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无疑是一个血腥的年代，将乱世的血雨腥风转化为风流绮靡的是徜徉于“花间”流连于“尊前”的中国文人。
大唐帝国的气数差不多是在落第文人的手中折腾完的。公元八八一年，落第后曾经怨气“冲天”地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这样一首“反诗”的冲天大将军黄巢带兵攻入长安，把曾经产生过唐太宗武则天李太白杜子美的光焰万丈不可一世的唐王朝冲了个稀巴烂，虽然距公元九○七年朱温灭唐还有二十七年的光景，可明眼人都清楚，大唐帝国在那个时候就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落第文人用香艳绮靡的形式与格调取代了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唐诗的辉煌。温庭筠是词史上的当仁不让的第一位大家。在温氏之前也不乏人作词，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等，但大多只是偶尔为之，惟有温氏全力经营，使之蔚为大观，成为真正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文学新样式。
面目丑陋的温庭筠偏偏是个喜欢在风月场中厮混的风流才子，他的生存方式与晚唐风雨飘摇的景况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反差。也许是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颓败更容易使人产生及时行乐的作为，屡试不第的温庭筠终日与美人醇酒为伴，在风光旖旎的温柔乡中抚平功业未建壮志难酬的创痛，销蚀放浪形骸的肉体与灵魂。他喜欢美丽的女人，他笔下的女子是何等的明艳照人，令人心旌摇荡：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菩萨蛮》）
这首列于《花间集》卷首的温氏代表作所描写的就是一种“温庭筠式的美丽”。这是一种秾艳的美、妆饰的美，一种雍容华贵流光溢彩的美，虽然略显繁复，然并不使人觉得腻味与俗气；也许有人不喜欢，但却自有其美学上的存在价值，能把一种美丽写到如此境界，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本事。
叉八次手就能吟成八韵的才华横溢的温八叉居然是个科场考试的失败者，当然也是个仕途上的失败者，然而他却是个欢场上的得意者！深情绵邈的温飞卿将他的绝世才华和至情至性完全倾注在他所熟悉所爱怜的众多女子身上：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梦江南》）
“独倚望江楼”的“青楼女”是温氏作品中永恒的主人公，温庭筠用绮丽繁密的笔调描写她们，描写她们的容貌、她们的体态、她们的心理、她们的服饰、她们所居处的环境。她们的形象斑斓而又鲜艳，闪动着金玉与锦绣般的光华。她们是一群憧憬爱情而又被爱情折磨的人，相思断肠念远盼归是她们日复一日的功课，她们被珠翠钗钿胭脂粉黛深深庭院重重帘帷层层包裹，为春花秋月伤心，为莺啼燕语落泪。
流连欢场沉湎酒色的温庭筠简直就是晚唐五代文人风流放荡形象的一个缩影。温氏之前的杜牧自然是风流狂放得可以：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纵酒狎妓是风流杜郎重要的生活内容，自然也是晚唐五代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温氏之后的韩偓也不遑多让。韩氏之诗极写艳情，人称“香奁体”：
“鬓垂香颈云遮藕，粉着兰胸雪压梅”（《席上有赠》）；
“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唯见下裳红”（《昼寝》）；
“春楼处子倾城，金陵狎客多情；朝云暮雨会合，罗袜绣被逢迎”（《六言三首》之一）。
这等香艳腻滑的诗，与《花间集》中的艳词相比，可说是如出一辙，毫不逊“色”。晚唐五代文人似乎就是这样一群终日混迹于秦楼楚馆的风流快活的“狎客”。当然，唐代乃是一个豪迈开放的朝代，男女关系较为随意放纵，青楼狎妓实在是当时文人骚客的普遍现象，而且往往被视为一种风流雅事；狎妓冶游的内容在唐人的诗歌中所在多有、屡见不鲜，大诗人元稹、白居易等，也曾与当时的名妓薛涛过从甚密，时有诗歌唱和，可见其时世风如此。但是，晚唐五代的放荡应该说已到了病态的地步，这当然是病态的社会在文人身上的一种病态的折射。晚唐五代诗人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中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描述香艳绮靡的情事，作品数量之多，刻绘之具体形象细腻露骨，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把这种肆无忌惮的放荡置于晚唐五代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白骨成丘血流成河的大背景下审视，则更能凸现出弥漫充溢于其时的中国文人畸形的生存状态与社会文化心态。
