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新作《国破山河在》在七七之前出版了(转载)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保利大厦做侍应生。自此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住在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养成对文史的爱好，现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曾出版过《中国厨子》、《嫁给太监》、《梦里关山走遍》、《北京段子》等书。其新浪博客（年度新浪最佳写作博客。

　　 在外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国破山河在》一书以全新的视角，从日本的资料中挖掘出大量不为国内所知的抗日史实。中国的抗战，以最简陋的武器对抗凶残而装备精良的侵略军，很多时候战至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众多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反而因此湮没于血与火中。而在敌方的史料中，虽然纪录的目的不同，却也保存了许多中国人为国死难的可歌可泣的事例。作者辛勤梳理日方史料，和国内资料互为对证，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重现于我们眼前。萨苏文笔灵动诙谐，将这段沉重激昂的历史，鲜活形象地展现给读者。

　　目 录

　　序 1

　　高粱红了——关于书名的一些话 4

　　战役揭秘篇

　　血斗南苑——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3

　　猛龙过江——中国炮兵击伤日本亲王之战 24

　　晴天霹雳——震惊日军大本营的“上海号”事件 37

　　狼入太行——日寇“特别挺进杀人队”真容 47

　　亮剑冀东——敢打一联队关东军的八路 56

　　困城之谜——八路军围攻深泽之战 72

　　铁甲悲歌——追寻中国早期装甲部队在抗战中的影子 80

　　横刀出山——中日战车部队在缅甸的恶战 86

　　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 90

　　轻骑绝杀——鱼雷艇文天祥中队击沉日军鸥号炮舰纪实 107

　　雷震出云——记抗战中中国海军的一次英勇出击 112

　　我国我土——日军记载中的山东八路、鬼子和汉奸 117

　　九地伏兵——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 126

　　第一滴血——从日方史料还原平型关之战日军损失 132

　　七十万魂不还乡——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 147

　　白刃疑踪——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150

　　血肉惊雷——东北军和日军战车的一次殊死战斗 155

　　惊天一击——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 161

　　陆航之花——凋谢在西安城下 174

　　击落太阳——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 178

　　昔日重来——存于日本的老照片重现中国抗战 185

　　最后一战——从恶战到投降 195

　　人物轶事篇

　　气高骨硬——蒋百里将军侧记 207

　　闪击先驱——抗战中傅作义指挥的“闪电战” 213

　　铁骨丹心——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 217

　　血拼乌加河——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 226

　　傅部之虎——“急火星”孙岚峰 231

　　虎到绝路——吕公良将军之死 235

　　海水火焰——黑白汤恩伯 242

　　一二八空战轶事兼谈鲁迅先生的一点偏颇之处 253

　　林徽因的流星雨，一九三七 257

　　十九张老照片再现大帅张作霖之死 262

　　弃守锦州——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269

　　甲首三千——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 273

　　不怕吃败仗的大阪兵团——记日军中的另类第四师团 281

　　中了大彩的中将师团长 287

　　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 291

　　不吃猪肉的日本兵 293

　　日本兵与中国便衣 299

　　土八路的神秘武器 302

　　从日本老兵的作文到鬼护士 305

　　死在万家岭的日军大尉 308

　　复我故乡——抗战传奇英雄口述的收复平乡之战 311

　　后记 318

　　序

　　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几个月。但在我有记忆开始，上一辈人有关“东洋鬼子”、“矮东洋”、“东洋乌龟”的回忆就不绝于耳，日本兵如何烧镇上的房子，如何强暴“花姑娘”，“逃难”的日子如何艰难，当“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镇上不止一处“火烧白场”（被火焚毁的房屋废墟）有的依然荒废，有的已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盖，但老人们都能一一指认，哪一处是“长毛”（太平天国部队）烧的，哪一处是日本兵烧的。

　　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歌曲、小说、戏剧、电影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奇袭阳明堡、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颂》、《抗大校歌》，《鸡毛信》、《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持续不断地加深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记得1957年我刚随父母迁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国旗。据说，要不是政府防范在前，肯定会有爱国青年将它扯下。但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反对战争，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愿意与中国友好，现在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派作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每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活动，中国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支持更有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作文的试题就是《给日本朋友的 》。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修”的口号越叫越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成为头号敌人，对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岛”。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国家干部范围内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中学教师算是干部，也属观看范围。其中一次我正带学生在农村劳动，接到通知专程赶回上海看半夜一场。尽管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对第一次看到正面显示的日本军容还是十分震惊。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得到更全面的发表用更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也从中学教师成为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又成为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人员，因而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真相，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史迹考察。滇西抗战五十周年时，我去云南保山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后又考察了松山、龙陵、腾冲等战场遗址。当最后来到国殇墓园，面对数千为国献身的英魂时，我不能不感到惭愧和遗憾——为什么烈士们身后寂寞了那么长的时间？近年来，我读到的史料更多，对抗战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还只是某些片断，就是中国方面的记载也了解不多，何况还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国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证据，就是德国、美国、英国等外国经历者的记录。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研究员，发现图书馆中有不少战时的电影资料录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满映”（伪满洲国“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拍摄的新闻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才知道我从小就开始看的“新闻简报”原来是从“满映”学来的。这些新闻片自然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显示了一些事实，如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在爱国女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占领该校后，分别为“皇军”和“国军”阵亡者设了灵位，影片中出现了日本军人同时向两个灵位献花致敬的画面。东北的民众在日本和伪满的驱使下，加紧采煤，连妇女也在工厂参与装配飞机。汉奸政权组织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桥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溥仪访日时表面受到隆重欢迎，而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时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图书馆中还有大量相关史料，可惜因为我专业研究以外的时间太少，读日文的速度又太慢，无法涉猎。要是我以抗战史或近代中日关系为研究方向的话，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与中国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从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讲学期间去雾社参观，因为早就知道“雾社事件”或“雾社暴动”。回校后，与在该校任教的滨岛敦俊教授谈起，他却列举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观念，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求同存异。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前，原则性的是非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我读到萨苏先生的书稿时，立即决定要向读者推荐，因为此书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写这本书，萨苏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或听到抗战留下的人物或事件，不少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他供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却长期派驻日本，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并收集他感兴趣的资料。从已经收录入书稿的内容看就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的公开报道、内部报告、通讯、回忆、谈话、照片、地图、书影，据说其中不少是首次在中国发表，至少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们能读到这些文字，还得感谢他对资料的严格选择和客观分析。尽管他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方面并不亚于历史学者。

　　或许有人会担心，多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会使读者误解抗战历史，或者会在客观上减轻日本的侵略罪行。其实恰恰相反，事实越充分，结论越明确。双方的史料放在一起，即使相互矛盾，也比各说各的要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双方都有说服力。例如，对战争中双方的伤亡人数，作者既介绍了日方公开报道中的吹嘘，也公布了日本内部报道中承认的数字。又如，从日本方面的史料看，八路军的确曾击落一架日本侦察机，但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未见任何记载，显然当初就被忽略了。要不是作者的发掘，中国抗战史就缺少了这光辉的一页。

