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原本是个小渔村，猜想当时应该是有音乐的，只是似乎没有传下来，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现在所说的上海的音乐，基本上是开埠以后产生的，是在一种半殖民半封建的都市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输入也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形态和艺术品类的传入，而以所谓的“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为代表的西方音乐在上海落地生根。以江南丝竹为代表的传统民间音乐也在都市生活中得以生存发展，也使得古琴等并无多大经济价值的传统文化形式得以存续传承。与此同时，封建文化中的专制迷信盲从三从四德等观念与民主与科学的缠斗并未停止。在民族危亡时期，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也是上海各界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在上海开展。所有这些，都在上海的音乐（尤其是歌曲）中留下印记。
有人觉得，与海派绘画、海派戏曲、海派文学这些比较典型的海派文艺相比，上海音乐的“海派”特性似乎没那么清晰，因而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海派音乐”。因为毕竟是处于同一个历史人文环境和文化土壤中的秧苗，所以生长在上海的不同艺术品种之间也必然会有不少基因层面上的相似。也有人觉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老歌就是“海派音乐”的典型代表。
上海老歌研究专家王勇教授的《海派流行音乐的再思考》对这些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了重新阐发，并将其放置于当代流行音乐文化的整体环境中来观察其观念意识、表现功能和审美意义。《都市幻象与身体欲望的重奏》的两位作者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黎锦晖基于“平民音乐”理想创立的“明月”系女团的曲折经历与改革开放后在日本偶像团体运作模式为基础的SNH48女团的辉煌成功。论述中着重指出黎锦晖创办女团和创作都市娱乐音乐时的“平民音乐”思想初衷，以及商业本质的SNH48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郑德仁：见证上海爵士乐的变迁》运用历史纪实的笔法勾画出这位堪称近现代上海音乐“活化石”的老先生在美国爵士乐、西方古典音乐和上海老歌之间自由穿梭、融会贯通的传奇经历。文中的大量历史细节展示出上海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给不同音乐品种之间的相互交融所提供的便利和优势，以及西方工业文明和近现代大都市的软件制度完善和硬件设施建设对上海音乐的发展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海派音乐”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动态的、历史的。《我音乐作品中的“海派”元素自析》是作曲家刘念劬对自己近一甲子的音乐创作活动的总结，以及对其中几部重要作品的分析。作者归纳出“红色音乐、江南音乐、世俗音乐”三条主线，将其作为自己身上“海派”特质的来源和体现。而《上海音乐文化的现代性》并不强调上海音乐文化的“海派”特征，而是以“现代性”为切入点，观察上海音乐文化的形塑和发展机制，以及进一步更生超越的苗头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