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对平民与贵族平等适用刑法的思想家。秦孝公时，商鞅由魏入秦，在实地查勘的基础上，针对秦国体制陈旧，法无要领、奖罚不明，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无聚民之力、无慑乱之威等问题提出治秦九论，并以此为纲，立木为信，在秦孝公的坚强支持下，用20年时间先后在秦国进行两次变法革新。
第一次变法从公元前359年开始，主要推行6部法令：一是颁布奖励军功法。取缔传统的爵位世袭制，确立军功为获得爵位的唯一来源；打破只有贵族子弟与国人子弟才能获得军功爵位的传统，无论其出身贵贱，皆以军功大小赏赐爵位。并实行二十等爵位制，规定授爵之法、论功之法及相关待遇。二是颁布奖励农耕法。与军功实行同等“农爵制”，只要农民勤耕，向国家多缴纳粮食，可以获得和军功同等的爵位。三是实行重刑制度。恢复商汤刑时的一些严酷法令，“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四是实行追究犯罪的连坐法。就是编民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以伍、什为基本单元，相互监督、相互连带，一人犯罪，全体受罚，促进连坐人口相互举报揭发。这是商鞅首创的追究犯罪连带责任的制度。五是整饬吏治与禁绝政治谣言的法令。严厉禁绝“私门请托”，肃清官场不良风气；焚烧《诗》《书》，禁止复古思想的传播。六是颁布禁止私斗法。推行之后，秦国私斗之风得到彻底遏制，“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新的社会风气；“闻战则喜”成为国民的普遍精神状态。
第二次变法从公元前350年开始，主要推行6道法令：一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法律保护私田，土地允许自由买卖；二是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三是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四是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五是改田赋为户赋，按照家庭单元征收军用品；六是迁都咸阳，修建都城。经过20年深彻变法，秦国农业发达、经济繁荣，行政体制上下一盘棋，国力民力如臂使指，士兵的好战之心空前高涨，军队的作战能力空前提高，使秦国迅速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但是，秦孝公死后，在复辟势力的报复下，商鞅被车裂而死。虽然商鞅为变法献身，但商君之法一直为后世秦国君王所沿用，促进秦国国势持续增强，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法制基础。
商鞅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政思想
1.法令统一。法令统一就无法行私，各级官吏即不敢违反法令，也不能掩盖法令，政府长期执行统一法令，就能在民众当中树立政府信用。
2.职权自主。爵位和官职不受别国势力的影响，这样内部人员就会谨慎和其他国家交往，就不会在对外交往和处理国家关系时以损害本国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任用官吏必须讲规则，不能只凭“才能”和“智慧”，否则，有“智慧”的人就会察看国君的喜好和厌恶，从而按国君的喜好处理政务，以讨国君的喜欢。这样，国君就容易被这些人蒙蔽。
3.政事简便。一是政策稳定。“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君个人贵在计谋多、变化多，但是作为国家来讲，政令要保持稳定，不能总是变来变去。二是政策简单。“治大，国小；治小，国大。”政策越多越繁杂，执行起来越困难，国家就容易衰弱，这样国家的实力就小；政策越简单，越容易执行，百姓理解也不容易出现偏差，从上到下就会统一步骤、统一推进，民众的凝聚力就容易集聚起来，这样国家的实力就强大。三是办事简便。办理政事不积压，当日政务必须当日办理，政事在各级官吏中停滞的时间越短，他们越没有时间考虑谋取私利的事情。“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当天的事当天办完的，国家就能治理天下；当天的事到夜里才办完的，国家还算强大；当天的事隔夜才能办好的，国家就要削弱了。四是政策深入民心。“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政事在家里就能断定的国家，能够统一天下；政事要由官吏断定的国家，还算强盛；政事都要由国君断定的国家，一定衰弱。只有民众深入的了解政策、信服政策，那么在国家颁布新的法令和政策之时，民众才能当即遵照执行，家里人一商讨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用官吏的监督和催促。这样就做到了，政府能够充分运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众的力量，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如臂使指，力量集中。
