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就是神农氏之都长沙
（一）学者郭为民论述长江中游古文化在屈家岭时期走向一体化
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原来的高庙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陆续解体，新出现四支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即分布于洞庭湖及其周边的汤家岗文化、分布于峡江地区的柳林溪文化、分布于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和分布于汉水中游的下王岗一期文化。
汤家岗文化是皂市下层文化受到高庙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出现的，它的很多因素都继承了高庙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印纹白陶，陶器上的纹饰图像，乃是高庙文化的传统。柳林溪文化是在原来城背溪文化的基础出现的，当然也受到三峡地区楠木园文化的影响。柳林溪文化中还有另外一些外来因素：戳印纹圜底釜、篦点纹折腹碗等来自汤家岗文化；平底钵、深腹钵来自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其刻画符号或与黄淮地区有关，刻画符号最先出于贾湖文化，后来也在双墩文化出现，柳林溪文化的刻画符号似乎不能说与此无关。
汉水中游的下王岗一期文化被认为是枣园文化的地方类型，受贾湖文化影响而产生。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则是在中原黄淮地区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中原地区、淮河中上游、南阳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鼎文化都较为发达。八里岗一期、下王岗一期等遗存都存在相当多的鼎，边畈文化受上述文化的影响，其以鼎、亚腰形器座为特征的红陶系器物群，多是来自于上述地区。
在绝对年代上，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边畈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都在距今7000~6300年左右。在这个年代范围内，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明显的是多样性的，还没有成达一体化。这个多元，仍然是南北二元结构体系。即以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为代表的南方体系和以边畈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体系。北方系统以鼎为特征，南方系统以釜、圈足盘为特征。
距今6300年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格局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重组。长江中游的西南片区（南方系统)，原来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分布范围里，产生了大溪文化。长江中游的东北片区（北方系统）则是在稍晚出现了另外的考古学文化——红陶系油子岭文化。与此同时，东南片区的湘江流域则出现了不同于大溪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堆子岭文化。汉水中游是仰韶文化（西阴文化）分布区。
大溪文化是在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主体吸收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因素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圈足盘和釜是明显的原有本地文化因素传统，但是大溪文化一期也出现了三足钵、折腹亚腰器座、矮领广肩罐、假圈足碗等新因素的器物。这些因素大体来自长江中游的北边和东边。
如下王岗一期就有亚腰形器座、矮领广肩罐。淮河流域则是假圈足碗、三足钵流行的地区，如双墩遗址、侯家寨遗址、龙虬庄遗址等，均有这类器物存在，大溪文化的这些因素极有可能是来自于上述地区。大溪文化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还持续不断地受到北方和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洞庭湖地区大溪文化二期出现单耳杯、圈足罐、高圈足豆，也出现了璜、玦、坠类的玉器。这些因素与皖江及长江下游黄鳝嘴、北阴阳营、崧泽等东方文化有明显的关系。
汉东地区边畈文化解体后，这里是一批以红陶系为主体的文化遗存。汉水下游的武汉地区，以面前畈、铁门坎等遗存为代表。汉东地区则是以屈家岭第三次发掘第一期、油子岭一期一组、谭家岭一期、龙嘴一组遗存为代表。目前学术界对于这类遗存还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油子岭文化，而有的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汉水以西的大溪文化东扩的结果，所以这类遗存的性质是大溪文化。
从红陶系遗存向油子岭文化过渡，相关遗存亦有发现，并以油子岭一期二组、龙嘴二组、六合一期为代表。该类遗存在器物形态上已经具有油子岭文化特征，虽仍以红陶为主，但灰、黑陶数量已占较大比例。油子岭文化的黑陶系遗存叠压于前述红陶系遗存的地层之上，屈家岭第二次发掘的早期遗存及第三次发掘的第二、三期遗存、谭家岭遗址第三期、油子岭遗址第二期、六合遗址乙类遗存等均属于此类。这是一批以鼎、曲腹杯、簋、豆为代表的器物群，它的发展有由红、灰陶向黑陶演进的过程。出现的时间大体在距今5700年左右，相当于澧阳平原与峡江地区大溪文化第二期以后。
