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走的路子，在中国始终是走不通的，他死或者不死，都没有能力改变军阀混战的本质。
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民主的思想在这片长达两千年帝制上毫无根基，依托看起来美好的责任内阁制，就想要从北洋政府手中夺权，并且完成国家体制的重建，这太过理想化了。
宋教仁准备进京时，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现，使得责任内阁成为现实，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是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打击压迫的夹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十分软弱无力。
袁世凯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专事破坏责任内阁制，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又改造“约法”，解散国会，最后干脆宣布恢复帝制。这使得宋教仁倡导的责任内阁制最终成为镜中月水中花。
政体形式说到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它的实施不是凭借善良的愿望，而是凭借实力与斗争。责任内阁制必须以实力作后盾，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力量弱小，且本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根本难以在与守旧势力较量中占据上风，自然就不能巩固和挽救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还不具备建立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的基本条件。因此，其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有其历史必然性。
宋教仁的内阁制与袁世凯的总统制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下的内阁制与总统制的简单的政体之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争夺在中国的统治权的一场严峻的政体之争。
首先，袁世凯已经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仅1912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就垫付了大量资金给袁世凯“应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旧时代封建阶级决定了他要作皇帝。他用政治和经济压力解放革命军队，用卖国借款筹备反扑革命的资金；还收编前清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大北洋实力，同时，豢养御用党为他摇旗呐喊。
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放弃了民众，放弃了武装军队。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样，就是责任内阁制，力量悬殊显而易见。当矛盾激化时，国民党根本无力招架。
其次，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具有民主思想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资产积极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受封建思想传统长期熏陶的农民。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积极与农民尚且具有共同的政治要求——推翻清王朝，在这一目标实现后，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也就失去了基础。加之文化知识、舆论宣传，通讯设施的严重落后，农民渴望圣明君主和平盛世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宋教仁的竞选演讲也只能在武汉等几个大城市进行，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极为有限。
最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
武昌起义后，虽然迅速得到举国响应，但是革命阵营成分复杂，步调并不一致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党人就提出袁世凯如果不抗拒革命，“将来大功告成”即拥戴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大多数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
黄兴也是其中一个，当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拿出汉口都督决议对孙中山说：“毋使我辈负诺”。敦促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
汪精卫则更是肉麻吹捧袁世凯“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而对孙中山却进行讽刺打击，指责他“有权利思想”。
同盟会意见分歧，大多数领袖人物主张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袁世凯“竭诚拥护共和”，不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要控制国民政府大权，最后达到吃掉它摧毁它的目的。
袁世凯夺取民国临时大总统高位后，总是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敌视共和制度。这就决定了宋教仁开展责任内阁制活动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宋教仁是一个太过于理想化的政治家，他政治理论虽然扎实，但却不善于政治斗争，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是宋教仁，都能够在“约法”的框架下规规矩矩的以政党政治来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
事实上，宋教仁之后，还出过许许多多的“宋教仁”，两党之内都涌现过很多如他这般注重理论，却忽视当时中国社会本质现实的革命者，为此，也使得中国革命事业一路跌跌撞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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