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年，在童贯和蔡京的怂恿下，在书画中沉浸自娱的宋徽宗突然想起了即位当初“收复燕云”的雄心壮志，和完颜阿骨打签订了海上之盟，南北两路夹击攻辽，由此打开了亡国的潘多拉魔盒。
无独有偶，100多年后的端平元年即公元1234年，宋朝的统治者又一次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联合北方新兴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夹攻金朝，以血靖康之耻，其结局我们如今也已经烂熟于胸。
公元1644年，闯军的铁蹄踏入北京城逼死了崇祯皇帝。“冤有头债有主”，由此联虏平寇成为了南明士大夫的集体共识。从结局来看，亦能算作一次巨大的战略失误。
历史兜兜转转数百年，为何北宋、南宋、南明三个历史时期都会重蹈覆辙，接连引狼入室？其背后，是偶然性的决策失误，还是相同的历史动因和相似氛围导致？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三段历史的基本史实，探寻一下其可能的相似点。（若已熟悉，可至文末议论处开看）
1120年的宋朝，早已经有了王朝末年的景象。
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如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中下层社会，普遍不满的情绪通过极端暴力的手段进行宣泄，造成了民间社会的普遍动荡。
穷奢极欲的统治阶级公开卖官鬻爵，贪腐成风。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导致在宋徽宗统治的第二十年，财政支出较之二十年前翻了约4倍，因而增加了政府对于百姓的剥削，致使百姓民不聊生。
种种迹象已经昭示了王朝的末日，而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在奸臣的怂恿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
1115年，金军在护步达岗之战中以极少的约2万兵力，战胜了号称70万大军的辽朝军队，重创了辽朝的主力，也给了南方统治阶级更多的“信心”。
早在1111年，一名叫马植的辽国人就曾向宋徽宗献上了“投名状”，他称：“女真恨辽人切骨，若迁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约攻辽，兴国可图也。”并表示如果“王师一出”，这些曾经遭遇了涂炭之苦的“旧民”必然箪食壶浆，喜迎王师。宋徽宗很高兴，给他赐姓赵，名为赵良嗣。1112年，他带上了皇帝的旨意，成为了联络宋朝联络金国人的重要人物，并最终加官至“光禄卿”。
联金灭辽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原有宋仁宗时期富弼“联丽制辽”政策的延续，宋朝也希望通过“远交近攻”对辽朝的侧翼进行一定的制衡。然而高丽国是个典型的骑墙派，他并没有攻灭辽朝的意愿，因而在朝贡辽朝和宋朝之间“左右横跳”。
联金灭辽在宋徽宗及一众文臣士大夫眼里具有莫大的魅力，“收复燕云”早已经成为了宋朝官民心中的执念，青史留名的感性冲动盖过了理智。因而，彼时的宋朝官僚中，也没有多少人看出金朝的危险。反而是作为臣属国、且和女真族是邻居的高丽人看的非常清楚。早在1114年，遣往宋朝的高丽使节李资被宋徽宗授予密旨，要求他下次来的时候带上女真族的使节。李资以“女真人面兽心，夷獠中最贪丑，不可通上国”为理由断然回绝。
而高丽国王王俣更是在1118年对宋徽宗说“闻朝廷将用兵伐辽，辽为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捍；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
但宋徽宗早已经没有了理智，没有能听下这般话语来，童贯、蔡京等一众阿谀之辈，也对宋徽宗煽风点火。于是在1120年，金人攻陷辽上京后，宋金海上盟约成。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金军攻打以北的大定府，而宋军则攻打燕云之地，并表示原有给辽朝的岁币如数交与金朝。
而当时正在糜烂的宋江、方腊起义，则将攻辽这一计划暂时推迟。直到1122年，童贯、蔡攸才带着军队北上。但这时的宋朝军队一方面军纪涣散，另一方面战斗力极差，骑兵甚至都只能抱着马脖子才能正常骑乘。因此，在当年5月和10月的两次攻击行动中，宋朝的军队都遭到了辽朝残存军队的毁灭性打击。
童贯为了完成“收复燕云”的既定任务，只能再次以重金求助于金朝军队收复燕京，彻底暴露了宋朝军事实力颓弱的事实，又在对降将张觉处理不当，给金人以口实。
金朝在宋朝“联金灭辽”的战略下大获好处，获得了辽朝大片领土、人口以及军队，还有宋朝丰厚的“报酬”，喂饱了金人的侵略欲望，于是乎就导致了金人南下与靖康之耻。
公元1234年，宋理宗再次模仿亡国之君宋徽宗的策略联蒙灭金，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中无情的写道：“会女直以灭契丹，会蒙古以灭女直，旋以自灭，若合符券。悬明鉴于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
