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董常跑的散文作品

　　 2004，在走与留之间

　　 董迎春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同上海师大的薛毅先生的争鸣文章：《谁是今天冷漠大学的制造者?》。人们普遍认为高校的冷漠在于学生的功利与世故，将一种抽象的道德感的迷失，最终推给那些因为生存与自下而上而生成的压力下无法释怀与重负的莘莘学子。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因为性的无奈而在像大街一样的公共论坛上叫喊；他们可能会像所有的小市民一样的庸俗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好为将来的工作增添一点人生的砝码时的世故；他们甚至会将自己的肉体当作旗帜，为苦闷的青春图上自责的印痕，他们……那时，我感到大学教师的一种责任，我的愿望就是做一个不让学生失望的大学教师——一个类似于《死亡诗社》中那个基丁，一个人生海行中的船长。

　　2004年4月1日，我再次与复旦考博失之交臂。我服从我的命运的另一次安排。2004，随着新年的钟声的到来，一切的回忆变成擎天的喜悦，直冲向新年五彩缤纷的未来天空。与南宁相识是一种缘分，我从北方来到了陌生的南方，一呆就是三年。三年后，我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我要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北方。本来想通过考博回上海读书。可是命运似乎将我紧紧地与这个温暖如春的“绿城”结下了深深的情缘，我因为外语差了两分面临必须要工作了。我习惯了这儿的一切。我深深地爱着这儿的一切。我决定在这个已经习惯了生活的城市里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成为一名准大学老师。

　　 我在给朋友的信里，这样写道，南宁成了我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我也许会用自己的一生去呵护她如同千万个属于它的儿女一样。也许命运的安排，我在最美的相思湖畔找到了理想中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充满着诗情与美景的“连心桥”那儿安下了自己的家。很多学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江苏不比这儿好吗？”我只能用微笑去式微他们心头的困惑，未来很长，人生很美好，但这儿更需要我。就如同对我人生最大启迪意义的美国来的老师Sharkey夫妇，他们在南宁一呆就是四年。他们将自己所有的关于人生的真谛：爱和宽容教给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南宁是他们美丽的家。他们在大学讲台上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和爱教给了学生。在这样一个人们习惯了工具理性的社会中，他们给了我们又一种人生的启迪。而现在我就是这样从他们手中继续将这样的感受教给我的学生。

　　我喜欢“民院”的清静，我可以在这里清醒地思考，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学生感受那份在宁静与淡泊中对于人生和学问的真情。宁静的湖波与掠影之间，给了我无尽的灵感与遐思。在宁静的回归中，感受自然和学问给予我们活生生的刺激，以及对于灵魂自身的警醒与复苏。还是那个二千年前西方的那个圣哲——柏拉图——在雅典的庄园内构想了人类第一个具有精神意义的“理想国”，人们在理性思维的“助产术”中感到人自身思考的独特魅力。我所存在的生命河流，那是精神的纽带……美丽的相思湖，我在湖边散步，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叙唱诗文，还有在家里享受与世界紧密关联的现代通讯网络。在这个物质与精神共生的“原生态”中我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真正的生态与科技人文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达成了最完美的和谐。而今，我与我的同人拥有这一切的具有新鲜而美好的生命瞬间。

　　但是，我是一个对“中心”生来就很敏感的人，所以工作这半年中我只上过两次所谓象征城市文明的现代“建筑群”。而我似乎生活在一个陌生而相见如故的外婆的港湾里。德里达在《教授志业的未来或无条件的大学》中这样写道：“人文学科未来的任务之一，大概会是对其历史做无止境的认知与思考……大学本身恐怕既应当对之进行反思、创造，并确定它是在法学领域还是在能够研究这些法学问题的新型人文学中进行这些反思工作——何不更直率地说，这指的就是能够承担解构使命，能够从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及其特殊的公认原则进行解构，特别是在人文学科中。” 德里达在这篇经典的演讲稿中，向我们暗示了人类发展中的两个深刻的危机：（1）教授们以学术为志/以政治（金钱/美色）为志；（2）今天大学的功能的目标何为？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也提出了“以学术为志业”，似乎成了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和岗位意识的体现的形态之一。这些范式的形成对当前中国大学的功能/目标构成了一种刻骨的讽刺。今天中国的大学充其量是培育又红又专的政治技术分子，或者无节制的工具理性和本位的技术知识分子而已。大学究意是以教授/学生治校还是以政治体制下的政治施展欲望（权利、美色）的平台，这已经成为一个类似哈姆莱特同样的‘To be, or not to be’的人类困境的自身设问。十多年前，我爱上了新诗，也就注定我的一生将用诗的形式存在。像现在所执教的学生一样，从大学时我从写诗进入了文学的视界。诗给了我对于眼前这份工作最初认同和打下精神至上最好的根基。大学教师，是一种诗性的召唤，它促成了在没有诗性的日益匮乏的精神荒原我对于人性和灵魂的拷问：“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海子）如果说，2004年民院的那份工作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我将会一如既往地承担人生赋予我的那个身份——大学教师的含义。我将用一生去诠释这种“精神认同”。“我不能放弃幸福/或相反/我以痛苦为生”这是海子对于我们现代人精神重构了另外一层意义上精神召唤——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元素与磁性，迫使我与“我”分离，与爱情\人生\死亡分离。惟有这样，才能读懂眼前的这份工作。大学也就是这样的精神前提下来开展对于诗性生活的一种理性启蒙与精神召唤。

　　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是一种追求与诗意的人生永远不断的涂抹。

　　 2004年12月23日凌晨 相思湖畔

　　“马加爵事件”发生一年之再反思

　　 董迎春

　　看了很多有关马加爵的报道，知道了他喜欢“打麻将”。就像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喜欢玩电脑游戏一样。甚至有喜欢玩CS的朋友在论坛上，称这是一种精神。大学是人生的关键期，大学中的努力与奋斗也将为今后的一生所从事的职业和追求的理想打下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如果将成长中的这阶段宝贵的大学光阴，仅仅用在所谓的“娱乐”与精神享受方面，未免太可惜了一些。很多贫困山村里走出的孩子，就像当年的马加爵一样，在大学中倍感生活的艰辛。我也曾经是“马加爵”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直到从事了被人们羡慕的“准大学老师”这样的职业，我还在艰难地行走在人生的路途中，在人生艰难的行程中也试图修改这样的“身份”。在没有电视没有走进城市读书之前，我对自己的身份颇为“认同”。我的父母是乡村的医生，这样的家庭出身颇让我感到幸福。小时候手中各式各样的玩具便是一个明证。

　　但后来一切都改变了，我从电视上和进入城市读书后，懂得原来生活还有“逛公园”、“看电影”、“溜冰”、“去新华书店买书”等等，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农村孩子固有的“恐惧”和对“城市生活”的“紧张”中又“向往”交错的复杂感情。这一点在我来一个大城市读大学时体验更深。当我看到同学随意地去“消费”，有各式各样的“随声听”、“流行的款式”和新衣服时，我感到一个“乡下人”的窘迫。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城市里孩子的“父亲”开着小车停在操场时，同学脸上那种幸福的笑容，多少有些让人妒忌。还有平时他们父母那一次次温情的电话，也让我感一个乡下孩子精神世界缺少关怀时的“捉襟”。未免，有时候也会埋怨生活，为什么自己不能生活在——像他们一样幸福的家庭中。

　　当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或者离开了苏北那个贫穷的小村时，我才明白生活中一次次精神巨大冲击的无奈。父亲在1989年、2003年患了两次癌症，似乎也让一个家庭变得沉重起来。但有一点可以让我明白，在体验苦难的同时，我也真正地体悟到“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看到父辈生存的艰难，所以我要不断地在现有生活中不断奋斗，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更多的机会。在一次次与困难挫折作斗争的不断磨练中，我也懂得在我成长的路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看清自己思想中“敌人”的强大：那种过度对于物质生活的迷恋，或者脱离了自己特有的人生情境而显得过分的人生定位。长期以往，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且也会偏离人生的健康发展轨道。马加爵的悲剧，也多少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当然，也有人会将根源推向其它原因。但就人生而言，发现自己，并成为自己，可能更利于改观生活。所以，我要坚强地“痛并快乐地生活”。如果说有一个上帝话，那他就会去给我们“希望”，人生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当我们看清了一切的真正“没有意义”时，健康而朴素的生活，作为一个幸福的个体而存在着，竟然是如此地快意。

　　去年，报考复旦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名第四，导师招三个。这个不能考上的消息对于全家而言，并不是最好的消息。父亲无语。他们最担心地就是我的失落，因为我的努力后的成功定能安抚和激励一个家庭以及他们的柔弱的心灵。另他们愧疚地就是，不能像其它优裕的家庭一样能帮助他们的孩子寻找到，或者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关系”，为孩子的人生成长向上推一笔力。但这是徒劳的。他们深知同天底下所有生活在底层的父亲一样，自身并没有这个能力。显然，我们这个社会“无助的父母”太多。没有几天，我告诉他们我可以找到了一份在大学教书任教的工作。父亲说，要不要送些钱，并说听村里从城市回来的年轻人讲当时如果考博也送上一万元钱，考博就成功了。听到父亲的话，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也是前几天刚听到系里另一个老师在北京参加学校论文答辩回来，说了相似的话，许多高校或者政府的人为了一个博士学位，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地进入了取得“读博”的资格。但是我没有想到的，竟然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子里的父亲讲了“惊人之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甚至邪恶的东西。所以生活中的“敌人”也很多。在一个趋向法制的社会里，“上帝”的“教义”也多少让我们懂得去承担一些责任、贫困和自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上帝的“教义”教会了我们一些走路的“方向”，而真正走路永远是我们“自身”。所以我在不断地努力着。

　　读研究生时，有一个舍友，他的成长故事也同样让我明白这样的人生道理。当时，他的处境比我艰难得多了，他从小到读研，都是父母借着钱读书的，现在家里还欠有别人两万多钱。而他读大学时，就凭着自己早起去扫校园，晚上去做家教这样，养活了自己，而且在大二时过了“六级”，在西部这样的城市，过“四级”的大学生也不是很多的。但他好多次因为营养太差、生活太累晕倒在洗手间，去自修教室的路上。他每天都是吃着同样的饭菜，一荤、一素，四两饭，（两元二左右）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样的一日三餐，我想许多现在的学生是无法适应的。他就这样的一天天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而且，他常和我说到“饿”，他搞的是“GIS”，每天都要到深夜回来。我真的同情他，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他，生活会好起来。也两样在鼓励自己。另一件事情我无法想象的就是，这位如此贫困的学生竟然在大学时代靠做家教的钱就买了一台电脑，两年之后，他成了一名GIS专业的研究生。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能较好接收英语广播的收音机。他在学习方面的许多投资都是基于他相信生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这一条路。而在当今，许多大学生都放弃了一种作长远的人生规划时动力，而习惯了社会的种种压力而消极地面对人生。他做得很好，他就这样如此地走着。