五代短暂，五个朝代的轮替只不过才用了五十余年的光景，国祚长者十余年，短者仅四年；而南方各国一般都有三几十年的寿命，国祚长者如吴越竟享国七十二年，因此，五代十国时期总的形势是：北方动荡，南方相对平静。于是，中国文人都跑到南方享福来了！南唐有冯延巳与中主后主等等，西蜀有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牛希济、鹿虔扆、欧阳炯等“花间派”诸人，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而整个北方却似乎只有一个名叫和凝的家伙在苦苦撑持着，勉强挣回些许面子。
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公元九○七年后的中国，北方是赳赳武夫在厮打、在角逐，杀人如麻，尸横遍野；南方是风流文人在快活、在享受，夜夜笙歌，朝朝管弦，倚红偎翠，怜香惜玉。
这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年代。
这是中国武人最跋扈的年代。
这是中国文人最放纵的年代。
中国文人在这一年代集体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
在北方，中国文人少气节，重实利，明哲保身，寡廉鲜耻。有长乐老冯道者，一生事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一主，皆居宰相、太师、中书令等高位，非但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自称“长乐老”，并作《长乐老自序》，赞自己“孝于家，忠于国”云云，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样的“长乐老”、“不倒翁”，从某一角度看倒有点像现代西方的职业政客，或曰“公务员”，不管“主子”如何变换，他自“岿然不动”。当然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比方，五代并不具备产生现代公务员的条件，冯道之流也不可能具备现代公务员的意识，他们的目的只是保住自己的特权与利益，使自己“长乐”，什么国家、民族、百姓，统统到一边去。这类人物在五代并不鲜见，如上面提到的和凝，也是历仕梁、唐、晋、汉、周五代，也当到了宰相那样的大官。能同时侍候不同朝代不同姓氏不同年龄不同性情不同爱好不同品味的不同“主子”，这其实是一门极为高超的“行为艺术”，需要极为高明的“平衡”与“厚黑”的功夫。只是这类“长乐老”并不能使主子们“长乐”，更不能使老百姓“长乐”，五代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间更换了五个朝代，老百姓更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饱尝兵燹之苦，不能说与五代文人的这种“长乐”意识毫无关系。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南唐君臣的一问一答颇有象征意味。
就在中国北方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之际，中国文人在南方继续演绎着一幕幕风花雪月的故事。
被王国维称为“主观之诗人”的李后主当然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但他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他的帝王身份使他种种香艳绮靡的作为有了荒谬的“合理性”——又有哪一个帝王不是泡在美人堆里过日子的呢？因此，李后主的风流不具典型意义。但是，李煜的艳词却极具时代特色：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 难，教郎恣意怜。”（《菩萨蛮》）
据说，这里叙述的是李煜与小姨子小周后私通的恋情，词写得妙极了，艺术水平是一流的，女主人公的动作举止与心理活动被刻画得丝丝入扣、鲜活灵动。但是，谁又能说得清词中的“小周后”与一般的妓女有什么分别呢？再看下面这首：
“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 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
这哪里像帝王的口吻，简直就是“无行文人”的狎妓之作，作品的内容、格调与其时风流绮靡的世风是完全吻合的。
偏安一隅的南唐君臣是一帮十足的享乐主义者，波涛汹涌的长江护卫着他们的征歌逐舞、醉死梦生。感谢顾闳中，他的《韩熙载夜宴图》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当时中国文人生存状态的真实的自供状。《韩熙载夜宴图》以直观的形式有力地佐证了五代文人一切声色犬马的描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多美的句子！写下这一千古名句的南唐宰相冯延巳当然没有想到，来自北方的强劲的风，不几年后就要将南唐小朝廷这“一池春水”吹起掀天巨浪。江南的风太微弱、太绵软、太温柔、太轻盈，只能吹拂美人的罗裙与思妇心中的涟漪，吹不动黄河的浪花、中原的尘土。据载，吟出“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样绝妙好词的南唐中主李璟也曾有过进取中原、一统天下之志向，这大概只是这位风流小皇帝的一厢情愿罢了，横扫六合叱咤风云的雄主胸中藏有百万甲兵，岂能容得下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儿女柔情。正如宋徽宗赵佶那厮，画一手工笔花鸟，写一手“瘦金”书法，不可谓不聪明，不可谓少才智，然终究是个亡国之君的料，与南唐二主都是一路货色。可见治国平天下与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凑不到一块儿。毛泽东壮词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其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需要文采。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菩萨蛮》）
