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兼论国情说…（转载）[已扎口]

“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日期：2009-05-04 作者：安立志 来源：文汇报发生在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有两位重要人物：陈独秀与李大钊，当时号称“南陈北李”。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秋，在欧风东渐，思潮激荡之际，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相号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着阻碍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一切陈腐朽败的思想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荡涤与批判。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进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九十年前，帝制已然崩塌，共和虽然草创，但由于清末立宪的流产与洪宪帝制的复辟这两大政治闹剧的后遗症，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仍然风雨飘摇，局势动荡。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由于其历史特别悠久，积淀特别深厚，虽然十分虚弱与僵化，但对外来事物却有着天然的“排异功能”。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借口“国情特殊”而拒绝进步与改革的风波，立宪流产与帝制复辟，就是两个以“排异功能”为特征的开历史倒车的典型事件。而作为这两起事件的必然后果，立宪失败不久，即是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满清王朝的崩溃；而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仅只做了83天，就在群情汹汹之中一命呜呼了。为袁世凯登基推波助澜的主要是其御用的两个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李大钊先生针对古德诺有关中国人民“无参究政治之能力”，“不习于代表之政治”（《共和与君主论》）的观点，专门写了《国情》一文，提出了另一种“国情论”，他指出：“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犹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该杂志并附编者说明称：“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且古氏之论，恶果甚深，正赖有人随时匡救。”守常先生之言可谓入木三分！“国情特殊”论的种种借口，总给人时光倒流，时钟倒拨之感，其所缺乏的正是与时俱进之精神。“国情”总是现时的、当世的，将过时之判断，作为今日之国情，作为阻碍今日进步的不便与不当的种种理由，“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于今而言，已经不是“可怪也”的问题了，而是蓄意为之的。此后不久，陈独秀先生也就“国情”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洞见：“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该刊为《新青年》之前身）五四运动二十年之后，作为党的哲学家，艾思奇也对“特殊国情”论提出批评。他认为，一味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这是在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即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似乎中国的道路超然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他指出，一些人用混淆是非的方法，把本来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有益的外来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当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纯粹舶来品，把它“描写成不适合于中国甚至于对中国有害的东西，然后掉弄着各种各样的狭义的爱国主义的言词，来对它施以攻击。”（《论中国的特殊性》）时空相隔，七十年矣，至今读之，仍然醍醐灌顶！五四运动至今已九十年，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如地下有知，也当为中国今日之进步感到欣慰。时光已进入21世纪，日升日落，运动永恒，中国又面临新的历史转折点，只是不时泛起的“国情说”，总有时过境迁、似曾相识之感。

标签：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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