　　所以，比“我”艰苦的人更多。俄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车尔列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生活无论是多么艰难，它毕竟是生活，真实的生活，而且是我们所热爱过的生活”。在这个忙碌而幸福的人生世间，我们有责任去践行或者试图做出另一种努力，也即尼采讲过的另一句话：“人生的意义正在于创造意义”。想到这一点我无疑会增添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努力为自己多做事情的信念。真的，生活绝望的无助的时候，太多。在“马加爵案”发生的当天，我拟写一篇文章“马加爵 四、六级 教育产业化”，(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四六级”考前答案、考研答案每次在考前是从哪里泄露出来的？许多高校，包括北京的学生用钱去购买了答案，这样的后果对于教育公平、社会规范的影响，显然是恶劣的，但事情发生了两年，至今还在延续，我觉得教育部的官员吃什么饭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取消之，我们教育为什么要培养“不诚实”的人呢？)但冷静了许久，我决定写下这篇文章，如果“马加爵”在大学里能很好的调节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能有效地从自卑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和许多从底层家庭走出来的学生一样，将人大好的人生光阴用在奋斗上，我想人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一次次小的成功足以会一点点建构我们精神世界中的那份属于人自己的自信。而不是用来“打麻将”，或者像现在很多男生一样喜欢玩的“CS”。如果错过的时间越多，我们心灵的失望将越多。

　　显然，“马加爵”已经不在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符号，而成了一种“群”的象征，一种从底层长大孩子的“身份认同”。把握好生命中每一次来自生活的馈赠吧，从苦痛走出来，从失望中走出来 ，不是诅咒、埋怨，而是宽容、谦卑。人生采取这样积极的姿态和形式，这可能比“我们”一味地去“批判”、“仇恨”更有意义。

　　E-mail: yiedong@etang.com

　　Tel: 0771-3260428

　　通联：中国南宁市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530006）

　　作者简介：董迎春，江苏扬州人，1977年生，汉族，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讲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联系：530006，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 0771-3260428，13557614321；E-mail: yiedong@etang.com

　　 想起一位诗人的死

　　 ——怀念诗人顾城

　　一直很喜欢诗人顾城，是他的诗扶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从透明纯粹的童话般的相遇中，他让我对于未来的人生怀上了诗意般的向往。所以，当人们赋予他“童话诗人”这样的称号，也并不为过，即使今天，我们再回来头来读他的诗，仍然有着许多相近的体悟与认同。93年6月，我从乡下步入了城市，在邻县一个师范学校读中师。那时，懂得了最初的生命冲动和对于文字的表述上的向往，那就是“文学”。顾城的诗的叩开了我的文学之门。时间虽然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九十年代，人们也开始了世纪末的焦虑之中，但诗和文学，相对于今天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与深刻得多，至少，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各种聊天的工具和设计精致冒险刺激的游戏。那是那“一代人”的追求，也无形之中感染了沾上了世纪末情绪的我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一边在学习各种“师范生”所应该掌握的诸如口语、书法、粉笔字等一系列技能的同时，其它的时间，我们都交给了“缪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那套诗集《顾城的诗》中，我首次见到他的照片，情不自禁地被他的形象所吸引：戴着一顶裤腿做的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一天到晚脱不下来。在读他清纯明洁拙稚灵动如童话的文字，愈加喜欢这个大孩子“绝假纯真”（李贽语）般无辜的眼神中所带有的丝丝迷茫与无助。

　　但很快，这样的生命无助便在现实境域中发生，成为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顾城“杀妻自缢”。这样的消息无疑也引发了我们这些对文学怀有冲动年轻的文学青年的心，因为在当时，这样的消息，已经引发了一场关于“诗人之死”与“诗人何为”的激烈争论。似乎，90年代诗人自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在之前，海子卧山海关并写了“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的遗书，还有诗人戈麦的死，等等，这样的文学宿命，多少让一些刚走上文学之路的人手足无措。于是，一种无奈与迷茫，随着诗人的现实境遇而日益“尴尬”。于是，情不自禁为顾城，或者为了那一代怀有真诚的诗歌梦想的年轻人，写了这首悼诗：“海子的笑声/丢失在山海关的铁轨上/和记忆一起成长//顾城的斧头绘成罪恶的图画/让许多鲜艳的花和思想一样，夭折/跌倒在生命的长河里//哭诗的迷离，与自私的心灵/专注于诗的高洁，如一只小家用电器一般/实用，诗/也有难倾的预言”（《哭诗》，中师旧诗，写于1993-1996，选自《后现代叙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尼采曾经说过，自杀是人生最高的艺术。但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城市文明，进步知性世界，刚刚走上社会生活的年轻人，这样的现实提问未免残酷了一点。一个相似的人生提问但应运而生：“To be, or not to be?”（《哈姆莱特》），但缘于对于文学和诗的爱，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亲近着文字，那种诗意和审美场域，并在其中感受那种近似怀有“乡愁”的冲动。基于这样的人生感受，我写下了另一首寄托人生哀念的诗：“没有童话的声息里/已不再是童话/悄然，安葬一个失落的孩子/鲜艳的花草，在英俊的墓穴前/竞相开放//墓前无数只蜜蜂/连我迷惘的心，一样蛰伏/你那魔幻的方盘汉字/为你树碑，为你立传/其中还有惋惜的泪水//你劈碎了美丽/把鲜亮的生命化为乌有/犹如戴过的“烟囱”/不再区别过街的行者//笔是压迫的肉躯/心变得冰冻/荒原上吹过叹息/诗人在哭泣//墓前的花草/孤零零和鸦歌唱”（《在顾城墓前致敬》，中师旧诗，写于1993-1996，选自《后现代叙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我一直以为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用斧头砍杀了他的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向北的树上，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诗人最终回家的方向，还是它一种守灵与希望的姿态。我强作解字，“十”加上“八”，成为“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人生的宿命在里面。在同年一首诗，他这样写道：“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　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城•新街口》）似乎当时诗人的状态已经类似于海子当年的一种“幻觉”。于是，就如许多现实中的人们不能作一种健康的梳理与调节，悲剧自然无法回避。所以，我更希望天底下诗人们都拥有一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变态”的生活不至于酿造最美丽的诗歌。歌德70多岁了，还疯狂追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海子平生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也最终随着自杀而结束了自己的天才生活。尼采成了疯子，最终也逃不出“自杀”的厄运。于是，诗也背上了一个“疯狂”和“精神病患者”的恶名。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诗更多的给我了我一份感受“日常生活”的诗意可能。诗，只有放下“名”和“利”的诱惑，才有可能成为海德格尔讲的意义上的“人，诗意的栖居”。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所说：“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实际上等于诗人的再生。”顾城的诗，为我们那些习惯于作人生抒情的诗人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的镜子，我们如何在珍惜世俗的生存与形而上学般的人生追问中作出一种平衡。

　　逝人已去，就让他们安息于九泉之下，而生活中怎样地回避“世俗”生活中的悲剧，的确为每一个从事“诗”和诗之外的“文学”写作的人们一种启示。我们缅怀逝人，就是懂得如何珍惜有限的现实人生中的片刻“美丽”，而不至于在“日子快要走完，而爱情/却写在遗嘱里”（《生病》，选自《后现代叙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我更希望自己的诗是一幅画，“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人生：“在屋子外面流浪太久，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包着大年夜的饺子，将老人接来/新娶一个贤惠的妻，最好，在年前将孩子生下/长成五岁。老人，孩子和老婆/一扇向南的窗子，长着一盆绿色的红山茶/女儿画了一幅画” （《理想》，选自《后现代叙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同样，诗人顾城写道：“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顾城：《墓床》，1986年)。

　　诗人们现实生活的残酷遭遇使“对文学怀有冲动年轻的文学青年”“手足无措”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从纯粹与理想的“形而上学”中，更多一些现实生命存在理由的追问。体肤是父母所给，灵魂是自我提升需要，还有社会、家庭、自我必须践行的生命责任。博大渊深的中国文化中，我们在“宁静致远”的生命感悟中，也会坦坦荡荡地“安身立命”。当然，如果我们仅从所谓的诗人中学来西方式的一点点肤浅的生命抒情和表意的小情调和姿态，那倒是很危险的事了。逝人已去，我们学会缅怀的同时，也会明白人生的形态实在是“多元”的。不同的生命追问方式，会让我们有不同的生命感悟，诚如一位朋友这样说道：“诗人的死自有他们的理由。屈原跳江是因为楚怀王的糊涂；李白因醉酒误入深水；杜甫则是因饥饿暴食牛肉涨死。于是，不禁要问，海子、顾城为何而死？政治上的失意？对现实的不满？生活的困厄？似都不像。……从另一层意义讲，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修养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生命的，虽然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子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说：‘不度尽天下人，誓不成佛。’”　　

　　后来，在有关顾城的一本传记中，看到诗人顾城和谢烨的儿子木耳的相片，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可是在他没有能够明白“诗是什么”，他的父母，他的爷爷都曾经是优秀的诗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孤独地来到了这样的人世间。如果他健康成长的话，木耳如今应该长大成一个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的祖父顾工（也是一个著名的老诗人）和姑姑顾乡（最终抚养幼年的顾城和谢烨的儿子木耳）该如何向他讲述父辈的故事，如何讲述诗歌，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心疼”的问题。

　　2005-3-7

　　在时空穿插中，感悟生命

　　 ——电影《阮玲玉》观后

　　今天，视觉与图像对于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以及文化形式产生了彻底的颠覆与更新，同时，人们的生活也正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而变快。从中师接触文学开始到现在，文学作品读了不少。我自身也在学习了各体文学之后，最终站在大学讲台上讲起了“文学”。可是最近半年中看过的一百多部经典电影对于我人生的影响却是另外一种情形，远远超过了十几个来文学里的世界对于我的灵魂的震惊与冲击。当然文学给了我最初的想象和对于世界的感知方式，而今以视觉图像为主要形式的电影带给我的远远不是文学中可感触的，而是另一种新的视觉体验和灵魂震惊。于是，以图像为特征的文化形式便成为新时代读者享受文化的精神内容之一。在目前的视觉主导的文化情景里，图像获得了舞台中心的受宠地位。电影介入了人类的新的生活。中国电影和世界一起发展。可是，历史给中国人开了最大的玩笑，内战、抗战、暴虐的意识形态“革命”让中国电影远离了人类的艺术史！电影从此中断，由此一个略带伤感的电影女性——阮玲玉如一种视觉符号映入我们的视线之中。而电影《阮玲玉》讲述的就是这个符号——一个“绝假纯真”（李贽语）的艺人，一种穿梭时空的疼痛回忆，或者说是与我们今天电影艺术的至诚的“艺术天问”中的不可解的答案的追问。2003年，张国荣、梅姐，他们的远逝，让这个交错时间中“符号”更富于生命的质地。电影阐释了这种“绝假纯真”的人生——对艺术的追求和对于生命的叩问，或者说不同的艺人在“同构”着相似的人生，这是艺术的宿命。

　　 真正的艺术就是一种怀想“天真”的时代，阮玲玉是一个入艺术至境的艺人，也是在对生活、对男人至爱的同时也在保护着自己的艺术之心，这是人性与艺术交融或者说统一了的过程，导演关锦鹏就是复苏了这样的复杂人性交合的过程。《阮玲玉》是关锦鹏的用心之作，他复原了已经为天灾人祸而灭迹的30年代孙谕等人的片子，他将色彩做旧起到了很好的间离效果，让人犹若进入时光隧道回到那个时代。那些经历岁月创痕弥足尊贵的原版拷贝使得我们一睹三十年代明星的风采，回味无穷。关锦鹏以导演介入的方式阐述着他对阮玲玉和同时代艺人和电影梦的理解，也在文化意义上谈论了对于阮玲生命短暂的过程与诗意、至真的年代的感伤。

