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囚徒——一个精神奴隶的日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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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困 境 中 的 囚 徒

     ——一个精神奴隶的日记

     于仲达

     2003年7月26日

      当我静心读书的时候,那种难以摆脱的阴影又悄悄漫上来了,四周都是可恶的脸,一张张充满畸形病态的脸,各种假装布施的脸,生活在活生生的阴阳脸之中,心不断发麻。苦难、折磨和痛苦就在身旁,我是个凡人,无法轻松潇洒地摆脱这一切。

      透过Z那张布满虚假仁义和阴暗怪气而又机变百出的脸,我看到了人性的懦弱,巧滑和无耻,无耻啊,连我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无耻。中国五千年的酱缸文化,只能腌制这种虚伪的人格。那躲藏在人性深处的卑劣,深深烙在一个民族的伤疤之上。

      Z对付我的办法也越来越多,其目的是借用权力,用打压和遏制的办法逼我就范,让我象一个跟屁虫一样,拜倒在权力的膝盖之下,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是的,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我是懂得的。并且我深知自己对这种体制的依附性。不过我已不打算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个人的最低底线。

      六年来,Z对付我的办法各种各样:

      一、精神围剿。给我扣上“偏激”、“清高”、“脱离社会”、“固执”等一顶顶帽子,从批判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入手,罗织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从意识形态上对我实施“洗脑”,反复对我说:“现在是市场经济……”Z巧妙地借用自己掌控权力的优势,他到处游说,摇唇鼓舌,对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兜售一套腐朽庸俗的人生观,用“群”的力量对我千方百计的压制。Z还巧妙地动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挑起同事和我的矛盾,并且巧妙的躲在一边,伺机出动。一次我和同事G发生冲突,与此有关。

      二、肉体折磨。Z安排部门负责人,剥夺我工作的权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意在让我“反省”,让我自己作贱自己,并以工作任务未完成为由,随意喝来嚷去,当众训诉,引来众多看客围观,偏僻的县城封闭的生存环境,谁会同情一个手无寸权的弱者?在一个人人只求自保麻木苟安的世俗圈子里,我的处境十分艰难。

      三、更多的时候是精神围剿配合肉体折磨,双管齐下,软硬兼施。一边是招安的诱惑,一边是人格的蹂躏。我明白了:权力是骚包的资本,无论是一个怯懦的凡夫,或是一个虚伪的君子,一旦手握权力,便会疯狂害人。在那样一个冷寞的偏僻的生存环境里,没有正义和良知,只有一群埋头蝇头小利的病态的“看客”,我的悲剧不可避免。我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十分相似,远不如池大为。

     2003年9月25日

      在99年之后的几年里,我的生存处于四面楚歌之中,黑暗的势力触手可及,一些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即便是身边一些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陡然间也变得让我大吃一惊起来。我在一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小圈子里,遭受着最严重的折磨和挤压,为了人性的尊严,我拼命挣扎反抗,但每一次都遭受更严重的反扑与打压,那些势利的小人拼命地释放着毒液,我在那种阴暗和绝望里度日如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迅全集》和《圣经》给了我反抗绝望抵御自身精神腐败的勇气。再后来,一些当代中国精神跋涉者的名字渐渐闯入我的视线:钱理群、王晓明、林贤治、摩罗、余杰、谢有顺、朱大可、汪晖……荒芜的心灵从此有了精神的滋养,漫漫的长夜从此有了光明。

      2000年9月我第一次从S城出走,带着蚊群们泼给我的脏水,带着精神的创伤,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逐的流浪者,荒谬、孤独、绝望的感觉一时涌上心头。

      在那种普通圆滑世故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本能地积蓄力量伺机整垮对方,每个人都在表面伪装起温情脉脉的面纱,利用、榨取、引诱、排拒、糟践、毁坏……,很自然地就上演了,封闭的铁屋子真是一个生动的舞台:看戏、演戏;自残、残人;欺人、被欺……起哄式的歌颂,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龌龊心态,于是,在每一张鲜活的面具下面,我渐渐洞察了一切:木讷、迟钝、怯懦、油滑、苍白、投机、苟安、衰退、停滞。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没有统一的目标,但都有统一的理论:食人。一张张被权力扭曲了的丑恶面孔,一颗颗掩藏起卑怯的可耻灵魂,贫瘠的土地上,种族在丢丑:愚昧的黄牛、吸血的牛蝇、无聊的蚊蝇、柔弱的绵羊、狡猾的狐狸、阴冷的龟蛇、慵懒的猪、势利的狗……虚伪的、媚态的、中庸的、昏睡的、潜伏的、受伤的、残忍的……我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开始置身这些畜类的包围之中的?受伤的历史没有年月,荒寒的大地布满无耻和下流。

  [发表时间:2004-2-9 12:07:03]

  于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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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0月7日 阴

      灰色的天,灰昏昏的冷意。

      上午参加一个生产救灾工作会议,很是无聊。会场上稀稀落落,迟到的、早退的、打着呵欠的,一张张倦怠麻木的失去表情的脸……W市长最后作总结讲话时,十分生气。国务院温总理牺牲国庆休息时间,和回副总理及有关部委领导人,专程从北京赶赴陕西河南和安徽F市看望灾区群众。而S城的一些小官僚们并不把此事放在心头,置群众的冷暖于不顾,灾后建房的会议开过几场了,仍不能落实下来。国庆节间,一些小官僚开着公车旅游,吃山珍海味,喝名酒滋补液,玩小姐三陪,乐在名山大川,实际情况确是另一番情形:S城的经济从几年前的全省第二,猛跌到后进之列,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受灾,吏治腐败,上访不断,时至今日,却连基本工资也难以确保足额发放了,W市长曾和财政局长一道去省城活动四处借款,磨破了嘴皮,也没借到一分钱。一个连吃饭也难以维持的的穷财政,一帮无所事事巧滑务虚的官僚,一种消极的惰性 笼罩着这个城里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官僚苟安现状,乐不思蜀、得过且过、麻木昏睡、尸位素餐,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公款互请 ,权力交易,吃、吃、吃,喝、喝、喝,S城里的餐馆有增无减。菜肴太美了,人太丑陋了 。满世界都摆动着猪狗的身影,就在距县城10公里外的一个偏僻乡旮旯里,许多因水灾无法入学的孩子不得不挤在一间间危险的简易的庵棚里,“站着位子不拉屎,见利就上,见官就跑,明明市委、市政府里人员满满的,还有不少人硬着去跑官,这叫痞!”W市长愤愤地说。人是太麻木了,只管自己饱,哪管别人死活,这是猪!是狗!

     2003年10月12日 阴/冷风

      人生实在已经太不幸了,又何必再用那些令人苦闷和绝望的知识充塞自己的大脑呢?!鲁迅曾憎恶那些把人弄得柔弱的知识,他的那些愤激和绝望的文字又何尝不再重压着每一个读他的后来人呢?看着那些一张张充满压抑、孤独、绝望的脸,我不禁憎恨黑暗的现实,还有那把人脑变得更沉重的鲁迅。也许,鲁迅的文字始至今日只能是一种精神资源,我们从中洞悉那布满荆棘与峡谷的黑暗现实,用以寻求破解和超越的途径。我们再也不需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这个世界,不必学他痛苦深思的模样。我们需要从复杂中简单起来,从抗争中宽容起来,从憎恨中悲悯起来,从狭隘中博大起来,从幽暗中明晰起来,从冷峻中幽默起来。我们不比鲁迅深刻,但有快乐的权利。

      人生苦短,让我们在长途跋涉中忘掉鲁迅……

  [发表时间:2004-2-9 1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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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2日