　　萨苏先生的文章也很有吸引力，语言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某些段落在专业人士看来或许稍显夸张，但作为普及性读物也无伤大雅。

　　我与萨苏先生素不相识，读到编辑发来的书稿才首次得知其人其文。因希望与更多读者分享，我乐意写下这些话作一介绍。未知萨苏先生以为然否？

　　 葛剑雄，2007年5月3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教授）

　　高粱红了——关于书名的一些话

　　 在《红高粱》中，有三段提到了同一首歌。第一次，是任副官训练余司令的乡兵。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下塾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土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第二次，是枪毙强奸民女玲子的军需处长，余司令的叔叔余大牙时。

　　 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汪里，野生着一枝绿荷，一枝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余大牙是强奸民女被枪毙的，但是，余大牙当然不是英雄，他是个普通的中国人罢了，甚至是中国人中属于“败类”的那一部分。而作者是这样写的：“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

　　 第三次，是余司令为叔出殡之后。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

　　 “国破山河在”语出杜甫的《春望》，语中充满对国家残破的悲愤，似乎没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样激昂。中国的抗战，更多的，是悲愤和牺牲，这是一场在绝望中的奋起抵抗。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有拿起枪来战斗。

　　 用“国破山河在”作为本书的书名，我的思路来自《血染的风采》一歌中的唱词：“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这本书，我的本意在于纪念在抗战中奋起抵抗，宁死不屈的中国军民，“山河”的含义，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这些不屈的中国军民，用自己的身躯融入了中国的山河，所以中国的山，中国的河，都被赋予了不屈的灵魂。敌强我弱，你可以打败我的政府，占领我的城市，但是，不肯屈服的中国人和亘古在此的山河是融为一体的，你永远无法征服。

　　 我以为，抗战中国的力量，不在枪炮，而在精神，而这种精神，来自于中国的山河，一如为了这种精神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最终又长眠于山河之间。起于尘土，归于尘土。

　　 再引申一点，抗战中的中国之所以不可征服，或许正是因为当时这片土地的主人之为中国人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格善于忍耐，后发制人，但骨子里的高傲和坚韧，又使他们能够在别人早已会屈服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下来。

　　 大刃无锋，我以为是中国人的国魂。

　　 在曾经的文章中，我将海外的中国人比作野草，曾有朋友感到愤怒，责问我中国人为什么是野草，你是不是要侮辱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乔木，是青松！

　　 其实，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是一种貌似低微，但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你可以轻易地拔起一棵野草，斩断它，蹂躏它，但是，一旦放手，它又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哪怕是烈火，也无法征服这种看似柔弱的植物。一棵野草毫不起眼，但当你站在呼伦贝尔的高原上放眼望去，那一棵棵野草联成的覆盖天地之间草原，其雄伟和壮观，只有让你感到自己的渺小。

　　 一如南苑之战中那些没有留下姓名，却在十个换一个的白刃战中猛扑上去的学生兵。

　　 一如扛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就背井离乡走向天涯，最终却形成了世界各大公司技术部门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军团”的中国工程师们。

　　 一如今天吃着最便宜的盒饭，干着最艰苦的劳作，还要寄钱回家的民工们。

　　 你说民工和工程师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可不是为了这个国。国家国家，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和家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都蕴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期待，一个个中国人的家，就构成了这个被叫做“中国”的国。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1937年，一个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放下手中的锄头，铅笔，用最简陋的武器，迎着意图灭亡自己家国的侵略军，沉默，但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自己家园的前面。

　　 中国人在抵抗，在黄河两岸，在大江南北，在大山之巅，在大河之间，中国的山河，就是这样不可征服，一直坚持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他们就像野草，即便凶残的敌人是烈火。

　　 国破，山河在。

　　 写完看看，有点儿悲了，其实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这样灰色，也许是对于先人的感怀，使这篇文字带了太多的悲情，那么，我就在文章的最后，放一段中国远征军血战异域时高唱的战歌吧，虽在艰难时刻，犹显大国气概。

　　君不见 汉终军 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 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 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 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 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 净胡尘 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 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 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 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 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 蔽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 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 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 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 闾里欢腾骄红颜

　　国史明标第一功 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 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血斗南苑——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一

　　1937年7月28日，从长辛店通往卢沟桥方向的路上，29军219团在行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反攻卢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219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卢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219团和卢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29军的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219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

　　大势已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29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率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轻敌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旅团级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29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朝日新闻《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读抗战史，曾经对七七事变前后29军的抗战有两个误解。第一，对7月29日29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吗？不免怀疑29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卢沟桥在北京的北面——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卢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29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29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20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日军最终攻占宛平城，此时已经是7月29日，迫使宛平守军放弃阵地的原因，也是南苑的失守。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作“土皇帝” ，条件自然是做日本人的傀儡了。四面无路的29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分归队，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29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根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7月8日早晨5点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0点20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29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到了北京的南方。

　　实际上，当时29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29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29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有密切关系。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乐陵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他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29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20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29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29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苑——战前29军军部机关的所在地。

　　二

　　南苑，在北平正南，是29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开锁的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所以，卢沟桥失守后29军并不十分惊慌，依然有何基沣旅反击的后手。因为即便丢了宛平，只要南苑这个门枢还在，29军依然有可能看住自己的南大门，也就是说，依然有和日军继续周旋的本钱。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日军在北平东南西南的部队打成一片，北平便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了。

　　所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将主力整整一个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都用来攻打南苑。

　　从中日双方的纪录来看，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日军进攻南苑之前，曾经给第29军预先通了气。

　　日方当时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香月清司授意属下便装到和29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所谓兵贵神速，兵行诡道，怎么会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这在战争中实在是令人费解的行为。

　　但是，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是体现了香月清司是一名“中国通”的地方。

　　香月清司作出这个决定，首先，是他认为南苑之战没有悬念，如果打，日军会以轻微代价拿下这一要地。因此，让29军知道他要攻打南苑，对日军整个行动并没有多大风险。

　　他有如此把握，和29军军长宋哲元这一阶段的表现大有关系。

　　七七事变后的两三个星期里，虽然29军与日军战斗不断，宋哲元却始终忙于“政治解决”，军事布防上毫无变化，更无主动部署。战场上和日军对抗的，仅仅是一个37师，另外三个师按兵不动，三叉戟根本就没有舞起来。宋哲元的想法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妥协，但是不能交出宛平。日军威胁宛平他是要打的，而且37师一直打得不错。如果日军同意停战，可以把责任推到37师身上，用38师或者132师和37师换防，就可以达到不伤筋骨保住地盘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宋用心良苦，一方面和日军不断交涉，达成一个一个停火协定，又一个一个被日军用枪炮推翻（日军则说统统是中国军队挑衅造成的……那宋哲元忙着搞这些协定干什么？）。另一方面，对来挑衅的日军，29军又坚决还击，决不让日军占到大便宜。与此同时，谣言却漫天飞舞，不一而足。比如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比如37师和38师不和，想和日军开战的只有37师；比如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并不是29军打的，而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干的。同时，他又阻止中央军北上参战……

