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狙击钱谦益之外，在周温二人的发迹历史中，还有一件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冤杀袁崇焕，并借此收拾了钱龙锡等在朝中既有威望又有实力的对手。在这一役中周温二人和昏君朱由检联手做下了大明朝最大的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冤狱。怨杀袁崇焕一案对后世的影响直逼秦侩杀岳飞，而这同样也是明朝末年的最大遗憾。杀掉袁崇焕对朝野人心的震动不可估量，从袁崇焕被杀那一刻开始，曾经英勇绝伦的关宁铁骑便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了。
在赶跑了第一个绊脚石钱谦益之后，不到一年周延儒便被朱由检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最高统治层。但由于在狙击钱谦益的过程中，周延儒是幕后推手，因此也为东林党人所看不起。环顾帝国的内阁之中，他的势力非常微弱，相比首辅而言，他还只是处在权力的边缘，而横在他面前的最大一只拦路虎就是钱龙锡。作为此时的内阁首辅，钱龙锡算得上非常称职，而在此之前，他也是讨伐魏忠贤的中坚力量，深得朱由检的赏识。有这样一个忠臣、良相可以说是社稷之福、江山之幸。但可惜的是耿直的个性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由于前面横着钱龙锡这样一个颇得人心的首辅，周延儒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权力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拍皇帝的马屁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找到一个、或者栽培一个重量级选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这个人在他而言自然是曾经和他共同进退的温体仁。在周延儒的大力举荐下，温体仁又充分调动了自己在朝中那一撮不大不小的势力，加之在狙击钱谦益的过程中，温体仁伪装的孤鸟面目颇得朱由检的欢心，于是他的内阁之路也迅速平坦了许多。但让他们气愤的是，以钱龙锡为首的其他内阁成员却并不愿意与温体仁这样的人为伍。而就在此时，一件大事震惊了朝野，这就是袁崇焕的被捕。事实上，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之后，在这件事背后有着诸多无法了解的历史谜团，我们也无法确切地描绘那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准确的或者不准确的史实尽量去还原这个历史悲剧。我们无法得知周、温二人在袁崇焕被捕这件事上到底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两个找到了整倒钱龙锡的大好时机。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在辽东防线领兵多年，可以说是功勋卓著，极具谋略与胆识。作为文官出身的武将，袁在政坛上与东林党人关系较为密切，对于帝国内部的败坏，袁崇焕有着知识分子似的愤怒，他总试图以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进入这个世界，凭着一腔爱国忠君的热血，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王朝。在对内无比忠贞的前提下，从战争策略的角度来说知识层次较高的袁也显得比较灵活。
事实上，在当时的明朝，出现秦侩式的叛臣非常难，出于对历史骂名的恐惧，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都不大愿意被扣上卖国的帽子。所以在对待后金这样的外来民族侵略时，朝堂内外到处充斥着主战的声音。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明末的政治环境和南宋时期有着较大的不同，南宋时期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再退就山河沦丧。而明朝末年呢，后金的冲击虽然是显著的，但在当时，它的实力还不足以完全征服明朝，在进攻与据守之间，它也处在一定的摇摆中。而作为综合实力占优一方的明帝国，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内已经激化的官民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保持边疆短期的稳定是很重要的，最起码这也可以有足够的战略准备时间。在袁崇焕守辽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即所谓的几次大捷，但事实上这几场战役都是在防守的情况下完成的，并没有大兵团野外作战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明朝本身的战略准备是不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盲目的主战策略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也是缺乏战略智慧的。