      好长时间没照过镜子了,猛一走近镜子,吓了一跳:头发乱蓬蓬的,沾满皮屑,眼窝深陷,烙满倦怠,胡茬齐刷刷的扎手……愁苦从脸颊边延伸着,仿佛包裹着无穷无尽的悲凉。

      走出门,坐在人力三轮车上,悲苦的心久久不能缓解。迎面拂来一阵阵灰尘,坑坑凹凹的道路,乱嚷嚷的人群,嘈杂的噪声,拥挤的车辆;心瞬间失去感觉,四周一片死寂。来到单位,一个人独单地坐着。置身病态的人群中,心早已病入膏盲。失去了感觉,仿佛掉入一个被剥去光明的陷阱中,久久不能突围,媚俗的喜鹊、愚昧的黄牛、屈从的乌龟、狡黠的蝙蝠、妥协的驼鸟、奸滑的狼、阴冷的蛇、凶残的豹子、施虐的狮子、滥施淫威的老虎、招摇撞骗的狐狸、势利的狗、软弱的山羊。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张漫无边际的权力网络,一张张木讷的、愁苦的,被权力、苦难扭曲的不公添平了生气的脸,一张张被权力扭曲了的畸形的灵魂。

      我已没有了退路。心在酱缸中染黑。

     早已丧失了抵抗绝望的勇气,可是绝望并不把我放过,一次次的绝望,我一次次抵抗绝望。

      在这个崇尚权力、崇尚物质、人情淡薄、虚伪势利的社会上,早已没有了羞耻、良心、正直、仁义、悲悯、崇高,在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都隐藏着阴暗、糜烂、肮脏、淫荡、虚伪、投机、出卖、压迫、苟安、偷窥、凌辱、麻木、退缩、萎缩、猥琐、呆滞、自闭、施虐、受虐、躁狂、凶暴、软弱,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代,充斥着邪恶的交易,那些用公正和正义伪装的面具之下,全是懦怯、虚伪和无耻。

      阴暗的官场,混乱的市场,全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美好的肌体被蛀蚀,大地满目苍痍。

     2003年11月4日

      一方面是对强权的压迫和蹂躏无动于衷,逆来顺受,欣然自得;一方面是对弱者百般羞辱和折磨,挤眉弄脸玩弄阴招……这是奴性。一方面,对弱小者横加指责,拦腰斩批;一方面对黑势力沉默不语不置一词……这是帮凶,是懦怯。

      我要警惕那些被黑暗生活扭曲了的愤激的脸,那些虚假了的“精神界战士”,他们不把怒火燃向强大的黑恶势力,却把卑鄙的火焰喷向更弱者。

      像L这样底层混出来考到上海的文学研究生,竟然在言语之中口口声声称“要与底层划开”、“他们(农民)全是刁民”,一句一个“管我鸟事”,这样的人难道还是淮北平原出生的农民儿子吗?不。他在言谈中流露出十分献慕都市生活的想法,声称自己的理想是“坐在现代化的卧室里想最古远的事”……不要再说了,又一个用“闲适”和“性灵”伪装起来的现代周作人,可惜这样的人从娘胎里出来生错了地方,偏偏在偏僻的农村长大。现在L凭借着自己的投机和聪明终于混进上海那所著名的大学了,他在按着一个学者的模式刻意地伪装着自己,言语之间净是文化大师的名字。人可以用最高深和最时髦的学问装饰自己,却永远洗刷不了一个农儿子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慌恐。

      自卑、冷漠、偏执、狭隘、多疑、尖刻,正在把人推向一条没有阳光的暗道。我在人的身上看到了那些人性可怕的阴影,那些被自卑挤扁了的发霉的灵魂,立足底层,正视底层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苦难,暴力、耻辱、恶,这是我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一个人只有正视苦难,才终有缓解苦难的可能。正视苦难不是美化苦难,而是录求拯救的可能。那种口口声声要“和底层划开”的言辞,只是对苦难回避的托辞,言谈者内心充满恐惧,不敢正视淋淋的鲜血,表面听来,很象是一种伪贵族心态。

     2003年11月5日-6日

      我今天和以后仍然要写一些常识性的碎片,在这个据说只生产学者和通俗作家的时代,我愿意做一个诚诚实实的老实人。我不要那些虚妄的知识分子和大师的立场,我不会重复做知识大厦的看门人,去搜罗一些大师的唾液。我只想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言谈者。

  [发表时间:2004-2-9 12: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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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15日 晴

      那样一个黯淡的下午,怀着郁闷的心情,写了篇《速客》,刊登在S城的一家小报上,意料中的事情上演了:Z读完很是生气,先是打电话给小报主管,再让C找我“谈谈”,指着那些文章,Z对C说:“看看吧,你也是学中文的。”C向我转告了Z的话,我不以然,轻蔑地说:“论杀论罚随他,我就等着他来整了!”

      笑话,真是笑话。像Z这样虚伪凶残的家伙,居然怕起一篇文章来了。Z一向谋事机密,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玩弄着整人的权力游戏,但至少在外表上,他巧言令色西装革履一副年轻有为的样子。不惜摇唇鼓舌把自己吹捧成锐意进取的实干家,都是给别人看的,其实呢,一肚子花花肠子全是害人的坏点子。到今天,我算是全看清楚了,S城的小官吏大都象Z一样,遮掩着内心的龌龃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口口声声“三个代表”,其实是一只只寄生在公共财富上的血吸虫,一想到连“血吸虫”都可以大谈“反腐”,心里就觉得滑稽可笑。

      对于Z我不想再说什么,贪婪、自私、麻木、卑琐、狭隘、偏执、怯懦、萎琐……现在看来,Z除了虚伪一无是处。他找C和我谈话,意在对我权力恐吓。这种手段对于他来说实在不新鲜了,让我憎恨的是他渗入骨髓的虚伪。他对C反复说起我父亲去逝一事,有种猫哭耗子似的虚假的同情,说不定他在看了那篇《过客》后高兴也还来不及呢。如今我明白了,圈子里的人注重的是政治利益,他们全按潜规则办事,丝毫不讲人情。

      我不明白,象Z这样一个当权者,有吃、有喝、有车、有房,物质生活丰裕,为什么就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人事?Z没有了党性,总还有人性吧。而Z和他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K、R等人,只剩下赤裸裸的动物性了。K是Z一手提拔起来的,此人精于混世,玩弄少女,勾引朋友老婆,嫖娼得了一身性病,表面上一幅人样,实际上都是一堆被掏虚了精力的人尸。Z提拔K自有他的妙用,两人关系密切,吹吹拍拍,这种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十分牢固。

      这个单位是S城的一个缩影,充斥着腐败、堕落、糜烂、空虚、无聊、窒息、僵化,黑压压的铁屋子,全是政治动物们栖居的美妙乐土。在这样铁板一块的氛围里,人只能被屈从于权力,不乱说话,不乱走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死人。我的悲剧不可避免。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我在挣扎着,挣扎在无望着。在这样一个狭小的铁囚里,我度日如年,精神上的消耗实在太大。Z的铁板一样阴阳脸,有时酷象猫鼠,有时变作狼和狗,不时折射着狡猾、凶残而怯懦的光来。Z的身影象一道幽灵一样晃来晃去,总是象鞭子一样冷不防打来。

    2003年11月17日 晴

      工作五六年多了,身心全在一种耻辱中浸泡,如今阅人阅世渐深,再一回头想想过去的事情,心里猛地被人揪了一把隐隐作痛,才觉自己幼稚可怜,头脑肤浅,易于冲动,偌大一个社会荆棘密布,峡谷、深渊、火坑、刀山……四周杀机四伏,充满阴谋,机变百出,在一张偌大的人伦关系中,我只是一只可怜的垂死挣扎的蜘蛛,愈挣扎身体愈被捆绑得结结实实。

      想想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和魏连殳,心不由得无限悲伤起来,那个著名的关于蜂蝇的比喻又一次形象地出现在脑海里,人就是这么可怜,我又比蜂蝇自由在哪儿呢?夜里醒来,一个人孤孤单单,形影相吊,出神地看着墙上那片模糊的背影,心里想哭,却又哭不出来。走到院子里,看看银灰色的天空,半轮昏黄的扁月无精打彩地挂在天边。院子里那株核桃树,早已落尽了的叶子,躯干弯曲着却伸不直脖子,只好委屈地呆在那儿。

      回到屋里,心事又来了,辗转无法入睡。我的人生竟走到这样一个地步来了,我在内心千百次地安慰自己悲悯自己,一个身心疲惫的人,一个负重的老牛,一个拼了全力的傻骆驼,我该爱自己还是恨自己呢?

