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与董卓反目了吗？别逗了，他还不敢！逃离京师才是想要的结果
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袁绍（九）长揖之迷
文：小A斯蒂芬
“是日，太傅袁隗与百官皆到。酒行数巡，卓按剑曰‘ 暗弱，不可以奉宗庙；吾将依伊尹、霍光故事，废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有不从者斩！’群臣惶怖莫敢对。中军校尉袁绍挺身出曰：‘ 即位未几，并无失德；汝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否？’袁绍亦拔剑曰：‘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两个在筵上对敌。”
这是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回最后一段的故事情节。说的是董卓欲要废帝另立，却遭到袁绍的反对，两个人在宴席上拔剑相向的故事。转过这一回的第四回开头，罗贯中这样写道：“且说董卓欲杀袁绍，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杀。”袁绍手提宝剑，辞别百官而出，悬节东门，奔冀州去了。”
从小说中的这种描写来看，袁绍是坚决反对董卓废帝另立的，但是在朝堂上袁绍与董卓拔剑相向之后，面对董卓的权势，为求自保的袁绍不得不选择离开朝廷，辞别百官后“悬节”辞官而去。袁绍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气节形象非常的高大，袁绍也是小说前期非常让人瞩目的正面人物。
但是在《三国志》中，这件事与小说却有很大的出入，甚至袁绍都说不上有多高大的形象。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国志袁绍传》中的记载：
“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绍既出，遂亡奔冀州。”
这段记载中的第一句里，一个“呼”字，传递出了董卓与袁绍的这次会面，并不是在正式场合。是董卓让人叫来了袁绍，商议废帝另立的事情。这一点是董卓向士族寻求联合的表现。
从这段记载来看，袁绍当时的态度也很暧昧，并不像小说中那样坚决反对，是“伪许之”，也就是假装同意。但是，袁绍认为对于撤换皇帝这样的大事，自己还不能做主，应该与叔叔太傅袁隗商量一下。这其实就是一种不愿意得罪董卓的推脱行为。
实际上，对于袁绍身后的袁氏家族来说，维护皇帝刘辩的帝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利益优势。毕竟刘辩的帝位是外戚势力与士族势力联合确定的结果。尤其在何进去世之后，以袁氏家族为首的士族势力自然会成为刘辩的依仗。所以袁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心支持董卓的这种废帝另立的计划，这也是他对董卓“伪许之”的根本原因。
董卓对于袁绍的这种推脱态度自然会是很不高兴。他接着对袁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刘氏种不足复遗。”
个人认为，这句话应该是带有语重心长的语气感觉，其实代表着董卓劝说袁绍的意味。这句话的含义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他的字面意思是说“刘家的种族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保留的价值了！”言外之意其实就是既有要撤换皇帝的想法，也有要取而代之的意向。也就是说董卓具有谋朝篡位的野心。董卓这句话其实也是有试探袁绍是否会支持自己的意图。
对于董卓的这种试探，袁绍不可能领会不到，但是却不可能支持，甚至是非常反感的。在袁绍看来，起身军阀的董卓根本不值一文，毫无地位可言。说白了袁绍是看不起董卓的。
但是在表面上袁绍无论如何都不会直面反对董卓，毕竟当时的董卓权力很大，袁绍如果那样做只能是给自己带来祸端。所以袁绍才没有回答董卓的话，而是在沉思之后，起身“横刀长揖而去”。
所谓的“长揖”就是古代交际的一种礼仪风俗，就是将双手抱拳举过头顶，处上而下的鞠躬。算是很重的一种礼节。但是袁绍在这里是“横刀长揖”，也就是说做为将官的袁绍把随身携带的佩刀横握在手里，向董卓行了一个“长揖”之礼，然后转身离开。袁绍的这种做法是对董卓谋朝篡位野心的一种不满情绪，算是一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意思。直白点说，就是袁绍不支持董卓，但是也不愿意公然反对。
所以这场对话是以袁绍的隐忍来结束的，这也是袁绍政治成熟的表现。
也由于袁绍没有明显的表露出对立情绪，董卓才会坐视袁绍从自己面前离开。试想一下，如果当真如小说中那样拔刀相向，以董卓的性格，怎么会放过袁绍，纵任其离开呢？