在这种不利于盲目进攻的情况下，崇祯二年正月到十月间，袁崇焕与皇太极议和，在战略上赢得了宝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袁修筑城池，整饬军备，加强了宁锦防线。可以说，这是袁作为指挥官的灵活之处，由于他善于选择谈判时间，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这件事却反遭崇祯帝的责备，并在最后成为他被残忍杀死的一大罪证。袁崇焕极富智慧的斗争策略，使皇太极没有办法在蓟辽防线取得战略主动和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采取了大迂回的战术，绕道蒙古进攻。而面对袁崇焕这个对手，皇太极基本不可能有什么根本的交结，更谈不上里应外合地勾结。这原因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他的老子努尔哈赤就是被袁崇焕用大炮轰死的，对于这个杀父仇人，他自然是除之而后快。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的部队从大安口入关，直接威胁着都城北京的安全。此时远在边关的袁崇焕心急如焚，在接到入京勤王的命令后，仅仅携带不到万人便日夜兼程、千里驰援。在他和诸将领的努力下，北京的防守很快稳定了下来，面对明军的顽强抵抗，皇太极又一次在老对手面前一筹莫展。按照此时的情况来说，远道而来的皇太极面对着补给等诸多困难。只要明军守住，并在一定时间内进入战略僵持，那么当其他地区的勤王军队赶到以后，皇太极必然陷入重围。所以摆在皇太极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既然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北京，那么战争必然转向不利于自己的境地，而如果在久攻不下、士气低迷时撤退呢，又很可能陷入袁崇焕的追击陷阱。因此可以说，当袁崇焕等人稳定了京城的防守之后，皇太极已经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这种情况，对于明军来说，等待战机是最稳妥的选择，而袁崇焕的策略也正是如此。
对于袁崇焕的苦心，居住在城内的官员、民众和皇帝却并不领情，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庆幸于援军的迅速赶到，使他们免遭劫难。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的防守策略非常不满。而这里面主要有两层原因，一，是他们希望以大获全胜作为事件的结局，一雪围城之耻。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等勤王将士屯兵城下非常的不安，崇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之前辽东军队的数次哗变给他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同时对于袁的防守主张也充满疑窦。尤其是防守进入相持之后，袁崇焕要求进城补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觉得此中必然有什么险恶的用心。
由于战争进入了相持，有关城外的小道消息充斥着整个京城，说是袁崇焕故意纵敌，企图和皇太极结的城下之盟。天子脚下的民众向来就有议政和自以为是的坏毛病，但他们却不知道这种谣言将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
与明帝国昏庸的君主相比，白山黑水间成长起来的皇太极却非常懂得斗争的策略，而此时作为进攻者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对手袁崇焕并没有得到朱由检的真正信任。于是他一边令人在京城之中散布谣言，同时又让自己的军士在营中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故意让两个被俘的太监听到，然后再找个机会让他们安全而又不失惊险地逃走。这两太监逃回京城之后，自以为刺探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急急忙忙向崇祯作了汇报。借此机会，早就伺机而动的周延儒、温体仁立刻装出一副忠臣义士的嘴脸，操纵自己的党羽推波助澜，不断向本来智商就不高的朱由检施加影响。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在城外战事进入平稳期之后，多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下令袁崇焕单身进城，说要在平台召见他，商议粮草补给之事。由于此时辽东军队在城外已经月余，又无法进城休息，此时一听皇帝说要补给军队。袁崇焕立刻二话不说就进了城。赶到平台之后，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朱由检便大声斥责，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袁崇焕被捕之后，温体仁立刻继续施加压力，制造谣言。京城之中到处流言袁崇焕卖国投敌。温体仁的这种做法迅速在京城形成了强大的民间舆论，这也从侧面直接影响着朱由检的决定。
袁崇焕被捕之后，辽东军队迅速陷入了混乱之中，士兵将士顿感无助，部将祖大寿更是一怒之下带兵离京出关。而此时尚在狱中的袁崇焕虽然心中不平，但却依然把国家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知道消息后立刻修书一封，由兵部快马加鞭转交给祖大寿。山海关外，祖大寿捧信大哭，三军动容。在袁崇焕手书的劝导下，辽东军队折返入关，一举攻下四座城池，并与其他部队配合解去了北京之危。
眼见城外之敌尽退，温体仁立刻加紧步伐与周延儒二人联手，疯狂打击政治异己。在这次涉及甚广的斗争中，和袁崇焕同难的还有一人名叫王洽，乃是当朝的兵部尚书。皇太极进攻北京时，正是他迅速地集结部队，殊死抵抗，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但由于对手过于强大，王洽的抵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针对此事，周延儒上疏弹劾，指责王洽用兵不当。于是朱由检立刻将王洽下入大牢。第二年在王洽病死狱中的情况下，这个昏庸的皇帝竟然还下了一道命令，判王洽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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