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句化用韩愈《原道》并被后世金、元、清文人大肆传播以用来证明政权正统性的话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回答你。
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具体要以近代民族主义的崛起为分野。
近代民族主义崛起以前
近代民族主义崛起以前，即汉族或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意识作为意识产生之前。中国处于并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是以“敬天法祖”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行动指南。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讲究的是“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王猛、张宾、崔浩之流在整个封建时代并不少见，还有之后的，比如韩延徽效力于大辽（契丹人）；刘秉忠、张弘范等效力于大元（蒙古人）；范文程效力于满清（女真人）等等之类人数不胜数。
当然，这里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王猛、张宾之类都是一直效力于其主君，而诸如刘整、洪承畴之类的却贰臣遭贬低，这里更多的还是儒家气节思想的影响，而不是所谓的民族论、大汉族主义思想充斥其中。
近代民族主义崛起之后近代民族主义崛起之后，中华民族觉醒了自我民族意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而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里最大的汉族，其内部的“皇汉”思想也没有断绝过。可以说民族主义的崛起奠定了近代国家的诞生、国家边界以及地缘政治等等。大规模的兼并国家领土不再有正当性，殖民体系也因此崩溃，所谓“封建法理”、“昭昭天命”和“阳光下的地盘”之类的战争理由再以难以被民众接受。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欧洲共同体”、“五眼联盟”、“门罗主义”、“布雷顿森林”这样的体系。
所以才有日本学者提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样的为侵略者张目的论调，也才有了汪精卫所谓“曲线救国”这样的论调。从这点看，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调和“狄夷入中国，则中国之”这样为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合法性的论调又有多少区别呢？
小结“皇汉”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市场，封建社会的百姓更是如此，谁能让他们吃上饱饭，谁就是统治者，他们才不关心椅子坐的是不是汉族人。王猛之类人物更是如此，他们更忠诚地是给他们发挥自身能力的平台。汉族思想的产生相对比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要早，大概和封建社会后期中原政权长期和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需要有关。而中华民族这样的民族意识，更是近现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而觉醒的，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基石。故而汪精卫、周佛海之流要被大加贬低，甚至范文程、刘秉忠之类的也要被贬。但再往前溯，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毕竟狄夷入中国，则中国之，也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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