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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闯苏联使馆抓李大钊事件始末吴佩孚、孙传芳集团先后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日益陷入困境，列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准备发动反共政变的蒋介石。奉系军阀为振作残局，不得不高举“反赤”旗帜，极力向列强邀宠。
1、获取西方列强的默许
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加入国际反苏阵线。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非法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
同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久，即命奉系军警制造了查抄苏联使馆的事件。
奉系第二次入关后，疯狂制造白色恐怖，迫使国民党工作转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的一个废弃的兵营。这一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并一起鼓动奉系军警采取行动。于是，奉系军警立即“构陷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4月4日， 领袖公使欧登科(William JamesOu den dijk) 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
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2、搜查苏联使馆
4月6日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人界，不得拦阻。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抓捕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听到尖厉的枪声，妻子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此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上7点。
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3、苏联方面的反应
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事件发生的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对于这种抗议的“正义性”，连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都心怀异议。至于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7日清晨， 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
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的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为了打破列强建立国际反苏阵线的企图，苏联政府的抗议比较克制。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
张国忱心领神会， 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经过一番煞费苦心地编造，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二、李大钊被捕前后及就义
1、李大钊被通缉始末
1926年3月19日，刚刚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等罪名，下令对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等人实行通缉，从这一天起，李大钊等人便转入地下斗争。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在他的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
李大钊在北京采取了坚定的革命政策，积极地扩大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展了北方的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从“三一八”以后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300人发展到千人以上，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增至4300余人。
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一个具有相当阵容的联合战线一一国民党联席会议，或称左派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琼岛社、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进步社团。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11人中，属于共产党者5人，他们是李大钊、吴可、谢伯俞、莫同荣、谭祖尧；属于国民党者6人，即邓文辉、萧忠贞、郑积兰、刘耀西、路友于、李寿雍。
奉军与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即开始“反赤”的行动。1926年4月26日，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查封京报馆，逮捕并枪杀了该报社长邵飘萍。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而遭处死。
2、李大钊被捕后各方的营救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奔走营救。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
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未能遏制一意孤行的奉鲁军阀。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与此同时，军阀残害革命者的气焰也越来越烈。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他在《狱中自述》中慷慨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3、法庭判决与英勇就义
4月24日，“安国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判。28日，由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法院刑厅推事)、周启曾(北京卫戍司令部执法官)和检查官杨耀曾等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开庭。
由于对李大钊等人的判决在前一天晚上“大致即经商定”，因此，“特别法庭”在装模作样地对这些“人犯”作了一番提讯后，至中午时即宣读了判决书“认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为共产党，由审判长何丰林判定死罪执行绞刑，舒启昌等四人情节较轻，各处徒刑十二年，李云贵等六人仅属附和，各处徒刑二年”。
法庭给李大钊定的罪名是：“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当天下午2时左右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被处绞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历时28分钟。但是李大钊始终神色不变，视死如归。一代英豪，壮烈捐躯，终年仅38岁。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挹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今宣武医院附近）整整6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毅然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汪精卫捐1000元。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49年3月，当毛主席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城时，曾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奉系查抄苏联使馆、镇压革命党人的主要意图是向国内外表示，北洋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
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奉系的暴行是国内外反苏、反共逆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股逆流的恶性发展。
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加紧迫害本国进步人士，形成了东西呼应的局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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