然而，他下一句笔锋一转，称“虽然，设身以处之，理宗之应此也亦难矣。”
联蒙灭金，为何在王夫之的眼里，是一种可能无奈的选择呢？
因为联蒙灭金并非是一个纯粹荒谬的举动，也并非是奸臣煽动的结果，而是南宋精英群体通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后的，符合时局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
1214年，金国在野狐岭等战役中溃败后，就选择举国南撤，退守潼关-黄河一线。将华北的大片土地，拱手让给了蒙古人。尽管看起来在军事上，金国的举动可以理解，但生存空间的缩小，却导致金国国力大减，为灭亡埋下伏笔。
彼时的宋朝官僚，亦了解到了北方蒙古人的新生锐气。早在十余年前，宋朝派往金国的使节卫泾回国后对宋宁宗称：“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
而面对金国人可能即将灭国的形势和金国的困兽之斗，南宋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的官员面对时局所作出的分析，都有一番的道理。主和派官员以乔行简为代表，他称“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乔行简的观点大有吸取上次联金灭辽教训的意味，他认为金朝可以作为屏障抵抗新兴的蒙古人。
而主战派官员以真德秀为代表，他提出可以趁金人衰微之际，报不共戴天之世仇，以此振奋人心，图谋自强。但同时他也认为对蒙古应当加以提防，并给出了“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 这样的比喻。
宋宁宗在两派观点中左右为难，解决方案正在充分的讨论当中。但此时金、蒙两方的举动，却大大加速了宋朝人下定决心的过程。
1217年，金宣宗完颜珣和丞相术虎高琪“力排众议”，决心“取偿于宋”，以未缴岁币为由兴师南伐。
此时的金国人已经知道，被压缩到只剩一条缝隙的金国连三十万的军队都养活不了，他们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和祖先一样侵略南方更为富饶的土地。
但此时的宋朝在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已经有了和残弱的金国军队的一战之力。在长达7年的战争当中，金国“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他们非但没有获得更多的战略资源，反而向亡国的绝境更迈进了一步。
彼时，南宋朝廷内的“联金防蒙”的声音只能逐渐消散。在战争状态下，任何想和敌人达成同盟的言论都被视为了卖国举动。
宋金的敌对态势，被成吉思汗看在眼里。1227年他在去世之时留下了遗言，称“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然而南宋摆出了一副务实的态度，多次拒绝了蒙古使节借道的要求。但由于个别边防武将的疏忽和无能，1231年拖雷率领的4万蒙军由陕入川，大摇大摆的穿过了宋朝的国境夹攻河南，并在面对15万金军的情况下取得了三峰山大捷。
在此之后，金国仰赖的关河防线已经荡然无存，蒙古灭金只是旦夕之事。而这时金哀宗开始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向宋朝求援。
在面对这样的既定现实下，假如你作为宋朝的君臣会选择帮助金国吗？
后来的抗蒙名将孟珙，对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说了如下一番话：“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蒙古）无厌，将及我矣。”
倘若金朝的衰亡已成既定现实，不如冲进乱局中分一杯羹，获得现实的利益，还能一雪前耻，也振奋朝廷的锐气。所以，联蒙灭金不可以单纯的视为引狼入室，他也有积攒实力、最后奋起抵抗的意味在。
王夫之也以同情的口吻写道：“故史嵩之亦无可如何，宁蹈童贯败亡之轨而不容已于夹攻之约。昏庸之臣主，势所不能自免也。”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为了不重蹈当年“示敌以弱”的覆辙，宋朝派遣的2万军队实属王朝最为精锐的存在。在宋蒙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孟珙所率领的军队战绩极佳，令蒙古人刮目相看。蒙古宗王塔察儿因钦慕孟珙，而与其结拜为兄弟。
这对结拜兄弟一个人成了宋朝的民族英雄，一个成了忽必烈称汗的第一功臣。而他们效忠的从朝廷将会刀兵相见，黎民百姓尸横遍野、骨肉离散。
如果说“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在选择之时，尚有一些妥协的余地和充分讨论的时间，那么“联虏平寇”则是封建士大夫面临道德前提下可能的唯一选择。
1644年3月18日晚，当崇祯皇帝煤山自缢之时，明朝和大顺之间正式结下了“杀害君父”的血海深仇。
此时明朝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和两宋之际的士大夫群体，也有较大程度的不同。朱子理学实际上是在宋理宗时期才成为正统官学，而明朝更是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形式。