——这就是令人心醉的江南，这就是令人销魂的江南，江南有碧绿的春水，江南有绝色的佳人……
颠沛流离的北方才子韦庄蹒跚而来，喘一口大气，擦一把热汗，抬头望一眼明净的天空，登上“绿窗人似花”的“红楼”……若干年后，他写下了五首优美的《菩萨蛮》。
江南的明丽并没有使韦庄的脚步永久留驻，他步履匆匆地继续前行，向西，向西，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来到富饶而远离战乱的成都平原。
韦庄的入蜀迅速提升了西蜀的文化品位和文学地位，改变了中国文坛的总体格局——偏远的西蜀居然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中心。
中原的战乱并没有扰乱蜀国老宰相寻访“谢娘”的好兴致，西蜀的美女并不比江南佳丽有所逊色：
“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檀郎。”（《江城子》）
这是典型的五代词的用语特色，这是典型的五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该风流的还是风流，该快活的还是快活——这就是五代，这就是五代文人。韦庄用他的直白与清新展现着那个时代中国文人不加掩饰的真率与丑陋。
韦庄不但是西蜀文学的开拓者，也是前蜀小朝廷典章制度的创立者。他帮助私盐贩子出身的王建创立了蜀国，可是他的功勋与贡献并没能保住他所宠爱的女人。蜀主王建强夺所爱，借口“教内人为词”，把他“资质艳丽，兼善词翰”的爱姬给抢走了：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 安。”（《浣溪沙》）
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老人的执着与真挚而感动——韦庄入蜀定居时已经六十六岁。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仍有此等少男少女的情怀与举止，这实在令人感慨。由此亦可见五代的风流是时代性的。发生在韦庄身上的故事，在那个疯狂而又放荡的时代里，很典型，也很平常。
西蜀的相对宁静吸引着急于躲避战乱的中原文人。就在韦庄入蜀的同时，牛峤与毛文锡等五代重要的词人也先后来到了成都。
西蜀的宁静和富足为五代词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以西蜀词人为主的花间派的形成是词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不仅标志着西蜀已经成为五代词创作的中心，而且还标志着词作为一个文学新形式真正走上了文学舞台。
唐朝宰相牛僧孺的后人牛峤带着浓重的女人香向我们走来，他的词作弥漫着“花间鼻祖”温庭筠的繁密与秾丽：
“额黄侵腻发，臂钏透红纱。”（《女冠子》）
“挑锦字，记情事，惟愿两心相似。收泪语，背灯眠，玉钗横枕边。”（《更漏子》）
有的作品径写男女间的情事，相当大胆露骨：
“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 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菩萨蛮》）
一夜欢情，几多缠绵缱绻，尽在其中，而“粉融”句简直就是“床上镜头”了；结句尤为干脆决绝，表现出一种情爱的“疯狂”。如此生动逼真的刻绘，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为之。牛峤的艳情与晚唐五代“风流大合唱”的主旋律是合拍的。
牛峤的侄儿牛希济心中的至爱是那一袭闪耀着青春光泽的“绿罗裙”：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生查子》）
这是一个发生在春天的哀婉缠绵的故事。朦胧月色下的依依惜别，一步三回头的反复叮咛，归结为极具美学意味的结尾两句：天涯何处无芳草？看到了芳草就会想起那穿着绿色罗裙的恋人；想起身穿绿罗裙的恋人，就会觉得天涯处处绿草惹人怜爱——联想与移情的运用，给人的想象力腾出了广阔的空间。牛希济的爱情故事给秾艳的花间渗进了些许清新的气息。
公平地说，花间词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通篇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绮靡之作，像牛希济那样的清新自然的爱情故事也占有不少比例，此外还有村野渡头风光、古祠神庙遗迹以及怀古伤亡情绪的展示，甚至我们还可以倾听得到应该是整个五代的“主旋律”但却被五代词刻意消弭了的金鼓杀伐之声：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毛文锡《甘州遍》）
