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中学教科书已经腐朽不堪 [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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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中学教科书已经腐朽不堪

    雷老师评:

    此文仅谈了语文、历史等教材的问题,问题最大也最多的是物理、地理、生物,我国的这些中学教材还停留在19世纪的水品,其中还有大量错误,在继续欺骗中国的学生与老师自己。这些假冒伪劣的“科学知识”还每天都在中学课堂上高价出售,真是可惜了祖国未来的宝贵青春与其父母的血汗学费,如此教育部长不下台,中国难有希望。

      大陆教科书遭遇批判风潮

      文、图/记者 欧阳斌

      《凤凰周刊》总第154期

      近十年来,在教育发达的欧美诸国亦致力基础教育改革的情势下,中国大陆

    推行了数次以教材和课程更新为核心的改革试验。然而,民间持续掀起针对教材、

    教学及考试制度的批判。事实上,由于国有教育资源始终担负着培养“革命接班

    人”的政治任务,旧有教育模式很难通过市场化主动完成突破性变革。大陆学者

    认为,中国迄今未能建立起一整套与国际规范接轨的科学有效的国民教育体系,

    而此一缺失将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教材积弊:内容陈旧,意识形态化

      1998年出版的《盲点--中国教育危机报告》一书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从

    1957年开始执教的语文老师马文奇,因向校领导表示希望能够讲一些教材以外的

    东西,结果在文革中被认为要“向学生灌输毒草”,有“反革命阴谋”,被打折

    四根肋骨关进监狱。文革后,马文奇出狱重返讲台,发现学生用的仍然是30年前

    编写的教材,自己提出的“以教材外内容丰富教学”的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在

    一次家长会上,他在50年代的一位学生作为学生家长见到马文奇,说:“怎么学

    的还是那本教材啊!我当年的学生笔记丢了,如果不丢,让孩子看看,一定会考

    好的。”

      中小学教材中,科普文章的“老化”似乎更为严重。今年4月,《解放日报》

    的一篇报道统计,目前教材中主要的科普文章有: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

    (1955年)、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文革前)、钱学森的《自然科学的

    基础学科》、李四光的《人类的出现》(上世纪70年代初)。

      《中国青年报》曾刊发了一个名叫韩福东的自考生的文章,称他在2001年参

    加法律专业自考时,指定教材中的《民诉法原理与实务》于1996年7月出版,

    《民商法原理与实务》于1996年9月出版,《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概论》于1997

    年3月出版。时隔四五年,教材编者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仍未对这

    些教材进行修订,结果闹出不少“笑话”:《民商法原理与实务》第14页写着

    “立法机关正在起草的合同法名为合同法……”,而合同法早在1999年已通过;

    在《证券法》已经实行了近4年之后,《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概论》第230页写着

    “《证券法》还没有颁布”;2001年,利息税开征已经两年,教材上还写着储蓄

    利息免税;而邮电部这类早已不存在的部委,仍然出现在教材里。

      与内容陈旧并存的是观念陈旧。《黄河》杂志主编谢泳在比较了民国时期与

    建国后的小学课程标准后发现,后者更强调一党政治理念的灌输,强调对政党及

    领袖个人的崇拜,从而更具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课

    程标准中,“自由”、“法律”这两个词汇不再出现。

      新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语文》第6册单列了一个单元,全部选用《红

    楼梦》中的章节。在这个单元的结尾处有一篇题为《〈红楼梦〉导读》的课文,

    对曹雪芹评价:“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第一位作家,但

    他却超不脱历史的局限。他是以一块怀才不遇、无力补天的顽石的身份,无可奈

    何地叹息这座封建大厦朽败倾颓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找不到更先进的思想武

    器,最终还是把这一切归结于宿命,归结于‘色’、‘空’。鲁迅说过:‘人生

    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曹雪芹即处在这样的痛苦之中。”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人著文,对教材中以“封建社会”、“腐朽”、“阶级

    压迫”、“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等作为《红楼梦》等选篇的知识点甚至考点表

    示了强烈不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认为,目前对鲁迅、郭沫若、《红楼梦》等人物

    和作品的评价,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传统阶级斗争观念之所以在中小

    学教材中还保持“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脱节,教育

    领域中保守的力量还很大。

      一位语文教师对记者说,在课堂上他会告诉学生,尽管教材对鲁迅写作风格

    中的挖苦、讽刺评价很高,但是这也和鲁迅的人生遭遇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阴影

    有关。但是他会同时嘱咐学生,后一种观点绝对不能出现在考试卷子上。

      “挑错者”黄安年的遭遇

      1999年,黄安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题为《评

    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130条质疑引发的思考》一文,

    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提出了130条“质

    疑”。文中提出:“要逐步改变出版社‘自产自销’的局面。试想如果运动员和

    裁判员集于一身,就难免出现一些负面影响……改革教材编写的机制,拓宽教材

    编写的路子,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很快,该杂志又陆续刊登了全国23个省市200多名历史教师对人教版各套历

    史教科书共十余册提出的意见469条。这套“必读、必教、必考”的教材被发现

    存在“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差错一共600余条,例如将1972年中美发表的

    上海公报原文中“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

    国”,错误地写成“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等等。

      社会的普遍关注引发了有关部门的强硬态度。

      不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在2000年第3期发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署名任

    史识的反驳文章,指出:“(黄文)结尾部分对教材编辑流露出轻视的心态和口

    吻。”

      2000年10月26日,人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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