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第一篇 第一章 第三节 多源文化与先祖迷踪）
距今七千年前的燕山南麓直到今冀南地区，已经兴盛了一千年的磁山文化，面临着和兴隆洼文化一样的自然灾害：洪涝和海侵。在史前很长历史时期内，华北平原到黄淮平原的广大地区，地层较现在相对低洼，黄河冲出豫中丘陵后，无遮无挡，经常改道。她可以北上进海河而入渤海，也可以南下夺淮河而入黄海或者长江。地势的低洼，也给了海侵以可乘之机。生活在这里的中华先民们，离不开黄河或者大海的滋养，同时也要处处提防她们，必要时还得与之做斗争。磁山文化存在的一千年里，自然灾害相对较轻，那时的先民得以发展出了成熟的旱作农业，家畜饲养和手工纺织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磁山文化成熟的粟作生产，是世界上最早的。典型的磁山遗址，有十四万平方米，仅见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房址。考古人员发现当地居民所挖的窖穴里，储存着可达五米之高的粟谷，所有的粟谷储藏加起来接近十四万斤。在仅用石斧、石铲、石锛和石镰进行农业生产的古磁山，这么多的粟谷，堪称奇迹！磁山文化的农作物中还包括黍和核桃。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核桃种植技术。磁山文化的石磨盘呈鞋底状，有磨制的足；石磨棒经过打磨，比起兴隆洼文化简单打制出来的这两种工具，进步多了。磁山的先民们还有成套的陶纺轮、骨梭和角梭等，纺织技术也很熟练。磁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猪骨、狗骨和鸡骨，其特征都证明是家养动物，在鸡的饲养方面，磁山文化在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址中，也是领先的。这里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苇席遗迹。
磁山文化区内，仅在今冀中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了兴隆洼文化的少量玉器，有玉玦和玉匕两种，应为交换的物品。文化区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火候不高，多素面，缀以绳纹、编织纹、篦纹和乳钉纹等。器形以直腹罐、球腹细颈罐和三足钵等居多，其中直腹罐以三个专门烧制的陶足做支撑，为当地陶器的一大特色。磁山遗址出土了陶制日月、陶祖（男根）等原始崇拜的器物。陶祖的存在，说明当时的磁山文化区，已有父系社会的很大成分，只是该文化区墓葬发掘稀少，磁山遗址就完全不见墓葬，所以对磁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无法做出判断。磁山遗址中发现了陶制圭盘和蓍草器，说明这里属于伏羲太极八卦文化的覆盖地。圭盘的作用前文已述，而蓍草占卜，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古老的占卜方法，它以八卦的数理知识为基础，因此，磁山遗址的陶制蓍草器，暴露了它的文化根基之所在。磁山文化南面的近邻，就是对我国史前文化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原地区贾湖——裴李岗文化，那里有着与之相近似的卦卜习俗。
裴李岗文化兴起于距今八千年前，她的先驱，是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二者虽然兴起时间有先后，文化面貌也不尽相同，但相似性程度高，结束时间大体一致，将其命名为贾湖——裴李岗文化更为合适。贾湖文化与裴李岗文化最明显的区别，是在葬式上。前者骨骸以头部向西为主，后者则向南。这说明两者存在种群上的差异。距今九千年到七千五百年的贾湖遗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成就，是非凡的。
贾湖遗址有众多世界之最：
最早的吹奏乐器，多音阶骨笛，用鹤的尺骨制成，可达七孔和八孔，至今尚能演奏；
最早的蚕丝纺织技术，因为在一处墓葬的骨骸腹部土壤中，发现了成片蚕丝蛋白，为衣物残留；
最早的文字，也是可以辩识的中国文字的源头，在出土的龟甲腹片上，发现了与商朝甲骨文“目”字几乎相同的契刻文字，还有个别文字与彝族文字相似，并且，贾湖遗址甲、骨、石、陶上的契刻文字，从结构组成到书写顺序，均与汉字相类同；