　　一连串万花筒般的动作让人目眩神迷，搞不清这位军长心里到底是什么主意。

　　日军也派出代表虚与委蛇。这是穿中国服装的日军谈判人员，中间为特务机关长松井，右边为日军驻29军顾问樱井。这位樱井中佐有个特别的轶闻，七七事变后，他曾到宛平竭力劝吉星文部撤出，见29军毫不动摇，态度又变得出奇平和。宛平县长王冷斋觉得其中有诈，嘱咐金振中营长盯住他。果然，不一会儿樱井就试图溜走被捉，原来他已经和日军约好了进攻时间。等不到樱井的日军在炮口下劝降，金营长说我守土有责，早已决心与此城共存亡。日军说那樱井中佐呢？你把他交出来。金振中说：樱井先生是好朋友，也已经决心与此城共存亡……日军张口结舌，这次进攻只好泡汤。

　　宋哲元对日军的态度十分微妙，他是1933年长城抗战与日军死战杀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抗日精神，所以他和部下一样对日军有着深深的敌意，投降，他是不肯干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地盘和军队都是他的命根子。和日军火拼，会使他的军队伤筋动骨，与日军的实力差距，又会使他有很大可能丢掉华北的地盘。抗战当然是光荣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丢了地盘和部队，单光荣有什么用？九一八后依兰镇守使李杜是奋起抗日的，全国舆论皆呼英雄。结果呢？打到弹尽粮绝，仅剩一个勤务兵用爬犁将他送过黑龙江，回上海只能作个寓公，谁认得他李杜是谁？出于保地盘的心理，宋对日军百般妥协，竭力争取将七七事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才有这万花筒般的表演。

　　要说这样的表演一点用处没有也是不对的，至少，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田代皖一郎就被晃晕。这位中将本来年事已高，指挥作战力不从心，加上宋哲元这眼花缭乱的表演，实在让人琢磨不清，结果心力交瘁——心肌梗塞发作了，躺了三天后7月15日见天照大神去了。田代成了抗战开始之后死在中国的第一个日本将军，虽然不是打死的。香月清司就是接他的职务。

　　然而，宋哲元的表演，更大的受害者则是中国方面。

　　因为他没有弄明白，无论他怎样表现退让和无辜，日军早已决定痛击29军。在宋哲元忙于“政治解决”的时候，日军则在源源不断增兵和调整作战部署，到20日，其作战部队，已经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按在地上。其中，刘汝明的143师，遭到从长城外威逼的日军关东军东条纵队的威胁，动弹不得，张自忠38师后有海光寺窝着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前面和37师之间被廊坊的日军截断。北面，日军混成第1、第11旅团构成了巨大压力，而日军的主力，包括第20川岸师团和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则被香月集中起来作为机动兵团，专门准备从南面切断29军的退路。日军如此强硬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华北志在必得（1935年日军就曾策动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建立“华北国”运动，此后又大肆推动“华北五省自治”，其野心不言自明），另一方面是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手，如29军这样强硬的对手十分罕见，日军认为这是中国军方抗日情绪高涨的表现，必须予以猛烈打击，杀一儆百。特别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表示和平根本绝望，便只有抗战到底。同时下令中央军北上，更让日军感到如不加以阻止，就会进一步引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一定要予以扼杀。从全局角度认识这一点，作为地方军阀的宋哲元是远远没有这种战略眼光的。

　　于是，当香月清司即将以20师团为主力（还有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牟田口部）进攻南苑的时候，在他看来，南苑的守军根本不堪一击。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37师一部（这里本来是38师的防地，后转交37师）、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9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还没有发枪）。其中，特务旅所部和骑兵部队比较有战斗力。这之前，佟麟阁副军长也不断指挥骑兵和特务旅出击骚扰周围日军，颇有战绩（佟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骑手，很欣赏骑兵，而特务旅的装备在29军中首屈一指，一个班两挺捷克式机枪，两具掷弹筒）。日军进攻南苑前夕，原29军文书关经谦从北平到南苑送信，路上就看到被骑兵击毁的日军装甲车，当时还很激动（29军骑兵用什么武器打的日军装甲车，就不清楚了）。不过，这支部队总的来说兵员虽然不少，但番号混乱，非作战人员较多。与第20师团相比，无论装备、训练、人数上都不成比例。

　　所以，日军一方面公式化地向29军发了最后通牒（这种通牒多了，29军已经有点儿麻木），另一方面，又悄悄让人通知29军自己即将进攻南苑的消息。香月的看法是认为29军属于军阀部队，作为“中国通”，他知道军阀部队作战很少拼死力，多以“政治仗”敷衍了事以免损伤实力。得知日军兵力，中国军队大半会自动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取得这一要地，同时，给29军卖一个面子，为将来收服29军为己用打下伏笔。

　　根据双方材料推测，这个在日军和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

　　但是，香月这次的算盘有点儿没打对。29军得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决定放弃南苑。相反，看到日军部署的宋哲元，终于明白此战日军不可能让他像以前一样保留平津地盘，于是下定了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即刻部署对日军进行全面反攻，试图夺回战场的主动权。

　　其实，29军在7月下旬制定了一个反攻的计划，但一直被束之高阁。说实话，日军完成增兵计划后，此时反攻，29军已失先机。但是，宋哲元这个决定，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没有了地盘的29军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宋哲元有两个选择，要么和日军拼死一战，要么俯首称臣，在日方羽翼下未必不可以做第二个殷汝耕。

　　但是，宋哲元最终选择了一战。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宋哲元毕竟是一个爱国将领，另一方面，由七七事变在全国引发的抗战潮流，已经不容阻挡，这时屈服于日军，恐怕宋哲元连29军都会指挥不动！

　　可惜的是，这次反击，计划在8月1日发起，尚未完全展开，日军的攻击就已经率先打响，而攻击的要点，正是29军的要害——南苑。

　　当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的时候，南苑的守军，正是最薄弱的时候。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反攻时南苑的防御不足，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132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同时，鉴于37师战线太长，原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部队，调往北平方向以缩短37师的战线。不过，鉴于前几天双方的激战，29军方面认为日军还要休整四到五天才能真正发起进攻。

　　27日，赵登禹到达南苑，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132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而37师原驻防南苑的主力兵员已经离去。

　　正在此时，日军的攻击打响了。

　　第一个日军的打击目标，就是团河132师增援过来的两个团。这两个团，直接撞入了日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只身逃到南苑向赵登禹报告。

　　他们来增援的路线，兵力日军早已掌握。

　　出卖他们的，就是潘毓桂，潘在参加完29军的军事会议以后，把29军反攻和军事调动的全部计划都交给了日军。甚至潘毓桂还给日军出谋划策怎样打29军。

　　潘毓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在当时被视作极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还是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川口淑子）的义父，李香兰称他是非常和善的人。

