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
（一）超越“欧洲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
从亚当·斯密、约翰·密尔、马克思，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对我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我们的学界曾一度总是喜欢用西方文明的标尺来考量中国历史。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呢？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这是对“欧洲中心论”的颠覆。
弗兰克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他提出，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弗兰克从数量、质量和机制三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和收入，在生产力、竞争力及贸易上占有优势，而且拥有自己的技术，发展出了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准备上，也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所导致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弗兰克认为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的。
弗兰克的推理逻辑异常简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因而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生产力。这种推理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上，即贸易顺差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标志。这是有缺陷的。弗兰克的解释回避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而西欧却顺利实现了这一问题。西方世界的兴起不是一二百年的白银流通就能改变的，法制、人权、信用、理性、市民社会都是推动欧洲历史向前的动力，而这类因素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国在宋元时代本来已具备了完整的商业手段，可由于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盐业、铁业等有利行业都被官僚垄断，商人经商受到层层限制，他们只有把资本用于购买土地。
在弗兰克看来，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发生在欧洲的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一个结果。然而，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称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所有的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所有的事件都是可以解释的。弗兰克没有对欧洲“工业革命”做出解释。
姑且不谈《白银资本》的论据与论证逻辑的局限，就其方法论而论，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诸如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如何起源，“西方”和“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等一系列问题作一番检讨。例如，用这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全球的视野在这些领域里是多么缺乏，现有的结论中隐藏了多少关于“西方”和“东方”的成见，当人们开口闭口讲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讲“亚细亚生产方式”，讲传统的愚昧，这里面既没有全球的视野，也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这些成见的形成和传播最初起于十八九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远洋船长的写作，经由康德、黑格尔以降众多思想家的想象加工，继而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各派社会理论的正统，从而获得普适性，变为常识。此类常识经由大众媒体和专家的言说被不断地复制，不断地更新，长期以来渗透了东西方老百姓的自我意识，被人们当作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高王凌先生指出，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是某种“倒看（回溯）”的结果。倒看历史往往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再加上线形因果论，会造成很大的回溯性差异。这就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弗兰克的新意在于他将中西共同编入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这或许有助于超越中国或欧洲的绝对核心论，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平行的关系，以此来达到在正看而不是在倒看中重塑历史的目的。
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为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美国史家柯文等人在治中国史时力主一种“中国中心观”。柯文指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主要或只可能从无力与西方抗争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法加以解决。”
毫无疑问，“中国中心观”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叛，然而，这种反叛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就中国近代史而论，持这两种不同立场的人所需解释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化的第一动力何在？在前者看来，动力来自外部力量；而在后者，动力源自于中国内部，试图“在中国发现历史”，因为他们深信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互异。
实际上，中国本身多灾多难，鸦片战争无非是又一场平常的灾难而已，恰如蒙古人入侵、白莲教、太平天国。面对西洋文明的冲击，李鸿章曾惊呼，此次乃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河殇》的作者则不无煽情地指出，挟着民主自由科学旗号的西方工业文明与蒙古满清等狄夷民族迥然不同，黄河文明迟早要融入蔚蓝色文明之中。然而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的此番交汇与历史上的历次文明大交汇并无甚大的不同。我们也曾在魏晋隋唐之际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历史学领域以前的热门话题之一“没有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能否自行进入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有点无聊的题目，过多的纠缠其中毫无益处，只是昭示了国人一种失衡的心态。可以设想，几百年后，对于中国之走向资本主义，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发的，都已不重要了。假如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站在十八世纪的立场上，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分析框架与模式实无意义。现代化是一个突兀的事件，工业革命在英国也是充满变异的，并非顺乎逻辑的，而毋宁说是历史的安排。
近代以来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作为一个民族，应当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时时刻刻保持开放的立场。
（二） 中国历史不能用“五阶段论”来笼括
与欧洲的历史面貌明显不同，中国并没有存在过所谓的奴隶制时代。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是直接从原始公社时代，产生的分化基础上，直接进入集权制国家阶段，中间也没有西方历史那种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中央集权体制。由于单一权力中心的存在，而且又长期有意识地抑制豪强，采取各种方式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得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许多王朝都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消灭了西方国家那样的强大贵族阶层，因此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与西方的封建社会相比没有贵族的直接压迫和奴役，具有相对多的人身权利保障和自由，而且没有西方那种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存在。
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抑制与刻意打击之下，欧洲中世纪那种对农民维持广泛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伴之以超经济强制的“领主庄园制”在中国没有发展，这种制度中人与人关系模式，原本是游牧部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常态，一直保留到了游牧部落实现农业化之后，这其实就是欧洲封建制的来源。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存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于下层社会群体的，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没有欧洲贵族阶层骑在农民头上，这使得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比欧洲的农奴状况要好得多。
众所周知，欧洲的贵族阶层大多是世袭的，因此社会结构僵化，缺乏流动性。这也是上迄文艺复兴下至启蒙运动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实实赞誉有加的原因。（关于可以看伏尔泰、约翰·密尔等人的著作）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有读书人可以出来做官，（明代的制度是一个武将即便战功赫赫在政治上也是没地位的）而科举制度就是他们晋升的阶梯。读书人大多出自农村，他们即使做了官了，他们的后代未必仍能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贫穷发奋的人又出了头。不过，时间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的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指望读书做官一途，工商业渐渐被人看不起。而在西方，起先就不让你做官，实际上即使是所谓的封建贵族，也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的人都去经营工商业，也导致了后世的西方社会。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实非可以妄下断语。
而至于说什么“中国文明是超稳定结构”以及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等等，都不是真问题，而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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