　　阮玲玉、张曼玉，两个女演员。一个属于过去和美丽的女性，一个处在现实境域中正在鲜花般盛开。但他们作为艺人恰恰走向了相近的人生与相似的生命感悟。与其说是张曼玉在领悟阮玲玉，勿如说，是两个交错时代的两个鲜活女子对于不同人生的相近对话。因为关锦鹏的迷离布局，人们似乎无法判断《阮玲玉》到底是谁的传记。但这部电影是属于张曼玉的，因为故事讲述者无意去揭示历史真相。这样的生命感悟，似乎更让我们进入到生命中的更至高的艺术境地。在漫长的人生记忆中，谁能说记忆就是真实的呢？从后现代艺术的视角看，历史的景观只能是尽可能的复苏与还原。历史、记忆，甚至包括情感，哪一样是至真的！？面对这样的哲学拷问，《阮玲玉》中的“张曼玉”、“阮玲玉”都成了一个个动人而略带一丝感伤的文化符号。“他们”在导演关锦鹏的精心策划下，演变成一种人对自身情感、真实生命情形以及以基为基础的“存在即荒谬”，活着就意味着尴尬，即沧桑的一种无奈的生命告白。从导演与演员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所谓记录逝者的只有一些当时特定历史语境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十里洋场”的大都市——上海，为了某种商业和意图而制造出的一些不太真实的“胶片”，以及在当时小报上已经表现出的带有人生攻击和满足观众的“看客心态”的残酷文字。而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只能在这样逝去的时空中，捕捉一些关于“阮玲玉”在戏里戏外的人生情趣和“阮玲玉”这样的文化符号给我们在真实的情感最后理解的一种可能。

　　在历史时空的穿插中，比如陈燕燕、黎莉莉的再现，以及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盛名的费穆、孙谕、蔡楚生、卜万苍、黎民伟、聂子、田汉等等，也在不断地在电影中与我们一起复活阮玲玉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个脱离时空的历史追问与人性感伤。睹物思情，电影中的“资料片断”不断地讲述20、30年代中国电影鼎盛时期的景象。从《阮玲玉》里，我们解读了真实的而略带沧桑的一些关于生命感悟的能力，以及对于人性与真实的生活感受的可能。在细节处理上，导演都很好地还原了服饰（旗袍），发型（披肩“长波式”），加上影片中所涉及的一个个电影艺人，共同为观众营造一个惟美中渗透一丝文化的凭吊的情感在内的那个消逝时代的历史图景。当年可爱的小女孩的黎莉莉已是古稀之年，岁月无情夺去“他们”的日子，忘愁的年纪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成了消逝的文化记忆，而“我们”——在所谓“真”的重负下的“现实境域”的个体而存在着，从“他们”的“故事”与“记忆”中，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行中，学会了一个词叫做“缅怀”。儿时，我们目睹长辈的逝去，到了今朝，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见证，也都一个个竟不辞而别。留下的所谓“图像”和“声音”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的心灵的伤口再次撕裂，我们只能闭着眼睛，让心灵漂向“上海滩”上哪些伤感的“旧梦”：在“伦巴”的音乐里，在昏黄的“鸡尾酒”中……追忆逝水年华中，加倍去呵护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赋予”：幸福、快乐中所孕育着的疼痛和艰辛。

　　 “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对于电影艺术体悟的姿态与关于生命的思考，也构成了当代视域中一种催生的新的感性与生命基质的认同，比如导演关锦鹏在影片设置的叩问的生命的方式中所表现的文化品格，张曼玉的表演，以及作为不同时空的“艺人”对于真的“艺术”的向往……与其说，我们在脑海深处留下了“他们”的“风华正茂”，倒不如说，我们在以“他们”的生命姿态，去影响和复苏我们现代生活重压下对于人生把握的一种新的视角认同。这里面，多少有些人生的无奈的沧桑在里面。否则，同是20、30年代闻名于“上海滩”的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就不会说“出名要趁年轻”，然后，按照中国文化中一种关于生命理解，也是文化人最情有独钟的“道家”境界：“绚丽之后，归于平淡”。

　　显然，影片不断暗示我们，在“我们”生存的“形而下”的物质和感性的世界中，任凭媒介和传媒、文字都并不可信赖，而惟一对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怎样在自身的生命情境中找到影片中“阮玲玉”对于人生感受的“影子”，而让我们更加彼此地珍惜生命中的任何一次“赋予”，而不去无原则地“透支”。《阮玲玉》，提供了这样的“用生命理解生命”的可能，让一个女人感悟另一个女人的可能，让读者去与影片中两个鲜活的女人“齐呼吸、共命运”的可能。身份是演员的“张曼玉”扮演了身份是明星的“阮玲玉”，在乱了时空中的境域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王国维：《人间词话》），构成了一种在现实中不能并发的精神与文化的错位，而这样的生命与时间错位，恰恰满足了导演所精心构思的生命表白，同时观众也在不断地感召中共同创造着这样的“生命对话”。所以，从这样的过程来看，导演、观众、阮玲玉、张曼玉，还有数以千计的影片外的普通观众，构同完成了一次“生命基质”的一次同构。电影中的主人公是阮玲玉又不是阮玲玉是张曼玉又不是张曼玉，给观众一种时空交错中的对于人性（爱、真实等）的一种最一致性的认同与体悟。看《阮玲玉》是按不得快进键的，她是一篇文化散文，或者说是一首诗，要慢慢地品读，才能去感受那个时代消逝的历史身影——一个短暂的时空记忆和真实的生命基质。

　　《阮玲玉》中阮玲玉对唐季珊说了一句经典的台词：“谁要对我好，我会对他更好！”这样的人性与人情促使阮玲对于电影艺术忠爱的同时，也更加疼爱他生命中真正应该更爱的男人，可是生命恰恰与她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阮玲玉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两个男人的同时，但最终，这一切并没有回避阮玲玉她生命的悲剧命运。那是一个“自以为事”异常强大的时代，那个时代就是以男性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充斥着臆测与妄想的霸权话语，这样的话语让人感伤，也让我们绝望。阮玲玉最终并没有逃离如是的媒体话语的迫害，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性的人物。导演非常细心地在每一出戏中都“前呼后应”，丝丝入扣。张达民的无耻纠缠，费穆的《香雪海》说戏被剪辑在一起，让人感受到阮玲玉当时内心深处相似的苦楚和彷徨，同时也暗示着她若看不破俗世而最终会被社会打败的命运。《神女》的胶片和阮子与唐季珊同居，利用了隐喻式的“蒙太奇”手法，道出了阮玲玉与他们两人的情爱关系的“实质”。在吴永刚说戏时，也进一步向观众暗示了唐季珊对于阮玲玉真实情的面目。《新女性》电影部韦明自杀的那出戏也为此后影片中阮玲玉的自杀提供了一种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玲玉》这部影片控诉了当时经济十分繁荣，但是体制却是“人吃人”的可怕社会现实：在男性社会里女性地位之低下和她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和不幸。而每一次在拍“悲戏”时的痛哭，都感人至深，与其说，在表现历影片中的至情，不如说是投射了关锦鹏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对阮玲玉的深切同情和对中国近代女性命运的思索。救救我的呼声不止是韦明一人的呼号，也不是“阮子”以死的呐喊，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女性对自己真实命运的呐喊和疼痛。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中子君语）“五四”的启蒙告诉依附男人几千年的女子应该清醒了。可是，“解放女性”当成为男性口中的种口号时，我们的悲剧就如阮玲玉一样，最终以悲剧结束。而女性觉醒的真正目的不是阉割男性，而是平衡差异，让女性发现自己和面对自己从而善待自己。让女性在潜意识里学会平等、自尊和自爱。影片从“东亚饭店”阮玲玉见张达民开始，社会的压制性开始突然张显，为了表现阮子自杀前的心路历程，加大了社会“迫害”的力度，但是纵然有那么多人在描述阮子最后的日子，但是对一个故去的人，一个“自以为是”和活在世俗的空间里回避至真艺术与至诚人生的“我们”，你兴许永远也无法明白阮玲玉那时那刻的心境，也永远无法体悟她对于艺术和对于人生的“不谙世故”中所隐含的一种诗意与温暖。关锦鹏在片子里面通过蔡楚生说了一个中国国民性的命题：蹲（俯首为奴之态）。此段有着一个历史的内涵，只要你回忆关锦鹏拍摄此片的时代背景你就能想明白。关锦鹏的镜头很细腻但不拖沓，比如阮玲玉见养女一场，几分钟的戏带出当年许多话题，而以换灯泡切入！的到来，一气呵成，没有一点多余。诚如《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的挽文中写道：“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命的，请只看罗罗皂皂，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可见，“时代造就了阮玲玉，时代也毁了阮玲玉。”（Osama Kavkalu）死亡终结了一个生命在尘世的一切，死亡也将继续下去——每个人都脱离不了的生命形式——直到没有了死亡。

　　我们哀悼故人，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感伤某种对应的逝去，死者带走所有的诚挚，留下我们，承担无边无际的等待，等待只有信笺里可以传达与相逢的一刻。愿这样的生命悲剧在一种新的意识时空交换中成为我们对于生命基质的一种醒悟，而不是远离。我们在呵护一种诗情，也在保护属于我们属于内心的温暖与感动；我们在保护别人也在保护自己。《阮玲玉》也许会让我们更加清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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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奔跑

　　 ——永远的《阿甘正传》

　　 董常跑

　　 《阿甘正传》改编自温斯顿•格鲁姆的同名小说。只不过原著是一本充满了讽刺意味的荒诞小说，而影片则对故事进行了修饰和美化，从而摒弃了小说中的荒诞和揭露、讽刺的意味，电影带给了人们另一种温情——一种对生命中至真至诚状态的感动与召唤。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角逐中，影片《阿甘正传》一举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等六项大奖。电影讲叙了一个有着IQ只有75分的生理上残疾者——阿甘，通过自身无意的一系列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情节再现了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从与他相联系的生活中，展现了美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再现了美国人的那种诚实与执着、实干的精神。阿甘想也没想过自己有的人生的哲学，而电影中恰恰告诉我们这些。他的大学学士帽也是靠橄榄球场上“跑”来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在“傻乎乎”的背后，实践着一种耐人寻味的人生境界。