　　他在1935年就和白坚武、石友三共同筹划了“华北国”，白、石都受到29军极严的监控，唯独他不但可以接触29军的机密，而且和日军打得火热也丝毫不受怀疑。甚至，他在战后受审的时候，还坚称是受宋哲元的派遣和日本人“周旋”，所谓出卖29军，是为了“和平”。

　　他居然还真的讲出了一番道理来。

　　三

　　台湾出版的《光复除奸录》一书中，记录了潘毓桂面对审判人员的自辩。潘果然是才子，在审判人员面前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毫无愧疚之色。他认为，自己做“汉奸”，是做得有立场的。

　　这立场就是自己将29军的作战计划交给日军，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指点日军进攻南苑时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兵团驻地，也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

　　在他说来，为宋哲元周旋于日军之前，是真心为华北谋一出路。潘称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29军和华北民众可以依靠的支柱，华北当时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战争，反而可以和平发展。他的理想是与日本合作，将华北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所以，他一直为此而奔走，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

　　他对29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能够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以使自己那个伟大的理想得以实现——所谓卖国，乃为了爱国是也。

　　插图中的潘，一袭淡色的长衫，潇洒自若，宛然一个大学教授。

　　而潘的一番说词，亦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有人写信给国民政府，称潘虽然误入歧途，但终是名流，本心可嘉，被捕后不卑不亢，大有“国士”之风，当恕而用之。

　　这些人都忘记了，由于潘的出卖，132师两团弟兄在团河的全军覆没，也都忘记了，南苑之战中惨死在日军刀下的学生兵们。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战斗一打响，其炮火就集中于南苑阵地南面的学兵团驻地。随后，日军突入中国军队的阵地中，残存的学兵们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佟麟阁率教导团赶来增援之前，几百名学兵死于此役，伤亡十倍于日军。

　　这些死在肉搏战中的学兵，都是北平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来投笔从戎的（学兵团的主官，也是原黄埔军校北平分校的学生）。当时中国有多少大学生，有多少中学生呢？宋哲元舍不得让他们当兵，所谓的学兵团，是想将他们培养成29军未来的地方干部。他们的驻地在南苑兵营的南部，也是日军攻击可能性最小的地方（佟赵匆忙的布防主要是向北，防止日军切断其与北平联络。）。当日军扑向南苑的时候，学生们领到枪才刚刚几个小时！

　　他们年轻，所以他们不懂国士的风度和深谋远虑，所以他们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十条中国大学生中学生的性命换一条日本兵的性命。

　　他们换了。

　　学兵团的白刃战详情已经不可考，只有两点值得记住。第一，他们虽然伤亡惨重，却没有后退，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少帅几十万大军从关外跑关内的日本兵，在他们的阵地上，没能打开缺口；第二，他们的牺牲只不过使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几个小时而已。

　　几个小时，几百条年轻的生命，十比一的代价，值得吗？

　　他们也都是才子，如果活下来，也许他们中会出新一代的鸳鸯蝴蝶派，或者成为梁思成、巴玉藻。

　　可是他们死在了南苑这块土地上，如同轻烟消逝，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区区600人而已，战死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也许，过些年，还会有人谈起潘毓桂，谈起他的诗，他的画，他照顾李香兰的无私父爱，甚至，他的伟大理想……

　　但是，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学生的名字——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

　　或许，还会有人争论他们姓共还是姓国。

　　写到这里，我想到的一句话，是在另一篇关于志愿军的文章中写过的——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墙上的几个字有什么可怕吗？为什么几十年后看到这张照片，还有一种肃然的感受？

　　事实上，潘毓桂对29军的叛卖，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赵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赵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的手里。这次的叛卖，直接导致了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的阵亡。

　　潘毓桂的这次叛卖，很容易看出和上次有着微妙的差别。如果说上一次他是为了“理想”，这一次，他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潘借此青云直上，此后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长，天津市市长。

　　潘因何要保护自己？这是因为日军攻占南苑的战斗，陷入了异乎寻常的苦战。

　　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首先发动进攻的并不是川岸师团，而是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此人后来升任中将职务，负责日军从缅甸对印度的进攻，在日军中被称作“猪突猛进”的蛮将）。27日深夜，在川岸师团40门重炮的掩护下，牟田口联队率先突击潘毓桂描述的守军软肋——南面的学兵团驻地。第一线的指挥官正是在卢沟桥挑衅的一木清直。

　　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座谈中，一木清直提到，他的部队冲向南苑守军阵地的时候，守军显然训练不佳，阻击的火力既不猛烈，也不准确。但是，日军却遭到了另一样兵器的打击。

　　四

　　南苑本质上是一个兵营，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轰然倒塌，守军的阵地，就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

　　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最后一瞬间遭到重大伤亡。

　　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极近的地方，日军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训练有素的日军虽然受到重创，依然嗥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上来的学兵团展开了肉搏，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的侦察，都未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一木清直在回忆中写道，他身边的炮兵协调员被炸昏了头，对着话筒大叫打近了，打近了……原来他把地雷的爆炸当成了自己的炮火，认为是日军炮兵打得太近了。

　　这种昏了头的事情比比皆是，加上学兵团宁死不退的抵抗，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时，指挥混乱的一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来。

　　也有人说一木清直对这段战斗的描写文过饰非，更大的可能是他在白刃战中被29军用最擅长的大刀夜战给砍了出来。29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每人一口厚背鬼头刀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包括学兵队都人手一口大刀。从此，一木到死都抱定了白刃战威力无边的观点，甚至率部下用刺刀拼美国坦克。由此来看，29军凶猛的冲杀可能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如何，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失败，日军记载时间是28日凌晨4点钟。

　　这一仗的时间一部分中方记载与日方略有不同，比如学兵团原北大学生王俊峰（从北平脱险后依然投身军旅，最后的职务是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回忆是早晨6点钟打的，但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王君奎（当时和同学刘国柱在帮助29军研制防毒面具）则回忆日军确在凌晨开始进攻。

　　关于这批日军始料不及的地雷，据29军的老人讲，有两个说法，一说这批地雷还是七七事变之前，佟麟阁带军官教育团进行演习时候埋下的，因为此后局势一日三变，也就没有来得及将其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了事，却不料有此收获。另一个说法是前一天晚上刚给学兵团发枪（有一部分学兵团，第三大队冯洪国——冯玉祥的儿子所部，七七事变以后就发了枪），学兵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听着枪声纷纷要求去团河增援。营中有个参谋是南京军校出来的高材生叫王汝厉，看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在阵地前埋地雷，免得他们自行出动。没想到第二天日军恰好选择这里突破。

　　随便抓个参谋就是军校高材生，29军好阔气。

　　但有时候太阔气了也不是好事。小小的南苑居然挤了一个副军长（佟麟阁）、两个师长（赵登禹、郑大章），还有好几个旅长，部队加上机关人员不到七千，番号却分属三师一旅的八个团（37师的两个团、132师一个团、军官教育团、教导旅两个团、骑三师一个团，还有学兵团。实际上37师的两个团是原来的守军，奉命和132师交接防务，这时在南苑其实只有团部，主力已经奉调北上。教导旅也有一部分离开了南苑，军部的机关人员倒很多。），互不统属。这个仗指挥起来不乱套才怪。

