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学问和文学创作，有超越清朝的地方。就是在“开新”的方面引入日本—西方的现代学术思维和方法，在一些领域里拓展出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初步面目，打下了一个基础。国学一词并非准确的学术概念，如果说是传统方法研究传统学问的，民国时期没有一人可称超过清人。然而，若以新思维新材料研究国学，则民国有过清代处。
突出的例如：
一、考古学。这是纯粹从民国期间才出现的新学科。地下发掘考据，综合了地上文献、实物与地下出土的文献与实物，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原貌，初期完全是在西方考古学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学科。突出的重大贡献如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民国期间培养了一批考古学家，为目后该学科的成熟发展积累了资源，如李济先生。
二、古文字学。这也是清末民国时期从无到有的一门新学科，甲骨文、钟鼎文等方面的研究，让中国文字学达到新的水平，是以前所有朝代所不及的。早年的罗振玉、王国维，之后的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容庚、商承祚等均于民国期间以古文家名。
三、语音学。民国时期的语音学最重大的突破是引进了国际音标法对语音进行科学准确的标识，其规范性、准确度、可跨地区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可靠性，超越了沿用千年的反切与声调的模糊记法，使汉语口音的标记，可信度远高于古人。这方面的突破为后来的汉语拼音发明、普通话规范和推广，打下了基础。民国期间的大师，如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当中有些解放后仍有重大学术创获。
附带这里提一提的是，与语音研究有关的，民国时期方言学、传统古音韵学的学科现代化也是有长足进步。
四、历史学。历史学的进步，仍然是引进西方近现代史学思维，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完全打破了两千年中国史书写过度以官方政权、意识形态为核心组织的特征，把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风俗、宗教等方面分层综合，达到前无古人的新高度。这期间，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两部著作，前者完成于清末，后者成就于二十年代初，均为新史学的开山之作。之后，孟森、胡适、陈垣、傅斯年、陈寅恪、郭沫若、范文澜等等，大师辈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和书写，完全进入另一个模式之中，可以说与清代及之前的中国史认知完全划清界线，是新中国人眼中的历史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并不等于说，新史学的出品已经全面超越旧文化。不等于的。
五、宗教学和宗教文献研究。这方面，佛教、道教、基督教的研究也进入了全新阶段，是清代及之前无法相比的，突出的特征是中国人终于可以“学术地”对待宗教了！这方面的成果，例如发轫于清末至民国初大盛的唯识内学，杨仁山、欧阳竟无等人成立了一个相当独特的组织叫支那内学院，把唐代唯识之学在沉沦了千年之后，拯救出来，发扬光大，认为在认知世间和人上面，佛家唯识之学精覃足可抗衡西哲之唯心主义传统，中国有哲学，有认识论，它不在别处，在唯识法相的文献中。杨、欧阳及之后的吕瀓等人，活生生地把佛教的信仰与文字智慧结合出新的既带有深刻东方精神、东方智慧，又非常有学术规范和含金量的新高度，在知识层面上的价值，远远地超出了净土宗，留下了大批足惠后人的精品著述。
其它，如道教方面，许地山的《道教史》开启了宗教研究的学者形态。基督教方面，大学者陈垣先生有《元也里可温教考》，徐宗泽作有《中国基督教史传教史概论》、王治心有《中国基督教史纲》、赖得烈有《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均是发前人之未发，开辟天地的大作。
如果说，民国时期，在传统曾经出现的学问领域里面，有什么新的超越的话，上述几方面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当然，还有其它，这里不细论了。
民国学术，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同类学科的方法论引进，现代学科范式的建立。如果说现代文明对中国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这是很明显的例证，它让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国际接轨了。没有西方的启发，我们恐怕很难走出传统的圈子。第二个方面，民国学术直接受惠于清代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最重要的受惠是，有清三百年，文化知识界培养出一种肯坐死冷板凳，为求一个千古不易的认知结论的求真求实精神，清代学人的孜孜不倦，穷经皓首，前后相继，不计得失，是中国文人传统中最集中最杰出的。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下，在清末意识形态日渐松动之时，最早一批连接二十世纪的学人就在心智上、内心的是非尺度上，继承了清代这种“实学”精神，以追求事实真相，传递真知为己任，加上他们当中许多都有留洋经历，学到了一些新的科学方法，于是乎回国后迅速地进入了学术中作出了贡献。
其次，清代学术成果，对民国时期的学术一样有重大影响。例如训诂学、音韵学、目录学、文字学、诸子学、地理学等等，如果离开了清代的成果，简直不可能有民国的学科面目了。民国大师们开列的书单中，清代著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最后，是不是民国学术和诗词已经全面超越了清朝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能。
除了上面提的几个方面之外。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研究，民国没有一部著作可以与清代的“十三经”整理和研究相比，总体成就还差很远；在中国语言学上，民国没有一部著作的地位可以超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所谓说文四大家，全部是清代人物；史学方面，对历史文献的考据征订，没有一部著作可以超过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在整个国学整理上，没有一套丛书可以超过《清皇经解》。可以这样比喻，民国的学术总体水平还处于孩子阶段，而清代已经是成年人了。
在诗词方面，传统的旧体诗词，民国人写的水平更加无法与清人相比，整体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最低限度，大家也熟知的纳兰性德、龚自珍，民国时期有人超过了？一两首，个别的不排除，整体不可能。更何况，清代诗人是一条广阔的银河，吴伟业、钱谦益、王仕禛、沈德潜、查慎行、袁枚、厉鹗、黄景仁、郑珍到晚清的黄遵宪、陈三立、沈曾植、王闿运、文廷式至民国时期的陈衍，有清一代，著名诗人都有几百名之多，都是各擅其长，雄霸一时，或宗唐或主宋，或汉魏。词方面，蒋维崧、朱彝尊、顾贞、纳兰性德、张惠言等等，亦是群星璀燦。清代是宋之后，又一个诗与词的盛大国度。民国短短几十年，加之各种文化与国运的变故，怎么可能与之相比？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大学教科书和大众读物，言诗词就是唐宋，之后就好象暗淡无光，至直现代就是现代诗了。这是一种偏颇不实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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