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DNA
--秦人前世今生 出版发行
为秦人把脉（代序） 陈忠实
第一辑 摹本
1中国人的DNA
埋没了2000千多年的秦兵马俑，重见天日，那深藏在华夏子孙灵魂深处记忆的DNA密码，才慢慢的解开。
2血脉相连是秦人
华夏第一个大统一帝国建立，秦人殷红的血液，像是滴在了华夏的版图上，迅速地向四周渗透。
3祖龙魂死秦犹在
漫长历史上，中国几度分裂割据。正是秦统一的文化这条纽带，让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分分合合始终归于一统。
第二辑 写意
4两行冷娃咥实活
冷娃有共同的性格，有理性精神、实干精神、冒险精神，他们个性倔犟、认真、不屈服等等，都统一在这个“咥”实活之中。
5什么也都敢藐视
在当代中国，有一句老百姓都十分熟悉的民谣：“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陕西人呢，则什么也都敢藐视。
6质朴实诚“兵马俑”
质朴、憨厚、实诚，就像那兵马俑一样。
7稳健持重性雍容
说话办事稳健持重，从容不迫，不温不火，不急不燥；换个角度看来，则显得四平八稳，针扎不痛，石碾不动，凡事贡献不大年年有。
8柔韧刚强丽人行
三秦女人，颇具传统中国画的神韵，初看平平淡淡，但运笔用墨颇显功底，意蕴悠远，读之愈久，则愈见其风韵。
第三辑 素描
9秦声原来是雅言
关西秦声，语调发音大雅脱俗，圆润清丽，美妙悦耳；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
10大秦之腔振寰宇
唱秦腔的境界在于吼，高亢激昂、苍凉豪放的赤裸裸的情感的发泄，是秦人的精神呐喊。
11情结千千古城墙
古城墙是这座千年帝王都最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陕西人的古城墙情结，比俄狄浦斯情结更加强烈、深沉、挚着。
13好古风雅喜收藏
但凡有一点文化背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收藏一点古物。可以说，好古，已蔚成风气。
14血性未泯好足球
狼的坚韧，狼的血性，狼的孤独，狼的桀骜不驯，就是陕西人的性格。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纪之交，普遍萎缩的中国联赛却能生出火爆的西安主场。
第四辑 存照
15喜气洋洋爱吃面
饭时，走进任何一家饭馆，只听见满堂吸吸溜溜、呼呼噜噜的进食声。这种旁若无人，汪洋恣肆的场面，用豪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16咥碗泡馍身通泰
如果要问最喜欢吃的地方风味食品是什么？十个人中有九个肯定回答的是：“咥羊肉泡”。
17没有辣子嘟囔囔
可以不吃菜，不吃鸡鸭鱼肉，但不能没有辣子。“没有辣子嘟囔囔”，就是传神的写照。
18酒杯端起天地宽
喝酒，能喝出淳朴古老的遗风，喝出那份快要淡去的真情、友情和亲情；美酒穿肠过，滋润了干涸的心田，燃热了枯萎的精神，既是喝醉也心甘情愿！
19尚白好黑古风存
尚白，既是习惯成自然，又是某种象征，带有深邃的文化意蕴。崇尚黑色，不仅是传统使然，还是刚板硬正的铁血性格的象征，有着神秘的地域文化色彩。
第五辑 透视
20尚武任侠关西汉
那些身材高大、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最早被尊称为关西大汉。
21崇文好学美名扬
文化，犹如空气、水，弥漫在三秦大地，滋养着这里的黎民百姓。
22千金之子不死市
大多不好经济之途，不能不说受“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观念影响颇深。
23东征出关便成龙
要出人头地，有大作为，就必须如秦王扫六合一样，挥剑决浮云，吼着秦腔、踢跨踢跨走出潼关，向东向东一直向东！才能越走越远。
后记
为秦人把脉 (代序)
陈忠实
为城墙洗唾
多年以来，在涉及秦人现状特质的讨论中，零零散散却不绝于耳的一种说法，是封闭。标志封闭的象征物，不约而同指向了西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文雅者冠以“城墙思维”、“城墙文化”等等，形象思维者更显出想象的丰富，把城墙比喻为“猪圈”，“里边生活着一群猪”。后一种说话尽管有点自我作践自我受虐的残酷，而其意思却与前一种文雅的提法英雄所见略同。后者为前者的注释。
我赞同封闭的说法。我却不敢苟同只有当代秦人封闭的观点。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整个是封闭。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也是铁板一块的封闭。大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封闭，不独某一方地域。思想解放兴起２０多年来，还把造成如今秦人思想封闭的渊源指向一个古物城墙，是否同时也泄漏出当代人思维的浅薄乏力和随意性？
我所知道的史实，重要的有这样几个，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仅蓝田一个县就有８００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缺憾在于没有人写这场大革命运动的“观察报告”。