　　更乱套的是人事的安排。

　　27日，29军得到潘毓桂转来日军的通报后一面通电守土并要求中央军火速北上，一面急令南苑守军加强防御，132师师长赵登禹受命担任总指挥。赵的确是猛将，可是这位在喜峰口和日军拼过大刀的猛将刚到南苑还不到一天，无论对部队还是对布防情况，都来不及掌握。他的身边还有佟、郑两位更熟悉情况，而且级别不比他低的军官。29军是军阀部队，其他师旅的部队会不会听132师赵登禹师长的调度很成问题。

　　宋哲元的考虑是132师即将接防，接防后赵登禹是最合适的指挥人选。他没有想到潘毓桂向日军报告了29军的调动计划，日军发动袭击的时刻，正是南苑守军接防开始，尚未完成，最混乱软弱的时候。

　　此时赵登禹真正能调动的人马还是他132师的一个团而已。他所能做的，一个是给学兵团匆忙发枪准备战斗，一个是把自己这一个团带起来夜间向团河发起攻击，试图把被围的两个团接应出来，他自己也到团河前线指挥作战。但由于日军是有预谋的伏击，装备火力优势太大，团河的132师部队迅速覆没，赵登禹的支援部队也受到不小损失。天亮时，赵率部撤回南苑，立足未稳，即遭遇日军的第二波冲击。

　　事实上南苑之战中29军的部队，佟、赵、郑各部，彼此联络不畅，是在各自为战。29军的老人后来都承认南苑打得很“乱”。

　　虽然乱，但仗打得堪称顽强，29军有长城抗战的老传统，绝不缺乏抗日的勇气。

　　一木清直所部攻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其他日军的策应。从日军的部署看，这次攻击配合得不好。当时日军第20师团步兵主力还没有就位，一木清直的上司牟田口廉也可能是想抢在朝鲜来的20师团之前独立拿下南苑，以维护“华北驻屯军”的荣誉，才做出用一个大队的日军强攻的决定。而其他的日军没有接到命令，根本不知该如何配合，只能看着一木轰轰烈烈冲进去，再轰轰烈烈被赶了出来。

　　赶到前线指挥的川岸文三郎，因为没想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如此强烈而面目严峻。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8点，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这是一场那个时代标准的正规攻防战，所谓堂堂正正之师的打法。

　　日本方面的资料后来记叙，南苑之战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堪称教范。当然，以当时中国缺乏工业基础的国力而言，这个“教范”不可能是钢筋水泥，只是碉堡战壕而已。日军认为换了自己，也不能比29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但是南苑还是丢了，这除了国军指挥混乱、兵力不足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苑不过一个兵营，无险可守。南苑的失陷，表明了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面对优势火力和掌握制空权的日军，靠死守的办法，工事做得再好也难以支撑。在上海，中央军也吃到了同样的苦头。到了此后的南浔线、武汉战役时期，国军就聪明多了，懂得了依靠地形和日军周旋，以至冈村宁次发出了“敌非敌，山水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感叹。

　　清晨，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29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但是，南苑29军的工事，的确有独到之处。日军发现原来29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守军虽然番号驳杂但都是老兵，抵抗十分猛烈，日军寸步难进。这一仗29军装备的捷克ZB-26机枪大展神威，直到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作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百岁高龄的日本老兵回忆这一战，依然对捷克式机枪凶猛的火力记忆犹新。

　　因为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第20师团日军一度发动强攻。南苑，此后的通州之战，和随后一周的追击中，日军报道损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损失在南苑。而南苑之战中，日军损失最大的，就是这次进攻。

　　从抗战中的经验看，中日双方都是老兵、都使用轻武器的时候，双方战斗力相差并不大。比如一个四行仓库，日军屡次攻击都拿不下谢晋元的“八百壮士”（实际不足三百），就是因为四行仓库背靠租界，日军不敢动用重炮的原因。

　　据分析，也就是这次进攻中日军的损失，造成了潘毓桂对29军的第二次叛卖。

　　战斗进行到上午10点，日军司令部忽然得到一个“噩耗”。

　　随20师团前进拍摄战斗影片的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每日新闻》社华北特派员冈部孙四郎，在战斗中被29军击毙。

　　五

　　冈部孙四郎，战前就是日本知名战地记者，时年29岁，原《朝日新闻》驻汉城采访主任，7月中旬奉总社名以“华北特派员”的身份随第20师团到达北平前线采访。他能写文章，也能摄影，是《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多面手。南苑战斗之前两天，他在战斗的最前线所写新闻稿——《敌弹，在勇士们的头顶爆炸》一文，真切描写了29军炮火下的丰台日军伤员为了避免被俘试图用手枪自尽的场面，给日本国内民众极大的震撼。

　　这一次，冈部再次大胆地随第20师团冲锋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突入南苑。没想到的是，日军陷入意料之外的苦斗。冈部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述道：“敌人的伤亡显然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带伤站起来射击。”“敌我双方的炮声殷殷，我心中不禁想——这可能是‘北支事变’（日军对卢沟桥事变）以来最激烈的大战吧！”“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经有40人高贵地战死……”

　　文字到此结束，因为这路日军发现自己所处位置遭到两处中国军队阵地的交叉射击，开始后退躲避。撤退中，中国军队的一发机枪子弹命中了冈部的头部，这发盲贯的子弹，当时就要了他的性命。

　　冈部的尸体，这张照片被日军报道部注明不得发表，可看到照片上的红叉。

　　日军战后分析，冈部可能是此前摄影时就被中国军队的机枪手注意到了，认为他是日军的高级军官（当时日本记者的服装与士兵很难区分，头上也戴着日军的战斗帽），于是对他集中射击。

　　惊悉此信的川岸文三郎连忙命令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这可是日军在对华战争中死于前线的第一个记者，还一死就是名记，要是抢不回来尸首实在难以交待。

　　日军突然掉头抢尸的行动，让南苑守军更坚定地认为自己打掉了敌人一个大人物，但是不知生死，于是冒着炮火猛烈射击抢尸日军，以免冈部被“救走”。日军历尽艰险，才用一台大车将冈部的尸体载了出来。

　　冈部后来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非军人而在此被“供奉”的第一人。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 。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这一条是川岸看清了29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的弱点，决心充分扩大空中优势所能带来的战果。他的眼光极为毒辣，日军飞机没有遭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所以攻击极为肆无忌惮。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实际上，参加过南苑战斗的29军官兵的回忆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日军轰炸的惨烈后果。南苑守军基本没有防空经验，在这种只能挨打无法还击的情况下，军心迅速动摇，是南苑失守的重要原因。