最早的太极八卦文化的物质载体，圭表、骨制叉形器、背腹两片成组龟甲及其内部的石子；
最早的权杖，骨制，在大型墓葬中与上述太极八卦的物质载体组合在一起的，顶部半圆形，下面如器柄但较长，呈竹节状，磨制精美，无疑是中国最早的权杖；
最早的酿酒技术和酿酒坊，古贾湖的酒，用大米、蜂蜜、葡萄和山楂等原料酿成；
最早的陶鼎；
最早的陶甑，利用下面容器里的蒸汽，把它里面的食物蒸熟；
最早的纺轮，用陶片改制而成；
最早的养殖鱼技术。
上述最早的文字，证明汉彝文字具有九千年可以考证的历史，其中汉字虽然在后世不断演变形态，但总是一脉相承，经久不衰，放眼世界，无与伦比。汉字可谓是世界文字史的苍穹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星辰。贾湖契刻文字，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和前瞻性的意义。
贾湖遗址现有保护区面积五万五千平方米，有围壕，房屋住址为半地穴式，房基呈方形或长方形。古贾湖人渔猎、养殖和稻作生产并存，家畜至少有猪和狗，狗还作为陪葬出现，有宠物的意味。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羊、黄牛和水牛的骨骸，有可能处于驯化阶段。古贾湖人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石镰、石铲、石刀、石斧、石凿、石磨盘和石磨棒、石杵等种类齐全，另外还有大量骨器。他们的陶器则有釜、鼎、甑、三足钵、渔网坠、纺轮等。太阳纹陶器的存在，说明贾湖的先民，有太阳崇拜的习俗。在贾湖遗址中，未发现真玉制品，绿松石和莹石制品是贾湖先民喜爱的装饰物，其中绿松石饰品已清理出一千二百余枚。贾湖先民去世后，骨骸的头部朝向西方或者西南方。
卦卜器物和权杖，作为陪葬物品组合在一起，证明贾湖遗址及其周边相似文化区的统治者，是集巫权和王权于一身的。并且，这种统治，维系了约一千五百年之久。那么，如此之多的统治者属于哪位先祖所代表的文化世系呢？
他们应该非伏羲文化世系莫属。理由如下：
一、孔子所做的《易经•系辞下》记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 田以渔，盖取诸离。”先秦文献的文字并不统一，常有异体字，此处“包”，应为“庖”，古音读“fú”，后世被“伏”字替代；此处“牺”字后世被“羲”字替代；“田”是假借字，应为“佃”，读“tián”，同“畋”，意为打猎；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伏羲教民众用绳结网，来网取飞禽走兽和水产，他的这个办法源自于离卦的卦象。离卦的卦象由“—”和“- -”两种爻上下排列组成，似网状。
《易经•系辞下》所列的伏羲对于后世的功德，在贾湖遗址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实物，八卦和书契就不用赘述了，遗址中发现的陶制网坠，证明有渔网的存在，只是网绳朽化了而已。当然，能做出以上发明创造的，肯定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伏羲世系的众多先贤和智者。
二、战国至汉晋的史书中，还有伏羲的很多功德，例如：作瑟、养牺牲以充庖厨、制嫁娶之礼等。瑟由木器和丝、筋等物制成，埋于地下不易保存，贾湖遗址还未发现它。但是大多数墓葬中都有的骨笛，已经达到七音阶，且非常精准，体现了贾湖先民对乐理的深刻领悟和把握。贾湖骨笛为我国乐器之先。贾湖遗址中出土的猪、狗、牛、羊的骨骼数量，堪称巨大，能看出那时的饲养业非常兴盛，可以在供给祭祀所用（作为牺牲）之余，充实人们的厨房。贾湖先民的墓葬，既有男女单人葬，也有男女合葬。其中有一组年龄相仿的男女合葬，男仰卧，女侧伏于男子身上，表现出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墓中有陪葬物品，应属于夫妻合葬。在久远的八、九千年前母系社会时期，出现夫妻和家庭的社会形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古贾湖率先具有了父系社会的特征，为伏羲世系提供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三、《易经》对伏羲的人文初祖地位是这样表述的：“保世滋大，概群藉而罗万有者，悉在此一画开天，人文肇始之。”伏羲的“一画开天”，意味着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概念的次第展开。关于太极八卦文化在中国史前各文化区的传播，前文已述，她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还成为中国本土哲学文化的开山鼻祖。贾湖遗址和它所在的贾湖——裴李岗文化区中，很多其他文化元素，也呈现出向四方辐射、影响深远的特点。