“西安事变”怎么看都是扭转中国局势的大手笔。且不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的１３年这样任人皆知的史实了。我便简单设问：在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安、关中乃至陕西人的举动都毫无疑义地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城墙把哪一位先驱者封闭捂死了？怎么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封闭的渊源，突然瞅中了古城墙？
民间俗谚曰：婆娘不生娃，怪炕栏子太高。陕西经济发展滞后，肯定有至关致命的几条原因，恐怕不单是一个秦人思想封闭所能了结。而造成思想封闭的因素也可能归结出几条，起码不会在城墙上头。用流行语说来，不是城墙惹的祸。
研究秦人的地域性特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强化其优势，减弱以至排除其劣势，是一个科学而又严肃的课题，对陕西乃至整个中国走向繁荣和文明具有切实的意义。而图省力气的简单索象图解式的随意性，可能反而帮了倒忙，更不要说朝城墙上吐唾沫的撒气卖彩式言词了。
粘面的滑稽
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嚷嚷。
这是流传颇广的民间文学里的几句。与诸如陕西“八大怪”一样，以形象生动风趣幽默的韵词儿，描画出陕西（主要指关中）人独特奇异的生活风情，颇见民间智慧。内容基本客观写真，没有夸张失实，也没有褒贬的倾向。说者一乐，听者亦一乐；外省人说着逗乐，陕西人也自娱自乐说着，谁也不在意。
然而，在一些正经媒体正经场合，被人很正经地用来作为陕西人思想保守不求进取的例证，进而引申到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样严肃重大的命题上，我不敢完全相信，不禁反问，这样的原因可靠么？
就我所知，即使比较富庶的关中，人们能喜气洋洋吃到一碗粘面的日子，仅仅也只是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这２０年的事，之前作为公社社员的农民是把粘面作为待客的豪华饭食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更不必说了。可见关中人并不具备满足于一碗粘面的先天性惰性。再说，黄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人多以五谷杂粮为生，也都以一碗白面为上好食品，为什么山东人河北人北京人没有因为吃粘面（他们称捞面条或干面条）而保守起来，惟独是关中人抱着一碗面条就变得满足了、不思进取了？
总不会是关中的小麦与山东河北的麦子有质的差别吧！
似乎还隐约着一层言外之意，以面食为生的关中人，不及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脑瓜聪明灵活，自然影响到思维，也影响到经济发展。小麦和大米在所含营养成分上谁优谁劣差异多大，其实在这个话题里失去了对比的意义。稍微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欧洲和北美人多以面包为主食，面包是用小麦为原料而不是以大米为原料的，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人的大脑结构和思维方式。影响一个地区人的群体性思维方式和观念新旧的关键性因素，可能有好多条，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一条，是眼睛看取了什么脑袋里装进了什么，而不是嘴巴吃进去什么。
既然作为一个地域经济发展这样至关重大的命题，讨论者最根本的立足点是严肃，是言之有据，是对可靠的“据”的科学论证，之后才可能找到制约经济发展的途径。某些浮皮潦草某些华而不实的说词，不仅挠不着痒处，反而可能造成误导，贻误时机。甚而连关中人选择吃食（比如粘面）的自信心都没有了。
实践的灵魂是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科学的探索精神。人们能理解能宽容探索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失误，却不能接受诸如以一碗粘面给关中人把定脉象的滑稽。
遥远的猜想
在关涉陕西人地域性特质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叫“中心情结”。即对曾经作为历史上或大或小１３个王朝国都的政治经济中心位置，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至今怀有挥之不去的深层眷恋，而且形成了某种“情结”，而且因为不能失而复得便走向心理负面，产生了“失落感”。
以史实推理和心理分析来说，颇觉得那么回事。那些小王国小朝廷的小国都且不说了，单是作为周秦汉唐这四个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赫赫然有声有色的王朝的国都的子民，其光荣其自豪乃至自大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失去了国之首都也失去了“中心位置”的眷恋和失落感也是常情之必然。而然，拿这个推论来把脉今天的陕西人和西安人，敢信么﹖
