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性灵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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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与性灵以及其他

  作者:金刚

  我曾在《中国画的线条与技法》这个帖子中说:“西洋画多是自觉或不自觉阐释问题的。中国画多是自觉或不自觉寄托性灵的。中西绘画,于此分野。”这样的话。现在来给这段话作些例证。

  下面是一些富有“问题意识”,也即“多是自觉或不自觉阐释问题的”西方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只是依据一些书上的目录顺手拈来的一部分,事实上更多的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也许并没有列入,比如《拾穗者》,《自由引导着人民》,《伊凡雷帝》,《破壶》,《筛麦的女子》,《伏尔加河的纤夫》,《犹大之吻》,《贺拉斯三兄弟的宣誓》,《马拉之死》,《五月三日的枪杀》,《希阿岛的屠杀》,《贩奴船》,《干草车》,《三等车厢》,《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死刑囚牢》等等)——

  贝林吉埃里的《耶稣受难图》,

  乔托的《基督进耶路撒冷》,

  法布里亚诺的《逃亡埃及》,

  马萨乔的《纳税钱》,

  曼特及亚的《圣路易·法国国王向贫民施舍》,

  乌切罗的《圣罗马诺之战》,

  詹·贝利尼的《真十字架奇迹的游行》,

  萨塞诺的《三王朝拜》,

  波提切利的《可拉、大坍、亚比兰的惩罚》,

  委罗其奥的《基督洗礼》,

  布茨的《基督入棺》,

  乔·贝利尼的《哀悼基督》,

  佚名人的《抹大拉与供养人》,

  择斯特的《圣母之死》,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拉斐尔的《好园丁》,

  米开朗琪罗的《先知伊力特拉亚》,

  提香的《达纳厄与金雨》,

  丁托列托的《约瑟与波蒂法的妻子》,

  柯雷乔的《宙斯之鹰抢走该尼墨得斯》,

  洛陀的《圣议》,

  萨托的《博爱》,

  朋托尔莫的《在伊默斯的晚餐》,

  德奇的《帕里斯的裁决》,

  丢勒的《四使徒》,

  格列柯的《圣灵降临》,

  古桑的《夏娃在潘多拉前》,

  波吕盖尔的《无辜者被杀》,

  詹蒂列斯奇的《罗得与他的女儿们》,

  勒南的《铁匠铺》,

  普桑的《酒神祭》,

  拉都的《木匠圣约翰》,

  香帕涅的《黎塞留红衣主教》,

  伦勃朗《夜巡》,

  鲁本斯的《安吉利卡与僧侣》,

  凡代克的《英王查理一世》,

  里贝拉的《圣徒巴托洛谬殉教》,

  委拉斯卡兹的《布列达城的投降》,

  祖尔巴朗的《圣布纳文图里与帕里奥罗格斯皇帝的特使》,

  牟里罗的《利百加与伊利策》,

  布歇的《浴后的狄安娜》,

  罗贝尔的《1775年的凡尔赛花园》,

  蒂施拜因的《在田野间的歌德》,

  大卫的《萨宾妇女被抢》,

  格罗的《拿破仑在埃劳》,

  普吕东的《西风抢走普西顿的女儿》,

  席里克的《梅杜萨之筏》,

  德洛克洛瓦的《摩洛哥苏丹及其卫队》,

  斯匹茨威格的《穷诗人》,

  门采尔的《轧铁厂》,

  凡高的《吃土豆的人》,

  马蒂斯的《举臂的东方女奴》,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安利·罗稣的《战争》,

  蒙克的《呐喊》,

  诺尔德的《流浪者》,

  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作品,是想说:问题意识或对问题的艺术阐释,是西方绘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特点——而这种特点,在中国绘画中,比较少见。

