字狱受难者的下场基本上是被贬官或流放；不像明清两朝动辄砍头或凌迟碎割了，更没有乾隆那样的盛举，把老子皇帝施恩放了的书呆子再捉回来一寸一寸地剁了。头颅依在，何防赋诗作词！“贬官政策”产生了一批“贬官文人”，而“贬官文人”们挟一腔不平之气，贯入诗词文章之中，则创造了一代千古卓绝的“贬官文学”。不仅苏轼的黄州诗文是贬官之作，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都是贬官之作。正是这“贬官文学”构成了北宋文学王冠上最璀灿夺目的明珠。
宋朝皇帝们经常自诩的一件事就是“本朝祖训，不杀文士”。虽然事实上未能绝对如此，但是比较其它各朝，还是宽厚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
秀才柳三变(柳永原名)考进士落选，作词《鹤冲天》，大发牢骚，惹恼了宋仁宗。下届他考上了，报到金銮殿上，皇帝把“柳三变”几字一笔勾掉，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毕竟没令其“Shut Up”(闭上臭嘴)。这狂荡才子从此挂起了一个“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招牌，横行江湖几十年；舞榭歌台，红墙绿院，骗倒一大群漂亮姑娘，更为词从小令向长调的发展立下了不世之功。
南宋时期，辛弃疾一心主战，谋求恢复，却受到主和派排斥，胸中郁郁不平，三十九岁时写下一首《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更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是稼轩词里怨怒之情最重的一首，不仅将主和派比喻为“画檐蛛网”、宫中妒妇，而且结尾一句更是极犯忌讳，因为中国人从夏朝开始就用太阳来影射（或歌颂）皇帝。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很不高兴，但是却没有追究。南宋罗大经后来评论道：若是在汉唐两朝，辛弃疾一定会落个杨晖（因一首种豆诗而被腰斩）或刘禹锡（因一首种桃诗而被流放）的下场。（《鹤林玉露》）
还有两个典故值得一提，对于赵宋皇帝与文人大臣的关系，可略见一斑。
典故之一，宋神宗与苏轼：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却诗文讥讽，被政敌罗织陷害，身系乌台(即御史台)。苏轼曾作过两首咏桧诗：
“吴王池馆遍重城，闲草悠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
这两首诗是夸赞一个朋友王先生家的桧树，当然也透露了苏轼些许孤芳自赏的心境。乌台诗案期间，宰相王珪听说了这两首诗，竟一状告到神宗皇帝赵顼面前，有一天朝见时突然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吃了一惊，问道：“（苏）轼固然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于是提到了苏轼《咏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这一句，附会说：“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蜇龙，非不臣而何？”不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神宗听罢不大高兴，冷冷地答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把个马屁宰相硬生生顶了回去。(叶梦得《石林诗话》)
也有人记载，听到王珪诬告，当时尚为苏轼好友的大臣章惇反驳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皆可言‘龙’也”。神宗同意说：“自古称‘龙’者多亦，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退下朝来，章惇又损那马屁宰相说：“相公乃欲覆人家族邪？”王珪辩解道：“此舒亶言尔。”章惇问道：“（舒）亶之唾，其亦可食乎？”(王定国《闻见近录》)
这段故事，千载之后读来，也忍不住拍案叫绝、击节称贺。试想假如遇上那刻薄多忌又不学无术的的朱元彰，一刀砍下苏学士那颗大好头颅，中国文坛上早殒一颗巨星，我等后辈又岂能读到那千古绝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大江东去》。须知这些作品都是苏轼于“乌台诗案”之后一口鸟气憋出来的。就是那个名传天下的“东坡”之号也是坐了四个月监狱后流放到黄州才自封的。
典故之二，宋徽宗与周邦彦：徽宗曾冬日半夜摸出宫去，幽会名妓李师师。正在青楼偷情的开封府监税官周邦彦躲避不及，钻到美人床底下，听到了皇帝赐李师师以地方新进鲜橙。这婉约词大家立刻思如泉涌，填了一首《少年游》，把两人卿卿我我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首词几日后便唱遍京师，让那风流皇帝大吃一惊。盘问之下，李师师不敢欺君，只好供出真情。皇帝自然龙颜大怒，怒不可遏。但是这一怒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命令宰相蔡京把这床头夺爱、床下偷听并泄露“天机”的家伙发放外地。
周邦彦整装离京，李师师汴河长堤送行；感怀伤神，词人又填一阙《兰陵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年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渔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暧，回首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首词以柳喻人，借景抒情，一叹三折；“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在周邦彦的《片玉词》乃至整个宋代词作中都称得上乘之品，直到南宋初年，仍然被广为传唱，名为“渭城三叠”。前一首词惹下祸，后一首词却救了灾。徽宗正巧这日又至青楼，美人迟归，将《兰陵王》含泪以告。风流皇帝听罢，怒火俱消，怜心顿起，于是又把那尚在半路的风流才子召了回来，不惜以后会李师师时先要查看美人床底。(本事见张端义《贵耳集》、贺裳《皱水轩词筌》等)
