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1861～1911）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举人，入赀为员外郎，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旋坐事劾罢，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咸丰十一年（1861）出生，光绪八年（1882）由廕生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支持过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又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未受株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召还主持局务，趁机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
据清史文记载：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徵还，筦局务，赏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端方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代任两江总督期间，在南京鼓楼创办了暨南学堂。在任湖北、湖南巡抚期间，命令各道、府开办师范学院。在任江苏巡抚期间，决心革除陋习，下令各州县照例奉送的红包全数退回，用作选派两名当地学生出国留学。
他还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红楼梦》里说到秦钟之事，书中提到他父亲秦业现任营缮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由此可以肯定，书中的“养生堂”应属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洋教创立的教会育婴机构）和省立图书馆的创办人。他还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派遣了更为重要的任务。9月24日，清政府受立宪运动影响，派端方和载泽、戴洪慈、徐世昌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预备制定宪法。五大臣出发之日，革命党人吴樾以自杀式炸弹，在正阳门火车站行刺，致使启程之日推迟，徐世昌、绍英也被李盛铎和尚其亨顶替。
12月7日，端方和戴鸿慈秘密出发，率领正式团员33人，从秦皇岛乘海圻号军舰赴上海，于12月19日下午转乘美国邮轮赴日本。戴、端一行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于次年8月回国。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哗。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
具体的经过是1911年，端方被委任为渝汉铁路督办，因欲与湖广总督瑞澄争功，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保路运动。至9月，四川局势濒于失控，朝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率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入川镇压，至资州，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和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手下所杀。“……各军士悉有死方于途之心……至资州又闻重庆独立，成都亦将宣告独立，各军士相与谋……十月初七日，军士借要饷为名直人方坐帐。先一日方之幕僚剽客已 尽逃，独方与其弟二人在帐中……遂挟方与其弟偕行至天上宫……三十二标军士，荆州人卢保清者，素骁健，挥刀直劈其颈，断其半遂仆，更截之，其弟骤欲奔往，任永森拔指挥刀自后击之，应手头落。是日也，军中欢呼雷动而资城人民安堵如恒云。”（《补录端方被杀之详情》）。新军砍落端方、端锦兄弟二人的头颅后，为了“防腐”，把首级浸于两个煤油桶内，在送回湖北的路上一路“展示”，最后交呈黎元洪邀功。清室追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郑孝胥在评论时人说：“岑春煊不学(学问)无术(权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这几个人，张之洞跟袁世凯当然众人都熟悉了，只这个岑春煊，一些人可能比较陌生。
岑春煊（1861年－1933年4月17日），字云阶，广西西林壮族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岑春煊是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岑春煊考取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以力主变法维新得光绪帝青睐，提任广东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调甘肃布政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率军护送慈禧和光绪帝至西安，以功擢陕西巡抚。次年任山西巡抚，推行“富国强兵”新政。后历任四川、两广、云贵总督，光绪三十三年调任邮传部尚书，不久又调任两广总督，上任途中，被奕劻、袁世凯等人弹劾而解职，遂以养病为名，寄居上海。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未赴任。民国元年（1912年），岑春煊在沪致电袁世凯，主张共和，并组建国民公党，任名誉总理。次年，与沪上名流伍廷芳、谭人凤等致电袁世凯，要求和平解决南北冲突，遭到拒绝，遂加入反袁行列。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任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民国5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员迎归上海。5月，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被推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参加护国运动。民国7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 总裁。民国9年军政府解散，通电辞职，隐居上海，不复过问政治。民国22年4月27日逝世。著有《乐斋漫笔》。
一生三大成就：
1．严吏治反贪反腐 正纲纪肃官“屠官”
2．学西方改革兴教 兴新政富国强兵
3．战独裁护国护法 反复辟再兴共和
百日维新运动时期．受康有为的影响，岑春煊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曾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 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三屠。
《国闻备乘》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
岑春煊这人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不畏权贵，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和庸官。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官员，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革除。 仅两广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1400多位，全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这是个性情中人，他自己清正，也看不得别人损害国家、鱼肉百姓。因此，他主政到哪里，便在那里刮起反腐风暴。很显然，岑春煊这一位“官屠”，比用财如水被人称为“士屠”的张之洞跟好行杀戮人称“人屠”的袁世凯可要强好多。
不过对岑春煊这个人，我们更应记取的是他在对待教育事业上的积极态度。
“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观瞻所系，尤当切意振兴。人民知识，国家兴替系之。欲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必求人民有相当知识。教育者，所以启牖人民知识也。”
这是百多年前岑春煊对教育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没过时。这位大清国的重臣从当时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屈辱丧权的严酷现实中认识到。必须富国强兵，才不被强国欺凌。而要富国强兵首要在育人树人。他常说，欲雪国耻，要有自强，自强之道，首须培养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岑春煊由此对兴教育人情有独钟。