      深夜里十分寂寞,只有一遍遍翻弄着厚厚的《鲁迅全集》,那些文字里面长眠着一个伟大的寂寞的灵魂,每次读鲁,都会勾起内心的无限寂寞和孤独,那条长蛇又来吞噬自己的内心了。之前读过《厚黑学》,现在便觉得鲁迅的学问全是“反厚黑的学问”。鲁迅先生毕竟不凡,于中国的事情看得最清,中国许许多多的古书上面,只不过写着两个字“骗人”,那些温文儒雅的学问只不过是“瞒和骗的学问”。

      历来什么忠孝、仁义、仁政、王道、三省、绝四、慎独、爱人……可谓娓娓动听,诵之动心。这些只是统治阶级欺世的言辞,是奴儒们造出来愚弄人的理论。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呢,都是小民遭殃,至于诸侯权贵官僚士绅,却是弑父戮足、废君逼官、屠戮异见、淫逸乱伦。更不用说淫刑、灭族、屠城、文字狱,惟恐罗织不密,诛连不广。所谓“民本”、“爱人”,都不过是高挂的羊头,肉案上卖的却是血淋淋的人肉。更不用提什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人性、天理,编织这些美妙理论的人是让别人去做道德楷模,但是君王、权贵、官绅可以例外。

      中国的事情,光看落在文字上的高论是不行的。象我这样一个单纯的书生,耳朵里整天听得都是高调,很难透过纷纷繁繁看个清白。凡事总要弄个明白。近几年来,开悟多了。这官场里就那么几种情况:挂牛头、卖狗肉;挂狗头、卖羊肉;羊头狗头都挂,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卖。

      中国的圣人们都太多,几千年来都搅在一个大酱缸里,弄得人脑繁琐糊涂昏噩蒙昧,有时索性抛却枷锁,倒看得明白些。

      在这样一个酱缸里,难免自欺欺人,麻木健忘,糊涂终生。我身边的一些男女,除了狡诈虚伪制造蒙蔽别人的理论,伺机从破烂的体制中捞取钱财的个别人以外,大部分人都被密封在一个不见亮光的铁屋子里,昏昏噩噩。他们并未从阿Q的思维状态中走出,根本特征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他们的所有的思想观念都不是从自身的生活体验和自然欲求中升华出来的,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思想观念,而是在消极地适应外界环境,适应等级社会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被动地接受现存的,社会上流行和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

      专制治下的臣民,大抵感谢专制,他们都希望专制专在他人身上。他们讨厌暴露黑暗的人,而且最会首先出卖这些人。为什么呢?现实告诉我们:专制的土壤存在了几千年,很少有人改变它,靠农民革命得到的却是另一个形式上的专制。任何希望都被破灭,大多数人都只好含辱硬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为了谋生,不停地相互折磨,他们只能“适者生存”。

  [发表时间:2004-2-9 12: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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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18日 阴小雨

      很难说身边的人认清了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大多人都习惯了老成持重的生活,都只能遵循古老的活命哲学,在各种肮脏缝隙中卑屈的生活。这种恶劣的生存使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人们一边遭受伤害一边又丧心病狂地伤害别人。我虽并不完全认同摩罗所说的,但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在S城那样一个与外界几乎封闭的小圈子里,几年来我遭受着最严重的精神创伤,等级制度下人们为了生存,勾心斗角,相互出卖,表面一团和气,暗地里欲置人死地,每一张看似温和老实的面皮之下,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丑恶。刚开始时,我努力工作,想以出色的成绩证明自己。个别小人频频骚扰我的视线,整天感觉眼前象有只蚊子在飞。由于不向Z附媚,遭到Z的长期忌恨。渐渐地我发觉周边的人都各怀鬼胎,表面和气,内心阴险。那样一个流言四起机变百出的环境里,单纯而倔犟的我被屡遭排挤和出卖。人性的丑陋,人心的无赖,人群的挤压,无法使我的心灵得到缓解。

      读了鲁迅和余华以后,我彻底明白了,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内在的本质。暴力、死亡、灾难、欺诈、混沌、险恶、杀戮,以及病态的心态下所上演出的恐怖、腌瓒、龌龊。余华小说的人都是些病态的精神个体,都包藏着扭曲的人格心理,充满着不安、恐怖、躁狂、阴暗、残酷,他们都生活在暴力和阴暗之中。人无法把握自身,无法逃脱死亡的“剥夺”,而精神惊恐而不断地自我折磨和相互折磨。余华笔下经常描述量的死,离奇的死,莫名的死,麻木的死,惨不忍睹的死,不可抵制的死。那么多死洋溢在我们的周围,让人难于呼吸。这个民族为何深陷于可怕的自戕之中?置身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怎么办呢?是激愤?悲悯?都无济于事。有评论者说,作为个体,福贵和许三观在苦难面前是顺从而屈服的,他们只承担了现世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还有评论者指出,  福贵缺乏理性的精神和良知的觉醒,不知道力量的崇高性在哪里。这些评论很有代表性,但依我看评论者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讲话,从而裁定余华笔下的人物身上的悲剧只是命运的悲剧,不是存在的价值悲剧。这只能是一种“局外人”似的批评,一种高高在上的批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暴力、死亡之时,只能静静注视着,别无它法。的确,当福贵许三观受尽现世苦难时,我们再也不能苛求他们担当价值的苦难。西方有西绪弗斯,得力于西方的宗教文化背景,东方也许只能有许许多多变相的阿Q。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底层的农民充当一个担当者,余华看着笔下的人物受尽磨难,却不去提供任何廉价的拯救办法,从他的沉默中,我感到言说的苍白。所有的关于余华的评论文字,我尤其认同张梦阳先生的看法,张先生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是《活着》的深化,是余华朝前迈出的一大步,作家是通过许三观这个典型形象,从与阿Q既同又不同的另一个更为具象,更为残酷的视角批判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与精神机制。所谓“求诸内”,就是拒斥对外界现实的追求与创造,一味向内心退缩,制造种种虚设的理由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胜利。余华对许三观“求诸内”负面消极性进行了异常深刻的批判,却又没有采取贬斥、嘲笑的态度,更没有虚幻的拔高。许三观就是许三观,西绪弗斯就是西绪弗斯。我从许三观的生存状态中认识到,如果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精神等内在结构,没有真正本质上的改变外,那么存在于许三观身上的“求诸内”的传统文化心理也将难以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当年将“改造国民性”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息,而将政治和经济问题悬置不顾,是有局限的。将“改造国民性”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相信在“国民性”未得到根本改造前,再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形同虚设,显然是一种偏颇。假如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就不让你对大众进行“启蒙”,根本就严禁对“国民性”的改造,那以“改造国民性”为已任者,又将如何?面对许三观苦难的身影以及那“求诸内”的文化心理,我们确实再也不能指责他“只承担了现世生活的苦难”,活着是不易的,肉体有时比灵魂更加沉重。最近几天在网上看到摩罗、余杰等人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一文,忍不住抖胆发问: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是缺乏信仰吗?缺乏信仰究竟是摩罗、余杰等人的困境,还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我不禁为这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表现出来的浅薄和浮躁而悲哀,而在此之前,本人对他们一向表示敬意。我想象摩罗、余杰这些从农村出生和长大的才子们,是最应明白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信仰太多了,没有人信。让谁来遵守信仰呢?贪官?农民?工人?中产阶级?还是摩罗、余杰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凭什么开口就断定儒家、道家、佛家及某某主义不是信仰呢?依我这个粗人浅见,“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只是摩罗、余杰这些脱离底层置身乡村生死场外边所谓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信仰”一词对于这些自由主义者也许有点消愁解闷的作用,而对于仍置身于苦难、暴力、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农民来说没有一点作用。

    2003年11月19日 晴

      我梦见一片废墟。

      正面一道窄门敞开。

      门里一片阴森的黑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衣衫破旧眼窝深陷的黑衣人。

      “啊,你为何不跨进这道门槛来,还做什么?你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你?”

