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有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对游牧民族的侵扰是有一定的防御效果的，远的不说，就以明代为例，名臣、名将如谭纶、戚继光等人都提倡在蓟镇修筑边墙(其实就是长城，叫法不同)及空心敌台等工事防御蒙古人，而蓟镇官兵依据坚固的边防体系面对蒙古人可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从而战而胜之，这个边防系统有力的保障了明廷首都北京的安全，岂能说是无用之物?《明经世文编》记载：“计周垣二千余里，先其要害，筑台千有二百，后以渐加，筑至三千余所。自此以后，虏惴惴惮不敢入蓟，蓟遂为乐土。”
边墙、工事修筑起来之后，蒙古人再也没有来侵犯，“蓟遂为乐土”，蓟镇的防御坚固，就连俺答的头号谋士赵全都不能不承认，所谓“蓟门台垣甚固，所征卒常选，攻之，猝未易入”，所以，长城无用论并非是事实。
但是，长城也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从嘉峪关到山海关边墙防线绵亘千里，不可能指望处处防守的密不透风，尤其是离北京较远的西北边镇，防御强度远不如东线，再加上边墙又年久失修，蒙古部落，尤其是土默特部经常溃墙而入，给内地造成极大的损失。
说起来这还是人事的问题，长城主要功能在于迟滞敌人的进攻，后面要有强大的重兵集团及时集结，将其压制赶出长城一线，就比如戚继光成功防守蓟镇。如果没有相应的兵团与少数民族骑兵进行较量，溃墙之后就任人宰割了，就比如说被俺答屡次伤害的西北边镇，那个真叫一个惨。
清军入关后对长城问题其实也是心口不一。《清圣祖实录》和《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二十一日，古北口总兵蔡元通过工部奏请助理古北口坍塌边墙500余丈，被康熙皇帝义正言辞地驳回，指出：“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宁无边患?明崇祯中，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各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爱新觉罗·玄烨
待到同月二十六日，又针对蔡元的建议重复了一番在德不在险的高论，所谓“治天下者在德不在险，边墙历年既久，损坏甚多，修之徒劳民力，究属无意”，像类似的话还有很多，如：“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
康熙皇帝的这些话让很多人认为终清朝200余年真的不设边防，真的不修长城，这就不对了。这些话更像是政治宣传，事实上，过了两年，四川陕西总督佛伦上疏请求修筑陕西三边边墙，康熙皇帝立即就批准了。康熙时期，准噶尔汗国虎视眈眈，西北边墙墩台具有极强的军事价值，怎么会不引起康熙皇帝的重视?
甚至据《大清会典》记载，在康熙时代修理边墙还是沿边官员的法定任务，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升迁：“凡修理边墙，顺治十五年提准：修完边墙五十丈，至一百丈者，纪录一次。”“康熙十一年提准：五十丈者，纪录一次;一百丈者，纪录二次;一百五十丈者，纪录三次;二百丈者，加一级。”
不仅仅是康熙朝在修理边墙，雍正和乾隆时代也重视边墙的修理，如乾隆二年(1737年)就命人重修过山海关边墙，“命修筑山海关边墙城垣，从署广东巡抚，前任直隶布政使王謩请也”。
清朝不仅经常修理沿边边墙，还在沿长城一线到东北都有驻防八旗驻守，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对外藩蒙古的控驭和监视，可以说八旗驻防制度和盟旗制度、联姻制度、黄教怀柔一样都是压服蒙古的手段。
古北口长城
其在甘肃各台堡、绥远、归化城、察哈尔、热河、延绥、京畿各关口、东北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一线都有八旗驻防兵布防。就比如说在雍正十年(1732年)，就有像直隶古北口、独石口、宣化、大同、张家口都有添兵记录。而在东北地带也驻兵3万到4万，其目的不仅仅只为了北防沙俄，也针对外藩蒙古。
综上所述，长城是有军事价值的，而清朝历代皇帝，如康雍乾对长城一线的军事价值也很重视，不仅经常修理边墙(可能在规模上确实比明朝少)，还有驻兵控驭、监视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