1901年任山西巡抚，便将兴办学堂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将原山西大学堂和外国人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为设有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的新的山西大学堂。
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又派翰林学士胡峻赴日考察学务，然后回来主办四川高等学堂。
岑春煊热衷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在两广更加突出。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岑春煊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
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早年便在家乡西林县那劳寨办了一所“南阳书院”，培养家乡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职时，还时时挂念南阳书院，给书院送纸张笔墨，图书资料、后来又出资扩建书院；并反复叮嘱一定要办好书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遥远、为帮助本县学子赴省城参加科考，岑春煊给县里捐了两千两纹银作应考基金。
在两广总督任上，他还亲自拨款建起了“泗色中学堂”（今百色中学）。他创设两广学务处，作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先后开办了两广实业学堂、广东法政学堂、蚕业学堂、农村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专教外语）。测绘专业学校、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立小学堂。他尤为重视师范教育，先后创立两广师范馆、译学馆、广东女子师范、广西速成师范科，尚德女子师范，两广游学预备科馆等。
他给朝廷的奏折云：“办学以师范为先，而造就师范之师范，尤以优级为本，优级师范学堂是开办初级师范、中学堂之母。”
1904年，他指示成立两广练习所，将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集中到省里培训。岑春煊直到退出政治舞台在上海闲居，仍想着发展教广育，他还在上海创办了一所“襄勤大学。”
岑春煊是位政治家，他主张引进西方近代文明、崇尚西方的教育立国经验。认为只有进行教育改革，大办新式学堂（西学）。才能培养出各种近代化人才，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这是不是有几分探春的味道？
在岑春煊先生晚年，国家正处于蒋介石积极反共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严正警告蒋介石“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途”。他还向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与日军浴血奋战的19路军捐资3万元，支持他们抗日，也充分体现了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正义的民族气节。
岑春煊的建国思想体系所推崇和效仿的是欧美式的经济立国主义和以教育为本的发展战略方针，而批判俄德日式的军事立国主义。他甚至提出划定并建设“特区”和将钦州、北海建成大西南通道的设想。其超前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岑春煊在政治舞台上为官30余年，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浪。相继成为维新立宪、丁末政潮、二次革命、护国与护法战争的主要派别代表人物之一，直接参与了否定传统封建专制和否定北洋军阀共和的斗争，并在全国产生影响。当然有些事情是发生于以后，但他的思想，无疑会影响到端方本人。而尤其是有些事情，不仅在情节上似与《红楼梦》有关合，便从时间上说，也颇为接榫。但具体情况，我以后再说。
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在其身后，左全孝于祭文中称：“……瑞澄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指端方）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澄，受祸且烈于（赵）尔丰……依古今之常理，终有信于碧空。公暂屈于一隅，终必伸于大同……”
作为一直深受端方提携的光绪状元张謇，所写挽联，更极陈惋惜之情：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
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
1912年，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
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
蜀江委蛇几千折，峰峦十二烟云间。
中有千愁与万冤，南山北山啼杜鹃。
借问谁化此？幽愤古莫比。
云是江南开府魂，非复当年蜀天子。
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
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
簪笔翩翩趋郎署，绣衣一着飞腾去。
十年持节遍西南，万里皇华光道路。
幕府山头幕府开，黄金台畔起金台。
主人朱毕多时誉，宾客孙洪尽上才。
奉使山林绝驰道，幸缘薄谴归田早。
宝华庵中足百城，更将何地堪娱老。
物华天宝，想见当年运筹！
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同伯希和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出洋考察期间，他还收集了古埃及文物，是近代中国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
端方死于四川之后，其子弟因贫困，在1924年将其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福开森。现在，该套青铜器仍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中国近、现代时期拥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被新史学的开山。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等方面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学术遗产；谥号忠悫。
1877年12月3日（清末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城。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
关于王国维的个人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今天，咱只就其死因来作个探讨。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死因，其亲属始终是讳莫如深。后世臆测大致有这么几种：
“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其《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亦为此论。
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北上，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王国维自杀，有人认为他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陈先生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不过现在看来，这都不是王国维自沉的“谜底”。
将死前一日写好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再从遗书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来进行分析，义无再辱！义不再辱！分明这是他久已抱定一种执念，是具有一种慷慨赴死的强烈使命感！他是为完成一种使命而下了最后的决心。具体来说，他是为《红楼梦》而死的。他是用生命作为最后的代价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是要让这首《蜀道难》成为一则永无更改的死证！
解铃还须系铃人！王国维先生于《红楼梦》的推介之功不可没，这毫无疑问！问题是，当时他可没说实话。其实他对这件事情是知根知底的。可我们不妨想一想，忽然有一天他要翻案，说当初他所说的话，根本就不是事实，这话谁能相信？而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首《蜀道难》，除过《红楼梦》的作者，再有谁能承受得起？
而我们再看，其年五十，端方离世，他这是不得不死，事出有因。那王国维呢？他也有必死的原因吗？那当然了！献祭《红楼梦》，他不能再犹豫，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上演了昆明湖鱼藻轩这一幕！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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