此时长江中游的东南部即湘东北、东南为代表的区域，仍然是堆子岭文化。堆子岭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是湘江流域中下游、资水下游、沅水故道以南地区，典型遗址有湘潭堆子岭、湘阴青山、岳阳道人矶、临湘的托坝。还有资水下游的蔡家园、玉竹包、黄土坝等遗址。堆子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分界线是在沅水故道的南侧。近年在汉寿马栏嘴、老坟山等遗址均发现了明确属于堆子岭文化的遗存。汉水中游和南阳盆地，此时仍为仰韶文化所占据，学界也有称为朱家台文化。另外，在随枣走廊还存在一支以雕龙碑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由此看来，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共同体，仍分空间、分流域地分布着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当然，这些区域间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并非没有交流，相反，他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堆子岭文化持续受到大溪文化的影响，大溪文化在其中晚期也出现陶鼎，应是受到堆子岭文化的影响。堆子岭文化和汉东地区的红陶系遗存也有交流，汉水中游的仰韶文化同样与大溪文化存在明显交流。汉东红陶系油子岭文化遗存还受到了汉水中游、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文化的多重影响。
长江中游距今5700年左右的多支考古学文化中，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表现得最为活跃。油子岭文化的产生本身就是多元的，它产生以后不久，自身发生了明显的特征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红陶系变为黑陶系，意味着陶器的生产与制作,新石器时代的工业技术体系发生了变化。由红陶向黑陶系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先进生产工艺，带动各方面的发展，进而显示出油子岭文化的蓬勃朝气。
于是，以黑陶系为特征，以鼎、豆、壶、簋、曲腹杯为组合的陶礼器，构建出油子岭文化物质与精神特征，其一经产生，即以非常明显的优势，强势向外传播扩散[28] 。距今5500年前后，越过汉水向西扩张，越过长江向南扩张，遂使原来大溪文化的地方，悉为油子岭文化所占领。汉水下游和鄂东地区也在此时也尽显油子岭文化之风。
因此，包括江汉平原、鄂东大部、鄂西峡江、洞庭湖周边这些区域，狭义上的两湖地区，出现了清一色的油子岭文化，意味着单一的文化共同体首次在长江中游出现，油子岭文化第一次实现了长江中游的一体化。当然，即便如此，仍然不排除在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外围有其他文化的存在，也不排除油子岭文化共同体内部还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但这都不能改变其整合两湖中心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客观事实。
经过油子岭文化整合之后，长江中游迎来了屈家岭时代。屈家岭文化是在油子岭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体继承了油子岭文化的因素。在多个重要遗址如城头山、划城岗、车轱山、石家河、屈家岭等明显可以看到油子岭文化为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各小区域还自带本区域的特征。虽有这些地方特征的存在，虽然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外围一些文化，如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某些影响，但屈家岭文化的整体风格却是高度一致，无论将屈家岭文化划为多少个地方类型，其文化的整体性特征是相统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家岭文化时代的长江中游从文化上是达成了统一的。从文化谱系上看，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也是同一个文化谱系。如此则可大致确定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在文化上主体呈现的是一元文化结构，从油子岭文化整合开始，到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完成了从多样到一体的转变。
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地域范围比油子岭文化有明显扩大。向西，进入三峡峡区抵达渝东，向南，溯沅水而上进入沅水中游地区，向东越过大别山进入豫南，向北则直抵黄河沿岸。成为地跨长江淮河而北抵黄河的一支强势考古学文化，拥有广域的分布范围和鲜明的文化特征，长江中游也由此进入了屈家岭时代。
屈家岭文化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扩张性，在其发达和强盛时期挥师北上，占据了黄河以南、淮河中上游地区的大片区域，它的因素甚至影响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范围。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广域空间里，屈家岭文化是不是保持它的高度一致呢？经分析，各个区域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洞庭湖一带屈家岭文化更多的是受到这个区域的油子岭文化传统类型的影响，鼎、豆、壶形器发达。汉东地区则更多的是受该地油子岭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鼎、碗、豆、罐、壶、薄胎彩陶杯、彩陶纺轮特色鲜明。
