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时期对明朝的攻击，可以将其改国号为大清，于关外称帝做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努尔哈赤继承过来的，以掠夺财富，解决财政危机为目的；第二阶段以消耗明朝实力，寻找时机入主中原为目的。这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成功探索，使后金军队找到了进入长城的方法，为第二阶段大举入关做了铺垫。在第二阶段，由于清军的战略目标明确，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两大外援：满蒙联姻、大明晋商明朝为防止后金政权入侵，于关宁锦一带建立了稳固防线，山东半岛上驻扎的水师，又与关宁锦防线形成有效牵制，所以后金想于东方进入明朝的可能性不大。在努尔哈赤时期，明与后金的主战场也是在这个防御线周围进行，即辽东、辽西的广大区域。
在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开始了与蒙古的联姻，目的仅限于分化蒙古察哈尔的势力，因为努尔哈赤不想再被“九部联军”围殴，他需要拉拢蒙古诸部，然后安心的发展自身实力。所以努尔哈赤首先与科尔沁联姻，也正是这个明哲保身的举动，成为后继者翻越长城，甚至奠定我国北疆版图的重要原因。
皇太极执政期间，满蒙联姻不再是单纯的自保政策，它演化出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成为后金（清）政权翻越长城的保障。皇太极的9位后妃中，6位来自蒙古，他将12个女儿嫁给蒙古贵族，形成了爱新觉罗氏与蒙古贵族博尔济吉特氏之间相互婚嫁的“世婚”。这就将漠南蒙古诸部纳入了“满蒙一体化”的进程中，所以才有了皇太极时期，频繁借道蒙古南下的行动，而且多次兵力集结都是在蒙古境内完成。
“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袁崇焕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本来是针对蒙古人，而在后金掘起以后，九边重镇的地位逐渐下降。明朝的财政、军备倾斜于关宁锦一线，导致边墙防御线成为薄弱的一环。这一点在皇太极首次入关时，袁崇焕曾提起过：“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这说明明朝的战略布防已经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后金军队不再于关宁一带寻找突破，而是由蒙古人做向导，从北部边疆越长城而入。
袁崇焕的这个奏章，完全言中了皇太极时期的五次入侵路线，也完全言中了皇太极的战略思想，即绕开重兵设防的关宁线，选择不同的长城关口进行突然袭击。借道蒙古，使后金的路线选择灵活多变，亦使明朝陷入被动。本就面临内部压力的崇祯帝，不得不来回调动精英部队，使防御效率降低。这样极易被后金迅速突破防线，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除了满蒙联姻带来了借道与向导的帮助，明朝内部也有一批特殊人群成为后金的“盟友”，这群人就是晋商。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诏书，起兵反明，明朝的对策就是经济封锁，后金因此陷入生活、战争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这也就让晋商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为何是晋商这个群体呢？因为在明朝北征蒙元时，政府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压力，通过“出让”盐的专卖权，吸引北方边疆的晋商参与军粮转运，这与宋朝的盐钞政策如出一辙。晋商在帮助政府分担压力的同时，也通过食盐专卖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因此也就发展为边境贸易的主力军。
所以当努尔哈赤一筹莫展时，晋商范永斗带着七个商贩偷渡出关，向努尔哈赤提出了走私贸易的愿望。也就是说，在经济封锁的背景下，范永斗帮助后金运来盐、铁、粮食甚至是军用火药，努尔哈赤则需用“东北三宝”（人参、鹿茸、貂皮）进行交换。这就是战略物资兑换奢侈品的生意，晋商低价收购物资，换取奢侈品后卖给江南财主，对于明王朝而言，财富外流对本就困难的财政造成更大冲击。
“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清实录》但走私的行为毕竟处于灰色地带，无法形成战争所需要的贸易规模。所以到皇太极时期，后金内部的经济问题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变得愈发严重，这也说明了明朝的经济制裁起到了预期效果。皇太极第一次内侵的那年，后金爆发了严重的灾荒，粮食价格飞涨，这使明朝经济制裁的效果无限放大。于是皇太极决定不再依赖晋商的那些走私活动，而是花大价钱向晋商买取边关情报，进入长城掠夺明朝腹地，以抢劫解决问题远比走私贸易来的快。
对晋商而言，他们是向边关运粮而起家的，所以对明朝边关的军事布防了如指掌。甚至很清楚边关守将的喜好、习惯等，因为只有了解清楚这些，才方便官商勾结，掏国库的螃蟹！当皇太极以东北三宝换取这些情报时，晋商就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不需要再收购粮食等物资，而是将边关打听到的情报卖给后金就能获利，这种买卖就成就了晋商的卖国行为，也为后金轻松翻越长城提供了情报支持。
比如皇太极时期第四次进入长城，蓟辽总督吴阿衡正给监军太监祝寿，喝的烂醉如泥，多尔衮的军队能够恰到好处的穿越无人把守的墙子岭，然后进入密云县杀死吴阿衡，若非情报准确，恐难以做到。后来清军入主北京，时为摄政王的多尔衮，邀请范永斗等人进京，并封他们为八大皇商，授命范永斗主持边境贸易，而且“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张家口为何地？乃明朝宣大防御线中的重镇，控制阴山山脉的重要隘口，进入张家口，向西南入怀来，便可坦途直指北京西北门户居庸关，这也正是皇太极时期第三次内侵的路线之一。
