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楚人出自黄帝一系，颛顼重孙“重黎”是帝喾火正，又被赐名“祝融”，因为攻打共工氏不利而被杀，重黎弟弟吴回接任火正，仍然被称为祝融，吴回儿子陆终生有六子，其中“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由此可见，季连应当活在五帝时期。之后，史记一笔带过，“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即季连之孙穴熊后，楚人历史失传。直到周文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在鬻熊之后，楚人传承才真正的清晰。
然而，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在让我们惊艳之余，更在改写着历史。其中，清华简、安大简等战国楚简的出世，就改写了史记中的楚人传承记载。
清华简：穴熊与鬻熊是同一人
清华简《楚居》记载了楚人传承，但与史记记载大相径庭，具有颠覆性，主要有两个方面，详细见下：
首先，季连与武丁同时代
楚居记载“季连见盘庚之子”，后来娶了盘庚孙女妣隹为妻，生下伯和远仲，他们二人与商王廪辛、康丁同世。所谓盘庚之子，就是商朝中期雄才大略的武丁，他的妻子是妇好，在世时间距今3200年左右。
显然，楚居对季连的时代描述，具有相当的颠覆性。以此来看，楚人可追溯的信史，大概只能到商朝中期。
其次，穴熊与鬻熊同一人
楚居记载“穴熊（与妻子妣列）生侸叔、丽季”，其中“丽季”就是“熊丽”，穴熊之子，另外没有提到“鬻熊”。但在史记中，熊丽是鬻熊之子。由于楚居记载熊狂、熊绎等为熊丽后代，可与传世史书相互印证，因此可以断定穴熊与鬻熊是同一个人，两者之间并非“弗能纪其世”。
不过，楚居中的这段历史，虽与史记大相径庭，但却可印证《帝系》（《楚世家》的史源材料之一）。帝系记载“鬻熊即穴熊，声读之异，史误分之”，后代有熊丽、熊狂、熊绎等。
季连娶的是盘庚孙女，比武丁（死于公元前1192年）要晚一辈，因此季连之子鬻熊（穴熊），可以活到文丁、帝乙（死于公元前1076年）之时，从而“事文王（姬昌）”。
换言之，从时间上看，楚居对季连所处时代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楚武王说鬻熊为“文王师”，也是适合的。但问题在于，楚居对史记的颠覆实在太大了，把季连所处年代缩短了大概800余年。
安大简：具有更大幅度的颠覆
公元前640年，楚国的分支封国夔（kui）国，在祭祀时不祭祀祝融与鬻熊，遭到楚成王的强烈指责。夔国认为先君熊挚生病逃窜于夔时，已经失去了楚国的帮助，如今凭什么还要祭祀楚国先君？最终，楚成王还是灭掉了夔国，理由就是夔国不祭祀祝融与鬻熊。
问题在于，在楚人历史上，季连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与商朝联姻，对楚人发展应有飞跃性的提升，因此季连被祭祀才正常，那么为何楚成王只提到祝融与鬻熊，而没有提到季连？可能性有两种，即夔国或祭祀了季连或没有，如果是后者，该如何解释？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给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答案。
安大简上，出现了不少颠覆性的内容，比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被写成了“要翟淑女”，“硕鼠硕鼠”被写成了“石鼠（昆虫蝼蛄）”等，但就楚人起源来说，就更颠覆我们的认知了。
首先，史记中说“重黎”、“吴回”是兄弟二人，但《国语》《山海经》中都说过“重”与“黎”是两个人。安大简指出“重、黎、吴、韦（回）”是兄弟四人，都是颛顼之子老童的儿子。
其次，祝融派人去找季连，但季连躲在山洞不出，使者放火烧洞，季连说了一个“酓”字。使者回去禀报，祝融说“是穴之熊也”，于是就将季连念着“穴酓”，之后穴酓生熊丽。清华简楚居中，也有穴酓生熊丽的记载。因此，综合各种信息可知，酓通熊，“穴酓”就是“穴熊”。
由此，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季连、穴熊、鬻熊是同一个人，所以楚成王才没有提到季连。以此来看，楚人的信史始于“事文王”的鬻熊，处于商朝晚期。
清华简、安大简的出现，虽然还不能完全推翻史记中关于楚人先君的记载，但穴熊与鬻熊理应是同一人，司马迁大抵是搞错了，因为考古发现、传世史料都可以互相印证。至于季连与穴熊、鬻熊是不是同一人，安大简毕竟只是孤证，还不足以成为定论。
穴熊与鬻熊是同一人，也就否定了史记中“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将800年时间一笔带过的记载，同时说明楚人可能在商朝中后期才有真正的传承信史。
当然，司马迁之所以搞错，根源应该在于楚人“抚有蛮夷以属华夏”，寻找华夏的文化认同，将自己的传承嫁接到了华夏黄帝谱系中，于是就把季连时间提前，司马迁信以为真，但这种提前缺少时间逻辑支撑，为了弥补这一硬伤，于是司马迁加了一段“弗能纪其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