  在中国绘画中,“多是自觉或不自觉寄托性灵的”,这看法,也有根据,也不妨举些例子来看——

  顾凯之的《洛神赋图》,

  展子虔的《游春图》,

  周昉的《调琴啜茗图》,

  孙位的《高逸图》,

  (传)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

  (传)李昭道的《清山行旅图》,

  王维的《辋川图》(后人据摹本石刻),

  韩干的《照夜白》,

  (传)戴嵩的《斗牛图》,

  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卫贤的《高士图》,

  赵干的《江行初雪图》,

  黄荃的《珍禽图》,

  荆浩的《匡庐图》,

  关仝的《山溪待渡图》,

  夏圭的《钱塘观潮图》,

  李松的《西湖图》,

  佚名的《正午牡丹图》,

  赵佶的《听琴图》,

  梁楷的《泼墨仙人》,

  李唐的《采薇图》,

  董源的《夏山图》,

  巨然的《万壑松风图》,

  李成、王晓的《读碑窠石图》,

  王诜的《渔村小雪图》,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徐道宁的《渔父图》,

  郭熙的《溪山秋霁图》,

  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

  刘松年的《四景山水》,

  马远的《寒江独钓图》,

  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

  惠崇的《杀汀烟树图》,

  阎次平的《水村放牧图》,

  赵葵的《杜甫诗意图》,

  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

  黄伯鸾的《山鹧棘雀图》,

  赵昌的《杏花图》,

  林椿的《果熟来禽图》,

  易元吉的《聚猿图》,

  崔白的《双鸟戏兔图》,

  李迪的《狸奴蜻蜓图》,

  李中安的《野卉秋鹑图》,

  法常的《松树八哥图》,

  文与可的《墨竹图》,

  苏轼的《古木竹石图》,

  杨补之的《雪梅图》,

  赵孟坚的《岁寒三友图》,

  李东的《雪江卖鱼图》,

  赵孟頫的《古木竹石图》,

  高克恭的《春山欲雨图》,

  方从义的《云山图》,

  曹知白的《群山雪霁图》,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王叔明的《青卞隐居图》,

  倪云林的《西林禅室图》,

  吴仲圭的《水村图》,

  朱德润的《松岗云瀑图》,

  钱选的《八花图》,

  王渊的《桃花春禽图》,

  李仲宾的《修篁树石图》,

  管道升的《竹石图》,

  顾安的《古木竹石图》,

  王冕的《墨梅图》

  刘贯道的《消夏图》,

  朱瞻基的《花下狸奴图》,

  朱见深的《岁朝佳兆图》,

  王安道的《华山图》,

  戴进的《风雨归舟图》,

  汪肇的《松瀑闲话图》,

  吴伟的《松风高士图》,

  沈周的《庐山高图》,

  陈焕的《松阴雅集图》,

  文征明的《真赏斋图》,

  文伯仁的《松阴策杖图》,

  钱贡的《渔樵互答图》,

  唐寅的《骑驴归思图》,

  周臣的《江亭话旧图》,

  仇英的《水阁观泉图》,

  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册图》,

  陈继儒的《江村云树图》,

  宋旭的《天目垂虹图》,

  蓝瑛的《秋山红树图》,

  萧云从的《莲峰高士图》

  陆治的《山溪送客图》,

  蒋乾的《深山隐居图》,

  郑重的《拟大痴笔意》,

  边文进的《三友百禽图》,

  吕纪的《雪景翎毛图》,

  徐渭的《耄耋图》,

  周之冕的《梅雉图》,

  王孟端的《竹鹤双清图》,

  陈洪绶的《老梅图》,

  张路的《垂纶图》,

  王式的《焦遂醉吟图》,

  弘仁的《幽亭飞瀑图》,

  查士标的《仿云林雨山图》,

  髡残的《苍山结茅图》,

  八大山人的《溪山图》,

  石涛的《睡牛图》,

  王时敏的《夏山图》,

  王鉴的《云壑松阴图》,

  王石谷的《石泉试茗图》,

  王原祁的《溪山深秀图》,

  董邦达的《秋山红树图》,

  钱维城的《观泉图》,

  张宗苍的《秋山霁色图》,

  吴历的《柳树秋思图》,]