　　 人生何尝不是一次奔跑呢？阿甘就这样一次次在跑的状态中，将生命回归到最初的单纯与无邪，因而他获得了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故事真正感人的还是在于他并没有将这样的成功看作终结，而是一如既往地奔跑，这是最富于活力的源动力。这无疑对西方的理性和知识的“逻格斯”中心意识作了消解，人生的意义也在无数次的“延异”（德里达语）中不断生成。巴布和阿甘在军中约定退伍后要买船捕虾。巴布战死后，阿甘尽管毫无经验但仍然固执地独自买了捕虾船开始捕虾。丹中尉在酒吧中也半真半假地说“如果大兵阿甘当了捕虾船船长，我就当他的大副”，当时也许是戏言，但后来果真履践。 打乒乓球，原来就一个要领：眼睛要盯住球，容易得以至于“连白痴都会打”。很多看起来很复杂的事情，只要抓住了要领，竟然也能化繁为简！世间纷繁的是是非非，原来是我们“高”智商的人思维复杂、庸人自扰。阿甘不求财，但后来成了亿万富翁；阿甘不求出名，却屡次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阿甘，从来没有心计，对人生的信仰很单纯，对人也诚恳憨厚，就是这么傻、这么弱智的人，最后做到了我们这么多正常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当我们无数次在人生失落时，将一切心灵的平安用于呵问上帝时，阿甘也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存活方式，就是不断地“奔跑”。阿甘想跑步，于是他跑了，而且一跑就跑了很远、很久。于是他有了很多追随者，人们觉得他是偶像，电视台、报纸都报道他。人们问他为什么跑步，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女权？……做事情一定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吗？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人可以只是因为想跑步而跑步呢？回想我们自己，不也经常成为盲目的追随者吗？跟随着偶像的脚步，当偶像停下来的时候，自己反而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到自何从，阿甘的“跑”就是最好的人生哲学。当现代人疲惫于各种观念、信念时，阿甘的再现似乎给了我们人生的另一种可能——自由而原生态的活着。

　　阿甘的母亲让阿甘懂得了“奔跑”的意义。“她总有自己的方法让人明白道理”。尽管阿甘是智障人士，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他的鼓励和教育。她永远对阿甘有信心，她永远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最棒的。“人生就是一盒巧克力，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味道。”在人生每次碰到失落时，我会情不自禁想起阿甘之母的格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索取，而是努力去做一些事情。阿甘的母亲做出了人生中最好的表率。人生就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阿甘在有了很多的财富和名誉后仍然愿意在家乡做一个修剪工，这样的感受与母亲那种单纯而执着分不开的。阿甘听说母亲要死的消息很悲伤，母亲临终时的话又一次将阿甘从“个我”中走出来。“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妈妈已经尽力去做了。”多么伟大与无私地母爱啊！

　　阿甘不断的奔跑，也终于最终让珍妮的爱。珍妮生前一直都认为阿甘，“you do never know what is love.”有她虽有着破碎的家庭和不幸的童年，但她更渴望成名。为了实现和追逐自己的人生梦想，她宁可放弃自己的爱而不断地寻找刺激不断地四处流浪。她却并不明白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直到历尽磨难，最后伤痕累累地回到阿甘身边。她躺在洁白的床上，享受着清晨明丽的阳光，听阿甘说他的经历：在越南的时候，有时天空的云朵会散开，让星星露出来；长途奔跑的时候，沙漠中太阳升起的美景；湖水中倒映着另一片天空和世界的图景。珍妮说，“我真希望当时能在你的身边”。阿甘很认真地说，“You were”。珍妮临终对于生命的体悟复活了现代人的心灵创伤与生命无助，她的话也再一次验证了阿甘的生命状态的至真无邪所带来的启示。

　　人生本来就是一次精彩的演出。电影只是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一种展示的可能，并且我们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好电影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每年看一次《阿甘正传》，就像每年去一次桂林的阳朔，在自然和影片的景观中我感到了生命相似的宁静与真实。后来，当我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时，我会让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和我一起去感受阿甘带给我们的生命的诚实——与作努力后的自然与“绝假纯真”（李贽语）。《阿甘正传》成了美国当年最为卖座的电影之一。汤姆•汉克斯在影片中的表演十分朴实自然。他以在此片中的表现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桂冠。这已是他连续获得的第二个影帝金像。《阿甘正传》的成功，也使汤姆•汉克斯成了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虽然有人告诉我汤姆•汉克斯的语音并不是非常标准，但还是热爱上了他那种成熟而富有男性魅力的美国腔。

　　在影片尾声中，戈壁、落日、原野、晨旭交融的绚丽情景，阿甘正在向已逝的爱人诉说着儿子的成长过程，那么真切，那么动人——阿甘拥有着这种最“自然”的生命状态。在消逝的音乐里，汤姆•汉克斯、阿甘或者是我在继续前行……

　　 一不小心做了“诗人”

　　 董常跑

　　中国素以“诗的王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诗歌因而极富诗情的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经常可以看到那些依呀学语的学龄前儿童，常常在父母的带领下诵读诸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的诗篇。虽然“诗教”的传统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然而从“教”的角度来考察它，似乎更多地偏重于“经世致用”的功利观念。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以诗取仕”的考试制度，无疑使诗的艺术技巧日益精致，诗由四言、五言而七言，一方面固然是语言发展和人的思想感情复杂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诗歌艺术手段和表现方法的反映。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以及它所形成的那一套严谨的音韵、格律、平仄、对仗等等，标志着它走向自己的巅峰时期。鲁迅说过，诗到唐代已被做尽，当然不是说此后就没有好诗或不可再写诗，他只是以此说明诗歌形式如果只是在一个框架之内反复地运作，的确难免有被“做尽”的时候。此后的宋词和元曲之所以会成为它们时代的主要的文学形式，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直到今天仍有人写“绝句”和“律诗”，也有人在填词或写曲，这只能说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在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审美魅力。

　　而在西方，克罗齐说，人的天性是诗人。维柯说，人类在愚昧无知的状态时，人的感性支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人人都是诗人。后来，人类有了“文明”，尤其是西方两大圣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理性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哲学根基后，人们的对于自然与世界的感性情怀丧失殆尽，尤其到了后工业社会，人们的这种惟一的不多的浪漫品质也随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到来，而更加式微了。但是今天，西方人更重视诗歌，经常搞一些诗歌朗诵会，而且可以“收门票”，过分的重视未曾不说明“诗”在西方的衰弱。而在中国，当年的海子请朋友吃饭在最贫困没有能力支付饭钱时，说可不可以朗读几首他的近作，结果老板和诗人都非常“尴尬”，诗的命运可想而知了，中师时代曾经写过一些“哭诗”的文字：

　　海子的笑声

　　丢失在山海关的铁轨上

　　和记忆一起成长

　　顾城的斧头绘成罪恶的图画

　　让许多鲜艳的花和思想一样，夭折

　　跌倒在生命的长河里

　　哭诗的迷离，与自私的心灵

　　专注于诗的高洁，如一只小家用电器一般

　　实用，诗

　　也有难倾的预言

　　——《哭诗》，选自董常跑诗集《后现代叙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所以，在一个大家向“房子和小车”看齐的时代，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谈“诗”，不会写“诗”，更不会做“诗（死）人”。我的那些年轻时代的“诗稿”，本来会在一次不经意的人生形式失效时，本应该早抛到火炉里去的。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从扬州，到上海、北京、南宁，然后在南宁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里教书，而且还讲起了诗歌。这多少有些命运的“奇诡”在里面。上学期结束时，系里通知我下学期给大四的学生开《诗歌创作》这门选修课。提到诗，就想起一些相关的“文化符码”：“90年代诗人自杀”、“不食人间烟火”、“绝望”、“与世俗格格不入”……如是等等，可以罗列一大筐。不过，在一个诗歌走到“下半身”思考的时代，人们将“阴茎”、“高潮”等一些具有引诱色彩和宏大气象的词放到桌面时，的确让还在写诗人人们“汗颜”了一把，也让读诗的人们对于诗歌越来越失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虽然也解构，但我还在试图建构一种在“后现代”之后被解构了的东西，比如“democracy（民主）”、“morality（道义）”、“warm（温暖）”、“beauty（美）”。今天中午请一个美国朋友吃饭，他在后现代方面深有研究，也推荐我看了一些英语文献。我们自然也谈起了这样的问题。有一类诗人“脱了裤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充满血管的全是“歇斯底里了”。而有一类诗人，还在为着一种道义而存在。我更希望自己做后一类用“诗”思考的人。虽然我早在93年就有诗发表在《青春诗歌》和一些其它的中学生刊物上了，但我一直认为诗一种高贵的人生形式。并不是每一个用诗的形式写汉字的人都是诗人。我在一个给诗友的信中，表达了我对于诗的理解：

　　“在我看来，诗作为一种民主，“一种建制”和积极介入生活的方式，的确让我在“娱戏”我手中的“方块汉字”时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又与“断裂”的疼痛纠缠在一起。早期的诗歌写作中，我追求一种壮美的情怀，并在它的推动中完成心灵的“焚烧”。由此，我在编辑旧作和近期的诗时，我有意识地对历史、记忆、文化、知识、人类等等，这些大词作了一些“图解”。我一直认为，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一种权力话语的压迫，所以我想走出来，将对汉字的“痛”写出来，所以我要焚烧，要开始“旅游和戏弄”，要不断地“胡说八道”，将诗看作一种“文学的建制”，一种诉求“民，或者主”的方式，甚至关于“民，或者运”的一种方式，去向“文学体制”自身开炮，或者向未来“叩头”。用这种方式，完成诗人的自我人格，或者说是诗的成立的一种对“后现代”时代“建制”精神的召唤。如果别人能从诗里读出，那是“诗之幸事”了。这也是之所以，将我的诗集定名为《后现代叙事》，在诗集名字上加了一条粗而暴力的“删除线”，它的意图也正在于，现今的价值观是“重构”之后的“建构”。“文学作为一种体制”（德里达）而存在的，“诗”具有诸如孔子年说的“兴、观、群、怨”之社会功能，也即德里达的“延异”和“解构”思想。”

　　 诗，犹如一帧维纳斯的雕像映照着我的心灵深处。写诗，是让我灵魂和发现自己影子的时刻，也是让我精神获得提升最好的契机。写诗，意味着一种人“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收入到《后现代叙事》这本诗集里的这些作为“延异”（德里达语）的文字，是我从中师到大学再到研究生读书后三个不同阶段写的一些诗，当然，在编辑这个关于“解构”思想作为我切入生活的一种姿态和“新的思维”诞生的标志时，我对过去的一些诗在整体风格上也作了技术性和思想性的双重处理，让这些“诗”尽量与我表达的“延异”思想靠近。断断续续写了十二年的诗，但对于“诗”本身而言，我是个诗歌的外行，或者说，谁也说不清楚“诗是什么”。更滑稽的是，我后面的几十首诗，全是“监考”的考场上写出的。打发了难捱的时间，也精神升华了一下。多少有些人生的得意在里面。监考之痛，成了监考之爱。我以叩头的姿态请教学秘书多安排几次这样的机会。从今天到我走下讲台，系里有多少老师嫌麻烦、钱少不愿意监的考就让我去吧。从此，我爱上了伟大的监考。这是我的第一本诗集，我敢断言，我的第二本、每三本诗集会仍然，也将是“监考”之“困”的产物。人啊，总是离真正的生活很远，什么时候放下“匆忙”的步伐每天给自己丢下几分钟去思考一下，哪怕只有几秒，但现代的生活多少也让人们远离了生命至真的体悟与享受。

　　编诗集的过程中，我也陆续有一些诗在一些诸如《民族诗人》、《西部风》等一些民刊上发表，也有朋友将它们放到专业的网站上，多少让自己的灵魂“快感”了几下。《后现代叙事》诗集快要出版了，在外人看来，我可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诗人了。扪心自问：真正的诗，离我们又有多远呢？正如顾城在诗《远和近》中写道：