      望不透的黑暗中散发着寒气,随着寒气从废弃的屋子里传出一个慢吞吞的老者的声音。

      “我知道”,黑衣人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跟人们疏远,隐遁起来?”

      “不,我总是朝前走,从不后退……”

      “你仔细想想,前面是荆棘、山峡、火坑,还有坟丛……”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这些痛苦,这些打击不仅来自你的敌人,而且来自你的亲戚,父母,朋友,你的恋人?”

      “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牺牲吗?”

      “是。”

      “准备着无名的牺牲吗?

      你会灭亡——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人会尊敬地怀念你。”

      “我不要让人布施,感激。我也不需要名声。”声音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问下去。

      “你知道吗,将来你会不再相信你现在的这个信仰,你会认为自己在白白浪费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然而我还是要向前走。”

      “傻瓜!固执!迂腐!太心实了!”

      “你走吧……”。

      黑衣人趁着月色踉跄踉跄地向前走了,废墟就弃在身后。

  [发表时间:2004-2-9 12: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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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26日

      “活下去,象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我们习惯了牲口一样的生活,习惯了在自虐和虐人的生活中存活可怜的躯壳。那层层包裹在文化尘垢下面的生命,被疯狂压抑了几千年。

      人群中已经丧失了“喊痛”的声音,许多粗犷的身影被渐渐磨平,文化酱缸里散发着阵阵腐臭的气息。

      挣扎在这无望的酱缸里,那渺小如萤虫一般的思想被丝丝酱住,鲜活的心脏停止跳动,幻化在空荡的铁屋子。

      生活在这种酱缸文化中,我也渐渐衰退、颓废、麻木、卑怯、自私,象鹦鹉一样可耻的生活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蚊蝇、蟀螂、老鼠、跳蚤、吸血虫、白蛆、蝙蝠……天空是那样的狭窄,哪里还有大鸟的行迹?那击打灵魂的声音,都到哪儿去了!

      一片精神的废墟只裸露了可耻的悲哀:投机、圆滑、怯懦、苟安、麻木……灵魂从哪儿突围?

    2003年11月27日

      “60年代后出生”和“70年代后出生”的知识者,大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缺乏研究实际问题的兴趣,甚至与底层严重脱轨。

      这里顺便提一下摩罗和余杰,两人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多观点表示赞同。时至今日,两人出了几本书后,很快消失了。最近两人又投了一个关于信仰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灵魂的失落与精神的疲惫。

      根本原因,摩罗与余杰二人无法开掘新的精神资源,缺乏思想原创的知识底蕴。再者,两人使用的话语资源主要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话语资源,这些资源本身都需要重新审视。鲁迅启蒙话语资源不足之处在于把“改造国民性”置于它者之上,忽略政治、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没能为摩罗和余杰所关注。话说过来,摩罗、余杰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些,他们只是停留在学术成果上,翻开他们的文章,里面充斥着鲁迅、钱理群、王晓明、孟繁华、汪晖、秦晖等人的名字,里面真正融入了多少属于自己的思考呢?“咀嚼耻辱”是摩罗提供给知识界的思想亮点,但这里面已包含在鲁迅的“不悟自己为奴”的思想里了。批判余秋雨“缺乏忏悔意识”是余杰对知识界的贡献,但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了。“五四”时代的话语资源,本身就已隐含着陷阱,摩余二人一拥而上,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时至今日,两人也深感困惑,掉入“信仰”的困境中去了。摩罗的几本书,我全看了。“立人”思想贯穿前后几本书,从《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灵魂和肉体一起受伤》到《不死的火焰》和《因幸福而哭泣》,摩罗“立人”思想经过了三个阶段,即“立大写的人”、“立知识分子”和“寻找个体的精神出路”。前期,摩罗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的奴性,清洗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污垢,呼唤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但不久在一次人大的演讲中,摩罗感叹“在中国没有哪种群体比另一种群体更优秀”,声言“不再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转而言说“爱”和“信仰”,大谈“托尔斯泰主义”。可以看出,摩罗是矛盾的。说实话,我觉得摩罗也不可信。从前期号召所有的人都起来抗争到后期又劝人宽容,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鲁迅的那个关于蝇子的比喻又闪现出它的深刻性。这反映了中国知识者一惯的软弱性,在庞大的社会政治的沉重压力之下,知识精英们要么愤怒象斗士,要么怯懦如犬儒,少有坚持独立冷静的批判立场的。《因幸福而哭泣》这本书中,摩罗反复言说爱和信仰等,多少给人一种说教的感觉。舍A取B,非A即B,是中国知识者的毛病。我要告诉摩罗的是,反省自己文章中的论点,不等于放弃自己的批刻立场,某种程度上,是更好地为了开展批判。该爱时爱,该抗恶时抗恶。如果这一代知识者比“五四”一代知识者多出什么的话,不是多出了什么“信仰”,而是终于能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冷静独立地开展对传统文化异端的批判。为什么摩罗在言说“爱”和“信仰”时,要把冷静的批判放下呢?“咀嚼耻辱”应该和“爱”和“信仰”放在一起。再看余杰,出了几本书后,心态越发浮躁了。一副“斗士”的模样,无所不谈,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但都对批判对象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有时余杰也以民众代言人的形象出现,指责某个老板不给民工发工资,以示抗议。但更多时候,余杰只是借代言人的身份巩固自己作为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民众不仅需要这样的代言,更需要组织起来上访打官司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思想上没有什么现成的捷径可走,鲁迅庞博的思想是知识和阅世的结晶。摩罗、余杰二人想靠梳理别人的学术成果一劳永逸,是绝对找不到真理的。至于他们提出的所谓信仰问题,更暴露了思想的荒芜。如果摩余二人果真悲悯天下苍生的话,应该放下自己那颗高贵的头颅,深入社会底层,多用心思研究当代的政治经济等问题,自由主义者不要只盯着自己那点自由,从而忘记了全中国老百姓的自由,不要只顾寻找自己作为一个体的精神出路,从而忽略了底层人们的生活出路。

    2003年11月30日

      在一个沉闷得令人窄息的酱缸中,人心已经发木发朽,每个人都对现实本能地闭上自己的眼睛,每一个机心重重的脑袋里,都深深烙上一种可怕成熟。偶尔迸出一声呐喊,乱棍齐下,拼命打压,暴露黑暗不仅为欺人者所厌恶而且更为被欺者憎恨。在没有一种好的出路之前,人群都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沉睡。然而,长久昏睡下去吗?

