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腊月有几个除夕?”，肯定是一个。
所谓“除夕”，是指农历一年中的最后一夜，也泛指不论是农历还是公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天。
如此说，不管是不是“闰腊月”，或者再多“闰”几个腊月，都只有一个“除夕”。
“百年难逢岁交春”
“岁交春”是说农历正月初一恰好是“立春”节气，与公历新年的元旦无关。
那么，上述含义的“岁交春”，是不是“百年难逢”呢?
不是。
比如，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正月初一，立春。再比如，2038年2月4日，农历戊午年正月初一，立春。还比如，2087年2月3日，农历丁未年正月初一，立春。
1992年到2087年，不到一百年，其间就有三次“岁交春”。
类似的说法，并非现在才有。
俞樾
清末大学问家俞樾著有《茶香室丛钞》，卷一有《元日立春》条目，说到农家谚“以元日立春为百年罕遇”。他考证，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甲午岁“元日立春”，距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丙辰“元日立春”，隔三十八年。他还举例，光绪十二年(1886年)“元日立春”，前推至道光九年(1829年)“元日立春”，隔五十七年;再前推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元日立春”，隔十八年。他写道：“吴下潘顺之前辈生于嘉庆十三年，至光绪十二年年七十有九，赋诗云：‘微生三遇岁朝春’。”
俞樾总结说：“夫元日立春犹天正朔日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觏之事，田家不谙推步，故有此言，未可信以为实。”
不过，毕竟他没讲清楚为何“岁交春”不是“百年难遇”，但确实也要相隔十几年或几十年。
这件事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和农历，是两个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系统”。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大约一万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先民，就开始由采集狩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的升落与照射角度变化，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太过紧密。于是，从那个时候起，先民们就开始观测太阳的运行。
立杆测影
大约距今7000年前后的时候，古人通过“立杆测影”，已经掌握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二分二至”四个时间点，叫做“四时”。根据河姆渡文化出土器物上的图案看，很可能，当时古人也掌握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二启二闭”四个时间点。与“二分二至”合起来，就是古人一直非常重视的“八节”。
“八节”，继续三分，就是“二十四节气”。尽管目前所知，战国时期有了最早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记载，但极有可能，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期间，古人对“二十四节气”的框架认知已经形成了。
“二十四节气”，是太阳一个运行回归周期的二十四个“节点”。从这个角度说，“二十四节气”，属于纯粹的“阳历”。
古人在观测太阳的同时，也在对月亮的运行规律进行观测，发现月亮存在循环往复的固定“朔望”也就是“晦圆”周期。这个周期，古人就称之为“月”。
平常的日子，不是白天就是黑夜。但农业的收获，是以一个太阳运行回归周期为时间单位的，古人称之为“年”，并把基本符合“年”的时间长度的十二个“月”融合进了历法。
这就是中国自古历法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从几时几刻“合”在一起呢?古人确定，就是俞樾前面说到的，“天正朔日冬至也”。
“冬至”的这一天，太阳照射在地面的影子最长，正好指向“正北”;这一天的子时，北斗的斗柄，也指向正北。古人称之为“天正”。这个时候，月亮恰好“朔晦”，就是因为其与太阳同处于天上的同一“宫”中，地上的人们看不到月光，即俞樾所说“天正朔日冬至”。古人，就根据这一时刻来确定编制历法。
据说，“夏历”是以“天正朔日冬至”作为正月初一的，这叫“子正”。按照夏历，“元日立春”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是“冬至”节气。
“殷历”据说实行“丑正”，就是以斗柄指向“丑”位子时作为正月初一日的开始，基本在“大寒”节气，“元日立春”也没有可能。要说的是，从甲骨卜辞看，殷商的岁首，就是正月并不在“丑”而在“秋分”之后的第一个月。
汉元封七年(前104年)，武帝改元为太初元年，推行《太初历》，“建寅为正”，就是将斗柄指寅之月作为正月。从此开始，后世虽对历法做过多次修订，但从未改变以“寅”为岁首的规矩，这才使“元日立春”成为可能。
《太初历》
成为可能，也只是可能。
再来说“千年难遇闰腊月”
“阴阳合历”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太阳运行一个周期和月亮运行十二个周期，存在10到11天的“误差”。
古人解决这一“误差”的办法，是“置闰”。
从甲骨卜辞看，殷商古人，已经在“置闰”。但似乎还没摸到规律，所以多数是在每年的年末“置闰”，叫“十三月”。
可知，那个时候，“闰腊月”很多。
而且，殷人有“失闰”的时候，该“置闰”没“置”，于是出现了一年中两次“置闰”的情况，叫“十四月”。
这就是不管有几个腊月，都只有一个“除夕”的原因。
春秋中期，约在周定王七年(前600年)前后，古人对太阳的观测，精确到了一个周期为365又1/4日;对月亮的运行周期，精确到了29又499/940日。这对于“置闰”，提供了极重要的基础，确定了如俞樾所说“十九年一章”的“置闰法”，“十九年七闰”。“章”，就是一个十九年的“置闰周期”。这种办法叫做“四分历”。
太初历
因为太阳运行，毕竟是“阴阳合历”的基础，所以，汉武帝时颁行的《太初历》规定，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且规定在无“中气”之月设置闰月。
古人将“二十四节气”，具体分为“节”和“气”，或者叫“节令”和“中气”。一般来说，从“立春”开始，处于农历上半月的叫“节”或“节令”，下半月的叫“气”或“中气”。
“二十节气”，一般来说，是每隔15天一个节气，还有五个是相隔16天。而太阴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种“时间差”，就造成了有的农历月份没有“中气”的情况，古人就在这个月设置上个月的“闰月”。
这种“时间差”，也是“元日”与“立春”不可能总是在同一天的根本原因。
商代常常在十二月之后“置闰”，有时候还“置”两次。《太初历》颁行后，因为实行“四分历”和“十九年七闰”法，尽管理论上凡无“中气”的月份皆可“置闰”，但腊月“置闰”已经少了很多。
这是因为当时实行“平气法”，将“二十四节气”按天数平均分配。
刘焯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太阳和月亮的运行都非匀速。到了隋代，刘焯编制了《皇极历》，创造了“定气法”，即根据太阳的实际运行来确定“二十四节气”的具体时刻。
清末颁行的《时宪历》，采用“定气法”来确定“节气”。根据“春分”到“秋分”，太阳运行186天;“秋分”到“春分”，太阳运行179天的情况“置闰”，于是，“闰月”基本在“夏至”前后几个月了。
从康熙四年(1665年)开始，已经不仅仅是“千年难遇闰腊月”，很可能永远也遇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