最新考古发现，汉水仍旧是一条很重要的文化分界线。汉东地区如屈家岭、石家河等遗址的文化特征一致，但汉水以西就存在差异。城河遗址的墓葬就显示了这种情况，这里一批随葬器物的形态特征似乎更接近距离较远的长江以南走马岭、城头山同时期墓葬随葬器物，反而与距离较近而与汉水相隔的邓家湾、肖家屋脊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墓葬差别明显。此中有深意，需仔细琢磨背后的原因。不过，城河遗址出土的某类特殊器物更接近石家河地区，比如筒形器、四耳器，这些可能极具宗教特征的器物，城河、屈家岭、石家河高度一致，而在长江南岸的屈家岭文化遗存里基本不见。
（二）神农氏时代农耕的推广普及与屈家岭文化相关
我们中国人号称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华夏民族共同的远祖，同称“人文初祖”。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称为炎帝。
《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有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柱为后稷，自夏以上祀，草实日蔬)”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礼记·祭法》说：“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为稷”。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国语·晋语》叙炎帝与黄帝的关系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二帝用师，以相济也”，“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神农早于黄帝，一般认为，神农即炎帝。炎、黄二帝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帝王世纪》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神话：“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曲阜)。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潜夫论·五德志》载：“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说文》云：“神农居姜水，以为姓。”《竹书纪年》载：炎帝“育于姜水，故姜为姓”，“其起本烈山，号烈山氏”。《三皇本纪》曰：“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因以为姓。”
《礼记·月令》正义引《春秋说》云：“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谷，曰神农。”
《左传》 “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汉书·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食与货是生民、养民之本，二者皆肇始于神农炎帝，其功堪称不朽。
陆贾《新语·道基》载：“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白虎通·号》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而化之，故谓之神农也。”
《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沃、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他无疑是带领先民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拓荒者和创业者。
据《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蕨实。”
《易·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农业的发明的确颇具神话色彩，古人津津乐道，渲染已甚。
古文献记载，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种；耕田为土，凿地为井；正节气，立历日；亲尝百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创制衣裳；日中为市，倡导贸易；削桐结丝，制作乐器；治木为弧矢，传说他葬于今湖南酃县塘田乡的鹿原陂，后世称其墓为炎帝陵。
他无疑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开创者，亲手缔造了中华古国的文明。因他“始教天下种谷”，“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故后世尊他为神农。传说他的死也是辉煌而悲壮的：晚年巡视南方，尝百草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终因误尝断肠草而不幸身亡。
《商君书·画策》篇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庄子·盗跖》篇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越绝书》称：“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极。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表现神农氏的无私、英明与贤能。
《纲鉴》载：炎帝“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描绘出炎帝领导下的原始社会生活。