4.政府有信。应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用体系。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度体系。政令统一规范、执行严格。二是管理体系。精简办事手续，政令不过夜，不给官吏私自操作的时间和空间。三是法令体系。精简，任何民众均可理解法令内容；公开，任何民众均可询问了解法令；惩戒，法官不按法令执行，同罪处罚；监督，民众发现官吏违法可举报，并代替其职权。四是农战体系。促进民众认可农战、参与农战，乐农必勤奋，勤奋必纯朴，纯朴就乐于为国君所用。五是奖惩体系。使法令必行，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取得功绩一定会受到奖赏，民众绝无怀疑，绝对相信政府会兑现。
5.惩治游民。严禁推广儒学，防止民众爱好空谈和用儒学蛊惑人心；严禁商人卖粮食，农民买粮食，防止倒卖和挥霍粮食；严禁音乐和奢侈品流通，不让民众受奢靡之风的影响；严禁开客店，不为游民提供可供住宿的地方；贵族子弟必须服徭役，且严禁雇工，不为游民提供做工的地方；抬高市场的商品税和酒肉的价格，防止奢侈浪费和大吃大喝；加重刑罚，并且推行连坐法，民众就不敢私相争斗；不许请托给犯罪的人送饭，只要犯罪，不能获得同情和帮助，必须接受应有的惩罚。
二、法治思想
1.“法以应时”。他认为：“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礼和法要依据当前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情况而制定，只要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不能拘泥于旧法旧俗，而应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考察风俗以建立法制，研究国情以抓住根本，这样才能政策得当，法令应时。如果拘泥于先王圣法，就会落后于时代需求，如果满足于社会现状，就会跟不上社会变革的发展。同时，作为法令政策的制定者，在面对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白“疑行无成，疑事无功”“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的道理，能够创制新法、理解新法的人毕竟是少数，作为法令的改革者、创新者、推进者，不用刻意追求社会公众和世俗意愿的满意，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就坚决推进、决不迟缓，即使受到社会公众的诽谤和讥笑，也不要犹豫和退却，待到法令执行确实取得社会公众满意的效果，推进国家强盛和民众富裕之时，自然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2.以刑去刑。他认为：“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 用刑罚来削除刑罚，国家就能治理得好，用刑罚却带来更多的刑罚，国家就会动乱。他主张执行刑罚要对轻罪用重刑，这样，即使轻罪人们也不敢轻易违犯，就能达到消除刑罚的目的；假如对重罪用重刑，对轻罪用轻刑，这样，尽管用了刑罚，但刑罚的惩戒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犯法的事还会不断产生，国家就容易削弱。同时，推行使法必行之法，让民众相互监督、彼此担保，这样罪行就不容易隐藏，有了苗头就容易发现，加之奖赏严明、绝不失信，那么民众心里就有了判断善恶的标准，有了奸邪一定告发，这样就能防止奸邪恶行发生了。如果有了罪行能够隐藏，那么邪恶的人就不会畏惧刑罚，想要犯罪的人也会产生侥幸心理，他们会抱着侥幸心理去追逐私利、谋求显贵，坏人得不到惩治，爵位被私利谋夺，就会使国家的风气越来越坏。
他认为：“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如果刑罚不能消除奸邪，奖赏不能禁止罪过，国家必定混乱。因此应把刑罚用在刚刚产生犯罪苗头的时候，这样，大的奸邪就不会出现；把奖赏用在揭发坏人坏事的行为上，这样，尽管细小的罪过也不会漏掉。统治民众使大的奸邪不出现，细小的过错不漏掉，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国家治理的好就一定强盛。
3.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他认为，如今人们所说的义，是指建立人们所喜欢的东西，废除人们所讨厌的东西；所说的不义，是指建立人们所讨厌的东西，废除人们所喜欢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建立人们所喜欢的东西，结果人们要受害于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建立人们所讨厌的东西，结果人们却能享受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比如“仁义”是人们所喜欢的，用“仁义”来教导民众，民众就会包庇放任，放任就会游荡作乱，“仁义”就会成为暴乱的来源，而民众就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刑罚”是人们所讨厌的，如果用刑罚来治理，民众就畏惧而不敢做犯法的事，犯法的人少了，社会就会安定有序，而民众就会享受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所以说，对社会治理手段来说，不能从治理手段的属性来看，而应该从治理的结果来看。不能因为手段上民众讨厌就不使用，更不能因为手段民众喜欢就盲目使用，其结果往往就是，用民众讨厌的东西去治理，结果民众能够得到他们所喜好的东西；如果用民众喜欢的东西去治理，结果民众却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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