创造过繁荣和鼎盛的唐王朝，是公元９０７年瓦解终结的，距今已有1098年，几乎接近１１个世纪了。１１个世纪里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难以叙说；１１个世纪时空里的中国变幻了多少王朝的兴衰，也难以述说；一百年来的中国一百年来的陕西和一百年来的西安，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变化，却是清晰可见的。一千余年后的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还被一个皇都的“中心情结”苦苦纠缠，还陷入在酸溜溜的“失落”情绪里，难以了结难以“尘埃落定”，要不是陕西人西安人心理变态，那就是这个“中心情结”的绵绵之力顽固之功胜过毒瘾，以至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子孙，都化解不开丢弃不掉戒除不净一个想当中国中心的情结……我是觉得此说未免太玄乎了。
小时候听村里人们把进西安城叫“去大堡子”。西安在乡民的眼里，不过是比他们自己生活的堡子大了一点罢了。虽然有些调侃有点轻蔑也有点自大，却也较为客观地透视出上世纪４０年代末西安的大概状况。一个凋蔽到只配用较大的堡子来称谓的古城的子民，不操心养老抚幼不算计柴米油盐不设防劫匪小偷，亦不关注政权变更不闻不问频频发生的运动不在乎上岗下岗，惟独醉心于那个一千年前“中心”位置的虚幻，如果不是西安人自己活受罪，当是文化人太过遥远的猜想。
文化既可以是深邃的视镜，也是文化人可以自信可以自恃的一杖。眼见的事象，文化已变成了一只时兴的“热狗”，爱吃不爱吃都想品咂一下味道；文化可以成为唬人的亟词咒语，还能变异为包治百病包兴百业的膏药。随便贴一贴作为装潢作为广告哪怕作为幌子，其实也无大碍也无大伤。只是在对一方地域群体性人群的心理秩序把脉时，切忌不着边际的联想，遥不相及的推理，不仅于心理秩序的实际相去甚远，也会把文化这根颇为神圣的“杖”弄得轻落了。
孔雀该飞何处
“刚到西安，我就听说这儿大批人才流到沿海城市，称作‘孔雀东南飞’。请问西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这是一家南方电视台记者开口就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在正面回答之前，先提出另一个例证：“其他领域我不敢断言，贵省的文学界我稍知一二，是一个公认的文学大省，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作家。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有的移居北美，有的迁居北京，有的转移到广州，更有一批集中飞到海南，几乎把海南作协变成贵省作协的一个分会。这些堪为文坛上的孔雀满世界散飞，能否称为‘贵省现象’﹖首先要纠正的是，‘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不是西安一家，贵省亦如是。”
小记者被我提供的基本确凿的事实堵住了嘴，有点措手不及。我当即为她解围，这既不是我和她抬杠，也不是为西安护短；西安和贵省发生的“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其实是全国都在发生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现象。
在经济发展业已形成巨大差异的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地，相对滞后的内地和西部的各类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向东部和沿海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流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即使在西部或内地发展滞后的一省范围内，也存在中小城市里的人才朝省会城市流动集中的趋势；在世界格局里，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才，朝西欧和北美这些发达国家流动，已是不争的事实。怎么会是西安独有的现象呢﹖误传了。
这种现象，常见的解释有二，一是寻求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和能量的物质条件，比如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较为充裕的资金。二是和谐和单纯的心理空间，不至于把智慧和创造力消磨在蝇营狗苟的龌龊之中，而能使智慧和心劲专注地投入到发现和创造中去。这当然是有能力也有抱负的人，在省内在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里流动的关键原因。然而，还有一条隐伏的说来不大冠冕堂皇却更趋本能的原因，便是报酬多与少、收益薄与厚的较为悬殊的差别。
还是民间富于生活哲理的谚语来得明快：人总是挑白馍大馍吃。我对小记者说，干同一个项目，在敝省和贵省只能吃上黑馍和小馍，在深圳在上海却可以吃上白馍大馍，在纽约在温哥华在巴黎更可以吃上面包和牛排，而且项目试验的设备、条件、环境、资金更完备，这种人才流动的地域现象国内现象乃至世界现象，就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君不见，即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个人收入最惹眼的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才流向北美、西欧和东邻日本……
