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兰州也有“牵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爆发。同一天，距离西安千里之遥的兰州也发动了突然事变，而在兰州爆发的这次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兰州被称为“兰州事变”或“西安事变在兰州”。
关于“兰州事变”在城关区志和兰州百年大事记(专辑)中都有记载。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当晚，张学良手令甘肃省府秘书长、代省主席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等向胡宗南部发起攻击，包围了绥靖公署(今城关区政府所在地)，并解除其武装。
同时公布了张、杨两将军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这是城关区志之大事记中关于“兰州事变”的记录。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陕西临潼扣押蒋介石，当晚七时张(学良)派飞机送手令来兰州，在省府秘书长、代行省主席职务的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等主持下，向驻兰州胡宗南部队及驻甘绥靖公署朱绍良部队发动进攻。
朱部除拱星墩炮兵营外，其余仅有小抵抗，短时间内即解除其武装，打死打伤七十余人，俘虏一千二百余人，并扣押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及绥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蒲等人，并公布张、杨八项主张，响应‘西安事变’。”在兰州百年大事记(专辑)中关于“西安事变在兰州”的情况记载较城关区志更为详尽一点。
“‘西安事变在兰州’解放后有不少人做过文字记录，其中就包括兰州的名人张令以及一位署名史言的作者。”现在城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编辑工作的柏敬塘老先生以一个资料提供者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部分“西安事变在兰州”的珍贵资料。
“兰州事变”发于晚7时
(1936年12月12日晚上7时，在距离“西安事变”爆发几个小时之后“兰州事变”也随即爆发。
三四个小时后，兰州城归于平静———震天响的炮声、枪声听不见了；街上也看不到全副武装、脚步急匆匆的军队了，兰州城又恢复了正常秩序。
“兰州事变”是兰州积极响应“西安事变”的一次壮举，也是全国惟一的，此事件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政治影响，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意愿。
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同时也是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的军长，他是张学良的亲信。
“兰州事变”就是由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发动的。
早在1936年的11月，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从西安经平凉飞抵兰州了解甘肃和五十一军的状况，并与于学忠进行了密谈。
而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一天，张学良总部还电令五十一军向兰州收缩部队，监视和戒备国民党中央在兰单位和部队。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将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扣押起来，就此爆发了“西安事变”。随即，张学良总部密电兰州，告知扣蒋成功，命令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兰州绥靖公署、中央军各部及省会警察局的武装，扣押重要党政军首脑，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通电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切实控制兰州，与西安相呼应。
五十一军接到西安张学良的手令后，立即于当天下午由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甘肃省府秘书长周从政召开各师参谋长、军部各处长及部分在兰团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坚决服从张学良将军的命令，通知其所辖的114师、118师火速向五十一军军部(今省政府后院)靠拢，并定在晚上7时开始行动。
当时，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李振堂、周光烈、牟中珩3位师长奉召去了西安。
刘孝同等在事变前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预定搞一个“鸿门宴”———晚上7时，他们在五十一军军部大摆宴席，宴请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正当那些官员们吃得酒酣耳热之际，四周伏兵突出，就这样，五十一军一枪未发，就顺利扣押了赴宴的官员，其中，被扣押的有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蒲等十余人。
另外，在“鸿门宴”之前，为防止意外发生，五十一军已经先行扣押了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
而就在五十一军在军部扣押众多绥靖公署官员的同时，兰州城里一时间也是枪声四起，以113师为主力的五十一军各部在师参谋长窦光殿的指挥下，分头直扑预定目标。
五十一军在兰秘密联络参谋解方率部先行进入绥靖公署院内，对胡宗南部进行包围攻击，在短暂的交锋后，解除其武装并占领了绥靖公署。在甘肃军警督察处、甘肃省会警察局等处的军事行动进展也很顺利，没有遇到激烈抵抗；在东校场和飞机场的战斗就比较激烈，双方在冲突中死伤不少，其中东北军就有数十人伤亡。
在此次武装军事行动中，共毙伤70余人，俘获1200余人，中央军系统在兰部队及特务武装全部缴械，仅仅在绥靖公署就缴获手枪700余支，步枪数百支。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五十一军派出部队分头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农民银行、无线电台、民国日报社等要害部门。
几个小时后，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并以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向老百姓解释原委安定民心。
(“兰州事变”爆发后，连日里，兰州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掀起了兰州救亡运动的高潮。
当时，地方绅士、社会名流水梓、裴建准、杨思等参加了代表大会。
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兰州各界民众的拥护，以切实控制兰州，五十一军还以省府名义下令停止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并强令国民党党部控制下的报纸登载张、杨的“八项主张”，同时还派出人员到各大中学校进行抗日讲演，散发爱国传单，宣传事变意义，在兰州还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等。
而青年学生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更是响彻整个兰州城。)
“兰州事变”爆发的背景
(为什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兰州也随即发生了“兵变”？“兰州事变”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呢？)
可以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甘肃地区在政治军事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军、第三军等部也相继入甘，1935年秋，随着东北军五十一军的入甘，甘肃地区局势更显复杂。
另一方面，在抗日救国的宣传影响下，甘肃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意识也在逐步增强，甘肃地方实力派人物面对民族危机和甘肃的复杂局面也忧心忡忡，而进入甘肃的国民党军队中，厌倦内战的情绪也在逐步扩散，尤其是在东北军中，“反对内战”、“坚决抗日”、“打回老家去”成了广大官兵的思想主流。
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下辖三个师：113师驻防兰州，师长李振堂；114师驻靖远至永登一线，师长牟中珩；118师驻定西以东地带，师长周光烈。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在东北军中屡建战功，深得张学良信任，是东北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重要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五十一军撤驻天津一带，东北沦陷的苦难及在天津遭受日军强暴欺凌的亲身经历，使五十一军广大官兵抗日情绪十分激昂，与此同时，五十一军军中在当时已建立了由张学良亲任会长的秘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是张学良驻五十一军秘密联络员、中国共产党员解方，五十一军中不少爱国军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
所以，东北军内抗日热情的高涨以及五十一军控制兰州地区的现实都是“兰州事变”发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兰州事变”的影响
(1936年12月26日，鉴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由周从政出面召集省府会议，会议决定释放“兰州事变”中被扣人员，发放收缴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遂告结束。
“兰州事变”的发生不但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在省内外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天津《大公报》等报刊辗转刊登了“兰州事变”的情况，引起了国内各方的关注。
就在五十一军在兰州行动的同一天，东北军平凉驻军也奉张学良命令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了全城；而在省内其他地区，“兰州事变”使国民党势力如惊弓之鸟，陷入了惶恐不堪的景况……
(随着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将军后，1937年2月，蒋介石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宜为名，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蒋介石逼迫东北军主力分置各地。
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主席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一军即于当年3月间陆续东调离开甘肃。
另，“兰州事变”中率部包围绥靖公署的共产党人解方，解放后，朝鲜战场和谈时为中方代表，后任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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