那么小说中袁绍“挺身而出”与董卓拔刀相向的情节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仅仅只是罗贯中的杜撰吗？罗贯中又为什么要这样来描写呢？
实际上，小说中的这种描写并非罗贯中凭空杜撰，也是有史料可据的。而且至少有不下五种以上的史书记载了这一段的大致经过。个人感觉，在这其中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最接近小说中的情况，应该是罗贯中的素材来源所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治通鉴》中这一段记载的原文：
“董卓谓袁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 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引佩刀，横揖，径出。卓以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绍县节于上东门，逃奔冀州。”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三个地方，第一个是“董卓谓袁绍曰”，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董卓对袁绍说”。但是董卓是在什么情况下对袁绍说的这番话，是在公开的时候还是在私人的时候，却并没有表达清楚。这与《三国志》中的“董卓呼绍”的记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董卓骂袁绍的话“竖子敢然！”。翻译过来就是“小子，你胆敢这么和我说话！”这是非常明显的辱骂袁绍的行为。也是激怒袁绍的根源所在。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引佩刀，横揖，径出”。这与《三国志》中袁绍“横刀长揖而去”的记载也不一样。所谓“引佩刀”可以理解成拔出佩刀，这正是小说中的含义。但也可以理解成是将佩刀举在身前。“横揖”的含义则肯定不是作为礼仪的“长辑”行为，而是将刀横在胸前的一种动作。至于刀有没有被拔出鞘，则没有做任何的说明，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
但是不管怎样，袁绍这种动作都是要与董卓开战的举动，是袁绍对董卓辱骂自己行为的不满情绪的爆发。这种紧张激烈的态势一点也不逊色于小说中的描写。
《资治通鉴》是一部官方修订的编年体史书。其内容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为止，涵盖了16朝1362年的历史。所以《资治通鉴》的内容都是参考了前代各种史书修订整理而成的。这种修订整理也是代表了其编撰者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甄别与判断。
从我们刚才的分析来看，《资治通鉴》中的这段记载肯定不会是来自于《三国志》中，也就是说《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等人认为《三国志》中的这一段记载并不属实，而他们所采用，所依据的版本才是历史真相。
那么司马光到底是参考了哪一本前代史书中的史料作为依据，来完成这一段记载的呢？
经过我的一番分析，个人感觉，司马光应该是依据了《献帝春秋》中的记载。我们先来看一下《献帝春秋》中这一段的记载原文：
“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適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
从《献帝春秋》和《资治通鉴》中的这两段记载的对比可以看出，除了细节上的几处不同之外，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由此可见《资治通鉴》就是以这一段记载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这一段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献帝春秋》这本书的真伪问题。
所谓《献帝春秋》，顾名思义，其内容肯定是记录汉献帝时期所发生事件的书籍。世传这本书诞生于东汉末年，但是这种说法已经被证实并不属实。这本书的作者，在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引用的时候称是一个叫做袁晔的吴国人。我们现在除了知道这个人的字是思光，籍贯是广陵之外，基本已经算是一无所知。就连裴松之自己也在为《三国志》作注释的时候说“不知资、晔之徒竟为何人”
这里的“资”就是《山阳公载记》的作者乐资；“晔”就是袁晔。
也就是说在裴松之所生活的南朝宋代就已经无法搞清楚袁晔的真实身份背景了。裴松之还以此认为袁晔的书“轻弄翰墨，妄生异端”，有“疑误后生”之嫌，还说袁晔是“寔史籍之罪人”。
可见《献帝春秋》的记载大多不实不详，难以作为史料的佐证依据。我们现在对于《献帝春秋》的作者是袁晔的这种说法，基本上也是持否定态度。
