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风雨商路》，必将引起关注。
关注的理由是，这部完全站在中国商人立场上，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的成败，系于商业、商人地位的涨落上，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商盛国兴”论。这一大胆立论，在坚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评价尺度的国度，无疑具有挑衅国民“约定俗成”价值观的轰动效应。
而且，本书关于商业发展对于国计民生重要意义的阐释，提出了与所有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不同的观点。作者坚持认为：“商与民生、国家休戚与共，盛衰攸关”。“工商之兴让社会发展的脚步加快了。”
作者认为，中国对于商业的觉悟其实很早，在《周易•系辞》中就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早在神农氏，就认识到商业“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重要意义。但是，中国商业开端虽早，但几千年恪守“农本”主义，坚持“重农抑商”政策，商为末业，维计艰难，甚至成为社会讥讽和鄙视的对象，这无疑造成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生态隆盛不衰。而小农生态其实只能满足的是“果腹遮体”的基本生存要求。
作者认为，自古中国以农立国，一直坚信农盛则民不饥，民不饥则国不乱的政治理念。至于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能够提供人民享受的物质条件，则鲜少顾及。专制制度下的皇帝，总是以自己的意志看待国家，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置于自己的绝对统治之下。人民是他的子民，土地是他的田产，宝藏是他的财富，政权是他的工具，兵马是他的武器。而凌驾于这种制度之上的皇帝，不仅将这种意志强加于国民，而且将自己的私利与国家利益混同在一起，以为天下是自己的，民众不能贪其财富，只能在恩赐的那片土地上“安居乐业”。
而仰皇帝鼻息的儒家名士，为了追求所谓的“清名”，迎合皇帝霸道财富的心理，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怪论。他们以此不仅获得了可以衣丝，可以仕宦为官的“特权”，而且获得了操纵评判社会公德的话语权。
为了保持这种话语权，中国古代儒家名士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因求名而顿悟了人生大境界。求名，就是将利即物质享受剔除出去，将名与利对立起来。求名还是求利，成了检验所谓真君子还是假君子的标准。
作者认为，儒家名士对社会贫富差别原因的抨击，是本末倒置，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儒家名士认为，社会所以激荡不安，皆因有人不务正业、求末逐利、好逸恶劳，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社会遵循和谐的法则，使社会如同没有落差的平静湖水，便会波光粼粼，景色如画。因为水无落差，便没有激流溃堤，便没有恶浪翻船，社会便会平安无事。
作者认为，儒家名士的这种乌托邦幻想，是对社会发展的最大破坏。因为，水无落差便成一潭死水，而一潭死水只有一条万物寂灭的归宿。
为保持这种平静如一潭死水的和谐稳定，倡导“修身养性”的儒家坚持鼓吹，民富则生懒惰、民富则生邪思、民富则生乱变。只有让民处于不饥不饱状态，才可以上仰求于天子恩赐，下希冀于土地丰收，谨守本业而旁无杂欲。因此对求变思富的商人嗤之以鼻。
特别是，儒家名士更不能容忍那些连做官资格都没有的商人，过着比自己还富裕的生活，因此大声疾呼贫苦的民众要集体加入“贱商”的行列。理由很简单，商越贱就地位越低；地位越低就越好欺辱；越好欺辱就越好盘剥。由此不断激化民众的“仇富”、“仇商”的情绪。
中国商人要生存于中国这块土壤，而中国的土壤又浸透着儒家文化的肥膏，“重义轻利”不仅成为“君子”愚弄民众的道德要律，同时还被强迫为全体民族的挚诚信仰。儒家伦理文化的“仁、义、礼、乐”，对人的行为要求提出了高且具体的规范。在一般的人眼中，仿佛这些伦理律条就是针对商人的“不仁、寡义，非礼、淫乐”而提出的。人们只看到商人的富有，看不到商人的贡献；商人对社会贡献所付出的努力，往往在商人获得交易利润的那一刹那，便荡然无存。这是一个缺乏商业文化的社会所能作出的必然反应。这样，因着社会主流意识对商人的看法，商人们虽然在经商时奋不顾身，但是他们本身对自己的职业并无信心。财富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反而因财富而背负沉重的负罪感。
中国历来强调“重农抑商”，农业是主流，商业是点缀。商业只有作为统治阶层的消费服务载体，才有存在的必要。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必要的“外科手术”。由于限制了商业发展，所以中国的工业只能长期徘徊在原始的手工业状态。
作者认为，其实，社会是由不同阶层所组成，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素质修养，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怀抱不同的社会欲求，社会因为这些不同的阶层的不同利益要求而生动，并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君王求的是天下之利，诸侯求的是封建之利，士族求的是通达之利，农牧求的是多产之利，工匠求的是技术之利，商人求的是差价之利，市民求的是省钱之利，利虽有不同，而欲望相同。
如何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睦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得所求，是所有政治学说的出发点。但如何建立一个机会均等，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常对商业亦喜亦忧。喜其可满足自己奢华之愿，同时带来市井繁荣；忧其可助长世人思富之念，同时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总在恤商、苛商之间摇摆不定。历史上，凡采恤商之策，社会进步，人民富裕，国力增强；凡采苛商之策，社会滞缓，人民贫穷，国力衰弱，足证商业对国家盛衰的重要。
该书的基本构想，就是希望将中国商人和中国商业文化植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中，以中国商人和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轨迹，托映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变迁。并希望通过此书，全面探索中国商业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全面挖掘中国政治与中国商业长期不对等的文化渊源，全面回顾中国商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全面反映中国商人的艰难奋斗历程，全面总结中国商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所做的贡献。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只是中世纪以前老祖宗引以骄傲的历史，商业文明才是今人能够引以骄傲的资本。当我们细细品味中国商人沉浮五千年的时候，内心深处也许会掀起一丝微微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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