　　图12

　　日军轰炸南苑的航空照片

　　而另一条，则是川岸注意到此时南苑守军已经遭到北、南、西三面围攻，他命令日军驻扎在通州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州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这路敌军有些画蛇添足，其实在南苑周围的日军，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已远远超过守军，完全没必要增加兵力。川岸只是因为初次和华北中国军队交手，不免小心过度才做出这条要求。在他们到达南苑之前，南苑的守军已经撤退了。

　　但是，这条命令却带来了两个意外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直接造成了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的阵亡。

　　这里面有一段战斗，中日双方记录不一。中方的资料显示，日军加强轰炸以后，曾经派出伞兵空降，占据南苑部分营房，里应外合，造成了南苑守军的极大混乱。据29军参战老兵袁鸣玉回忆，战斗打到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日军飞机在南苑上空放下空降兵。这样在南苑城墙内外，日军同时发动了进攻，守军因此大乱。

　　但是，日军的记录中，南苑之战并没有出动伞兵的内容。日军记载，他们第一次采用空降作战，是1942年在印尼的巴腊巴板，使用伞兵夺取该地的油田。七七事变期间，也确有一次动用空降部队的作战，但是并没有跳伞。当时另一名北方将领傅作义，眼看平津危急，挥师从绥远前来增援，试图切断日军关内关外联络。傅部挟百灵庙战役余威，很快攻克商都（全面抗战中收复的第一个县城），继续东进。为了阻止这支中国军队，日本关东军火速派出一支空降部队，乘坐“满洲航空”的民用飞机，落在傅作义后方建立据点。发现自己后方出现敌人的傅作义，因为敌情不明，只好收缩撤回绥远。这和南苑之战并无多大关系。

　　而且，中国方面也没人记得看到过日本伞兵的伞。

　　事实上，很可能是从守军的缝隙中钻入南苑内部开花的日军步兵突击队而已。

　　以当时的布防而言这完全可能。前面说了，29军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尽管日军方面强调守军的阵地坚固，但颇有29军旧人回忆南苑战斗时并没有什么工事可以依托。南苑作为29军军部所在地，七七事变又已经过了三个星期，若是守军连工事都不做未免太不正常。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南苑混乱的布防状况使部分部队未能充分利用既有工事。

　　各自为战的部队难免留下给日军突入的缝隙。上午两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已经使29军守军元气大伤，难以做出更积极的防御。因为这些敌军的渗透，本来在日军轰炸之下已经处境艰难的守军阵地逐渐支离破碎，难以支撑。坚持到下午1点，赵登禹下令突围，以郑大章所部骑兵开路，向北平撤退。骑兵不适合防守，郑部在上午的战斗中夹在佟赵两部之间只能挨打，异常窝囊，因此突围时十分踊跃，而日军围攻部队并未进行特别猛烈的阻击，29军部队分南北两路突围而出（南线为孙玉田率教导旅一部，当天在永定河与当地守军会合，后撤保定，北线为军部主力，佟、赵、郑均随此路突围）。因为激烈的战斗，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29军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郑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有人评价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中进攻的时候亦堪称英勇壮烈，前仆后继，但最怕撤退，往往一撤就溃不成军，淞沪如此，忻口如此，南苑亦如此。

　　而一个更险恶的敌人在路上正等待着他们。

　　那就是萱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这支从通县赶来的日军，中途改变了行军路线，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在公路上行军的29军部队遭到萱岛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有29军人员战后经过此地，回忆当时路上到处是29军的死人死马，其中夹杂着两辆汽车，赵登禹将军（此前战斗中腿部负伤）就阵亡在前面的黑色轿车中。因为车辆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将军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副军长则是先被击伤落马，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残部以郑大章为首突出重围退回北平。是为29军平津抗战最为惨烈的一幕。

　　这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

　　不过，萱岛联队的参战，也引发了另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由于该部离开通州防地，通州日军防卫力量锐减，29日，早与29军有联系的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伪军张庆余、张砚田部乘机发动起义，消灭通州日军，逮捕汉奸殷汝耕，史称“通州兵变”。两张所部后编为国民革命军108师，也有部分人员加入地下组织继续在华北活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的军统特工麻克敌就是两张所部。

　　说到南苑守军遭到伏击，在抗战之中，曾有多次类似的事例。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精锐第58师救援长沙，行军中就遭到日军拦腰袭击，损失惨重，若非日军掌握准确情报，实无法想象其设伏能够如此巧妙。

　　南苑守军遭到的伏击，正是被叛卖的结果，叛卖他们的，又是潘毓桂。这个细节，直到解放后再次逮捕潘进行审讯的时候，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原来，赵登禹下达撤退，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行事。29军原定8月1日对日军发动反攻。7月27日，张自忠38师实际已切断了丰台和廊坊日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并且试图借此诱歼日军一部，不料日军已经增兵，护卫一个电话线维护小队的兵力就达二百余名。38师没能顺利吃掉日军，29军上层已经警觉情况有变。随后日军的突袭打乱了中国军队的计划。28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38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已经是下午1点。

　　而此时，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转给了日军，日军立即下令萱岛联队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伏击撤退中的赵登禹部。

　　关于潘毓桂的叛卖，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首先，潘毓桂作为著名的亲日派，为何在战役中一直能够接触29军最上层的机密呢？这就要涉及到宋哲元的特点了。在对日问题上，宋一直摇摆不定，潘正是宋对日表示亲善时候的窗口。在宋看来，打，是要靠冯治安、何基沣他们的，和，还要靠潘毓桂等人。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极重封建理念。潘与宋为两代相交，宋的父亲原为潘父幕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在机密问题上，宋也绝不背潘。或许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要让日军能够真正信任潘，显然要付出一定代价，这上面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不过宋可能认为潘无论怎样总是29军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于哪些能够用来和日军作交易，哪些不能，心中应该有数。

　　宋哲元就是没有想到，潘毓桂却没有把自己与29军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兴趣。他有自己的“理想”，如果说他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一定不是宋哲元，而是“大日本帝国”。自然，哪些可以卖，哪些不可以卖，他的理解与宋哲元完全不同。所以，宋对潘的期待，显然是没有弄明白潘的屁股坐在哪里。

　　其次，如果说潘将29军的作战计划出卖给日军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一次叛卖则无疑将山穷水尽的南苑守军送上了死路。都是同僚同胞，潘何以如此冷酷绝情？

　　要说潘是汉奸不假，但汉奸也有汉奸的逻辑，绝不会为坏而坏，潘这样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自保。

　　解放后审理潘的材料表明，从南苑战斗打响，潘就处在一种非常“自危”的状态。因为日军通过潘把进攻计划转告29军，其目的是为了吓退南苑守军。谁知结果却是南苑守军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伤亡。作为传话人的潘毓桂深感恐惧——他认为是自己把这件事办糟了。日本人是不大讲理的，如果伤亡过重要找个出气筒，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就算因为有交情不会责怪，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无疑会大大下降。如果是这样，他将来的前途如何呢？难道跟着没有出路的29军南撤？