这段故事，古人记载有点出入。有人说徽宗见了《少年游》之后甚为赞赏，立即把周邦彦提拔到大晟府作官，根本就没发过什么驴脾气；有人说周邦彦当时只是个太学生，而非开封府监税官；有人说周邦彦不是钻到床下，而是藏在壁间；还有人说整个故事就是小说家瞎编的，子虚乌有。小说家也是文人。即使这个故事真是小说家编的，也是出自文人之手。宋朝文人们能为自己一个亡国之君杜撰出这样一个柔情无限的美丽故事，至少说明这个家伙尚没让天下书呆子觉得面目狰狞、杀机满腹。
苏轼和周邦彦大难不死，并不完全是因为神宗和徽宗赏识他们的文才。据清朝潘永因《宋稗类钞》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第三年，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立一碑，称为“誓碑”，封闭甚严。每当新天子即位，都要屏退群臣，独自拜谒，“跪瞻默诵”。直到靖康之变，宫室为金兵所破，众人才得以一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其中赫然写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也许正是赵匡胤的英灵和遗训保住了苏轼和周邦彦等宋王朝几代文人的身家性命，保证了文采风骚在宋王朝三百年中的灿烂辉煌。珍惜天下文人，用心良苦，赵匡胤堪称千古帝王无双。若誓碑尚在，仅为那些流芳百世的不朽华章，我辈书生亦当一曲此膝，拜上一拜。
5.
有宋一代，风骚洋溢，不仅深入皇宫帝苑，深入相府侯门，而且深入百姓万家。
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有一次夜宿唐朝徐州刺史张建封为名妓关盼盼所建 “燕子楼”，次日自称梦到了关盼盼，并填了一曲《永遇乐》。词中有“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之句，是东坡的得意之笔。但是词刚填好，尚未示人，竟于某一日“忽哄传于城中”。苏轼惊讶之余一追查，竟是一个巡逻士兵传出去的。苏轼将他召来询问，那大兵惧怕太守加罪，便谎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苏太守只好“笑而遣之”。(曾敏行《独醒杂志》)
到了十三世纪下半叶，当南宋为元朝所灭时，抒发亡国之悲的最优秀的作品，乃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女子。无人知道她的姓名，史籍中只称其为“徐君宝妻”；也无人知道“徐君宝”为谁，只称其为“岳州人”。元兵南侵，蹂躏中原，她被一元将所掠，数千里带至杭州，居于原韩世忠的王府。她姿容出众，且聪明过人。途中元将数次企图玷污，都被她机智摆脱，而元将也一直未忍心加害。到了杭州，那元将失去了最后的忍耐，竟欲施暴。她眼看贞节将失，便请求允许她遥祭先夫，然后再以身相委。元将转怒为喜地同意了。于是，她“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向南饮泣，题《满庭芳》于壁上”：
“汉上风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题词以后，她纵身投入王府大池中自尽，一缕悠魂，径回岳州。(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且借用一句晚清学者陈衍对陆游《沈园》诗的评论：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词”；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词”！今世读此《满庭芳》，也令人潸然泪下。
从宋徽宗书画亡国来看，与其称这宋王朝“稍逊风骚”，毋宁称其沉溺风骚。有人说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辈出，但是到了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却鼠辈成群。其实宋朝末年天下大乱，又何尝不是鼠辈成群。到了南宋时期，更纳地称臣、认敌为父，丧尽廉耻；只落得辛弃疾对着浩浩长江，忍不住悲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认真说起来，孙权乃是三国君王中最“屁”的一个，只知道保境安身，毫无进取之心、统一之志。然而这等货色竟然也后继无人，所以纵有几个岳飞、辛弃疾和文天祥一类杰出人物，却非帝王之才，只能供人驱使，终究无力回天。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宋王朝继承隋唐之制而大开科举、以“风骚”取士，弄得天下知识分子把聪明才智都用去琢文雕字、填词赋诗，恐怕大有关系。设使有曹操那样的奸雄再世，汉民族人口众多，生产力先进，“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大好河山，岂能几番落入异族之手！
毛泽东诗词，才气纵横，雄视古今；当然晚年霸道，以“屁”字入词，未免有些粗鲁。出身湖南的毛泽东，一生对于北方的雪情有独钟。《沁园春雪》乃是其身居延安、割据陕甘之时所作。毛泽东睥睨秦汉唐宋四代名朝的文化成就，显其胸襟抱负不凡。一九四五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把这首词送给旧友、著名诗人和民主人士柳亚子。当是时，日本乍败，国共争雄，鹿死谁手，尚不得而知。毛泽东抛出此词，或许是想影响和争取国统区的广大知识分子。大作一出，朝野震动，据说蒋介石曾亲自布置文人围剿，指斥毛泽东有“帝王思想”。