　　我

　　一会儿

　　看你

　　一会儿

　　看云

　　我觉得

　　看你时

　　很远

　　看云时

　　很近

　　诗就是这样若即若离地与我们的人生绳结在一起。在现代人的精神被过多的欲望吞噬的时候，诗成为一种召唤，也多少象征着人们对于诗意生存的向往。对于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的华厦民族来说，要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珍惜这种传统，重视这种传统，作为诗人，我们责无旁贷。

　　 2005-2-26

　　 南国相思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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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771-3260428

　　通过地道的音乐

　　 董常跑

　　那是一次无意的发现。

　　从复旦的正门至对面的文科大楼有一个地下通道，成了南区研究生必经的路口。那年我在复旦读书，常常经过这儿，觉得它幽暗、但没有地面的吵杂。若不是课间的时候，这儿一般行人较少。春节这几天本人路上的人就不多，可以想象经过地道是如何的静。忽然，有一天一个头发有点长，长得包裹了他的四方脸的轮廓，隐形可见他的眼神略显得有点犹豫，甚至穿着上也显得有点邋遢，就这样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这个幽暗而又寂静的地道里。而且是常常同样的时刻――傍晚时分，在同一地点拉着同一把色彩斑驳的小提琴，重复着《梁祝》与《命运》这两首不同国度的经典名曲。在演奏着《命运》时，旋律激昂而有力度，而《梁祝》的音符缠绵而又悱恻。联想起多年来在外奔波的艰难，我情不自禁地放慢了我的脚步，很久以来，再也没有如此地静听这个世界的心跳，尤其来了一个陌生而凝重的大都市，我分明寻觅到了自己的知音，眼前有一种涌出泪水的冲动。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是也。

　　 终于能静下心来，第一次不是在孤独中地感受到这个世界本来有许多人们一样在为着一种理想而冲动，在为着一种生活的艰辛而品尝这个世界，在为自己钟情的世界的真实的呼唤而寻觅许多真实或者不真实的东西，也在为自己的宿命而四处徒劳地奔波着。我不知他的演奏是太娴熟了，还是我此时因为太过于感受自己年轻所经历的一切而让自己的思绪阻塞。我觉得他的演奏是天下最好的演奏，他的音乐是天底下最动听的音乐。我情不自禁地将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投向了他的身边，一个他自己身旁与他的身份极不协调的塑料的碗里。几枚硬币相碰发出浅浅的响声，他向我望了望，轻声地说了几声“谢谢”，“谢谢”，又将自己的视线放在他心爱的小提琴的演奏上。不久也不见了他的忧伤的眼神，他完全沉浸在他的娴熟的演奏之中，宁静与激昂的心跳里。

　　 经过地道的多数是复旦的学子，其实真正停留下来看看这个忧伤的男子，听一下这些我们已经也许听久了，但又在唤醒着我们的艺术味觉的曲子的行人并不多，大家都在为赶着下一堂课或者参加什么重要的活动而匆忙地赶路。也许在物质异常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目的与鉴赏力一样越来越感官化、物质化，人们的艺术的感觉在一天天的迟钝。难道我们让自己也随着发达着的现实而让我们的生活的直觉滑入到另一个可怕的境地呢？一个为艺术曾经牺牲了现实生活的人（凭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让自己只有在一种毫无着落的疲惫之中才能捕捉到艺术的灵感？也许这就是生活的错位，当你被一种美满的生活包裹着，也许你就放弃了一种真正感受艺术的可能。那天下午，我却成了他唯一的一个听众，听完了他下午的所有的演奏。直到他的身影渐渐地模糊，惭惭地消失在我的视阈之中。

　　 也许一个人只有经过心灵的震荡与人生的沉浮之后，才明白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可是，生活的错位常常让我们每个人灰心失意。一些早慧聪明的人他们有着自知自明，仿佛又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尤其是那些追求心灵真实的艺术家，苦难与贫困成了成就他们艺术的契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成就艺术。而生活本身不就是一个庞大的而略显抽象的艺术品吗？难道也需要苦难与贫困？而生活本身的努力分明也就足矣！按照西方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诗人，都是一个艺术家，在同时雕刻着生活这部作品。著名诗人戈麦诗中写道，“我已经完成了一次裂变/就是这一次/我干得异常的完美”。 也许正是这样，生活同样需要一种殉道的精神，只有这样才有了生活和人自身的伟大与深刻。

　　 走出通道，我听不见那悠扬而又充满着人生沧桑的《梁祝》的爱情，那激荡着充满生命的启示，只有地面上车辆的喧哗与嘶鸣，还有人们因生活的过度压力而变形了的步伐。

　　 好久，我再也看不到他和听到他的演奏的小提琴声了。

　　 后来，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南方，同样在寻找着，在感受着生活这本大书。回忆这篇两年前邂逅的文字，我同样在听着理查德演奏的《命运》，我的眼角仿佛有着一种像丝一样的东西的牵引。我感到生命的壮严与真实，我知道这些真实已随音乐流淌进我的心灵深处。作为人世间凡夫俗子的我只有在这那个时刻才敢正视生命的真实。也许这个浮躁和失语的时代并不易于诞生艺术，而生活这本大书却本身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去努力雕刻的艺术品，我还是从心底祝福那个落迫的为生活奔波而演奏小提琴的中年男子，以及所有为艺术而执着的人们，当然也包括为生活本身而匆忙奔波的人们。

　　读 书 三 题

　　麦子•雪•太阳

　　——在诗集《海子诗全编》①中游走

　　 董常跑

　　海子是一个天才诗人。他过人的天赋，使他不得不“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阿尔的太阳》），与世俗的生活作着艰难的抗争，正如海子在《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痛苦地写道，“我不能放弃幸福/或相反/我以痛苦为生”，在这样的心灵炼狱之后，他最终选择了一种文化诗学意义上的“生”——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一手拿着他几年来写成的诗集，一手拿着赋予生命象征意味的“生命大书”——“圣经”，在山海关那铺长的人生之途中让鲜血染成生命的久思——卧轨自杀。著名学者王岳川针对海子的死因，从文化学的角度说，“我倒宁愿意将海子的死看作目睹本真以后的个体跨越生存界限的选择，在界面的一端上诗国的辉煌——诗言思而思言道——对‘大诗’、‘大道’超越性领悟，在界的另一端是生命处境的烦恼窘困。”（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当“生命之思”回归“麦地”时，他的悲剧得到了一种永生。海子的“悲剧”是“人生最高的艺术”（尼采语），也是现实人生中不可回避世俗的“精灵”和诗的天使在“大地”上的显现与去蔽。海子的诗是“火灾中升起的灯光/把大地照亮”（《酒怀：情诗一来》）。他以温暖和爱的形式将“太阳”可中的可供世人享用的光，留给尘世中渺小的“我们”，在这份“青铜浸透了泪水”（《历史》）中，我们“倾听受难的水”（《给母亲•语言和进》），我们也在自私的栖息中品尝青稞地里长大的和消逝了的属于“麦子”自身的痛。海子在他短短的七年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有如天鸟之翼的小诗，飞翔在海子的村庄和麦子之上；如“二月的雪”，“怀念北方”；又如太阳之光的大诗，笼罩着中国和五千年的苦难。这些关于眼泪和鲜血的诗，都被收集在由他的好友西川所编的《海子诗全编》这本黑色的“大书”中，置于我的案头，已经很久很久了。许多书在我的案头放过一年，一个月，甚至只露了一个面，便被束之高阁了，惟有《海子诗全编》。如果我不能给喜爱下一个定义，那么时间已做出了说明。

　　海子的成长背景使他对“麦地”充满了深厚的爱和深刻的痛，他就象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株植物。尤其在他的小诗中，这份感情贯穿始终。黑色的泥土是黑色的眼泪也是黑色的火焰，海子信仰这黑色远远超过我们通常赋予生命的颜色——绿色。海子认为黑色才是生命原创，有了土地才有了粮食才有了母亲和村庄，在海子的诗歌中“大地苦难而丰盛”这些意象浸注着海子对于土地的理解。海子在小诗中，并不自造出一个美丽的田园，远山近郭，世外桃源。这恰恰是中国的田园诗的传统陶渊明的悠然始终弥漫于其后的各家诗人，元结、范成大等虽然在田园诗中有一些对于苦难的正面和侧面作过描绘，但都或有着自上而下的直露或者影响全篇的反讽，他们的诗篇都无法逃出作为天下之木铎的意识。海子不回避土地上的生存苦难，他也无法回避，他和土地始终是一体的，他的意识却和前代大有不同，他相信土地的神性，这本身便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在天帝之外造出了土地这个大神。中国知识分子自始至终没有人将千年蕃息的土地赋予其应有神话意象。海子在他的诗中往往将其自己视作土地本身，在《河流》和其它一些诗篇中叙述者“我”就是土地，这在诗歌创作中自然更能够进入角色，但海子的一体性有其更深刻的文化认同和借鉴。

　　海子首先发现了“麦子”和“麦田”。只要我们打开海子的诗，我们面前就会呈现出，“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但是，我们在读海子的诗时，同样感受到他的比“麦子”“麦地”更温暖和让人心情澎湃的是“太阳”这个主题。海子是吃“麦子长大的”，但诗人“在歌颂麦地时/我要歌颂月亮”。当然，海子更要感谢“太阳”，“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再也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阳升起而解除”。“麦子”“麦地”是一种发现，而“太阳”主题的丰富内含是一种提升。两者紧紧地依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而后者，就我而言，让海子的诗成为“栖居在诗意的大地上”诞生在“麦田”里的“太阳”的诗，温暖着每一个热爱诗歌的人们。骆一禾在《海子生涯》中将海子比作取圣杯的年轻骑士，在关于亚瑟王传奇里，这位年轻人专为取圣杯而骤现，惟有他青春之手可以拿下圣杯，圣杯在手，骑士便立刻死去。海子是否真的取到了他心目中的圣杯？或许他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在《太阳，断头篇》中他自比夸父。夸父的追求永无止境，死亡只是肉体的终点，但追求永无终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证明了行动本身的无上的真诚。在现代社会的荒原中海子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拒绝也并不迎合你的进入，但你必须要怀抱真诚，正如那诗歌中的海子，怀抱粮食。

　　他的直视并没有造成语言上的发泄和哀叹，而是导向了崇高。他的诗在中国诗史上第一次如此陌生而又清晰“叙述”出土地和生活死亡于其上的人们，受难与膜拜同时呈现。在此之前，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都只是零星的出现，虽然在海子的诗中的确体现出基督教的影响。但和现代文学不同，海子诗中的创造多于因袭，西方的基督精神在海子诗中的体现，正如佛教在禅宗中的体现。海子因此将在中国的文化的发展中，作为一种精神的本土化改造的集大成者而受到后人的敬仰。

　　你必须一首一首通读海子的诗歌，断章零篇的拾取无异于盲人摸象。在阅读中你要准备哭泣成——“一朵乌黑的云”。“千辛万苦回到故乡/我的骨骼雪白 也长不出青稞//雪山，我的草原因你的乳房面明亮/冰冷而灿烂//我的病已好/雪的日子 我只想到雪中去死”。（《雪》）也会微笑，但满含着秋天的沉重和春天的痛苦：“大雪使屋子内部更暗，待到明日天晴/阳光下的大雪刺痛人的眼睛，这是雪地，使人羞愧”（《献给89年初的雪》）。你将学会飞行，飞越祈连山，昆仑山，敦煌，你也将领略到有时迈出一步也要用整个生命作为交换，因为海子说那是“火中取栗”。但这之后“你的一只眼睛就可以照亮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海子将领着我，尤如维吉尔领着但丁。从《亚洲铜》出发，终于《太阳，弥赛亚》。