《路史·后记》(宋罗泌著)记述炎帝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说他主张“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士丁壮而不耕，则受其饥；女当年而不织，则受其寒”，“耕不强者亡(无)以养其生，织不力者莫以盖其形”。
炎帝号为神农，“教民耕稼、蜡祭、医药、交易之事，开万世衣食相生相养之原。”后人称颂神农，“其功如天”，“盛德不孤，万世同仁”。商周之际的大贤人伯夷、叔齐兄弟曾经哀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东汉张衡作《东京赋》慨称：“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叹复真”的惋惜；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更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怨慨。可知炎帝时代曾令众多士人向往。《尸子》解释神农之神为：“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为之神。”
炎帝的世系，据《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曰：“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八世所传，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系》载：“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泼，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
《万姓统谱》载称：“炎帝神农氏，姜姓，生于厉山，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氏。继无怀氏位，承太昊木德，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都鲁。在位一百四十年。”
《吕氏春秋·慎势览》称，“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可能比较接近史实。如此，则上述所传八世，可能只是其中较著名而有影响者。
《万姓统谱》所载世系与《帝王世系》同，但注明“已上七代，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诸侯相伐，黄帝征之，天下咸归焉。”
（三）炎帝初都长沙在湖北沙洋城河古城，次都曲阜在湖北天文龙嘴古城
炎帝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炎帝故里目前有六地之争，分别是：陕西宝鸡、湖南会同县连山、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北的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炎帝部落的活动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在姜水（一说是今宝鸡市渭滨区的清姜河，一说是今宝鸡市岐山县的岐水。）一带时部落开始兴盛，最初定都在陈地，后来又将都城迁移到曲阜。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於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於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揄冈。又曰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帝炎。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於鲁。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衡湘传闻》曰：炎帝都长沙，凡七世，城在湘阴之滨，盖榆罔徙都空桑，一世而亡，衡湘弗传之耳。
《衡湘稽古》云：“嫘祖从帝南游，死于衡山，遂葬之。今岣嵝有嫘祖峰，上有嫘祖之墓，谓之先蚕冢”
晋代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宋代罗泌所著的《路史》记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
王象之编著的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记载更为具体：“炎帝墓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
湖南郴州地区之所以有底气争炎帝故里，很大可能是因为这些文献的记载。其中，《衡湘传闻》与《衡湘稽古》是明清时代文献。我认为,这里的衡湘，实际上应该在江汉平原，而不是湖南。湘这个概念，其实应该是襄，本是指汉水下游的一条分支。但是后来，襄这个地名被人到处搬，北面搬到襄樊，南面搬到湘江。
这些文献记载，神农氏曾经在长沙建都，湖南确实有长沙地名。这个地名甚至秦汉时侯就有了的，相关的，还有广西的桂林象郡，都是秦汉时就有的地名。广东省这边还有番禺南海珠江羊城这些地名，都与中国远古历史有关，但这些地名却不知何时搬到广东来的。
随着长沙地名被人搬到湖南，湘江也就随即被指认出来，但湘江被人普遍认可在湖南，很可能是唐宋以后的事了。因为三国志记载赤壁之战，并末记载这附近有洞庭湘江。
很多地名的搬迁不是民族迁徙造成了，是后世统治者胡乱指认。例如汉朝指认新疆和田南山为昆仑山，昆仑山这是汉武帝乱认的，也许先有少部分移民先搬了地名，只是他们自说自话，别人并不认同。一旦得到官方确认，便因讹成实了。
史书说，炎帝葬茶陵。似乎说的是现在的湖南省茶陵县，但真是这样吗？首先，茶字是什么时侯才有的？远古时代没有茶字，只有荼字。