  龚贤的《木叶丹黄图》,

  高岑的《幽居图》,

  王概的《古木溪桥图》,

  罗牧的《林壑萧疏图》,

  袁江的《海上三山图》,

  颜峄的《湖庄高士图》,

  奚冈的《古木寒鸦图》,

  戴熙的《秋林远岫图》,

  胡公寿的《云山无尽图》,

  顾若伯的《群峰涤翠图》,

  吴石仙的《云山雨意图》,

  虚谷的《山居高士图》,

  蒋廷锡的《水仙梅花图》,

  邹一桂的《藤花芍药图》,

  沈铨的《蕉鹤图》,

  汪士慎的《空里疏花图》,

  罗聘的《湘潭秋意图》,

  闵贞的《瓶花图》,

  边寿民的《芦雁图》,

  金农的《风来四面卧当中图》,

  赵之琛的《竹石图》,

  张熊的《秋景花鸟图》,

  居巢的《山禽图》,

  居廉的《螳螂捕蝉图》,

  高其佩的《松鹰图》,

  赵之谦的《紫藤萱草图》,

  任渭长的《姚燮诗意图》,

  任薰的《荷花鹡鸰图》,

  任颐的《柳溪鹅戏图》,

  吴昌硕的《萧斋清贡图》,

  齐白石的《虾图》,

  黄宾虹的《山水图》

  贺天健的《桐江图》,

  秦仲文的《华山图》

  胡佩衡的《甲山图》,

  吴镜汀的《嘉陵江图》

  吴湖帆的《庐山小景图》,

  李可染的《兰亭图》,

  潘天寿的《春艳图》,

  于非闇的《玉兰黄鹂图》,

  陈半丁的《水仙图》,

  陈之佛的《松龄鹤寿图》,

  唐云的《荷花图》,

  俞致贞的《芙蓉图》,

  田世光的《孔雀图》,

  王霞宙的《藤萝图》,

  李苦禅的《绿荫群栖图》,

  王铸九的《葫芦石榴图》,

  郭世清的《双雀图》,

  这样两相对照来看,“阐释问题”和“寄托性灵”是不是就有了着落?

  当然,要是一定要把话说得没毛病,我还得举出些例外的例子,来说西洋画也可以“寄托性灵”,不过不是“多是”;中国画也可以“阐释问题”,不过不是“多是”。

  ——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弄来一堆。

  比如,西洋画也可以寄托性灵的——

  康定斯基的《到处转悠的线条》,

  米罗的《鸟翅飞过月亮到达群星》,

  马克的《阳光普照的路》,

  基里柯的《男人与女人的形而上学》,

  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

  蒙德里安的《构图》,

  波齐奥尼的《骑自行车的人的动势》,

  波拉克的《有乐谱的静物》,

  德朗的《嘎纳的景色》,

  弗拉曼克的《桔黄色的田野》,

  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日》,

  莫奈的《日出印象》,

  似可归入这一类。

  比如,中国画也可以阐释问题的——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

  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帛画,

  莫高窟中的一些壁画,

  阎立本的《步辇图》,

  李嵩的《骷髅幻戏图》,

  金人的《文姬归汉图》,

  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

  张宏的《西门豹破河伯图》,

  周世隆的《太平抗倭图》,

  明“水陆画”《顾典婢奴弃离妻子图》,

  郭朝祚《雍正平准战图》,

  苏六朋的《吸毒图》,

  杨柳青年画《北京城百姓抢当铺》,

  齐白石的《不倒翁》,

  徐悲鸿的《傒我后》,

  蒋兆和的《流民图》,

  似可归入这一类。

  说“似可”,就是我还不能确定,用了“性灵”,“问题”去界说上面这类绘画作品是否妥当?我有些吃不准呢。譬如,莫奈的《日出印象》,固然不是“阐释问题”的,但果然就是“寄托性灵”的吗?蒋兆和的《流民图》,固然不是“寄托性灵”的,但果然就是“阐释问题”的吗?要之,在西洋一派,其绘画也,“寄托性灵”,并非质的规定性;在中国一派,其绘画也,“阐释问题”,并非质的规定性。这样,两者的区别就划分出来了。

  “寄托性灵”还是 “阐释问题”,在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构成了中西绘画的各自不同的特点,用了上述最笨的“归纳法”来看,应该是成立的。

  当然——

  “寄托性灵”一派,有时也“阐述问题”,不过不那么多,构不成主流而已;

  “阐述问题”一派,有时也“寄托性灵”,不过不那么多,构不成主流而已。

  补记:我的这个意见,曾经在“寒山小径”论坛遭遇芦笛的批评,芦笛是从更细致也更深刻的方向挖掘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不认为芦笛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问题的这一个方面,我的意见或许也有一点儿参考价值。所以不揣浅陋,贴出来,给大家批评。现在“寒山小径”(隶属于“海纳百川”论坛)上不去了,芦笛的原文又找不到,贴不出;另外,也久矣未向芦笛请教了,每念及此不免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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