      不,人群中需要有人站出来,哪怕他是一个大胆幼稚的叛徒,麻木的环境需要有人勇敢地去承担现世的苦难。象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望着出卖他的叛徒而毫无怨悔,象鲁迅一样身受重箭一样抚着伤痛,悲悯地注视着可怜的人群。鲁迅最后十年生活在杀机重重特别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要面临国民党政府的精神和肉体围剿,一方面还要躲避左翼阵营内部的暗箭。一个精神界战士左右冲杀驰骋,悲剧地“横站”着永不倒下。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一个脱去了依附,趋从,昏溃,麻木,投机,媚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当做到独立性、启蒙性、批判性为一体。

      环顾当代中国的所谓知识阶段,很难说他们彻底摆脱了令人深恶痛绝的奴性,一些在体制豢养下小心翼翼躲进书斋用欺世“学术”“学问”过活,恬不知耻地大谈什么“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纯粹骗人的鬼话。中国永远盛产官僚文人、技术文人,这些所谓的“政客文人”和“技术文人”,永远无法摆脱功利性、自私性、媚俗性,永远一副投机商人的嘴脸。“政客文人”或称“幕僚文人”讲究的是政治上的利益,他们生活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脸上贴金,靠当权者的恩赐,过着糜烂的生活;“技术文人”或“学院文人”靠搜集知识、贩卖知识欺世盗名,他们中间不乏学术骗子,做人虚假为学肯定假牙,他们口呼大师姓名,热衷传播新名词,做学问摆脱不了炫耀和讨巧。

      这里值得提一下,真正有良心的政治人物和致力于学术建设的学者,不再上述批判之列。历史是一面镜子,以胡适、梁实秋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想以改良政治为企图靠近政治结果和政治纠缠不清,丧失独立和自由,周扬处处拿政治当作自己的利箭和导航灯,结果成为奴隶总管。历史是无清白的,它再次证明了知识分子不要和政治家争穿一条裤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超脱于政治利害、现实利益之上,对此都应保持自由的立场,启蒙的意识,独立的批判。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无论社会、政治的立场应与传统文士大夫区别开来,这不等于那种眼见“泰山裂,黄河溢”而麻木不动,一个学者应该在他的学术建设中体现个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间情怀”。那种全身心都沉醉在“性灵”“冲淡”“禅味”里的学者,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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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6日—12月7日

      冬天的S城冷清灰昏,冷风凄厉。初冬的县城之夜,寂静无声,一些卖羊肉的汤锅里冒着孤零零的热气。县城颜色阵旧结构松散且常年弥漫着古老的木梁和旧家具被白蚁蛀虫啃噬的声音……风声越来越大,冷风中一些行人的声音若隐若现……

      上午和C局长尾随Y副市长去地税局采访,席间数人落座:Y副市长、地税局长、副局长、妇联主任、副主任、中学校长……其中,C局长和Y副市长同是某学院的同学,中学校长和地税副局长是亲戚,S城很小,话一说开,大家都可以叙上亲戚关系。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地税局长油腔滑调,劝酒技巧高超,喝得过量的脖子上青筋暴露,他嘴里吐出的语言像断砖瓦从屋顶跌落在石板街上。Y副市长很熟练地用牙鉴从牙缝里挖出熟透的羊肉。妇联主任满脸被葡萄酒熏成艳丽的鲜红。羊肉汤、乌龟汤热气袅袅,酒店里散发出快活的空气。桌上的每个人都把情绪调到与整桌氛围相适合的程度。

      在这样一桌丰盛的宴席旁,我是什么呢,食客?贵宾?陪酒员?脑海中浮现出乡下农人的身影,还有几天前市政府门前集体上访而发不出工资的工人……很快我感到羞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我堕落成连一点忏悔意识也没了,平时总爱大谈国民性的劣根性,其实自己身上就有不可原谅的劣根,自私、冷漠、颓废、软弱,缺乏反省和忏悔,自己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吗?不过是权势者的一个御用工具而已,除了做些虚假的吹捧和粉饰,还能做什么?自己能比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强到哪儿去呢?最痛心的是,自己竟然以“知识分子”自居,这种丧失主体的中心意识实在太浓了!平时总爱以种种理由作为借口,拒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善事和好事,在黑暗势力袭来时,也知去猛裂的批判,而到了另一种场合,自己还不照样迎合,这不仅仅是做戏,而是和那些冷漠势利的势力同流合污。我又比这些伪善的人群强到哪里?

      触目惊心的精神大分裂啊!

      我不比Z、K、R们好到哪里,顶多比他们多些无用的知识,他们的知识是窃取权力的知识,我的知识是一些脱离实践的假知识。我对自己失望,也对一些著名学者失去了信心。上海的葛红兵在出版了《沙床》之后,公开宣布,要放逐“人”,声称“五四”以来,“立人”已有100多年,目的没有达到,是把人看得太高太大了。这就是当代的教授和博导吗?如此缺乏识断能力。恰恰相反,不是把人看得过高过大,而是太卑弱了,太渺小了,太虚无了,“文革”的出现不是“立人”的错误,而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悲剧。从鲁迅开始至今,“立人”的路程十分漫长,效果也不明显,其中有多种原因:其一:启蒙者自身的缺陷,经济上的不独立,无法更好的立人;其二: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致命缺陷,缺乏宗教信仰,无法堵塞精神黑洞,虚无导致批判无法深入进行;其三:中国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桎梏着知识分子的启蒙。

      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是很难的,是要为言论付出代价的。20-30年代,鲁迅在自己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最后躲在日本的租界里开展批判,李敖、柏杨、杜导斌因言获罪下狱,东方国家的萨义德、奈保尔以批判著称,但这种批判涉及西方文明时却在西方国家遭拒。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批判、启蒙、质疑为天职,他们的遭遇永远是碰壁、排斥、扼杀。所以鲁迅一生在“无所属”中孤独抗争,奈保尔对“他者”的身份感到焦虑,他们在认同的焦虑中苦苦挣扎。另有一种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依附于某个集团之上,寄希望于当权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改革时弊,源源不断地从权势者手中获得好处。

      在现实中国,做一个“精神界战士”,无疑需要相当的秉赋、修为,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承受苦难的能力。现今的大陆知识界,能有承受苦难的知识者越来越少了,大家习惯了一种驼鸟、鹦鹉式的生活方式,乌龟哲学、犬儒之道大有市场,能“独善其身”不趋时媚世,默默在自己专业治学的已很不错了。就此而言,我对一些学者保持尊敬。摩罗、余杰、任步寐、槟榔等人现今在体制外生活,相比一些仍拿工资的所谓“学者”可敬多了,他们倘若继续坚持其独立的批判立场,仍不失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近一年来,摩罗等人调整了一贯的批判姿态,转向基督信仰,寻觅天国神秘的声音,试图用信仰拯救虚无的内心,但愿他们真正找到了疗救的办法。我对此保留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思考方式。摩罗等人转向信仰,受了刘小枫的很大影响,他们都是站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担心,在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没有根本转变之前,基督信仰的输入可能象佛教的命运一样,被酱缸文化扭曲得一踏糊涂。话说过来,神学是博大的,缺乏系统的输入,仍然会弄乱人心。当然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缺乏的是忏悔意识这一传统。基督文化信仰的引入,也许能帮助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认识自身包裹的恶。

      人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义上的人,摩罗等人从鲁迅身上继承了“立人”的思想,紧紧抓住人的灵魂,努力挣脱传统惯性,拯救个体灵魂,堵塞精神黑洞,这是一种有益的探寻。这种信仰层面上的探寻是必要的,但制度层面上的探索也是必不可缺少的。在政治经济领域没有得到有效改革之前,寻求精神的拯救是虚无空洞的。就此而言,摩罗、余杰、葛红兵、谢有顺等人应把关注目光放宽些。这方面工作做得不错的有孙歌、黄平、汪晖、温铁军、孙力平、何清连等人,他们分别在社会、农学、现代性、经济学等方面有了相当的进步,同样,我对这些知识分子表示尊敬。