　　因此，潘毓桂一了解到南苑撤退的命令，马上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将其交给日军，作为自己将功折罪的礼物。至于这样会造成多少将士的牺牲，就不是他会考虑的了。

　　事后，潘果然因为与日军的“精诚合作”分得北京市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不久升迁天津市市长。

　　鲜血染红的顶子，不知道潘某人夜深可能安卧？

　　战后，潘被逮捕，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到万人唾弃。由于潘家上下打点，并请动著名律师进行辩护，法院以潘1939年离开伪职，有悔悟之心（实为汉奸之间的内部矛盾——投日的汉奸来头越来越大，潘这样的老牌汉奸地位也就不断下降）为由，从轻判处并很快保外就医。

　　不过，国民党的法院虽然将其放过，但共产党却未放过他。1951年，人民政府认为潘潘毓桂所犯罪行远未清算，以汉奸罪名将其再次逮捕。潘毓桂1961年死于狱中。

　　今天，北京还有三条街道是用29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命名的，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也许，会让人想起南苑那血与火的日子来。

　　气高骨硬——蒋百里将军侧记

　　蒋百里将军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个忽隐忽现的名字。这个孤独的将军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却又坚毅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左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所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无一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这样的一位传奇将军，其生平实值得一观。

　　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与印度诗哲泰格尔及其女儿、徐志摩、胡适等合影( 1924年)

　　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秤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 这个题目。相比之下，韩复榘在济南戏弄日本领事花谷，就只能叫做小聪明了。小聪明痛快是痛快，但只是一时痛快，看看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大体如此。看到中日足球比赛之后球迷的闹事，不禁慨叹蒋先生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学习呢。

　　蒋先生不是没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问计于楚囚，大概只有武将蒋百里，才子薄一波有过这种荣誉）。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是如椽的铁翼。

　　自西安归来时（1936年底）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 ( 初级军事学堂 ) 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屋書房出的《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 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在德国柏林 (1911年)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与左梅夫人及儿蒋昭、蒋雍、蒋华合影 (1925年)

　　顺便说一句，中国人里那个唯一没有中奖的呢？据说此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可是生活优越，因此不好读书，学习成绩一般，但谈起兵来可以彻夜不眠。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麾下的粤军名将——许崇智。

　　真是一时多少风云豪杰。

　　不怕吃败仗的大阪兵团——记日军中的另类第四师团

　　对万家岭会战有印象的朋友，或许会记得那一仗被薛岳将军打得七零八落的日军第106师团。这个师团因为有大量原来在大阪摆摊卖菜的预备役官兵，而被称为“大阪商贩师团”。

　　大阪部队战斗力弱，在日军中算是有名的，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队，却还不是106师团(该师团的正式征兵地不在大阪，只是补充了大量的大阪兵而已)。在《现代史研究》第六期（1998年）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看完之后，忍不住要把它翻译过来。关的原题是《日本一弱かった師団》，自以为这题目的翻译还是比较贴切的。

　　下面就是翻译后的文章，因为篇幅较长，作了一些节选，并加了一些自己的注解。

　　如果看伊藤正德的《帝国陆军之最后》或者山岗庄八的《太平洋战史》，二战中的日本军队无一不是勇猛顽强、宁死不屈的精锐之师[萨评：或者应该翻作“个个都是亡命徒”比较好？]。然而，在陆军混过的老兵，评价起来和历史学家不大一样，至少有一支部队，就以“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而著称。这就是番号一直保留到今天，自卫队还在使用的大阪第4师团。

　　大阪第4师团，代号“淀”[萨评：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4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最初是战国美女淀君，更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属于日军中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下辖四个联队，标准甲等配备。其核心为第八联队，因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败不怕的八联队”之勇名（？）[萨评：这个带括弧的问号来自原文，不是萨加的]。

　　从那儿以后，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间战事不断，第4师团却一次都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第4师团没有表现自己勇敢精神的机会。昭和8年（1933年），第4师团二等兵某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和执勤警察发生冲突。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4师团的“武勇”可见一斑。

　　昭和12年，也就是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本陆军大本营将第4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第4师团的战斗力已经在“Go-Stop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惜，这种“勇猛无前”的例子只此一例。倒是对第4师团军纪散漫、精神不振的报告屡屡上达天听。怎样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倒是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萨评：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理论，这听起来还挺有道理]，于是调名将山下奉文[萨评：绰号“马来之虎”，在新加坡打得英将柏西瓦尔乌江上吊的那个]担任第4师团师团长。从此，该师团主力即开始在“北满的山野中精训”。

　　名将带队，精训两年，转眼到了1939年，东北发生了一件重大战事——苏日诺门坎之战。关东军和朱可夫将军的苏蒙联军打起来了，而且战况不利，军部下令驻扎在伪满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就是前面提到的代号“勇”的第二师团[萨评：日军著名的精锐师团，最后在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航渡途中碰上了个美国航空兵部队叫“仙人掌”，一通狂轰滥炸，整个师团下了饺子，和鲨鱼勇猛搏斗去了]。的确名不虚传，其先遣队新发田第16联队勇往直前，从海拉尔到诺门坎，徒步行军四天赶到，当天就投入战斗[萨评：随后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死伤惨重]。

　　与此相反，第4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急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萨评：激动得有道理]的联队长怒而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萨评：联队长改行当大夫，有前途的职业啊]。饶是如此，出动部队的编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四天，第4师团却整整走了八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4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了……立刻，掉队的第4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萨评：这个是萨的意译，原文的意思是“骤然充满活力”]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4师团，成了最威武的部队，丢盔卸甲、伤兵满营的第二师团和人家简直没法比。只是关东军报道部的上层实在看不过眼，把报纸呈上来的《我无敌皇军第4师团威势归来》的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4师团威势归来》。外行看来意思相差不大，当兵的看了，对第4师团的名声肯定是没什么好处……[萨评：看来司令官虽然重要，毕竟不能扭转乾坤，可怜山下奉文在日军中称为“斗将”，这次成了“将雄熊一窝”。]

　　不过，第4师团这一仗没有损失对日本军部来说倒是个好消息。因为当时华中地区的日军正和中国军队第九战区斗得难解难分，急需增援。于是顾不上追究，急调第4师团南下增援。大阪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11军中的一员。

　　其实，第4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其原因是早在1938年初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中国军队从徐州突围向西“转进”。[萨评：李宗仁司令长官的得意之作，四十万大军巧妙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虽说李长官的战术动作果断利落，毕竟机动能力和已经半机械化的日军无法相比，突围虽然成功，但已经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数量最少一个大队！

　　因为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士气低落，这支中国军队发现敌军之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向附近的山区逃离。以当时日军的士气和作战习惯，中国军队几乎肯定会遭到追击，而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态，一个大败仗恐怕是跑不了的。

　　奇怪的是，很久也没有发现日军的追兵。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如临大敌地布置了警戒哨，但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

　　时间紧迫，绕道的话说不定就会被日军合围。中国军队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一路平安。

