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分秋色（下）
应运而生的便是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学生，与韩非同窗。李斯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时代那些雄才辩士的人格向往，即视功名利禄为人生的追求目标，为此不惜朝秦暮楚，几无道德底线。李斯本楚国上蔡人，其老师荀子又是当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说师出名门。但他的为人却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这有他辞别老师时所说的一席话为证：“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这就是他准备踏入仕途的出发点，无论如何不能说他这是怀着为国为民之志去投奔秦王嬴政欲实现天下一统大业的。但他有学识，有政治头脑，投奔至秦，正赶上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去世，便试图到丞相吕不韦手下当个门客，没成想颇得吕不韦的赏识，把他推荐到新即位的秦王身旁当了个郎官，于是他经过几年的隐忍终于得到了游说秦王的机会。
他博才多学，又口若悬河，游说秦王时，谈古论今，准确分析了秦穆公曾称霸西方，却无法吞并诸多的诸侯国的历史形势，而到了秦孝公时周室进而衰微，天下大势发生了变化，诸侯争雄直至函谷关以东只剩下了六国，从秦孝公到庄襄王，欲兼并六国之战已历六代，如今到了“收官”的时候了，是千载难逢的最佳时机！司马迁在《李斯列传》里写这次游说，说李斯一开始即对秦王言道：“胥人者（总是等待的人），去其几也（将失去所遇到的机会）；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首要就在于抓住机会马上下定决心狠狠出手）。”然后分析形势，最后得出结论：“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足以灭诸侯，称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联盟合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此次的游说大获成功，嬴政不仅“听其计”，还“乃拜斯为长史（丞相、大将军府中的要职），……为客卿（享受高级幕僚待遇）。”李斯高瞻远瞩地献策，嬴政雄才大略地决断，确实是君臣绝配，功分秋色，不可没也。
而此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即韩国派了一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来秦国，名为帮着修一条工程浩大的对农业灌溉极为有利的水渠，实为充当奸细，以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目的在于削弱秦国的国力。后此计被秦识破，嬴政遂听从秦宗室大臣的进言，对在秦的“外国人”来了个“扩大化”，统统驱逐出境，李斯亦在其内。于是“斯乃上书”，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凭其说理透彻，终为嬴政所采纳，“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这是成就未来一统大业的关键一步棋，因为没有嬴政的逐客令，就没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没有李斯的这份上书，嬴政就没有兼听则明的人才环境，因为秦国失去了投秦而来的“国外”精英，说不定会在“灭诸侯，称帝业”的决策上犹豫，而导致与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一个“乃上书”，一个“乃除逐客之令”，是又一次的功分秋色。
秦朝初建，时李斯尚未当上丞相，他们君臣又“搭伙”了一把 ，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功分秋色。这就是力排众议，坚决实行“郡县制”，让“分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任廷尉的李斯，分析了周文王、周武王分封诸子所造成的历史弊端，向秦始皇建言：“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已成竹在胸，便当场拍板：“廷尉（时李斯之官职）议是。”这里且不论“郡县制”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尽管以后的两千年一直延续这样的制度，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舍此确实无法实现“一统”，更不用说接下来的“书同文，车同轨”了。此“功绩”的确应该算在秦始皇和李斯的头上。
写到这儿，我就不明白，这对君臣，不可谓不胸怀大略，怎么在后来的治国方略上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我想，“焚书”和“坑儒”这两件事，开了高压政策的先例，让“专制”在“皇帝”的强势下，变得合法，哪怕做出了毁灭文化和对文人进行肉体消灭这类的事情。历史躲过了“一枪”（分封），却挨了“一刀”（暴政）。李斯当然脱不了干系！难怪，秦始皇一死，李斯身为丞相，原可控制局面，反倒拜在奸佞小人赵高的脚下，轻而易举地搞了宫廷政变，开了新一轮的屠杀，暴政也变成了一头脱缰的野马，终使秦始皇的“万世”之梦只做了区区十五年。
嬴政，李斯，功过分秋色，历史已浓浓地记上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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