孔雀该飞何处，该栖那条枝上，这个自主权在孔雀们自己权衡与斟酌。
乡谚一例
关中乡村和中国南方北方的乡村一样，流传着许多谚语俗话民谣。因为历史文化地方风情尤其是方言的差异，这些乡谚也有差异。然而更多的是内蕴上的类同，相同的意思各有各的方言表述形式。关中是一个历史文化沉淀尤为丰厚的地区，即使乡间也是文化和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乡谚等特别丰富。
我生在乡间长在乡间工作在乡间，自打能鲜知人言，便接受这类民间文学的灌输，只是不太留意，也不太在乎。原因在于“崇洋迷古”，以为中国的外国的书籍上的东西才是知识，民间谚语一类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近年间也不知何种因素驱使，竟想到许多谚语是很了不起的大智慧大学问，乃至大哲理。在庞杂的谚语词汇里，有讽时喻世的，有乡风民俗的，有天光地貌气象变幻的，农耕时令和农耕技巧的，几乎无所不包。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概括生活现象社会现象极富哲理的谚语。因为不是专指一时一事，也就不因时迁事变而消匿；在一定意义上归结出生活的某些规律，因而一代一代传遗，经久不衰。
仅举一例。也是最通俗易明的一例。“狗狂一滩屎，人狂没好事。”乡间的狗是吃屎的，常为得到一堆屎而疯狂。隐喻到人却是反意，疯狂是没有好结果的，乃至死。“屎”与“死”在关中方言里为谐音。小时候玩到颠狂状态，母亲就会掷出这句话警告。话音未落，我已经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或者是疯跑到折不住身栽到深沟里去了。然仍不长记性，也不在乎这粗俗的谚语。我后来读到一句流行欧洲的谚语，“上帝想让谁死亡，先使其疯狂。”甚为惊喜，欧洲民间和关中民间以谚语方式归结出来的生活哲理社会事象，竟如出一辙。
希特勒为一滩“屎”，何其疯狂乃尔，结局是“畏罪自杀”在地堡里。东条英机何等狂妄何等不可一世，结局是被吊死在国际法庭的绞索上。林彪江青之流横行“文革”，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形态，结局也够惨了。萨达姆被美国士兵从乡村地窖里拖出来时的那副模样，我一眼就看出眼神里丧失了原有的“独气”和“横气”。这两种气色几十年来充盈着萨达姆的眼睛，直到他疯狂地出兵占领科威特，成为一个转折或死亡前的先兆。
我又怀疑欧洲谚语了。上帝原本是个善的形象，不应也不会故意驱使某个人先疯狂再死亡的。这条谚语用在上帝头上有失敬意。倒是关中民间的谚语更科学更经得住推敲，它把人群里的疯狂分子比喻为狗，把疯狂分子的反科学反生活规律的行为，比喻为疯狗的行为，似乎更恰切更得当，也更具可视性。
也说乡土情结
2003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扶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忍了忍，没有用矫情一词。
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的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于长江生态有利，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对于照片上登船离去时回顾茅屋的一双双泪眼，我用另例来打趣，一批一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的人，移居到欧美，临别时在机场与家人分手时也难抑一眶热泪，然而并不能改变他们铁定的去意。至于已经住上三层楼房还要抱怨“离土地太远”的崇明岛那位移民，渲染这种太过矫情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
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泪眼，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了，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甚至因而成为陕西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在中国范围内，恐怕再没有哪个地域的人比上海人恋乡情结更重了。本质的原因，在近代中国，上海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首站，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准高于优于其它各地，上海人离开上海走到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与优越的生存环境背向而行，未必纯粹是对故土的一份热恋情结。让我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事实是，在近年移民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人中，上海人占的比例尤大。为什么上海人移居西北某地和移居日本表现出对故土差别悬殊的怀恋情结呢。我依此而怀疑文人情怀中渲染的那个情结的可靠性；也怀疑关于人们对故地乡土的那份普遍存在的恋情，真的会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鉴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痒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辟如文人情怀趋使下对移民泪眼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舒悦。