查史书记载，汉朝在西元前202年设置荼陵县，属于长沙诸侯国管辖。隋朝取消荼陵县，和湘潭县合并叫湘潭县。 唐朝在西元621年重新设置荼陵县，唐朝有人减少一横，变成茶陵县。
所以，一些史书里说炎帝死葬茶陵，这个茶字是错别字。炎帝死葬之地，不是茶陵，而应该是荼陵，荼是啥？夏时有涂山氏，这个涂山，当是炎帝死葬之地，荼陵。
荼是汉语词汇，多音字，可读作tú或者shū，笔画共有10画，出自《荀子·大略》，原意指古书上说的一种苦菜和茅草的白花。古同“涂”。
这个线索非常重要，荼字，原来还有Shu音，sh 与 d 互换，这不就是蜀吗？涂山氏，就是蜀山氏。山海经记载：南岳取州山女，其实是“南岳娶蜀山女”。蜀，在湘语里读作 zhou，荼陵，就是蜀陵，就是州陵，战国时侯的州陵在洪湖地区。
荼陵在哪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湖南的那个荼陵县就是远古荼陵。我认为，不管是湖南的荼陵，还是四川的蜀，都是假的，都只是移民搬过去的地名。
另一个观点，涂山氏族群居住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如今当地怀远县还有涂山的地名。涂山又在安徽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远古地名，它被移民向外到处搬，秦朝以前中国还没有统一文字，有许多证据可证明荼蜀涂zhou是同一个词，远古时代应该曾经指称同一个地方。
那么安徽的涂山，湖南的茶陵，四川的蜀，河南的周口，哪一处才是真正的荼陵所在地呢？不如求一下它们的几何中心，我确信真正的荼陵应该在江汉平原。
忘了说了，陕西还有一个周原。这个周原都应该是个远古概念，山海经记载的西周之国，就是夏代以前的那个周原，应该在湖北江汉平原，也就是战国时候的州国，这个州国后来让楚国灭了。
战国时候，江汉平原属于楚国，那么楚国是这些文明的继承者吗？恐怕不是的，至少不是直接继承者。怎么说呢？我认为，楚国的远祖只不过是汉水中上游的一伙山戎，他们占领了江汉平原后，就把江汉平原古国的家谱跟自己的家谱合并了，换言之，他们抢了江汉平原族团的祖宗。
神农氏姜姓，现在公认的观点是，神农氏起源于古羌族。古羌人会养羊。调查中国羊骨遗址的发源地，寻找古羌族的故乡在哪里。
现在国际上有一个说法，世界上家羊的起源地在伊朗，这里能找到万年前的以羊骨为主的遗址，而中国遗址发现羊骨的地方偏晚，而且早期的遗址发现羊骨的并不多。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我从直觉判断，中国家羊的起源地，很可能就是龙岗寺遗址。龙岗寺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汉江南岸，距汉中市中心城区3.5公里。龙岗寺遗址是汉水流域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和新石器时代，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接近六千年。
我认为，不管中国的家羊是不是来自西亚的伊朗，至少，中国羊骨遗址的源头在汉水中游的陕西汉中龙岗寺遗址。所以我们没必要断定伊朗才是中国古羌族的起源地，而应该认定陕西汉中龙岗寺遗址，就是中国古羌族的故乡。
龙岗寺遗址在汉水南岸。从距今五千年多前起，古羌沿着汉水西岸南下，到达江汉平原，占领了当时的文明中心马家垸遗址，城河遗址等一系列经济比较繁荣的城市。
古羌是远古西戎。入侵农耕区摇身一变，就成了农民，神农氏是羌姓，战国竹简称他神戎氏。现在他叫神农氏，成了中国农耕的鼻祖，其实那支古羌确实学会了种地。
古羌沿着汉水西岸南下，到达湖北荆门，很可能在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建都。史书记载，神农氏建都称陈，有的文献记为长沙。陈与长沙的含义，我认为取自少昊时代更加久远的概念，即远古辰丘。神农氏之都陈，或长沙，实为远古辰丘的意思。神农氏建都辰丘，这里也是远古神州。
神农氏之都长沙，我认为就是湖北沙洋城河遗址。五千年前，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神农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肇始人之一，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这么关键的人物，他的活动，不会没有遗址。史书记载，神农氏建国造城。所以神农氏之都长沙，必定是赫赫有名首屈一指的大遗址。五千年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非城河遗址莫属，不是神农氏之都又会是啥呢？
湖北沙洋城河遗址，位于沙洋与荆州间的长湖上。长湖，你没看错，就是长湖。这里的一大片水体，现在称长湖。五六千年前，这里可能不是湖，而是海。长海，或辰海，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是远古沧海吗？沧海桑田的典故，原来来自这里。
史书记载，神农氏筑城。湖北沙洋城河遗址，五千多年前的城市，面积百万平米，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城市。
良渚古城始建于4500年前，而湖北沙洋城河古城始建于五千多年前。良渚古城最早的地层只有五千年，城河古城最早的文化层始于大溪文化，超过六千年。总体上来说，城河古比良渚古城的建城时间至少早五百年。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陶寺晚多了，石卯也晚多了。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城河村。1983年发现，2007年发掘。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为大型城址，且护城河、城壕、城垣保存比较完整。最近重新发掘这个古城，说现存面积只有七十多万平米了。似乎附近曾修路，就算修路，也应该绕开这片地方。说明城河遗址发现之初，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