　　在海子的抒情小诗中，我最喜爱的诗篇如《五月的麦地》，《两座村庄》，《村庄》等就属于这一类，这些诗作大是短诗，语言简洁到毫无雕饰但真诚得直指人心。由于语言形式的特点，现代白话诗往往不如古典诗歌朗朗上口，而一旦朗朗上口，如朱湘、徐志摩的诗，又往往会如周作人所说“玲珑剔透的太厉害”。这是因为朱、徐的诗因袭了古典的旋律，而自始至终没有新诗的旋律。我在阅读古今中外的诗歌中，渐渐感觉到当心灵由于情感和思考的纯粹化后逐渐摆脱意象而在心中形成一种类似音乐的旋律，意象这时不再作为第一位的表现力，但它们却体现了作者在这旋律上的高妙的“镶嵌”。但这旋律才是最本质的，它无限接近事物的内核，呈现着事物的本态。海子在他的日记中曾说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他通过阅读荷尔德林的诗懂得了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海子对于现代诗的认识也许并非仅有其一人感受到，但他的小诗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却为中国的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在这里仅将一些片断呈上“和平与情欲的村庄/诗的村庄/村庄母亲昙花一现/村庄母亲美丽绝伦”，“风吹在村庄/风吹在海子的村庄/风吹在村庄的风上/有一阵清新有一阵久远”。

　　他的大诗是个人谱写的宏大叙事，用诗来完成比《史记》更深远的民族史，但不仅仅把海子在长诗当作史诗来看待，他是一部类似于《旧约》和荷马史诗的结合体，《楚辞》和《诗经》的结合体。海子在为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谱写《创世纪》海子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把宇宙当作一个神殿和一种秩序来爱。如果说他的小诗是以对土地的抒情为主，是歌颂“她”，人类之母。那么在大诗中他首先做到的是自我的一种飞升，一种类似于鲲鹏之变的飞升。他开始在受难的土地上创建一个神中之神——太阳，这我理解为一种受难后的自我膨胀，肉体的痛苦造成反思现实之后，自我积极地认同于“本然”的受难，从而在精神上寻求并获得笼罩一切的力量。“我要写《楚辞》中的‘东皇太一’，甚至是奥义书中的“大梵”，但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海子说，“和我一样”。他又说太阳就是我。这恰恰和他对于土地的自我认同一起，可以证明我刚才的那些分析。流浪，爱情，生存是海子的三次受难，诗歌，王位，太阳是海子和三种幸福。海子大诗的结晶是《太阳•七部书》。这组大诗的想象空间十分巨大，达到中国诗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它包括了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的范围。我深深地被《太阳•七部书》的气魄所震憾，但我还很难有同等的气魄去消化它。海子的诗本身就是一部包容人类历史中许多辉煌的文化同时又自成体系的作品。他的大诗是你不得不“读”的诗。

　　海子的诗有着对于生命和人类的巨大的真诚，这种真诚是一种自我灵魂优越的呈现；阅读它，同样需要这种巨大的勇气。在成为诗人之前首先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海子曾说他不要成为抒情诗人，也不要成为戏剧诗人和史诗诗人，他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的合一的“大诗”。海子的诗中一些思想和内容早已被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操练了千遍万遍，但那除了徒然的增强了我们对于崇高和伟大的调侃之外便是对真理的自动疏远。真诚造就了语言的张力。宣传机器里的声音只是哈欠连天。如海子在一首写到雷锋的诗中说“秋日想起春天的痛苦，也想起了雷锋……春天的一生痛苦/他一生幸福”。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在论及李煜的词时，引用了尼采的这句话。李煜，亡国之君。王国维，国学大师。尼采，德国哲学巨人。时空交错恍惚中他奇幻的身世和死亡构成了世界隐秘的一角，这一角里面还有荷尔德林、梵高，海子也是这一角中的一员，他是一颗年轻的太阳。刘小枫在《拯救和逍遥》中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消费性的文化，是以生命本体的无所待为终极目的的,而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是以个人群体的拯救为目的的,我在海子的诗中真正地看到了对于人类自身的巨大的拯救力量，诗国需要年轻的血作为祭奠,我们无法拯救海子，但海子所作的又岂止是拯救。

　　①《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004，3

　　作者简介：董常跑，董迎春，1977年生，江苏扬州人，系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教师，文学硕士，曾经在《少年文艺》、《青春诗歌》等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近百篇（首），在《光明日报》、《评论》、《理论与创作》、《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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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什、博弈论与爱心

　　　　　　 ——读《爱心爱护天才------博弈论大师纳什的故事》①

　　董常跑

　　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冯•诺伊曼以及其导师阿尔伯特•塔克等世界级大科学家看好的天才数学家、即将获得数学界素有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的纳什，在其学术生命最关键的时候却不幸患上了精神病，而且是“精神癌症”。也许天才的命运就是如些，天才的创造力本身具备强有力的自我保护，又难免不误入歧途。牛顿51岁时也患上了同样的精神病。然而，三大牛顿定律、以及其建立的微积分为整个近代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后看来，他的学术生涯已基本宣告结束。而且，牛顿一年多时间之后，就从病魔手中走出来。相比这一点，仅有30岁的年轻数学家纳什就没有这么幸运。病魔折磨了，困扰了他整整30年。对于科学而言，一个天才的30年也许就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所有的知道纳什即将为科学做出贡献的人们都没有遗弃他。使得他长期生活在美因著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里，对于精神病魔折磨而成了古怪幽灵的约翰•纳什投以巨大的热情和希望，尤其是其妻艾利西亚，这30年是多么地痛苦难熬。人们相信纳什有一天会重新回到科学的王国，回到数学这个能展现他的天才本领的领域，回到已经引起他浓烈兴趣的博弈论的研究。这一天终于在人们盼了很久之后终于来了。瑞典科学院1994年终于把这一年的经济学奖奖给了约翰•纳什以及另两名为博弈论做出巨大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哈尔桑尼、雷恩哈德•塞尔顿。亲人和普林斯顿，以及其妻的精心爱护，加上精心的医疗，颗颗“爱心”浇育了纳什这朵未盛开眼看就凋谢的花朵——使得纳什重返科学的春天。这是一个令纳什和其爱妻艾利西亚，以及所有关心纳什的同事和朋友激动的消息，同时，也确定了一直被人们忽视的博弈论在整个经济学界的位置。

　　纳什像许多天才一样，从小就是一个怪僻的孩子，即使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读书的三年中，他一天也没有安分过，很少去听课，整天从口中吹着巴赫和莫扎特的曲子。或者一个人躺在图书馆的桌子底下，静静地异想天开。甚至连普林斯顿大学“塔克兵团”的学术总教头、其导师塔克先生也稍有忽视，从没有让他有机会指导过他的论文，更不要说数学系系主任现代数学的代表人物亚丁，这位先生曾想和这位天才学生好好地交谈一次，可是谈过的结果却对这个学生的印象是：有失礼节，不学无术，而且觉得他连这个学期的综合考试也不能通过。关于考虑授予奖赏金的事，更是无从谈起。在读书期间，纳什交的朋友出奇的少。虽为同窗，即后来成为人工智能的著名科学家夏普利，也只是有一年多的友谊。他实在太喜欢独来独往，这必然会遭受许多人的不满和非议。在许多人心目中，他只是一个学术无术的古怪的人，也许在天才和白痴之间他就是一个白痴。

　　如果我们用“私人生活”的眼光而脱离“公共事务”中作为科学界和知识界中出现的纳什，那么勿庸置疑，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伪君子。是一个值得我们讨伐而谩骂的这么一个天才式的白痴。他第一次同护士埃莉娜的恋情，在维持了三年感情之后，丝毫不顾忌他心爱的人的感受，从而又与他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学生埃利西亚相爱。（也许“世俗”的他永远不能让埃莉娜成为他的妻子，她的贫穷的家庭背景，还有与他不相称的学历和生活品位都不能成就他们的婚姻。也许他需要一个全身心爱他，但她有着同样的知识背景和高贵出身的女性出现。人是多么的矛盾啊，人性在世俗的尘世面前又是那么脆弱！我们怎么去品评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呢？行文至此，我不得不陷入人生叙述和表达的另一种尴尬之中。可是更难以让我无法回避和面对的私人生活化的情节还有他呈现的知识理性。）甚至是在与埃莉娜有了感情的结晶小约翰之后，他竟然不愿充当一个负有责任的父亲角色，拒绝付给她们生活艰难的母子俩的生活费用。他的淡漠的感情使得母子俩彼此分离而不能相聚，因为，她实没有能力去承担自己孩子的生活费用而迫使她最终将儿子送去了孤独院。这难道是天才吗，天才就可以不必承担人性最基本的道德和责任准则吗。这分明又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自私的人啊。

　　当我们面对人类做出巨大科学贡献的许多杰出人才时，我们的评判标准不得不陷入批评功能的另一种叙述的尴尬之中。可是，善良的人们往往对于自己敬爱的天才表现的热情与期望却是另一种的大度与宽容。埃莉娜没有因为她的被遗弃而恶意去功击曾经爱他的人，他的妻子在他患重病的期间也没有忘记照顾他的生活。（也许许多天才从来没有正常地去面对过常人的感情……牛顿一生没有结过婚，莫扎特小气而自私。）正是有许多人透过世俗的眼光，长久的深信与支持成就了纳什这么一个伟大的天才，使得纳什复出时的刺激和兴奋带给了经济学与政治学，带给了科学以新鲜的血液。事后看来，当年被看成全美最年轻有为、最有前途的科学家之一的纳什最终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这就是博弈论的思想终于确定了其经济学思想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纳什将博弈论思想中的“囚徒困境”思想深化而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这样，在数学家看来（他本身就是一个纯粹数学家）简单的方法，多年后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重要变革。1994年美国政府向商业用户出售大部分电磁波频段的“历来最伟大的拍卖”，为美国政府收了100多个亿，从而生动地显示了博弈论的经济价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场类似的拍卖在新西兰由于没有较好地运用博弈论，结果却成了一场灾难，政府只得了预计收入的15％，而且波长也没有能有效地配置。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一个学生只用了1元钱就买下了一个电视台的牌照！这就是理论的价值。

　　当然，对于纳什的生活个性和他的博弈论“纳什均衡”思想也不是三言二语就能说清楚的。有人曾这样比喻到，“如果要探究一座山，别人通常在这座山上寻找攀登的道路，但是纳什却不是这样，他另辟蹊径，干脆另外一座山，到了山顶再用探照灯照射原来这座山。” 也许正是他古怪不近人情的思维方式成就了伟大的天才者——纳什，同时，也是天才个性的纳什所呈现给我们的珍贵的思想资源。可是他的一生的贡献如果离开了人们的爱护，那纳什也许是另外一个纳什了。尤其是他的爱妻在他即使要求离婚之后，也始终如一地照顾这位在精神无法控制下胡言乱语的伟大天才——他一生中的这30年，去像许多有眼识的人们一样去迫切地等待他的精神的世界杯和病情的康复。这一等，就是30年，她放弃了工作，放弃了许多的本该她应该拥有的一切：宁静、幸福……因为她同许多人一样认为他绝非一般的人物。

