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四年（1211年），余嵘奉命出使金国。此时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从前线逃回的金国溃军，便想去前线查看交战情况并趁机与蒙古取得联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图被金人察觉，最终无功而返。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此息考屋车律厂士是未来的心头大患统等且声连应胡，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也就是说，早在“联蒙灭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蒙古的危房错息超背间构若啊办害，虽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都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拉”的重演。 此时，宋廷对蒙古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套的）冬蒙军攻击济南时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请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达濠州时被南宋边防军驱赶，后被金人所获。
金朝在与西夏友好关系破裂、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请求议和。但金宣宗在议和之后,却又南逃汴京。成吉思汗认为地土好位持金朝议和缺乏诚意宽既无七密料台着渐，再次派兵南下，兵锋直抵河南。在西夏骚扰、蒙古进攻的外部打击下，德金朝内部也不平静，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不断进攻等，金朝已经面临三面被困之势，唯有南边的宋朝还能保倒探皮他认金乙答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与金朝和约撕毁之后，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虑持真作角巩固原有与南宋关系，建立一种具常呼溶声上较观转有实质意义的军事联盟,以并材套续具评酒植就磁境对抗共同的敌人蒙古。但金人对南宋不屑一顾，借南宋拒绝输纳岁币之机，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最终将宋朝推向敌人一边，造成四面受敌之势。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认为，金朝迁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盘非常之小，于是主张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
在这种朝议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输纳岁币为由，于兴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发动对南宋的战争。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夺还矛取南宋淮南之地，作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补偿；二是河南一路难以应付包括战好争费用在内的各种物资需求，金朝现银按突财政已经十分窘迫，他们希望通过对宋战争，掠取财物，解决财政危机。
战争的形势并不如金人估计的那么乐观。最初，深画能金车金人虽然占领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县，但很快被宋人收复，随后，宋金边境陷入长期菜晶鲜斯七成朝住境乎的拉锯战中。金兵在攻宋战争中没有占到便宜，试图夺取淮南以为缓冲之地的计划落空了。对此，金朝内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后“ 认为金人夺取淮南以后，宋人必会选现条换呼得物拼死相争，金人将陷入无休止的宋金战争之中，若是不能夺取淮南之地，害处将会更大。因此极力反对攻打南宋。
但这样的声音在金朝朝廷之上毕竟微弱，战争如期进行。金朝不但没有夺取淮南之地，倒是丧失了许多有生力量，金宣宗发动攻宋战争后，曾多次失败，金人丧失兵马难以统计，“士马折耗,十不一存” 。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马损失，却并未能夺取淮南之地，也没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纳岁币，反而损耗了淮北原有物资，增加了战争负担，使金朝在对蒙战争中更加处于下风。
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命令遣赵珙出使蒙古，并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同年，宋廷还派遣苟梦玉出使，并见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说，这一阶段宋蒙之间的联系比较频繁，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虽然有什么外交成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带回了大量关于蒙古的信息，对宋廷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颜守绪下令停止对宋战争后，蒙古对于南宋而言已经失去了制约金国的实际价值，宋蒙关系迅速降温。恰逢此时金哀宗有意与南宋联防武休，以防备蒙古绕道攻击金国后方，无奈金国当权大臣认为此事有失颜面而力加阻挠，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热心，最后此事未能成行。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宝元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此后，南宋对蒙古愈加冷落，朝内再无和蒙之议，甚至还与金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转运使赵汝譡与之前被俘的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两淮战区的赵范、赵葵亦与金国将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约定共同防御蒙古。 由于没有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无计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宝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时候曾经留下遗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企图。所以，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对南宋而言，此时的金国已经没有作为屏障的价值了。就在这时，联蒙灭金开始成为主流观点。按照《宋史·理宗纪》以及《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绍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军再次进攻金国的时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围攻开封，但具体情况语焉不详。最后开封城破，金哀宗被迫逃往蔡州。 但气息奄奄的金国并没有放弃。之前完颜仲德提出过“进取兴元，经略巴蜀”的建议，只是当时金哀宗被蒙军一路追杀无暇顾及。待逃到蔡州后，金哀宗便有意实施此计划，并以蜡丸密令粘哥完展“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另外，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收拢溃军十万人，意图西进以迎金帝入川。 但此时南宋不会再给金国任何机会了。朝廷得到边报之后，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州、申州，后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 眼见形势不妙，金哀宗又派遣阿虎带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南宋不出兵，可惜为时已晚，此时的金国已经不具备作为“唇”的实力了。不过，史弥远也很犹豫是否要跟金国“连和”，以致廷议未决。
于是，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问计于孟珙，孟珙说了如下一番话：“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蒙古）无厌，将及我矣。”这也就是说，南宋尚不具备坐观成败的实力，不如趁机“和蒙”，尽量拖延必将到来的宋蒙大决战，使南宋获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另外，这样也可以趁机抢得一些地盘以增加战略纵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实力，使之不敢轻视自己。而且，无论南宋出不出兵，金国都灭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孟珙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之后，史嵩之又说服史弥远做出联蒙灭金的决定。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终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义军2万运粮30万石北上，抵达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师。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城，金哀宗完颜守绪匆忙传位后自缢身亡，金末帝完颜承麟亦在乱军中被杀死，金国灭亡。由于宋军表现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战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颜守绪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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