贾湖遗址的龟卜，以龟灵崇拜为基础。史前中国人看到龟的年岁要远远大于当时的人类，并且龟有灵性，似乎能与人相通、感知灾异，因此产生了龟灵崇拜。《淮南子•说林训》称：“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尉缭子•武议》说：“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古贾湖的龟灵崇拜，在后来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以随葬非成组的龟甲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贾湖——裴李岗文化之后，紧邻的淮河下游，出现了青莲岗文化，其遗址的大型墓葬中也随葬龟甲石子。一千年后，这种习俗又北上传播到大汶口文化、南下传播到长江中游鄂西及其周边地区的大溪文化。大约与之同一时期，仰韶文化位于今河南西南部的淅川下王岗遗址中，发现了随葬的龟甲和其中的骨针。说明那时的古下王岗人，可能已经掌握了针灸的技术。仰韶文化位于今河南西部的汝州洪山庙遗址中，出土了绘有龟、鸟纹饰的彩陶器物。又过了一千年，位于今安徽中南部、长江北岸的凌家滩遗址，在一处大墓中随葬有玉龟和其中刻有八角形图案的玉版。这一时期红山文化牛河梁大墓，一名逝者的双手中，各握有一只玉龟，分为雌雄。数百年后，良渚文化反山大墓，也有玉龟随葬；西北地区甘青交界地带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器物上多绘有龟纹。先秦史料《国语•周语》曰：“我姬氏出自天鼋（yuán）。”鼋即大龟，黄帝为姬姓之先，周朝人继之，说明到周朝时，人们还记得他们祖先黄帝的部落，以天龟为图腾崇拜。可见，在黄帝部族入主中原、逐渐接受龙图腾之前，他们自认为是天龟的后人。
古贾湖人的龟灵崇拜，传播范围之广，不亚于太极八卦文化。只不过伴随着文明的进程，龟灵崇拜有弱化的趋势。
贾湖契刻，很明显为单体表意字。传说伏羲风姓，这一最古老的姓，也是单体表意字。在久远的九千年前，这种巧合不会偶然发生。
贾湖——裴李岗文化的陶鼎，开创了鼎形器物的先河，被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多个重要的史前文化所继承。随着青铜鼎的出现，鼎以其庄重、稳固的形态特征，从众多的炊器中脱颖而出，成为江山永固的象征。大禹铸九鼎来代表九州；楚庄王曾“问鼎中原”；“定鼎”、“鼎立”、“一言九鼎”等汉语词汇被创造出来；香港和澳门回归后，收到的政府和团体的赠物中，就有几种鼎。贾湖——裴李岗文化陶器上常见的乳钉纹，可以追溯到两万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而贾湖——裴李岗文化又作为中继，把这种陶纹流传到其他史前遗址的陶器上以及后世的青铜器和其他器物上。贾湖遗址的骨笛，在仰韶文化中的河南长葛石固遗址和汝州中山寨遗址，也有发现。笛子为我国的民族乐器，这一点都没有异议。贾湖——裴李岗文化的先民，常以绿松石饰品来打扮自己，绿松石饰品后来和玉饰品结合在一起，共同出现在中国各民族的饰物中。
古贾湖——裴李岗人的基因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但从他们的人种体质特征上来看，与后世的仰韶文化区和大汶口文化区的人们相似，这种体质特征，构成了当今中国人体质特征的基础。与古贾湖人所在区域相邻的后世史前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骨骸牙齿上存有的锶同位素，常反映出与古贾湖人相同或相近的地质成分特征，证明这些遗址中的先民，有很多是从古贾湖地区迁来。
以上各项证据，都在佐证这些事实：
1、贾湖——裴李岗文化的文化元素，广泛而深刻地植入到了后世中国各史前文化当中去，堪称中国史前文化之源；
2、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贾湖——裴李岗人，并没有消失，他们与更广阔区域的人们融合在了一起，发挥了文化“粘合”的作用；
