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不是个窝囊皇帝，相反，他是一位政治天才，一个强势帝王，一个善于操作帝王之术的权谋高手。
顺治皇帝生于1638年，死于1661年，活了24岁。他6岁登基，12岁亲政。他在位时间18年，其中有6年是摄政王多尔衮当权，真正属于他的只有12年。但就这短短的12年，顺治完成了后世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大清进一步汉化，发展出全新的皇权专制，成为满清入主中原的奠基人物。
与后世的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亲政时并没有强大的靠山，也没有富于经验的老资格政治家辅佐他，他就是靠他自己。
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在康熙时代很有名，是皇权政治的幕后高手，也是康熙青少年时代的政治导师和靠山，但对顺治皇帝却完全没有发挥出这样的作用。由于她在顺治皇帝的婚姻问题上过于照顾自己的娘家，让顺治连娶两位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皇后，令顺治皇帝的婚姻生活十分不幸福，导致他们母子势同水火。
所以，顺治皇帝从12岁亲政那天起，就是乾纲独断，而他的成熟和老练是康熙皇帝远远不及的。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经在给他朋友的信中，拿他与他的儿子康熙皇帝做了对比，他认为十六岁的康熙皇帝十分幼稚，经常不能自己拿主意，需要六部官员帮他做决定。而顺治从不这样，他“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很多事情，全然不会为大臣左右”。
顺治皇帝亲政伊始，就撤销了多尔衮摄政王称号，并果决地处置了多尔衮在朝中的势力。以多尔衮多年的经营，朝中同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顺治皇帝以雷霆之力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取得完全的胜利。
顺治皇帝当政的短短12年里，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能力非凡的独裁者，当得起南怀仁对他的评价。
顺治皇帝的主要政绩有两个:一是极大地巩固了皇权，确立了皇权高于一切的地位。二是通过重用和分化，改造了清代汉族士大夫的理想，把他们家国天下的抱负变成服务皇家的忠诚。
多尔衮和他之前的清廷基本上延续和继承了明代的文官体系，即满汉双头文官体系加上皇权，政务的权力大部分在文官体系手里，具体就是六部九卿。
清初时的六部权力很大，六部堂官、督抚以下官员的任免和考核一般都不用呈报皇帝，由六部直接做主，六部的具体业务当然更不用烦劳皇帝。
这时候的皇权与文官体系分庭抗礼，很多时候甚至是互相牵制的。同时，满洲亲贵的权力也非常大，他们凌驾在六部以上，成为最保守的利益集团，多尔衮虽然花了大气力整治，但由于时间仓促，收效不理想。
顺治皇帝采取的策略是越过汉大臣的北方派系，直接任用江南汉大臣。明末清初时汉大臣由于党争等原因南北分野，北方汉大臣最先降清，因而也最先得到重用。顺治亲政时，朝中汉大臣以北方为主。
亲政之初，顺治皇帝就下旨命江南籍贯的东林党背景的士人陈明夏、浙江海宁的陈之遴为弘文院和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为都察院大学士。当时内三院的地位相当于康熙朝以后三殿三阁中的三殿，权力相当于雍正朝以后的军机处。
顺治皇帝先让江南汉大臣掌控了内三院，即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然后又让内三院凌驾于六部之上，而内三院则完全听命于他自己，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对六部权力的收拢。过去，六部自己就能决定官员的奖惩，现在则要先交到内三院，由内三院拟定意见再奏报给皇帝。
于此同时，顺治皇帝大规模撤换了六部以及地方督抚官员，对多尔衮势力搞了一次大清洗。不仅如此，他还把原先由多尔衮和多铎兄弟率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收回，加上原属自己的正黄旗，确定为皇帝所有，统称为上三旗。
由此，清初确立的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文官体系彻底改变，清廷的政体由皇权、亲贵和文官体系三架马车变成皇权一支独大。
在多尔衮时代，清廷的汉大臣还是沿袭了明末东林党开创的党争习俗，分成南北两大阵营。同时，汉族士大夫还是坚守家国天下的操守，具有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这恰恰是顺治皇帝特别不喜欢的东西。顺治皇帝需要的是绝对的帝权，而不是道德英雄主义。但他很有耐心，没有一上来就蛮干，一直在等待机会。
机会就是1653年的任珍案。
任珍是个汉族武官，他家里的奴婢与人私通，他杀了几个仆妇泄愤。这种事可大可小，放在多尔衮时代就不叫事。可顺治皇帝抓住不放。
他先让刑部议罪。刑部认为该判死刑，但顺治不满意，下旨令满汉大臣一起议，其结果还是死罪，但满汉的理由却大不一样。
顺治以此为借口，说满汉不一致就是党争。于是又召集瀚詹科道七品以上官员举行朝议，为办案的汉大臣定罪。满大臣借机向汉大臣身上泼脏水，欲除之而后快。最后，汉大臣职务最高的三个人，陈之遴、陈明夏、金之俊等三人被判死刑，其它十三名汉族高官被判流放。
顺治皇帝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他口头嘉奖了参与朝议的满大臣，但却发布了令人意外的处置结果: 陈之遴等人只是被降级罚俸，大学士照当不误，甚至比从前更受重用了。
这种帝王权术用多了，满朝文武都明白了。皇帝这么折腾是想让他们明了臣子的边界在哪里，皇帝的底线在哪里。顺治要的是皇权高于一切，大臣不要自作主张，只要做好服务即可。
所以，从顺治朝开始，到乾隆朝以后，清朝就再也没有狂放的士大夫了。顺治皇帝让南方北方的汉族士人都明白了，自己再也不是明朝东林党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不羁之士了。
这种改造汉族士大夫的工作在康雍乾三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尤其是乾隆朝，汉族士人渐渐明白了，他们只是皇权体系中的一个工具、一个零件。他们的修齐治平已经变异了，今后只需要在皇帝的旨意下做好技术性工作，那些道德理想和平天下的抱负只能用来忠君。
但是，这种做法的负面后果也非常明显，宋明以来中国士大夫精神被阉割，整个清朝文人的独立人格也从此丧失了。同时，也抹去了满洲民族的野性、尚武和自由精神。当中华大地上的两种文明又一次发生剧烈碰撞时，并没有迸发出隋唐那样的正向的集合效用。
顺治皇帝20岁以后的确病弱，由于婚姻生活不协，加上一个强势的母亲，他的个人生活很不如意。所以他遇到董鄂妃以后一下子坠入情网，后世的文人为此而津津乐道，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多情皇帝。但他却不失帝王本色，甚至放在整个清朝整个皇帝群体中也是最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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