由于之前的条件所限，学术界仅仅对江汉平原最大规模和最小规模的城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大量中等规模的城址一直没有开展过持续的聚落考古工作，从而影响了屈家岭古城网络体系的整体研究。为弥补这一缺憾，2012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开展了系统发掘和持续研究，希望以此了解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布局和社会结构。
长达7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河遗址的目前保存面积约70万平方米。作为屈家岭文化在汉水西部的一个区域性权力与信仰中心，它以体量宏大的城垣、规则有序的水系、引人关注的大型院落建筑、葬俗独特的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存，再次实证了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文化成就。
2017年底，由于一次偶然的、巧合的，却极为关键的勘探，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随后，确定了整个墓地的墓葬数量不少于235座。遂于2018年3月开始系统发掘。根据勘探和发掘情况，墓地东、西、南界已明确，北侧仍存在大量墓葬。墓葬分布十分密集，有着明显的规划和布局。估计这个墓地的墓葬其实超过三百多坐，很多还没发掘。
与引发全世界广泛关注的新疆小河墓地比，小河墓地有墓葬约330个，其中被盗扰的约160个。新疆考古专家对全部编号的167个墓葬发掘了163个。城河遗址的王家塝墓地的墓规模与小河墓地相当，而它封存的历史较小河墓地长了两三千年。
新疆小河墓地为什么引发全世界关注？因为人们想通过这个遗址证明中国文明西来。但是城河遗址的墓地跟小河墓地的规模相当，时间却早了两三千多年。到底谁是谁的文明源头呢。专家认为，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
城河遗址与王家塝墓地的发现，让人们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有了新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和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扩张提供了新的基点。城河遗址发现的黄土台、筒形器、四耳器等祭祀遗存，表明屈家岭文化古城有着共同的祭祀、信仰体系。规划有序的大型城垣和人工水系，显示了屈家岭先民在对抗自然、改造大地过程中的决心和能力。
墓地中出土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出现，独木棺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广泛参与了周边地区的深入交流。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极大参与了史前中国的形成过程。
有记载采访当地的村民，62岁的原城河村6组村民周远忠说，“从记事起，我和小伙伴们就在城墙上玩耍，城墙和成材的松树一样高！”“一圈城墙围出了一座城，面积不比有的县城小，好气派呀！”
这座水稻田里的“城市”，被周边村民称为“城河城”。这样命名有何来历？有记者也采访了多位村民，答案却似乎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
67岁的龙垱村3组村民赵承金的回答最为典型：“城市”自记事时就存在了，大家口中只分“城里” “城外”，城墙是挖护城河时的土堆成的，护城河依城而建。“护城河叫啥名”？干脆以城命名为“城河”；“这是什么城”？大家又以河的名称“城河”来命名城市。
这个遗址被人称为城河城，可能大家都理解不了，如果换个思路：这个地区古称辰海，这条河古称辰河，这个古城，实际上就是远古辰丘。神农氏时代被认为陈，又被后世念为长沙。远古时代还没有统一文字，地名在经历战乱沧海桑田之后，不仅读音有所变化，写法也会发生一定变化。
史书记载，神农氏的第二个都城，是曲阜。曲阜，就是归墟，我认为在湖北天门地区的遗址。古羌的扩张，先下荆州，然后东渡汉水，往武汉方向扩张。湖北天门石家河城的屈家岭文化层，几乎是同时期开始的。说明古羌南下在汉水西岸站稳脚跟后，随即东扩。
当时汉水在荆门以下都是海，从城河遗址东渡汉海，那就叫东渡扶桑。扶桑下有归墟，这就是曲阜城的来历。
曲阜，就是归墟，远古时代，曲阜与归墟的读音应是一样的。我认为曲阜，就是归墟。曲阜与归墟的古读音是一样的。这么说吧，我认为曲就是归，阜就是墟，所以曲阜，就是归墟。
曲阜，其实就是远古归墟。早期的炎帝其实叫魁隗氏，他住的地方叫归墟，读音为夔墟，归字，用粤语来读，读音是啥？有史料显示，古归国就是夔国，归与夔是一回事吗？
为何战国时有夔门这个地名，还有姊归这个地名。夔门与姊归是一回事吗？所以归墟的古读音实为夔墟，这不就是曲阜吗？用粤语读曲字，就是夔，用粤语读墟字，就是阜。
石家河地区的两座屈家岭文化古城，极有可能就是龙嘴遗址处，我认为这里就是远古归墟，也就是曲阜，炎帝魁隗氏在这里建都。石家河文化的神灵台马城台遗址群，我认为就是榆罔蚩尤之都穷桑，以及黄帝之都有熊。
史书记载，榆罔先在长沙建都，后来迁都穷桑，但迁都穷桑很快就被蚩尤驱逐。然后蚩尤也想建都穷桑，有人劝他不要在穷桑建都，可是他不听，果然没多久就被被黄帝灭了。
神农氏建都之地长沙在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现在这里名叫沙洋，很可能之前有一条流沙河。湖北沙洋，就是流沙河泛滥形成的海洋，后来干枯了，就被人称为流沙。
这条流沙河原是汉水故道，古时曾是汉海。由于汉水中下游人们开荒种地，水土流失，大量泥沙将汉水堵塞，迫其改道，形成流沙地貌，所以又曾称瀚海。
流沙与瀚海都曾经是非常重要的远古地名，很多古文献都提到这两个地名。汉朝司马相如有《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感觉一下，是不是很像说的是湖北汉水下游当时的地况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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