3、古贾湖——裴李岗人的向外迁移，推动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在相通的文化基础上，当时的人们必然会产生早期的天下意识，从而为早期中国概念的产生，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4、作为古贾湖——裴李岗人代表的伏羲世系，既带领人民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文化高地，又把这一文化广播于江淮河海大地，因此无悔于“人文初祖”的称号；
5、《易经•系辞下》所说的伏羲“之王天下”，不为虚言，这种天下之王，是文化致胜之王，是品德与智慧之王，超越了种族和血缘的界限，让暴力和征服相形见绌。这也许就是伏羲得到天下拥戴的原因吧。《史记》中引用管仲的话，称伏羲曾封禅泰山，可见，伏羲世系在中国中东部的史前时代，曾建立过文化致胜背景下的威权统治。
关于贾湖——裴李岗文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阐明。
《易经》之一的《周易》，对于伏羲的出生地这样说：“帝出乎震。”从战国中晚期楚墓中发掘出来的“楚帛书”，把伏羲称为创世神，并记载道：“曰故大（或“天”）熊雹虚（异体字，为庖戏，即伏羲），出自震，长于睢（今河南商丘睢县）。”震，为卦象之一，东方的代称。这两份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字资料，都认为伏羲出生于东方。
先秦资料，没有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此后历朝历代的附会修史，一般可信度都很高。所以笔者根据本篇的特点，多采用先秦资料进行论证。
但是，贾湖——裴李岗文化的卦卜和稻作生产等社会元素，又明显地来自于南方，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笔者想，从太极阴阳到四象再到八卦，需要一个推演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说，太极八卦文化的初貌，要追溯到距今九千年以前，早于贾湖遗址的出现。此后这支先民从南方迁到了淮河上游，诞生伏羲世系，创造了贾湖遗址所代表的史前文化。就贾湖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属于古天下之中“河洛”地区的东南，而伏羲生长的地方“睢”，处于河洛的正东方，完全符合“震”的方位。二者相距一百四十公里。贾湖与睢，同处在淮河上游的丘陵平原地带，属于同一文化区域的可能性很大。先秦时期所指的东方，至少要包括海河以南、黄河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地区，睢与贾湖均在这一大的地理范围之内，泛称为“震”，似无不妥。
那么，在此基础上，能不能精确一下伏羲世系的父系基因构成呢？笔者认为，首先精确到O2、O3两种基因单倍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前文就曾分析到，世界稻作起源地玉蟾岩和仙人洞的先民，父系基因单倍型极有可能是O2。时间进入万年以内后，O3北上长江中游，与O2发生了融合，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广泛具有O2、O3这两种基因单倍型，就是明证。贾湖文化的先民，来自于长江中游O2、O3的融合体，可能性最大。江西万年仙人洞的乳钉纹陶器，被贾湖先民所继承，也可以作为一条旁证。而O1不会是伏羲世系的基因单倍型，因为以她为主要基因构成的史前文化，没有任何证据在距今九千年前后，出现在淮河上游。
能不能再细化一下伏羲世系到底属于哪一基因亚型呢？笔者认为这一命题本身就不严谨。伏羲世系所在的贾湖——裴李岗文化区，母系社会的成分仍很强大，伏羲世系并未清除掉母系社会的影响，这一世系除了包含血缘相近的父系氏族部落以外，甚至还可能包括一些母系氏族部落。从古至今，我国的历史研究学者，都认同多部落构成伏羲世系的观点。从伏羲世系“王天下”的理念和结果上来看，这群智慧的先贤，并不追求杀戳前提下的血缘净化，而是以文化致胜来造福天下、赢得天下的拥戴。因此，我们很可能从伏羲世系中找不出具有优势血缘的氏族。但如果非要对伏羲本人的基因亚型刨根问底，后文将在写到太昊时，做一下交待。