其实，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释的时候，对于《献帝春秋》中袁绍与董卓的这一段记载，也是做出过一个评价的，原文是这样：“臣松之以为绍於时与卓未构嫌隙，故卓与之谘谋。若但以言议不同，便骂为竖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绍复答，屈强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绍此言，进非亮正，退违诡逊，而显其竞爽之旨，以触哮阚之锋，有志功业者，理岂然哉！此语，妄之甚矣。”
裴松之的这番话说的非常清楚，大概意思是说：“袁绍和董卓当时并没有明显的矛盾，所以董卓才会找袁绍来商量撤换皇帝这样的大事。假如在商量这件事的过程中真的产生了董卓辱骂袁绍为‘竖子’的情况，而让袁绍有了拔刀杀董卓的‘推刃之心’，并且袁绍又做出强硬倔强的回答的话，那么董卓又怎么会就此放过袁绍而不进行加害呢？而且从袁绍的这番言行来看，说他是激进吧，不够光明磊落，说他是退却吧，又缺乏诡异奇谋。只不过是一时爽快的争胜之举，只能是激怒野兽使其咆哮震怒（指董卓）。一个有志功业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不合乎常理的事情呢！这段记载，可以说是虚妄至极了。”
裴松之的这段分析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袁绍与董卓的这次会话，发起人是董卓，是董卓寻求与士族合作的开始。所以个人感觉他应该不会在会话中态度强硬，不会说出辱骂袁绍为“竖子”的话，董卓所说“刘氏种不足复遗”的话，也不过是一种商量性质的试探。所以袁绍也就没有必要做出“引刀横辑”的行为来。
诚如我前面所讲，这场会话的结果，就是以袁绍“横刀长揖而去”的隐忍为结束的。袁绍就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
这样一来事情就比较明朗化了，既然《献帝春秋》中的记载“妄之甚矣”，那么脱胎于《献帝春秋》的《资治通鉴》中的这段记载自然也就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可是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心中却并不畅快，反而更加的纠结。因为，司马光作为一个史学家，会分析不出这么简单的结果吗？况且，他所生活的时代，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应该是已经非常普及的时代，司马光也一定是看过裴注《三国志》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依然做出了袁绍“引刀横辑”与董卓闹翻的这种判断，又是为了什么呢？
实际上，也不光是《资治通鉴》，包括《后汉书》和《袁宏汉纪》在内的多部史书都在这段记载中加入了董卓辱骂袁绍为“竖子”，以及袁绍针锋相对的“天下健者，岂惟董公！”的话。但同时这些史书又都采用了《三国志》中袁绍“横刀长揖”的说法。比较典型的就是《后汉书》中的记载：“卓案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想象中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情景，试想在袁绍因为董卓辱骂自己为“竖子”而“勃然”大怒的情况之下，怎么还可能做出“长揖”行礼的事情来呢？董卓又怎么可能就这样让袁绍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走掉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对于这一点，小A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不过有一个或许可以作为答案的参考性理解。就是无论《后汉书》还是《袁宏汉纪》亦或者是《资治通鉴》，包括《三国演义》在内，他们的作者都有很强烈的儒家正统忠孝思想。忠君是在他们的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在董卓撤换皇帝的前前后后，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代表他们进行坚决的反对，这是一个士人所必须拥有的气节。所以才有了卢植，伍孚的故事。甚至在小说中，罗贯中还虚构了一个对董卓“骂不绝口”的丁管。
而袁绍作为后来担任关东义军联盟首领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与董卓之间所发生的这件具有转折性质的交谈，则成了士族人士大做文章的可塑性材料，这样才有了各种不同版本的袁绍与董卓反目的故事吧！
纪传体三国评传《袁绍》下一篇精彩继续！谢谢大家的关注！
小A斯蒂芬发表于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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