　　是什么确立了博弈论思想的被学界的广泛认可，是什么成就了纳什？我们一定会忘记不了他的爱妻埃利西亚，他的导师塔克、以及为了他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四处奔走的许多瑞典科学院的经济学家们，等等，正是因为他们基于对科学和真理的热爱而毫无所求的努力去做着一切。与其说，是对于纳什的同情和爱心，勿宁说是对于科学的热情和坚守。当我要结束这篇文章时，一个巨大的人生悖论存在于面前，对待一个天才的人或者说对于我们生活的现实中一个有悖于“常论”的人（我们习惯于称他们为有个性的人），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存在都不能将两者轻易地划上等号。当他关涉科学和真理，或者关涉正确的信念时，我们也许只有毫无保留地，毫无成见地去爱他们，去珍惜他们，这也许才是人类自身不会作茧自缚的前提！

　　这也许是我写这篇短文的意义所在！

　　①《爱心爱护天才――博弈论大师纳什的故事》，王则柯、王尔山编写，三联书店2000年版。

　　 2002，6

　　 “沉默”时代的“我们”

　　 ——读王晓明先生《后一种可能》①

　　 董常跑

　　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好，“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如果说“我们”默然（沉默）是一种不到位的“表征”的话，那我们任可继续这样下去。当一切的表演、喧哗尽了之后，我们为坚守住心的一块净地而欣慰。我们宁可对哪些努力说话的年轻的人们投以一种敬意。这是我们年轻的一代的虚弱，也是我们的无奈。

　　素有中国知识界权威和晴雨表的《读书》发表《后一种可能》后，香港学者雷启立致信王晓明先生说，“我知道你的文章是在借对‘后一种可能’的描述来批评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而宽恕前一种可能。我对你批评‘后一种可能’没有意见，问题在谈‘前一种可能’上。你在为那些‘规规矩矩，神情漠然’的‘乖孩子’着急，打不能打，骂不能骂的，几乎不知道说什么好，文字之间奔跃出你对他们的可怜甚至悲悯。所以你强调批判‘后一种可能’，以表示对‘前一种可能’的学生的宽恕。但这是有问题的。我看到你的‘宽恕’里有鄙夷，有精英知识分子看愚盲者的那种‘哀其不幸’的眼光。而事实上，你恐怕并不真正了解那些‘乖孩子’，所以你只能讨论‘可能’。那些‘乖孩子’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他们如何思考，他们中的哪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思考，你（包括我们很多人）没有进入他们之中，不知道。退一步说，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不是现在，将来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承担起他们应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的。进入的方式不一样。”（转引之雷启立与王晓明的通信，转自《文化研究》网站）作为青年的我们，或者作为大学主体的我基本认同雷先生的观点，这也是我最近与《大学时代》的编辑讨论的一个话题。当一切责难（我并非指王晓明先生的《后一种可能》）毫无原则地推向这个抽象的语词“大学生”时，他们潜在的意识中的那种“精英”意识或者是以一种“养尊处优”的姿态说话，说白了，就是有钱人或者权势者的心态无不在挖苦和揶揄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可能我太敏感了，也太脆弱了。总而言之，前一些时间网上对于大学生的人生的道德观和功利主义的大学生活与无理想的生存的忧虑和批判。可是，又有谁关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正如，众多的道德家和媒体在“意淫”和“奸污”武汉的女“大学生”们一样。她们爱慕虚荣。但是又有谁去关心他们为什么会热衷这样的人生选择呢？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也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别用你们哪种人生取向和生活形式去妄自猜测我们的想法。一句话，“我们”对这种说教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你们”（践行了吗？）“潜移默化”式的对于我们的感染，沉默式的。不是“摇旗呐喊”式的。“我们”真的厌倦了。这也是我们要提防的和警惕的。这是一个没有导师的时代，我们不敢相信谁讲的话是真的，谁做出的文字是心灵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成熟的标志。“我们”更喜欢用心灵的，“沉默”的形式去探究和抗衡这个一直和终究要变的“世界”。但愿世风在变。不是腐蚀，而是催生；不是希望，而是虚妄；不是真，而是假。当一切成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想表达和所能表达的，“我们”对这个世界并无所求，所以我们要活出“真实”，活出“理想”，当然还有“普通”和“平凡”。

　　对于“大学生”的态度，“我赞成疏通联系的说法，这更靠近我说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沟通点的意思。”（摘自《文化研究》网站的一个网友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大学生”或者怎么样对等自身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和滞后的观点去打量“他们”。承认他们的情感价值的新的体验方式的动向（包括性爱观，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今天读书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喜欢思考，我为什么不用思考？）很多人往往将我们今天话语的沦丧与堕落和不可言语，归结于是“体制”或者话语的“同一性”，其实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已经默认了一种假设，我们怎么可能再去推翻这种无法确认或者本身就是伪的东西呢。从话语上进行解构的前提就是去“话语中心”的蔽，一次彻底地与现行话语的“裂变”。让语言本身存在“异延”。所以，一系列声讨“大学生事件”只是一个契机，促成我们对于语言和话语形态的本身思考。“大学生事件与后现代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就不得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身，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心？

　　我们为什么“沉默”，也在于这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和存活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像你身边的同学一样，你们以“精英”的意识看待他们也许并没有错，如果说，拒他们于你们之外，或者说将他们抛向一个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平台上，那么“对话”就丧失了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学生们本来可以安心坐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课，作笔记，和每一位老师一起去探讨生活中有意义的形式，可是因为太多的绝望，让你们常常惊怕你们自己的童稚。其实，即使他们都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公务员”这样目前看来的挺有前途的职业，他们并没有错。关键就是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选择之后，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尽责于自己的人生岗位，就像“为人师”一样，他们是否忠实于“传道、授业、解惑”？就像我，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去选择这样纯粹地“以政治为业”。至少，在骨子眼里，我是和这样的“岗位”不可兼容的，就像王晓明先生在胡河清离去的文本《灵地里的缅想》所记载的一样，“他太缺少苟活的因子”。七、八年前，读到这样的文字第一次懂得“沉默”和当一个生命体想体面地而不失真、失尊严地活下去，在漫长的人生中并非易事。于是，在人生的问题上我们将尽量和尽力。同许多“仁”者与“贤”者一样，我觉得大学这个“平台”是知识分子最好阐述自己的人生信念的阵地。当社会这个大染缸都像今天的“夜”一样，或者我们基于这们的假设，作为大学的主体——“大学生”都“失真”之后，我常常想一切的“启蒙”与“催生”都将成为一种不可能。我听过很多老师的课，扬明先生、陈思和先生、钱理群先生等等，他们的人格的魅力与豁达成为我不可企及的“师者”之思。之所以定位于“大学老师”这个岗位，至少我想尽力，当然与这些“贤师”的恩泽与影响分不开的。也许在知识的修养和人格的成形这些层面与“贤师”离得太远。但是我深深明悉“不学诗，无以言”、“士志于道”这两个不同层面上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信条，所以我尽力，尽力。和自己曾教过的学生一起尽力。一起在人生的路上寻找可以努力和正在打动我们的东西。

　　“大学老师”这是个职业问题，用学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话语也即“岗位问题”。我们要明白“岗位意识”对于我们生存除了没有特别“显贵”的意义，也需要尽量把我们拉回到与学生平等的“民间”的立场上来。第一，懂得爱护和尊重学生，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因为职位和角色的不同而产生人格上的错位，因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在一个没有导师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呵护，需要向导。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既是一个成功的大学老师，也是一个让我们时常触摸到精神家园的一丝温暖的一个精神型导师，这样的导师我希望在每一个大学校园里都会出现。因为有了他们，就可能把一批年轻人团结起来，同一种所谓的体制作一种抗争，让学界响彻我们所欲言说的声音。第二，把自己认为是“真”（真实、真话、真理）的东西告诉学生，这一点有时候很难，它有时候受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有时候受大学老师本人人格上的障碍和束缚。很明显，一个年轻的大学老师首先自己树立的是一种正确的真理观，一种有着个人魅力的亲切感，一种真诚的学术和为人品格。谁会相信一个自己不勤奋、甚至有时候表现出较为卑劣人格的大学老师可能会吸引和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大学生呢？

　　这两年我常和我的几个美国朋友在一起，他们中有二十初出头的，中年的，还有六十初的，他们来到中国似乎有着不同的目标。他们在中国大学任教、游玩、传教。他们以自己喜好形式去消耗自己的生命。看到他们在课堂上如此的投入，把自己辛苦的薪水捐献给山里的孩子（以一种民间的形式），娶一个中国太太……以我一个俗人的心态，我常常无法解开心头的这个结，一个异域的人对于中国投入了如此多的热情？“enjoy it！”再简单不过的回答了。在交流中无不感觉到他们的生命状态的自由与率真。我常常私下与自己身边的朋友说，他们在经济上很富有，要是一个中国人想这样任性地做同样的事，绝对不行。但是，看到他们简朴与节俭的生活，又似乎感受到另外一种属于“真”的东西。源于他们对于生命的“思”和对于个体生命的坚贞与执着。显然，他们对于“个体自由”和人生的价值的认同无不有助于我们进行另一个层面和另一个维度上的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探求。

　　事实上，这是个价值“多元”和“已经觉醒了”的时代，我们最重要的，是认可他们，尊重他们，而不是轻易地排斥和非难。如果，我们实在还是想不通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我们宁可选择“沉默”。千万不能把大学教师自己扮成和误以为自己是“神坛”上的人，而俯瞰和脚底和眼前的一切。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是一种人生有意和无意的、而且有效的人生方式。我敢说，其实在每一个个体心灵的深处，都是向善（goodness）和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追求的，可是，有一天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开始变得谨慎，和重新定位，甚至虚弱。如果想从他们身上唤醒一种睡着了的东西——一些闪光的，重建信心的。事实上要做的事太多太多。尽量给他们自由吧。多给他们一些自由吧。不要在他们身上肩负太多的和本没有意义的游戏规则，难道人生不就是一场“游戏”（play）和博弈吗？