贾湖——裴李岗文化，对确立中华文化的世界领先地位，至关重要。一直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史研究，以苏美尔文明为最早。他们把距今约六千年开始建城的乌尔，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仿佛那里出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那么，乌尔城建好后面积有多大呢？二十四万平方米。但是在距今约八千年，中国的裴李岗文化区内，就出现了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的居住区，也就是现在已经发掘出来的唐户遗址。中国的历史研究人员谦虚得很，仍然把唐户遗址称为超大型“聚落”。在人类未进入文明社会以前，世界上任何一处文化遗址，又怎能与史前的中国相比呢？即便文明初诞，中国文明也是辉煌和炫目的。
贾湖遗址龟甲、兽骨、石器和陶器上的契刻文字，肯定是中国最早可辨识的文字。彼时，民族这一阶级社会的产物，远未产生，古贾湖——裴李岗人所操语言，应是汉藏语系的一种。他们所使用的文字，也应是基于汉藏语系的发音而创造的。在长期的迁徙与分化的过程中，古贾湖——裴李岗人的各分支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人们融合在一起，语言上势必发生变化，进而在文字上出现分野。他们又各自以新的语言和文字，生活和生产下去，直到形成不同的民族。汉、藏、彝、羌、苗、瑶、白、缅甸等民族，都是汉藏语系的成员。但是汉族所使用的文字，历经几千年围绕一个核心来演化，有可追溯性；藏族和缅甸族在公元七世纪以后，才吸纳不同语系的文字创造出了本民族的文字；彝族则几千年来主要由毕摩（祭师）坚守同一种古老的文字；其他汉藏语系的民族都没有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结合以上各民族文字的演化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贾湖契刻文字会与汉字和彝文相通了。
汉唐两朝的史书，多记载伏羲生于成纪或长于成纪。成纪即今甘肃天水，位于中国的西北方，并非东方或者南方。这些记载无疑又给伏羲的身世制造了迷雾。其实，从这些史书中可以发现，它们都认定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履大足于雷泽”而生伏羲。大足，即大人之足。史前山东一带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一般比其他文化遗址的身高要高，应为先秦资料常说的“大人之国”；雷泽，先秦资料认定的地点，大致在今山东西南部鄄城县以北。因此，华胥氏与生长在雷泽的“伏羲之父”结合并受孕，倒符合“帝出乎震”的说法。但是，华胥氏是不会再西迁三千里而生下伏羲的。汉唐史书之所以这么写，应是受到了黄帝、大禹、周文王等先祖圣王皆由西来一说的影响，为体现“万世一系”的传承观，把人文初祖伏羲也附会到来自于西部地区。当然，伏羲世系的先王，带领着古贾湖——裴李岗人向别处迁徙后，也可能到达古成纪，从而在当地形成一系列伏羲的传说与文化遗址，如卦台山和伏羲庙等。从那里的仰韶文化受到贾湖——裴李岗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只不过，古成纪的伏羲世系，不会早于贾湖——裴李岗文化区的先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史前的一些地名，常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迁徙而“复制过去”，比如“亳”。商朝早期定都的一个地方叫亳，它在今河南商丘以北。可是《左传•昭公九年》中记载了周朝人的一句话：“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在这里，亳和肃慎、燕，共同被周朝人认为是他们在北方的国土。这两个相同的地名不是偶然的，可以作为商朝的先祖曾在东北的亳地生活，而南下迁徙到新的亳地并定都的一个证据。两个亳地有可能同时并存到周朝，或者商朝早期定都的亳，到周朝时已不复存在，周朝人才会说“亳”是他们北方的国土。古成纪，最初也可能存在于东方，随着伏羲世系迁徙到天水而复制过去，由于东方的成纪消失过快，而被人们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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