因而在南宋时期还能出现浙东事功学派这样倡导“义利并举”的务实学派，而在明朝这样的议论可谓销声匿迹，直到亡国之时，才有三先生这样的人物反思过错，掀起了经世致用的学潮。
因而在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候，宋朝官僚还能提出基于现实利益的理智决断，而明朝官员则往往先考虑道德情况，因而作出的往往非黑即白的两叉选择。
所以，无论是被认为是“阉党”的马士英，还是“千古忠臣”的史可法，他们在党政不断的情况下，在联虏平寇的基本战略决策上，都取得了基本共识。
史可法在1644年6月上书《为款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事》奏疏中，明确强调“灭寇在此一举也”。
而对于吴三桂的投清行为，南明朝廷可谓消息极不灵通，甚至认为吴三桂是“假虏以破贼”，是“功在社稷”的义举。联虏平寇无疑是南明掌权的高级官僚的集体共识，但来自于中下层的年轻官员却也有另外一些看法。
比如，兵部给事中陈子龙（明代第一词人，柳如是老相好）上疏称：“若专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增疾耳！”，并表示“通敌实出权益，自强乃为本计”的基本战略方针。
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呼吁“断宜进取为第一要义”，指出如今有“黔黎尽为披发左衽”的风险。
陈子龙、章正宸等一众中下级官员的见地无疑是独到而准确的，但在他们的认识中，大顺军也并不是一个可以联合的目标，并冠之以“贼”的蔑称。
明史专家顾诚
所以，即便是在有理性判断的前提下，经受儒家八股文训练的封建士大夫也难以做出联合大顺农民军的决策来，因而给了满族人极大的政治优势和回旋余地，从而在1644年到1645年年初攫取了山东、河北、豫东大片领土，为下一步南侵西征做足了准备。
著名明史专家顾诚在他的著作《南明史》中，对一众南明士大夫毫不讳言的痛骂：“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一帮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大量的材料证明，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面对多次进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从上面的史料来看，联金灭辽、联蒙灭金、联虏平寇，从表象上看只是一些决策者相似的决策，实际上他们本身有一定的区别。但也无法否认，这三次相似的决策背后有一些历史动因和趋势导致。
一、本身能力的都有颓势。既然是联合一方攻灭另外一方，则必须要承认的事情是自身并没有单独剿灭一方的军事实力。北宋末年、南宋宁理时期的军事实力和南明初相似，都有着王朝末年各种矛盾凸显的种种政治、社会危机，难以短期内得到集中解决。
二、政绩导向观都不健康。宋明两朝的政治生态是由儒家思想训练下的士大夫掌权，是典型的文官政治。历史上相似的策略还有联蒙灭金，宋朝两次引狼入室，大抵都是体制性的矛盾驱使，士大夫集体在不健康的政绩导向观中追逐短期的利益，放弃了长远的考虑，即便是看起来聪明的官僚，也无法在这样的体系中自拔，因而产生了集体共同意识。
在士大夫的眼中，掌权者的历史评价＞人民的实际利益。所以一旦在面对能“青史留名”的巨大诱惑之下，文官士大夫的集体短视也见怪不怪了。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这般的目光长远、心向人民的“政绩意识”，在封建王朝已经相当不多见。
三、面对道德难题下的集体选择。这三次决策实际上都面临着道德上的巨大难题。
联金灭辽 是对幽云十六州的执念
联盟灭金 是对金朝的仇恨
联虏平寇 是对李自成逼死崇祯皇帝的仇恨
儒家思想的弊端，往往会以情绪化的思考，代替理智的利益考量。
这里借用萧功秦先生在《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中的议论：“清流党心目中的政治乃是一种中古式的‘伦理政治’，而不是以现实效果为取舍尺度的‘世俗理性政治’。在中古时代，正人君子把政治视为道德伦理的一部分。政治选择必须严格地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为了体现政治的伦理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正是在这样的泛道德主义观念下，面对含有道德议题的讨论，士大夫集体往往会集体得出相同的结论，从而忽视现有的可能更为有利于局势的选择。
总的来说，联金灭辽、联蒙灭金、联虏平寇尽管时间不同、情况也略有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考虑，都是以文官为主导的封建王朝政体的体制性缺点的凸显，因而在遇到相似的历史环境的时候，就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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