    2003年12月8日

      我恨自己。

      我被Z们折磨得还不够,永远不够。

      我对Z们的无耻和卑鄙有了清醒的认识,却对自己的堕落一无所知。

      不知何时起,我也渐渐变成空虚、无聊的一部分,内心缺乏抵抗精神腐败的能力,不知不觉地沉重的肉身开始腐烂:庸碌、委琐、萎靡、虚伪、狭隘、苟安、投机、懦怯、颓废、衰弱、中庸、高蹈、恐惧……我渐渐窥到了那个丑陋的自己,那个正在被精神黑洞吞噬的自己,那个虚无暗弱找不到依据的自己。心灵失去家园,四处漂荡……面对那个盘据在人的意识深处的精神黑洞,我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久久徘徊着,象卡夫卡笔下的K,远远地望着无法靠近的城堡,我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后鲁迅时代的无物之阵中去了。一个70年代后出生的人,早在进入青春期头脑中出现越来越多困惑的时候,四周却是一片文化的荒原,封闭的环境,乏味的书籍和到处充斥的理想主义教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精神上先天的不足。八十年代中期后,西方现代思潮涌入,固有的世界观不堪一击。对这一代人来说,生存靠本事,实用主义思想冲斥一切,调侃理想,讽刺崇高。落寞、麻木、疲倦、自私、嫉恨,还有深深的被理想义欺骗后的感觉。重建价值体系,寻找心灵皈依,成了这一代人的困惑。一段时间,一些70年代后出生的人开始大谈信仰了,其实是不信,看看他们的行为和德操就够了。余杰、棉棉、卫慧、周洁茹等文化意义上的70年代人,他们的叛逆和放纵的背后又掩藏着多少失落。终止焦渴,长大成人。精神上先天的不足必定导致后天的畸形,无论余杰的反叛多么激烈,都无法掩饰内心的虚弱、虚无、绝望、颓废、暗弱、佯狂、愤青是这一代人的特征。

      八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灾难,使我一下从梦中惊醒。充满血腥的日子并没走远。那一场民族的创痛中,许多精英消失、沉亡、隐匿,现实再一次证明:用外在变革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已被堵死,暴力革命收获的却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奥威尔《动物庄园》讲述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寓言:奴隶通过暴力武装推翻农场主,最后走上专制奴役的道路。西方的“二战”、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都一再说明“人”自身出了问题,西方文化把“人”看得过大,中国文化把人看得过于“卑弱”。尼采打倒了上帝,太迷信人的力量,“文革”最终毁灭了人的尊严。没有反省的知识无疑是一场智力灾难,猿猴大约不会屠杀自己的族类。苦难、暴力、清贫、寒冷、荒凉、受虐、压迫、折磨……我从大地上孤零的醒来,眼泪中充满污浊的潮水。呻吟,灵魂在呻吟,大地在飘零。“无故乡”的痛苦,“无所属”的焦虑,都使我渐渐靠近信仰。

      刘小枫说,有两个上帝:一个是圣经中的上帝,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上帝。后者已被尼采杀死,我们只能从苦难中积攒力量,去虔诚地靠近圣经中的上帝。十字架上的希望就是大地的希望。一百多年来,鲁迅在《野草》里的焦灼中痛苦地挣扎,我看到了他的灵魂面对无边幽暗时暗淡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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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10日

      坚持信仰,放弃虚妄的寻找,何其难也。

      在我的周围,充斥着令人窒息的黑暗。满世界都晃动着阿Q、韦小宝、岳不群式人物的身影,这样一个环境,让人如何轻易地丢掉耻辱、仇恨、冷漠、提防、恐惧、倾轧而变得宽容、悲悯、爱、温暖,那个《圣经》中的上帝,真能照彻大地上人群内心的黑暗吗?那种所谓“要爱自己的敌人”的说法,我总觉得是一个旁观者的布道之词。

      我敬佩鲁迅,他是在心里爱,那是一种对国人的大爱。当代的一些“启蒙知识分子”象葛红兵、摩罗、余杰、谢有顺等人,这些人的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圣经》中的话语,但他们真信基督吗?不,那是一种表象。看看他们的文章,观察他们的行动。我探查到他们内心的虚弱和荒芜。启蒙,启蒙,首先要启自己之蒙。我们当代的这些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者,不是先脚踏实地在苦难生活中活一活,在盐水里煮一煮,泡一泡,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书本中窃取鲁迅的精神资源,有时连批判的对象都缺乏体恤,这样的批判又有何作用呢?结果是让人怀疑、恐惧、仇恨、冷漠,启蒙者本身的爱心到哪去了?从鲁迅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知识界一直高喊“立人”立了100多年了,大地上仍然是一片精神的废墟。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不是启蒙不对,而是启蒙者本身出了问题,启蒙方式也出了问题。作为启蒙者,宗教意识、哲学意识、法律意识相端匮乏,缺乏忏悔意识,救赎意识和爱心。这样的批判只能加强隔膜和敌意。启蒙者本身懒惰地继承“五四”一代的知识资源,缺乏建设性地研究实际问题(诸如政治、经济)的能力,批判流于空疏。启蒙者本身与启蒙对象脱离,变成高蹈的个人表演,无法起到实际效果。所以,我对有些启蒙者找到了信仰的说法表示怀疑。

     2003年12月11

      在爱和恨之间,在信仰和不信之间,我该怎么办?

      向鲁迅学习恨,向耶稣学习爱,鲁迅的恨是太爱的原故,耶稣在为世人受难。生活在苦难和泪水遍布的大地上,只有撕下虚伪的面具,无条件地去爱这个世界。

      上天生下我们,不是让我们去照亮自己,而是把自己当作火把去照亮别人。我永远热爱这片充满苦难的大地,这被暴风雨击打着的大地,这被寒冷笼罩的大地。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再次遮住了光明的天空。麦田上空闪过群鸦的翅膀,一个少年从阴影中缓缓走来。

    2003年12月12日

      “仅仅依靠自由平等的信条不可能重建土崩瓦解的内心秩序。解除这样的痛苦和迷悯,更要从自由平等之外去寻找更根本更有涵盖性的价值目标”。这有些道理。

      “幸福的障碍远不止是报权政治,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变革和社会改良上未免浅薄”。同样也是有些道理的。

      自由平等固然不是幸福的终极价值目标,但是却是通向幸福的必经道路。在自由平等尚且未能实现之前,个体是无法通过重建价值目标实现幸福的。那种认为只要重建内心秩序就能幸福的想法是虚幻的。鲁迅很早就指出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仅仅局限在追求个人出路的狭小圈里,仅仅凭着个人奋斗的微弱力量,是决然冲不出黑暗势力的牢笼的,是找不到一条生活出路的。

      摩罗先生从江西到上海再去北京,多年来思考着战胜黑暗寻找出路的问题。而现在,他只能从苍白的信仰中寻找个体的精神出路,这同样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摩罗的精神转型反映了内心的软弱,他深知自己做不了精神界战士。这是人的存在的悲剧,人是天地间一个匮乏的中间物,一株忧伤的芦苇,他(她)——无论是个体还是类群,都无法承受我们的期望。人生是无意义的,意义是上帝赋予的。人天生是残缺的,需要悲悯。摩罗的精神乞求无非说明人种种努力的无望,还有种种拯救失败后的一颗破碎的心。然而,因为失败,我们就不拯救了吗?不,西方的西绪弗斯,东方的鲁迅,都在坚韧地反抗绝望。作为一个后来的跋涉者,我们要从耶稣和鲁迅那里获得生之勇气,创造一个澄明的生命。

    2003年12月17日

      一个人置身于畜类的包围之中,怎么办?这畜类中有无聊的蚊蝇、媚态的猫、摇尾的八儿狗、狡猾的狐狸,圆滑的蝙蝠……辩解、撕咬、反抗等等都无济于事。

      那么,只有沉默地走开。

      这个狭隘的圈子,充满着流言、陷阱、权术、机心、稍不留意,就会误坠其中,扭曲本性,加速变黑。在扭曲中又一次失去了扭曲的感觉。

      只有突围,打开黑暗的闸门,放进新鲜的空气,吹醒僵硬的死尸。毁坏铁屋子的希望终会有,世上并非没有给奋斗者留下的路。

      从铁屋中醒来,大抵都有些无路可走的悲凉,虚弱、悲苦、荒寒、冷硬,然而正因为如此,必需在荆棘中走一走,刺一刺身上的血管,如让淤积的血从麻木的肉身流出来。那些虚渺的信仰最终能帮助人走出存在的困境吗?