两个蒲城人
许多年以来，我都被两个蒲城人感动着。一个是晚清军机大臣王鼎，一个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鸦片战争时，王鼎对道光帝以死相谏；抗日战争时，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在近百年里两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两个关中蒲城县人分别以死谏和兵谏的方式力挽狂澜，对于今天纷纷扬扬讨论着的关于关中人的话题，我来提供一个参照。
嘉庆帝时，王鼎历任工、吏、户、礼、刑各部侍郎，所谓“迭居五部”的重臣。到道光帝时，担任军机大臣整整１７年，直到自杀。他的政绩他的方略他的品格，短文不足叙，仅举他生前一二年内的几件大事和细节。王鼎力荐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王鼎也被道光帝支使到开封封堵决口的黄河，他提出林则徐为治水助手，企图使林躲避流放苦役。年过古稀的王鼎拒绝豪华“宾馆”，把指挥大帐扎在施工现场，直到完工，裤裆里早已溃烂化脓。道光圣旨下来，林则徐继续发配伊犁。王鼎跺脚捶拳，仰天长叹，挥泪为林送别。
王鼎知道鬼捣在那里。回到朝延，与琦善、穆彰阿之流就形成白热化交锋。“每相见，辄历声诟骂。”“斥为秦桧、严嵩”。诟骂大约类近臭骂。王鼎是否用了关中最普遍最解恨的那句“陕骂”，不得而知。无论这个老蒲城怎样斥责怎样羞辱怎样臭骂，穆彰阿却“笑而避之”。道光帝以“卿醉矣”来和一滩超级稀泥。王鼎之所以失控之所以猴急之所以开口动粗，在于道光帝早已视他为妥协政策的障碍和赘物了。王鼎几乎气疯了，当朝大叫“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竟而扯住道光龙袍不表态不许退朝……随之便以一条白练把自己吊到屋梁上，留下三条谏言：“林不可废。琦、穆不可用。条约不可签。”
当着一群得宠的蛇鼠弄臣围着昏聩的皇帝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丑剧演到热闹处，一个把整个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扛在肩上的关中蒲城人，我们怎么好意思叨叨喋喋他“生冷憎倔”也否﹖是吃粘面还是吃大米更先进也否﹖
杨虎城离我们时空较近，较之王鼎，“知名度”更高得多。正是这个蒲城人和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联手，捶拳一呼“把天戳个大窟窿”，捉了蒋介石，一举扭转了中国的格局。应该说，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和结局，就是从那一刻发生转机的。杨虎城兵谏比王鼎的死谏要有力得多，结局和效果也相差甚大，然而杨虎城的个人结局却更为惨，是他杀，而且同时被杀的还有妻和子，没有示弱没有变节。
王、杨二人是蒲城人，在其思想、精神、抱负和人格上有诸多共通的东西，无疑也和我们这个民族垂之青史的志士仁人共通着。我可以骄傲并引以为作人楷模的当是他们。这样说，并非蒲城并非关中就没有巧舌如簧骨软缺钙专事龌龊的卑琐之徒，这是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里都不可或缺的人渣，也如同任何一个地域都会有担负民族和国家兴亡荣辱的铁肩一样挺立于世。我只想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共性时，无论这个共性中的优点或缺点，不要忘记绕开这个地域最杰出的人物，应该做为讨论的参照之一。
我再想说，我们讨论陕西关中人的视野应该更宽泛一点，视角应该更具穿透力，不要只局限在民间市井浮泛调侃的层面上，那样会弄得陕西人笑也不自在哭也不自在，吃面不自信吃米也不自信的无所适从了。
我以为，决定一方地域人的素质高下的关健是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结构。对于文盲而言，喝米汤和喝咖啡都产生不了新思维，无论他是关中人或是广州人，或是欧美人。
如今有一种比较时髦的说法，秦人，是中国人的DNA.。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秦人的地域文化性格，不惟对陕西，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本书，为古今之秦人把脉，探究其前世今生，视觉相当独特，挖掘深邃，鉴古论今，贯通东西，具有深厚的穿透力，可以作为一面视镜，立此存照，为今世人鉴，以知得失。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以随笔的形式写成，其中的文章，既可单独成篇，又气韵相贯通，文字活泼，增强了可读性，颇显功底，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研究探讨秦人地域性格难得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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