那是《花间集》中绝无仅有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花间集》的整个基调是香艳的、柔靡的，充满了男欢女爱的甜腻与暧昧，少数作品的“异端”并不能改变其“镂玉雕琼”、“裁花剪叶”（欧阳炯《花间集叙》）之总体倾向。这其实是整个时代的总体倾向，是那个风流岁月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不管是在南唐，还是在西蜀，或者是在北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都是一样的，他们笔下所描摹的生活与所抒发的感情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很难分得清冯延巳、和凝或欧阳炯等等之间的差别，这也就是五代词作常有作者归属张冠李戴的根本原因。
“肌骨细匀红玉软，脸波微送春心。娇羞不肯入鸾衾，兰膏光里两情深。”（《临江仙》）
这是北方的和凝向我们展示的艳情，所透露出来的香艳绮靡丝毫也不比南方词人逊色。不由得令人生出无限感慨：在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南北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竟然达到了如此惊人的一致！这位在梁、唐、晋、汉、周五朝都能玩得转的“不倒翁”宰相看来也是个在风月场中玩得转的主儿，眠花宿柳、倚红偎翠的生涯在他的艳词中处处留下痕迹。他笔下的女子“正是破爪年几，含情惯得人饶” （《何满子》），“脸莲红，眉柳绿，胸雪宜新浴”（《麦秀两歧》），显示出最为纯正的花间本色。和氏以擅作短歌艳曲而“名震中外”，契丹人称其为“曲子相公”。当了大官后，或觉有失体面，或恐有损声誉，于是“悔其少作”，竟将其大多焚毁，现存世仅二十多首。和凝的现象可能在花间词人中普遍存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些五色斑斓的词作可能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绝大部分艳词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冰海中。五代文人虽然行为放荡，但也懂得爱惜羽毛，沉溺色情展示肉欲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放荡不羁风流任性的薛昭蕴手舞朝笏、口中念念有词地走进我们的视野，他吟唱的是《浣溪沙》。薛氏对《浣溪沙》有特殊的偏爱，现存的十九首词作当中，《浣溪沙》就占了八首。“红蓼渡头秋正雨，印沙鸥迹自成行。整鬟飘袖野风香。”薛氏的这首《浣溪沙》基本上可以概括其作品的主要风格：既有花间特有的女人香又不失清新之气息。花间词人大多轻薄纤巧，薛昭蕴却是其中留下历史深沉思考的少数人之一。当然这种思考也是包容在香艳的形式中，带着浓重的花间痕迹：
“倾国倾城恨有馀，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浣溪沙》）
历史的沉重感与苍桑感给轻薄妩媚的花间注入了些许弥足珍贵的分量。
然而风流的五代仍然是由男欢女爱唱主旋律。“太狂生”的张泌带着鲁迅先生“唐朝的钉梢”的戏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五代式的情爱故事：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漫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浣溪沙》）
一见钟情式的追欢，打情骂俏式的娇嗔，当然也不乏青春的张狂与妩媚，充满了五代式的随意与暧昧。而写下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的顾敻更将五代的情爱写得透骨入心，明人王士祯称此三句“自是透骨情语”，极是。顾氏凭此词即可在五代词中占一席位，因为他从“心”的角度挖掘男女之间刻骨铭心的情爱，与花间常见的外在形态的刻绘迥然有别。
曾为《花间集》作序的欧阳炯与鹿虔扆、阎选、毛文锡、韩悰等五人俱以小词为后蜀主孟昶所赏识，时人号为“五鬼”。五代十国时被称为“五鬼”者并不罕见，南唐宰相冯延巳与冯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等五人，也有“五鬼”之称。被称作“鬼”者大抵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如欧阳炯辈，与连便壶都用七种宝石镶嵌的风流昏聩的主儿孟昶大概也是一丘之貉，他们用以取悦于孟昶的“小词”，境界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欧阳炯走的是温庭筠的路子，但他又远没有温庭筠的才华与大气，因此，他的艳词就像打扮得珠光宝气的村妇，艳丽的外表之下时时透露出粗鄙与逼仄，如“曲罢问郎名个甚，想夫怜”；“虽似安仁掷果，未闻韩寿分香”（《春光好》）。然而欧阳炯的确是以写艳情著称，我们不能想象后蜀君臣们体味欣赏这类艳词时的种种丑陋的心态与神情：
“画屏绣阁三秋雨，香唇腻脸偎人语。语罢欲天明，娇多梦不成。”（《菩萨蛮》）
欧阳炯的有些词号称“极艳”，如下面的这首《浣溪沙》：
“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