      没有人能帮助你,庸众只能躲避得远远的,虽然他们也曾受过折磨和伤害,但是他们善于遗忘善于掩饰,你确不能,他们是一群人,而你只有一个,你只能靠自己的强大来支撑自己,你只能调动起自己的全部警觉保护自己,你只能在“无所属”中捍卫自己。

      一个人受了伤害,首先想到的是还击,然后是高度的堤防。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确保不受伤害的人,我们能苛求他还搞“文化建设”吗?

      这时,你经常想到鲁迅——一个终生孤独飘泊,在人世来回游荡的灵魂。你理解了鲁迅,同时也洞察了自己无法抗拒的宿命。

  [发表时间:2004-2-9 1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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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18日

      上午去某镇采访,来到镇政府时,远远看见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围在镇长办公室门口,上前问明,才知都是生活极其困难的农民。其中一名妇女,脸色泥黑,神情凄哀。丈夫出车祸致死,撇下两个小孩,公公坚决反对她再嫁。她来过镇政府,只得到30元救济款。这样的情形,我已不止一次碰见了。这在S城是常有的事情。

      生活无助的农民,下岗职工充斥着这个县城。谁来真心拯救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呢?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说,政府又不是慈善机构,哪来钱呢?中国的富人不比其他国家少,照样是富人吃山珍海味,穷人无立锥之地。在这个国家,慈善事业极不发达。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铁栅栏,各享各的福,各受各的罪。有人一生下来,就有花不完的钱,享不完的乐;有人一生下来,就浸泡在苦难之中,就有受不完的罪。富人的哲学是享福,穷人的哲学是受罪。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可以没有享福的资格,但确不可以没有承受苦难的能力。活着,就是受难。除此没有别的。

      这些年,我经历到的都是苦难:父亲病逝、母亲身患重病、姥爷生病、姥姥病卧床榻、姨夫遭遇车祸、姐姐喝药自杀、父亲的干儿子卖血致死,数不清的底层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绝对不会相信这儿还有一个靠抽血、卖血挣钱的村庄。然而都是事实。当然,眼见的不止这些,还有奢侈糜烂的特权阶层……贫富差别是如此分明。一位信访工作人员对我说,前些年农民群体上访反映负担严重的很多,现在企业工人上访数量增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现象普遍存在。这里经济呈现出虚假繁荣过后的衰败景象,人心低靡,饭店宾馆门前照样停满各级单位的公车。常常到了下午3点钟,政府机关里仍看不到工作人员上班。人人都在忙什么?人人都在想什么?社会环境不容乐观,医院乱收费、学校乱收费、交通乱征费、工商乱罚款,S城的经济一片萧条,不见了冒烟的工厂,只见冒烟的火葬场,炼铅厂、废塑料厂、破鞋厂、小造纸厂等具有严重污染的企业成了主要经济支柱。S城的学校也不是一片净土,不少农村学校搓麻将之风盛行,一些学校校长吃吃喝喝不务正业,更有个别老师道德败坏。

      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存下去呢?每一个封闭的单位,充满着乌烟瘴气。用权力和亲缘罗织起来的关系网络,严丝合缝。凭你多大能耐,也休想跳出包围。挣扎几年后,也就不想挣扎了。在中国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于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别无选择是我们的选择。是活着这一长期的习惯使我们不愿死亡。我没有爆发也没有死亡,只是活着。愤世嫉俗又与事何益?世界从来不管世人作何想法?它的每一步走得踏实无比。果真不去自寻烦恼吗?如果没有鲁迅当年反抗绝望式的呐喊,尽管那是戴着面具的呐喊,我不知道现今的中国知识界要堕落到哪儿去。一个死着的鲁迅正在抽打着活着的人们。

      突出重围还是坐以待毙?答案自在其中。

    2003年12月20日

      上午,单位召开新闻系统“三项教育”动员会,宣传部F部长还有许多人参加了会议,Z端着茶杯,油头粉面,照例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大谈其执政几年来的“政绩”,声称自走上领导岗位后,各项工作实现了八大突破。许多年了,Z一直在各种场合精心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锐意改革者的形象。在他的那些庄严的言辞背后,谁又能知道他的那颗阴暗、虚伪、猬琐、巧滑、世故、衰老的心灵呢?说得都好听,什么“三项教育”,说穿了,还不是有权的贪,无权的照样一旁傻楞楞地看着,中国的反腐永远是大贪给小贪作报告,小贪呢给无权者作报告,这叫贼喊捉贼,最虚伪狠毒的莫过于借反贪打倒政治上的敌对势力。

      最近F市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其中厅级干部30多人,县处级以上干部100多人,这在国内也实属少见。其中从F市的市长家里查处的巨额不明财产就有1800多万,礼品蔚为大观:金佛、玉器、古玩、字画、高档衣服、皮鞋、纪念品……F市还有200多万下岗工人急需救济,这些民脂民膏浸满着人民的血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黑交易,土地私卖、跑官卖官……受F市的影响,S城经济一落千丈,经济低靡。每次从S城市政府门前经过,就见许多拥挤告状的人群,那些伸长脖颈饥饿的头颅;S城某医院院长调走之时,200万元从帐目上不翼而飞了,钱都弄到哪儿去了?工人们已有9个月发不上工资,饥寒交迫,告状无门,一个职工的女儿回家途中,竟遭到不明身份之人的暴力挟迫。天呀!这就是现实的中国,过多的磨难已使这个民族陷入麻木、困窘、苟且之中。救救这儿受苦的人吧。一边是饥寒交迫,一边是荒淫无耻。S城W书记刚一从江浙考察回来,就被各级官僚团团围住,更有某酒店老板为其设宴洗尘,美酒、名烟、美味、美眉,一切下层人的苦难在这儿转眼被冲淡了。

      经济是如此的萧条,已没有人为此感到不安。就连那条著名的“美容一条街”(色情服务),许久也无人光顾了,每到天将黑时,几个东张西望的脑袋从粉红色的房间里不时搜索着猎物,S城简直成了一个寂寥的空城。

      下午,F市某人大副主任来S城检查工作,照例走马观花。这个时代人心浮躁,形式主义严重流行,许多工作完全是在车子、酒桌、宾馆里进行的,已没有人对来自底层的呼声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都失去了对别人痛苦的体验能力。面对苦难,我的心渐渐地磨成了糨子。心里变得荒凉。叫苦没用,只好默默承受,在承受中默默地失去痛苦的感觉。

      刘小枫是那样的拒斥虚无主义,躲进上帝的圣爱中逃开苦难。然而,我只是一个凡人,无法做到那样逍遥。置身于苦难之间,光靠言说爱和信仰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些躲在书斋中的学者提供的尽是虚幻的拯救。再深刻的道理也改变不了一个冷酷的现实,而且越是深刻越是无奈。这样一个荒寒冷硬的现实,从来不理会一个书生空洞的思考。这个世界不是没信仰,而是嘲笑信仰;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道德,而是嘲笑道德;这个世界不是没有良心,而是嘲笑良心;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正义,而是冷落正义。每一个人都看穿了一切都冷嘲一切。

      S城是什么?S城是一个诞生政治骗子、愚民、奸商、恶痞、小人、文丐的地方。大家挤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互斗、撕咬、攻击、出卖、迫害、凌辱、相残、自残,阳刚逐渐磨下去,锋芒碾平,只剩下干瘪、萎琐、僵硬、麻木的躯壳。人种在互噬中退化。

  [发表时间:2004-2-9 1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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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28日