　　这支日军部队，就是抽调第37联队、第70联队各一部组成的第4师团南进支队。对于为何没有和中国军队开战，该部队的部队长声称：“没有得到对中国军大部队进行截击的命令。”而这个严格遵守作战纪律的部队，上报情况就略微的慢了一点，等命令到达的时候，中国军队早就没了影子。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这样的说法就流行开来。于是这次第4师团南下，每次参战，中国军队一听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倍增，踊跃突袭逆袭，各部抢着和第4师团交战。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有力打击下，刚到前线的第4师团猝不及防，确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萨评：的确“不负众望”]。这样的情况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11军司令部抱怨： “有第4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第11军看看的确是这道理，自此同样是甲等配置的师团，前线出现的番号就总是第3、第13这样的师团，而第4师团就专心在后方“待机”了。中间出了个军司令官不信邪，派第4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4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司令官灰头土脸地回了日本。[萨评：这个司令官，可能说的是阿南惟己。阿南是个死硬派，脑袋一根筋，打到吃了两个原子弹，天皇都要投降了他还准备发动政变和盟军死磕，结果兵败自杀。守长沙的国军是老虎仔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4师团当主攻。]

　　长沙会战中第4师团的表现给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结果就是淀兵团成了“丧门星”，哪个军都不敢要。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长期驻扎上海。[萨评：这下第4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候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11军——还是精锐，最后11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来直辖……]这回中国军队就想打第4师团都够不着，无奈又发生了第4师团人员向中共军的新四军倒卖药品的事情，让大本营十分懊恼。

　　虽然说第4师团窝囊，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有经验的下级军官多。当时日军前线各师团和中国军队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训练有素的人员。既然第4师团作为整体作战不利，上司便不时抽调其人员补充到其他师团，也算是物尽其用。然而，这些人员的作用可就不好说了。

　　第106师团本来出身就离大阪不远，所以第4师团的补充官兵来了以后很容易适应，而他们的老乡也不时从第4师团过来探望。106师团的官兵很快就发现他们之间的告别很新鲜。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挨拶）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2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如果战况较好，就说“武运长久”，如果情况不妙，就说“九段坂见” [萨评：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不过这句“九段坂见”明摆着咒对方挨枪子儿，大有“打死你我也不说”的精神]。然而，第4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其词却是：“保重贵体” [萨评：原文“御身大切”，也可以翻译作“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让听到的106师团军官们哑然。

　　还有一部分兵员转到了第68师团和第34师团，这两个师团在衡阳和芷江打了几场苦战。战斗一开始，第4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然，也有些人循规蹈矩地投入了战斗。这一段时间的战斗中国军队投入了极大的力量，师团损失很大。芷江一战，从第4师团转来的中队长就战死了四个。负伤的老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至于自己不愿意参战的原因嘛，也有老兵这样解释——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嘛，那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说得豪气干云。

　　其实说第4师团所出都是窝囊废也不全面。由第4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15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伊藤正德《帝国陆军之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萨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4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1942年4月，才将其调往菲律宾，和第5、第18、第21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4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4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 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4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4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萨评：前方、后方都是这样地对待“大东亚圣战”，可见大阪人的性格还是很有一致的地方。]

　　对第4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的清楚，所以对于怎样使用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由于第4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日本战败的时候，这个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

　　第4师团骑兵第4联队的官兵于《我等的南方回想记》一书中描述，“战败的消息传来，我所在的中队正在待机，士官以上的人员都到队部开会，其中‘进入山区战至最后一兵’者有之、‘天皇的诏书不能不奉”者有之。最后，部队本部带来命令，才不得不确定投降了” 。这种情况下依然要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战斗精神可谓踊跃坚决。然而，第4师团的复员却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4师团官兵出现在码头上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 [萨评：有一种说法说第4师团有军官通过贿赂押送的美军，利用复员的军舰运送泰国大米到日本走私出售获得暴利，也大大缓解了大阪在日本“饥饿时代”中的困难]。统计下来，第4师团是南方军部队中战死最少、装备资财保留最完整的部队。负责管理的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为人认真，爱好和平”。而第4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其“为人认真，爱好和平”的特点来——第二天就有大批官兵一天时间也不浪费地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战争纪念品了。

　　第4师团以及其他的大阪部队，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要说关西人不会打仗也没道理，因为同样出身关西的京都宇都宫师团就很能打。原战车小队长福田，即作家司马辽太郎有一个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原因是大阪地域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普通平民即农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尊崇对上级的效忠、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这也是日本军队的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点儿不同，这个地方是随着商业发展起来的，居民多与商业有关。所以对大名掌握的土地并不像农民那样看重，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税收、捐税等，大阪的平民几百年如一日的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是完全谈不上了。

　　于是，作为领主的领主，天皇的地位也就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二战中的大阪人毫不否认自己会为“大日本帝国” 、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所以……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命令，大阪人也习惯的要“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于是在第4师团内部有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或许商人的本性，决定了大阪人根本就不适合参军吧。

　　后面还有一些罗嗦的评价和辩解，限于篇幅，就不翻译了，只有最后一小段说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4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和事变都不会发生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最后战败的事情了吧……”

　　后 记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入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一战。

　　一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战争。

　　一场尊严与信念的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1999年来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旧日“大日本帝国”的凶悍。樱花、清酒、生鱼片寿司，静静的小街上走过弯腰驼背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略带萧条的平静。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慰灵碑、墓园中大片四棱尖顶的墓碑，都在无言地述说着对那场战争渐渐消逝的记忆。

　　日本的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说过：“这些墓碑，比任何言辞更为深刻地警诫着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场战争。”

　　促使我在日研究抗战史料的机缘，是一次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日本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入了河中。

　　那一战，一个营的淮河子弟，从营长到马夫，只有十几个伤兵被俘。

　　枪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许这一个营的战士从进入战壕就注定了战败的命运（日军记载此战只伤亡五十余人）。而这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的农家子弟最终也没有在家园，在他们的父老姐妹面前后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日军都为此感到震惊。

　　那一天，我忍不住离席拭泪，以免别人看到我的失态。

　　此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看一看我们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中，显然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这样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工作。

　　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获。比如，日军双料王牌飞行员、疾风式战斗机的试飞主任，号称“陆航之花”的岩桥让三，毙于袭击西安之役，这一史实就是首次被发掘出来。而八路军怎样用日本航空炸弹改造地雷来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传说。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一种精神激动着。

　　在这些资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似乎，这个话题已经在远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也一样，满身汗水吃着盒饭的民工也一样，七十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作的，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那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重建着中国人的信心。

　　当我陪同日本的来客走进北京机场，并看到他们为这座崭新的建筑之现代化、之规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时。我想，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秦超编辑，是他们促成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并把凌乱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书。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采用了日本所存资料中的一些材料，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基本采用中方史料，特别是最后几篇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这里向提供有关资料的朋友致谢。

　　也感谢葛剑雄老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葛老师是我钦佩的史学前辈，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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