　　如果说读中文系在于培养践行的“理念人”的话，那么大学的可能与意义在于培养“独立之人格，思想之自由”的知识分子——一种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又近于中心的“边缘”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意味着批判。学界近些年也纷纷提倡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它的意义也正在于脱离主流的意识形态控制，进行独立地思考和对人性和人格的践行。大学的功能似乎在现代社会式微。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既扮演了社会良心的角色，也能充当统治意识形态的监守人和统治权利的帮凶。”但是，我同时也稍感不安的和特别需要言明的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以对强权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技能不过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多种多样的生存手段的一种，并不具有特别尊贵的意义。”这样，知识分子在大学功能的实现上，首先是一种岗位意识形象的体现；其次，尽量走向民间。惟其如此，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型的大学”，注重的往往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但它们忽略了“人文的精神”（1994年由上海学者王晓明、陈思和等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是继“五四”思想启蒙传统断裂后的再一次人的精神的觉醒与对人自身的忏悔与内省。他又是“八九”思潮另一个余波）的探讨和重建。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不是“知识”与“精神”对立的、紧张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亦此亦彼”的关系。我们因为过分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特征和功用主义，而忽略了人除了“经世致用”之外，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在自我层面上与“精神世界”的对话。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精神也能构成知识的理性”原则，作为潜意识的精神表达，从而知识与“精神”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在这里，我要言说的我们“重知识、轻人文”的传统。对于文科学生而言，“人文”的东西就是我们平时“安身立命”根基、“待人接物”方式，也许很多的学生都明白这样的处理，可是当他们一旦走进真实的生活中，便失去了“思想的指导”（它不是马列的，更不是道德说教的，我习惯于将这个时代称为“没有导师的时代”）、与更高层次的精神对话（甚至是与上帝的对话）。这样，我们才懂得“知识是为人的”，人们对于“克隆”、高尖端“核武器”的也就不会产生生存上的恐惧了。十九世纪初，西方“存在主义”的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表述的就是这种人对于自身生存上的“恐惧”和“荒诞”性，于是就有了萨特《苍蝇》、卡夫卡《变形记》、契诃夫的《套中人》的小说。可是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知识”在哪里，熟悉或者能诵读、或者知道所谓的文学史常识就是知识吗？我们说可以算是。可是在现实的境遇中谁敢说“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就是知识呢？我们常常问自己的，这些有什么用，也就是说，又回到中文系的学生在“大学而为”的设问上来了？的确，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讲台上不乏博学而有个人魅力的知识型老师，可是我们学生有时候会在心理产生一种与其抵抗的情绪，常常不能从心理深处产生对他们知识上的依赖和知识上的亲和感。作为“以学术志业”的大学老师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番我们境遇呢？

　　我们需要“提升”，不是被动的，而是来自于我们心灵的威慑之后的一种主动的姿态和承诺，对于我们心灵负责的；更不是来自说教的。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无论我们将来何去何从。好的东西将伴随我们一生。我们愿意对自己的“游戏”规则承担起责任。

　　① 王晓明：《后一种可能》，载《读书》2003年第5期

　　 2003，6

　　《后现代叙事》后 记

　　 尼采说，“自杀”是人生的最高艺术。在整理这近十年的诗歌中，我吃惊地发现在“中师”阶段的诗歌写作中，产生了那么多“自杀”的念头，仿佛日日夜夜的状态如“飞娥扑火”般“壮美”。这样的审美取向，一直到我试图作一种古典抒情的大学阶段的《夜晚三题》的写作中，也仍有呈现。可以说，这种壮烈的审美精神在支持着我早期和现在的诗歌写作的精神图景。

　　我感谢在高邮师范读书时如亲人般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我编辑与诗歌般的人生成长的《浅草》文学报上，提供了种种方便。我一个人整天恍惚着“痴人说语”后，我可爱的同学，在我遏制不住自己如暴雨般飞溅的灵感时，他们一次次抄着黑板上我写下的灰涩诗句，使得今天我很多的诗歌得以存留下来。对于诗或文学的痴迷，使得我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患了诗歌“综合症”。这样紧张的生命状态到了我被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保送到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就读中文系时，才得到了一种改观，在很多人眼里，我把握了一根获得很好的人生的稻草。大学，是人生很好的“转型”期，也是很好的让思想成长的必经阶段。我也从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转变成一个开始有点批判锋芒的“大学愤青”（Nothing, if no critic）。事实上，从这个时候，我还在做文学社长，并从事各种文学写作。非常感谢我的大学，那种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氛围也迫使我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陈寅恪）的学术上试图作出一种新的人生努力。显然，这个时候，我的诗歌写作并不是很多。在更多更理性的阅读中，我不断提高自己在不多诗歌写作中的文化力度和知性内涵。我非常幸运的碰到我生命中的几个挚友。我们离开校园后，文学院的许多后来的师弟师妹们戏称为“三剑客”（其它两位：李清宇君，现在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门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沈李平君，现在就职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成为一名准法官。）后来，加上后来遇到同中文系的费文明君（现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系研究生），四个人走在一起时，又被人称为“四人帮”。当然，维系我们之间友情的，不仅仅是诗歌，还有美丽的书法和他们主持上的独特魅力。除我之外，他们三人都可以称为“书法家”；三人均多次做过学校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费君的用钢琴弹奏的贝多芬的《生命交响曲》与他电脑技术一样的在同学中顶顶有名。李君象鲁迅，而他的歌唱得并不比窦唯逊色（她后来的女友与王菲特像）；沈君象沈从文，完全是一副旧式文人。他们的较好的艺术潜质影响了我这个从小生活在乡村里的孩子。我得恩泽于他们：音乐、书法等艺术的鉴赏能力、李君的理性、沈君的善良的文人品格，（我们曾经在桂林阳朔的一次旅行中，沈君亲手从一个猎人的手中用钱买了一只天上飞翔的小鸟，并将其放飞于漓江烟波光影之上。）他们都给了我最初的作为诗人对于生活唯真、唯美的爱和纯真注视。因为我们住一个屋子608的原因，后来有很多朋友将其称之为扬大校园里的“608精神”：对于文学与生活自身的热爱。

　　这种精神是校园文化上是幸事的同时，也是一种“宿命”。大学上因为对于精神世界的迷狂与执着，让我多少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最常吟诵自己的诗句，“从纯粹的天空中，飞翔/落下，鲜红了绿色的大地”（《离开人世间》）那时，我住在六楼上。多年之后，我健康的生活着，不能不算是上帝的精致安排。这么多年来，兄弟们都散落在大半个中国。三年后的某时，沈君“故地（608）重游”，拍了很多有关她“608”的图片。美，多少有些让人缅怀。同时他还告诉大家另一件蹊跷的事：在我们毕业之后，有一天一个小偷偷进“608”（我们以前就住的寝室），抱走了一台电脑后，莫名其秒地从后窗外的“天空”中摔落下去。当时听了之后，十分感慨。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命运的“奇诡”在里面。

　　于我而言，大学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道路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我感谢扬州大学老图书馆为我提供了最初的生命与精神资源。与其说，这些离“诗”很远，不如说正是这些在挽救着自己的“诗性”与为人的“赤子这心”。最高的学术追求是一种“诗”的境界。而生命的本真状态（李贽称为“纯假纯真”）就是“诗”（克罗齐），“人的天性就是诗人”。当然，也不得不提起人生的憾事：我为了“考研”、“读研”而中断了近五年的诗歌（文学）写作。现实境遇中的“生存之艰辛”，足以不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向诗靠近。始终游离于一种疏远与边缘化的写作和思考状态中。现在想来，生活逆境，恰恰相反地保护了我们自身对于生活的最初批判和感受能力。这就是我后来思想写作中的“贫困”之际的思想资源。“不平则鸣”，“穷尔后工”，帮助了我，即使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我也仍然保持着自身作为“底层”最深切地对于生命底层体验自身的关怀。当然作为“大众”的“我”，还会因为缺少警惕成为流行文化快餐或者话语的奴隶。这一切之“害”都来自“言语”自身。所以“游戏”的话语策略成为我作为反思自身的一把钥匙，不得不与过去说“白白”。在我眼里，“诗歌是一种内心与过去的绝裂，通过言语/去进行身体的暴动/和对传统颠覆的形式。惟有这样，/可能对于那些不像诗的诗作一种注解” （《诗可以志》）但是，“它没有中心，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承诺/后现代叙事，反着中心，剥离权威的花皮//宁信诗，则不如无诗/诗，最初的表达中埋藏着迷人的毒药/医治后人的灵魂，也在谋杀世上不多的良知”（《诗无定解》）。我将“解构”的大刀向生活自身和“中心”、“权威”的话语砍去。这些思想显然是我近五年来，研究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一种“附件”。或者说因为研究自身，让我掘了我思想成长和学术道路中的第一桐“金”。“言语”在德里达看来，就是“柏拉图的药”。当然，现今的创作取向，在艺术的探索和价值的维度上可能要比起早期的诗歌写作成熟和深刻一些。

　　而今，收入到《后现代叙事》这本诗集里的这些作为“延异”（德里达语）的文字，是我从中师到大学再到研究生读书后三个不同阶段写的一些诗，当然，在编辑这个关于“解构”思想作为我切入生活的一种姿态和“新的思维”诞生的标志时，我对过去的一些诗在整体风格上也作了技术性和思想性的双重处理，让这些“诗”尽量与我表达的“延异”思想靠近。断断续续写了十二年的诗，但对于“诗”本身而言，我是个诗歌的外行，或者说，谁也说不清楚“诗是什么”。在我看来，诗作为一种民主，“一种建制”和积极介入生活的方式，的确让我在“娱戏”我手中的“方块汉字”时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又与“断裂”的疼痛纠缠在一起。早期的诗歌写作中，我追求一种壮美的情怀，并在它的推动中完成心灵的“焚烧”。由此，我在编辑旧作和近期的诗时，我有意识地对历史、记忆、文化、知识、人类等等，这些大词作了一些“图解”。我一直认为，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一种权力话语的压迫，所以我想走出来，将对汉字的“痛”写出来，所以我要焚烧，要开始“旅游和戏弄”，要不断地“胡说八道”，将诗看作一种“文学的建制”，一种诉求“民，或者主”的方式，甚至关于“民，或者运”的一种方式，去向“文学体制”自身开炮，或者向未来“叩头”。用这种方式，完成我的人格，或者说是诗的成立的一种对“后现代”时代建制精神的召唤。如果别人能从诗里读出，那是“诗之幸事”了。这也是之所以，将我的诗集定名为《后现代叙事》，在诗集名字上加了一条粗而暴力的“删除线”，它的意图也正在于，我现今的价值观是“重构”之后的“建构”。“文学作为一种体制”（德里达）而存在的，“诗”具有诸如孔子年说的“兴、观、群、怨”之社会功能，也即德里达的“延异”和“解构”思想。

　　我感谢生命中又一次“转型”：成为一名“准大学老师”，在大学课堂继续讲授“诗歌”。在广西民族大学中文学院这个大家庭里，我无数次在背后落下感动的泪水。领导们对于“我们”的无私的关爱之心，以及同事们广博的学识与“以学术为志业”（马克思•韦伯）的淡泊、敬业精神，多少催生了我对于诗意人生表达中的一种最切实的体悟与认同。我的美国老师Sharkey先生和太太，给我带来了上帝的“仁爱”、“慈详”与“谦卑”。所以这本诗集，正是一种感恩的心情下，编辑而成的。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体肤和健康朴素的生命信念。感谢我任教的大学，他们给了我宽松自由写作的书写与抒情姿态。感谢我所教过的学生，他们让我保持对于生命那种新奇与向上的动力和信心。生活在相思湖畔，也多少让我在近阶段的诗歌写作中沾上了她的灵气。

　　南国的春天总是来得很快。春意已经盎然于绿城大地。

　　俄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车尔列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生活无论是多么艰难，它毕竟是生活，真实的生活，而且是我们所热爱过的生活”。在这个忙碌而幸福的人生世间，我们有责任去践行或者试图作出另一种努力，也即尼采讲过的另一句话：“人生的意义正在于创造意义”。编完这个诗歌集子，不知道是忧伤，还是象征着人生的一个新的征程。

　　“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董常跑

　　2005年2月23日，南国相思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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