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这样认为。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应是明英宗朱祁镇。
1.御驾亲征是皇帝自己的决策。
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瓦剌，惨败于土木堡，大明20万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朱祁镇也成了俘虏。
土木堡之变起因是瓦剌军迅速向南推进，来势凶猛，守卫西北的将士交战失利，向京师请兵救援。当时，大明朝朝廷是宦官王振大权独揽，他根本不懂军事，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防备。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明英宗御驾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回老家去。
为冒滥边功，在明军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就怂恿英宗亲征。英宗年轻气盛，总想效仿宋真宗亲征建功立业以彪炳史册，且平日里对王振又言听计从。所以，他认为这次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没有与大臣们开专题问题商议，就轻率地做出了亲征的决定，而且宣布两天后立即北伐。注意，皇帝起驾，没有他人胁迫。
当时，兵部尚书邝埜及侍郎于谦，向朱祁镇陈述明军准备不足，皇帝不宜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谏阻，但朱祁镇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立即挥师上。
2.军队的指挥权是英宗交给王振的。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20万大军，匆忙配些粮草和武器就上路了。尽管跟随英宗的100多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
由于组织不当，部队一上路，军内乱象频生。未到大同，军中已经缺乏粮草。且气候不适，导致不断有人死亡，后来连日风雨，还未到达前线，将士疲惫，军心已经涣散。
随驾的官员，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正要亮一手，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劝谏皇帝的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跪在草地上，直到天黑才罢。这让其它朝臣再不敢劝谏了！但能罚朝廷重臣下跪是英宗自己，王振只是执行人。
3.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朱祁镇。
现象上看，此战大败的元凶，应该就是朱祁镇最宠幸的宦官王振。是他劝英宗亲征，是他在部队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鼓捣王师匆忙上路，是他骗取了皇帝的信任，胡作非为，取得了军队的指挥权，把大明国防军带入了绝境！
但，宦官仅是秉承皇帝意志，他本身并没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权力。也就是说王振的瞎指挥是朱祁镇允许的，他是代表皇帝发号施令。因此，土木堡之战惨败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皇帝朱祁镇。
尤其是，明军先取道紫荆关回京，欲经蔚州；而后已经行军了40里又改道东行，向宣府行进。是朱祁镇朝令夕改的，怨不得王振，王振只是又一次忠实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王振在皇帝面前是奴才，为替他皇帝遮掩，才来有了句‘’皇上是为驾幸老奴府第‘’之说，三军将士走了冤枉路，自己怨愤喷发，导致士气进一步低迷。
后来，不肯及时入怀来城宿营。也不肯采纳兵部尚书邝埜之议，车架先行驰入居庸关。初战失利后，又急着与瓦剌议和，反中了其奸计，吃了大亏。都是英宗自作主张，这不是一个中涓太监能决策的事！
4.孙太后不应该背黑锅。
这个阶段，孙太后对朱祁镇御驾亲征没推波助澜。在英宗御驾亲征前后，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让朱祁珏摄政她是同意的。
孙太后在朝中影响力短暂，早前有张太皇太后统辖后宫一切，更有三杨内阁辅政，她没插手政务的机会。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的陆续去世后，孙太后行政资历根本压不住朱祁镇，也震慑不住王振。
只是土木堡之变后，亲生儿子当了俘虏，为粉碎瓦剌以皇帝作人质攫取利益的阴谋，他同意立朱珏为皇帝！这与土木堡之变无关！她不是土木堡之变的始作俑者，不应该谴责她。
后来的夺门之变，是徐有贞与石享鼓捣出来的！她的威望与政治手腕和谋略根本决定不了皇帝的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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