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鲁迅先生和梁启超
1919年，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没有在北大兼任教书，他能接触的青年大多是他以前的学生。
鲁迅关心所有进步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杂文和随笔，提醒青年要注意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不要上当吃亏。
鲁迅用笔名“唐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进步青年很深印象。“唐俟到底是谁？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
学生们比较，排除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和蔡元培。他们怀疑“唐俟”和“鲁迅”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当时唐俟主要写杂文、新诗、随感，学生已经认可鲁迅的思想。
1919年5月4日以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随笔二十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杂文一篇。
这些作品内容饱满，文笔精练，思想深邃，每一篇都在青年之间引起巨大反响。
后来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讲到这几十篇作品时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作些短评。还在这(“五四”运动）前一年，因为评论的都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箕、静坐、打拳而发的；对于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等后来读者终于知道，“唐俟即鲁迅”，“鲁迅即周树人”。此时鲁迅已决定辞掉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差事，到南方去工作了。
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五四”有的的高潮已经过去。《新青年》诸公正忙于为“问题与主义”而争吵。
梁启超赴京见总统徐世昌，请求他释放被捕的学生遭拒，离京前留下 给徐大总统，他对学生们的举动给予充分肯定，奉劝徐大总统切不可一误再误。
梁启超作了《“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
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常常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等问题，并和朋友展开讨论。
蒋百里在致梁启超的信中就曾说：“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以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
他们具体的做法就是办学、著书立说，出版刊物。
梁漱溟则认为，时代已非梁启超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他更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走了，而不能引领这个时代了。
梁启超希望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建设，他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不覆欧洲之辙，所以，在为文化团体共学社拟定宗旨时，他明确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主张。
梁启超在善变之中又有不变，还是他多年来所主张的“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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