写了男女之间的“床上动作”，写了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的“激情场面”，形象而具体，露骨而直白，比之于牛峤的“粉融香汗流山枕”又进了一步，说它“极艳”，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这类“极艳”的描写只能直接诉诸于人的感官，在艺术上毫无美感与价值可言，后蜀的君臣们迷恋这类粗鄙浅陋的东西，心态上的畸型与龌龊就不用说了，于中透露出的更是一种弥漫于整个小朝廷的气数已尽的堕落与无奈。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五鬼”之一的鹿虔扆的这一首《临江仙》深沉而凄切，是对后蜀小朝廷吟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鹿氏的“玩深沉”可惜只是“马后炮”，后蜀的灭亡当然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像后蜀这样腐朽的政权不亡是没有道理的。
五代多亡国之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五代也多诗人帝王，这却是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诗人帝王与亡国之君难道真的结下不解之缘？南唐后主李煜是个最为悲惨的亡国之君，却也是个极具艺术天分的大诗人。王国维曰：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李煜以他字字血泪的生命之作开拓了词的境界，提升了词的品格，花间诸人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前人吊李后主云：
“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其实，他的“薄命”既有个人的因素，更有时代的原因。前蜀的亡国之君王衍当然是个荒淫无度的酒色之徒，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颇具才情的诗人，他所作的《宫词》曰：
“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
这位自以为不是“痴人”的酒徒尝自创《醉妆词》：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时代风气与个人取向的极端堕落在王衍笔下得到形象的体现。而后蜀孟昶的亡国故事实与李、王二人相差无几，惟其诗人的身份一直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其实，他仅凭下面这一首作品就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中占一席位了：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庭户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回，不道流年暗中换。”
这实在是太美了！尤其是头两句，写花蕊夫人超尘绝俗之美，写摩诃水殿清凉幽雅之胜，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一千多年来不知引起多少人的联想与神往。据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洞仙歌序》，他在七岁时曾遇一九十多岁的眉山老尼，老尼自言年轻时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有一天非常炎热，蜀主与花蕊夫人纳凉于摩诃池上，蜀主作一词，老尼将其记下了。四十年后，老尼早已逝去，世上已无人知道此词，苏回想起来，也仅记得此词的首两句，乃据此写成了一首《洞仙歌》。可见这故事这诗句在苏东坡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美丽的爱情故事与美丽的爱情诗句不正也道出了五代的亡国之君之所以亡国的因由吗？
美丽的花蕊夫人在亡国之后曾有诗云：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诗中透露出对后蜀将士不战而降的怨气。可是冰肌玉骨清凉无汗的夫人不知想过没有，与她在摩诃水殿风流快活的孟昶又何尝是男儿？在风流的后蜀，在风流的五代，又有几个真正的男儿？！在五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只有杀人如麻的屠夫、荒淫无耻的君臣和沉湎酒色及时行乐的文人，又到哪里去找热血男儿？！
我终于知道宋代理学兴盛的原因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宋代难道不是对寡廉鲜耻人欲横流的五代的一种“反动”么？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代难道不是对淫佚放荡娼风炽盛的五代的一种矫枉过正么？
文天祥《正气歌》曰：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公元十世纪前后，在中国，所缺的就是这样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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