平心而论，在经过百年外侮内乱的中国，如果毛泽东一统天下之后，真心诚意地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揽“五四”之余波，乘白话文之雄风，再加上他自己超群的文史修养，一定会把文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历代君王自是难与比肩。然而毛泽东进京后首先是重武轻文，比如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吏，乃至早期驻外使节，多由武人充任。柳亚子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本以为共和国新朝廷重任在肩，与毛泽东“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结果却大失所望，不由得满腹牢骚，扬言要学东汉严光，回老家去钓鱼。
那时弱国新生，百废待举，而列强环绕，虎视耽耽，以武为重或许并不为过。但是毛泽东却继承了明清两朝的“文字狱”手段，命三教九流之士夹起尾巴做人，不断“改造世界观”，在古国大地上又添几场“风骚”浩劫。“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一片“军管”，更把中国的“武人政治”推上了历史顶峰，以至于后来又去效法晚唐五代招术，对调藩镇将领(八大军区司令)，以削其势。文字狱的手段用得滑了，曾为“史无前例”文字狱提供军事支持的林彪也没能躲过这一刀。那阳痿的秃头偷偷在家挂了几个条幅，诸如“天马行空”、“克已复礼”，聊以自慰。一经发现，罪上加罪。于是乎翻印成册，广泛散发，上下动员，口诛笔伐，浑如闹剧一场。
毛泽东逝世以后，各方面逐渐披露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中的遭遇，读来常感触目惊心。比如资深民主人士王造时，乃留美归国的政治学博士，曾因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一九三六年与邹滔奋、李公朴和沈君儒等七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被捕入狱，时称“七君子”，海内闻名。共产党执政，他在反右斗争”时却又以言获罪，几度蒙难，“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狱中。他曾自号“高楼病客”，一九五八年八月赋词一阙：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骤，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哪堪、今昔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旧怨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物阻，怅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转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正所谓丹心似铁，遗言如血，令人不忍卒读。
开天辟地的毛泽东错过了历史为其所提供的大好机会。从问鼎中原时批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到君临九州后屡兴文字狱、压制天下文人，毛泽东自己打碎了那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憧憬、豪迈断言。毛泽东的《沁园春》称得上咏雪之词的千古之冠，然而百代后人读之，将未免更生出几分伤感、几分悲哀、几分遗憾、几分惋惜：伤感于神州故国的文采风骚，悲哀于神州故国的文人墨客，遗憾于神州故国的悠悠历史，惋惜于曾为一代人民领袖的毛泽东。
对于弘扬华夏文学，毛泽东是原本无意，还是后改初衷？是性格使之然，还是时势使之然？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问过他，如今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靠后人的推测了。对于中国的文人们，毛泽东将永远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一九八三年我在美国读书时，一对年逾半百的美籍华人夫妇对我说：“我们感谢毛泽东；毛泽东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们这样说，大概不是拍马屁。
且再来说几句宋太祖。在历代君王中，赵匡胤并不太受人厌恶。虽然“黄袍加身”弄得过于做作，有失英雄本色，但是对于黎民百姓而言，乃“风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一统中原，结束战乱，使人民不再受兵燹之祸，流离之苦，还是顺应人心的。作为一个从下级军官崛起的开国帝王，赵匡胤比较体恤民情，励精图治，虽身居皇宫，却生活俭朴。宋朝周密《齐东野语》记载了一个趣事：赵匡胤寝殿的大梁坏了，需要更换。负责官员担心一般木头不行，请求截取一根“模枋”安上。“模枋”乃是一种两人合抱而不见彼此的巨木，显然系贵重之物。赵匡胤看了马屁官员的请示报告大怒，用他那河南话批道：“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比起毛泽东以“放屁”二字批复外交部的报告，赵匡胤倒也不逊“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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