皇太极的“伐大树”战略无论是满蒙联姻，还是大明晋商，到了皇太极时期都是为了同一个战略服务的，这个战略被称为“伐大树”。这个战略是将明朝比喻成一颗大树，想要一斧砍断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左边一斧、右边一斧，直到大树失去支撑，就会轰然倒塌。之所以说皇太极时期的入侵要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就是因为“伐大树”战略开始实施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在前两次入侵中，皇太极面临的是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他的入侵以掠夺为目的。当时选择避开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南下，可以说是延续了努尔哈赤的“释坚攻脆”战术。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伐大树战略，此时伐大树战略还在准备阶段，或者说是两次伐大树战略的尝试。
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并没有随百官跪拜。皇太极非常注重这个细节，在他看来，虽然朝鲜已经与大清约为“兄弟之国”，但其使臣的傲慢无礼仍然来自于大明的支持，这将是他图谋中原的后患。
所以皇太极在1637年发兵朝鲜，朝鲜国君李惊被迫投降称臣，并中断与明朝的往来，随后，阿济格顺势攻克皮岛，斩明将沈世魁等。至此，蒙古已成稳固盟友，朝鲜也不再亲附明朝，山东半岛向皮岛的海上侧翼补给线被切断，大清就可以专注于对明朝的伐大树战略。
也正是这个时间点以后，明朝平叛农民军的形势，成为皇太极攻入明边墙的风向标。崇祯帝以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后，就坚定不移的将剿灭农民军作为战略部署的重点，皇太极正是抓住了这点，才会在明朝平叛即将胜利的时候，大肆冦边。这就是伐大树战略的核心思想，即无限消耗明朝国力，与农民军形成内外呼应的“盟友”，并多次以“议和”的障眼法，为自身赢得缓兵之机的同时，也迷惑了明朝的判断。
为了能够顺利突破长城，皇太极每一次发兵之前，都会留守部分兵力在山海关之外，或是围城打援、或是远远的“凝视”明军，目的在于牵制关宁一带的明朝精锐。这就使明朝廷无法调动关宁铁骑支援长城一线，且防止关宁铁骑乘虚跨过辽河，直取盛京，辽阳等地。
换言之，皇太极以部分精锐留守辽东，将关宁精兵牵制成死棋，再通过蒙古借道、晋商情报、农民军的兵力牵制，迅速突破长城防线。掠夺财富的同时，吸引勤王兵马向京畿集结，然后扬长而去。这一来一往，明朝兵困马乏，农民军剿而不灭，最后发展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
皇太极的这个战略思想在于时机的把握，以及长期成功的消耗使北方边镇军备废弛。放眼整个明末，虽满桂、卢象升先后在宣大一带整顿防务颇有成效，却无法恢复九边的整体防御体系，终其原因，乃一个“穷”字。皇太极的入侵选择都是明朝揭不开锅的时候，或是京畿河北一带的天灾大疫、或是平叛农民军的军费捉襟见肘，这样的财政支撑不了“万里长城”，因此给了皇太极伐大树的机会。
天子守国门的悲哀永乐迁都造就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骨气，却也注定了明朝国都战略众深的先天不足。无论是墙子岭、古北口还是喜峰口，皇太极时期已经可以利用乌真超哈（清火器营）炸开边墙缺口，然后引骑兵快速通过。而从辽西至燕山山脉，地形尤为复杂，长城以南的明军诸卫想要快速驰援长城，并将后金（清）军阻挡于长城之外，难度相当大。
所以，无论是宣大总督还是蓟辽督师，乃至三边总督，在后金（清）突破长城后，皆是拼了命的往北京跑，而不是往长城驰援。袁崇焕在皇太极第一次破墙时，企图于长城南边重镇拦截，结果葬送了赵率教的四千骑兵，而后被皇太极溜了几条街。最后袁崇焕选择不再截击，直奔京师，这才算是赶上了北京保卫战。明朝对这一次战争的经验总结就是，后金翻越长城之后，各镇勤王兵马直奔京畿便可。
其实这就是天子守国门的尴尬之处，由于京师距离边境太近，后金军队进入长城以后，明朝的军事部署只能“丢车保帅”。因此造成各镇兵马空虚，后金（清）军便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进行劫掠。如1638年第四次入侵，全国勤王兵马总指挥卢象升阵亡后，多尔衮兵分两路，沿太行山东蔍和大运河南下，西路军在高阳杀害了关宁锦防线的缔造者孙承宗；东路军打下济南府，屠城至13万人丧命。集结于京畿的各镇兵马并未发挥作用，陈新甲追着东路军未发生一场截击；洪承畴、孙传庭追至山东时，战役已经结束。
天子守国门带来的恶果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防御部署，以及刀口舔血式的尴尬处境。当萎靡不振的边墙防御体系崩塌时，关宁虽牵制了一部分后金（清）军队，但就像是被蹩了马腿的棋子，动弹不得。全国的兵马调动只为解京师的燃眉之急，军事力量无形中被消耗浪费，以至于皇太极的左一斧、右一斧砍出了效果，借李自成的手埋葬了大明王朝，自己成了渔翁得利的后来者。
综上，皇太极时期能够“轻易”进入明朝腹地，主要由于战略格局的变化，蒙古与晋商这两大帮手为翻越长城提供了可能，皇太极解决朝鲜和皮岛问题后，便可以坚定不移的施行伐大树战略。加之明朝内部问题造成的财政吃紧、军备废弛，为皇太极从长城南下提供了条件。明朝国都的战略纵深不足，加重了明朝的防备负担，从而将皇太极的消耗战术升华，所以南下长城一战更比一战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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