      上午去市委市政府采访,暗地里听说W书记就要调到F市任政协副秘书长。消息传开,W书记的办公室被前来办事的人团团围住,人群中充满骚乱斥骂,大都是送了钱而没办成事的。

      市委市政府门前,面粉厂、城关供销社、医院、酒厂等许许多多的饥民,拥挤着前来告状。

      S城从一个能上交税收近亿元的经济强市,猛然跌到现在的窘状,让人心酸。中央新闻联播上播出了F市原书记被判死刑的消息,一时人们争相庆贺。S城作为F市的一个县级市,已是元气大伤。受F市原书记的不良影响,S城的T书记(现任F市的宣传部长),在此间执政长达8年多,耗资弄了许多“形象工程”,致使S城严重受损,W书记接任的几年时间里,沉溺酒色,不问正事,利用权力大肆拍卖土地,中饱私囊。印象中,T书记一脸小农相,时常和县城一帮酸文人凑在一处,写几篇官样文章;W书记一脸淫荡的色狼相,在S市工作期间,包养情妇,被人称为“色狼书记”。S城大大小小的硕鼠成了寄生在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各种酒店混迹着他们的身影。那些腰包早已装满票子的官吏,一本正经劝别人“不要搞政治”,那些稍微年轻的小吏,整天琢磨上司的心思,拼命蹶着屁股向上爬;那些暮气沉沉的老年犬儒,假仁假意地教育年轻人要“适应社会”……哦,这就是现实中国,一个流氓或是无赖或是伪君子充斥着的大酱缸。

      难见真的人!难见真的人!

    2004年1月2日

      “适应社会”、“这就是现实”……每天耳边听到的都是这些犬儒们的说教,透过这些无奈的呻吟,我仿佛看见一张张被压迫挤榨干了生气的脸,一张张在扭曲中失去了扭曲感觉的脸。

      那些在专制的压迫下木讷可怜的眼神,那些在伪善的面皮下包裹着的畸形的灵魂,那些被懦弱和恐惧包围着干瘪的躯壳……我对这些人应该说些什么好呢?他们不去也不想也无法找到真正导致自己苦难和不幸的根源,他们早已习惯了麻木的奴隶的感觉,他们本能地接受虐害又本能地虐害别人。这依然是一个非人的世界!这依然是鲁迅的时代!

      那些无视个体苦难的知识,只是犬儒们自己闭门酿造的苦酒,那些无视生存苦难的人和人群,只是一些彻底丧失尊严和意识的僵尸!想一想吧,看一看吧。苦难的中国,苦难的民众,荒寒的大地上,遍布无耻和下流。

      沉浸在苦难的酱缸中,我无法把自己从耻辱中打捞出来。一枝笔无法去消灭苦难和罪恶。作为文人,惭愧啊!愤怒啊!悲哀啊!脑海中又浮现出Z和Z身边的帮团们,恶心极了,人有能力适应猪狗的生活,这没有什么奇怪。一个个衣冠楚楚端着茶杯慢悠悠走来走去的模样,一个个极端阴暗自私麻木投机苟安的政治怪物,一个个面色怯懦两眼暴露凶光的奴才,一个个面露菜色木讷迟钝的奴隶;狗的家族越来越大:狮子狗、哈巴狗、狼狗、花狗、公狗、母狗、骚狗、卷毛狗、戴着眼镜的狗、虚弱狡猾的狗、老实忠诚的狗、奸猾势利咬人的狗、丧家的狗、装模装样的狗……

      人与人结束战斗以后,就蜕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狗,狗性多了,人性少了。一片犬吠。萎缩、萎缩、萎缩……在这样五彩缤纷的犬吠中,在这样拥挤嘈杂的畜群中,我是一个十足的自虐自残的“神经质”,一个被人敌视的“异类”。这样的“异类”既遭凶残畜首的残酷迫害,又遭奴隶群畜的攻击和撕咬。那些麻木冷漠、荒寒、冷硬的畜群顽固地结队成群,怯懦地吞噬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正是这个冷漠的群体在顽固地支撑着冷酷的统治。我该对这个病态的群体说些什么好呢?每一个为了所谓的“温饱”却顽固地剥夺了活着的尊严。我不无悲哀地看到,每一个人都巧滑地掩盖自己的伤疤,小心翼翼地淡忘曾有的屈辱。每一个人又都心安理得地以凌虐别人的方法达到忘记自己耻辱的记忆。

      多么可悲的群畜啊!我在这样一个非人的环境中已忍辱生活多年,收获的也顶多是些被凌辱的记忆!

      在Z的身上,体现了这个群体的阴暗、狡猾、贪婪、怯懦、投机、麻木、恐惧、偷窥、自虐、圆滑、世故、凶残、苟安、自私、冷漠、自大、卑怯、虚弱、疲软、苍白、狭隘、愚忠,专制使Z加速扭曲变形,Z又使这个群体加速变形扭曲。

      这个单位年收入在300万元,但却没有纳入公共财产管理。整个单位成了Z和他的小集团的乐土,这帮硕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每每为了争夺权力,上演一出出闹剧。一时间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无赖、小人、痞子、狗头军师、恶狗、权术、伎俩、阴谋、流言,一张张扭曲了的阴阳脸,一个个黑暗的政治动物,整个单位成了政治骗子、小丑、无赖表演的舞台。

      Z的头皮花白,眼窝深陷,身体偻佝;K的那只小眼霍霍有神,一双势利奸滑的眼;R依然怀揣阴暗和冷箭;Q们依然整天堆着一张疲惫无奈的老脸;G们越来越油滑了,有时一天喝上三场酒;那帮女士整天围着火炉谈论美食、丈夫、孩子、工资、倒也自成一个自得其乐的集团。那个叫仲达的青年呢,照例一脸年轻,只是多了一些寂寞和孤独。这个虚伪势利的世界不会去理会这样一个守护心灵的青年。他不只一次地在内心叩问自己:“别人都在忙着追逐名利,你每天都在忙碌什么”?看着Z被权力、金钱、荣誉压弯了瘦腰,他笑了几声后走了。300万元啊!Z每天颇费心机,Z和Z的幕僚和打手们,每天生活在那块充满诱惑力的权力金钱的磁石旁,他们对那些阻挡升官发财的人大加镇压。面对金钱、权力、荣誉,Z象一个饥渴的乞丐疯狂地扑上去。又一个五龙啊!Z的疯狂、梦想、希望乃至失落,都与这块巨大的磁石有关。

      无法不溃败,那些陈旧的道德信仰全都成了骗人的政治谎言,一个荒芜的精神废墟如何才能构筑巨大的建筑呢?我想哭,我穷,物质穷,精神也穷。我没有故乡,没有家园,没有归属。茫然,巨大的茫然,从苍白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我诗意栖居的家园在哪儿呢?

    2004年元月7日

      从酒馆出来,已是深夜,酒气散发着余热。天好象下了雨,冷风吹着,薄雾渐起。将近年末,县城寂寥,大街上空空荡荡。

      一个人走着,走着,冷风,还是冷风。我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了,但孤单的还不够。一年多年,虚无感越来越强,几乎每天都在无形中涌上来。心仿佛被一团巨大的茫然牢牢缠住,拼命挣腾却无法摆脱。有时,是走在最拥挤的人群中;有时是在朋友聚会的宴席上;有时在在一个人独处中;有时是在睡梦惊醒时……我感到生命的匆匆,不禁感到汗颜了。

      不知不觉地无已无法回避虚无了。这时,才发现那些犬儒哲学的无奈。该怎样对待虚无呢?一是消灭虚无。惟勉强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消灭生命来消灭虚无。二是填充虚无。让自由意志无限膨胀,虚无暂时消失。三是遗忘虚无。让意识回到觉悟之前。

  [发表时间:2004-2-9 12: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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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元8日

      就在昨天中午,席间吃饭之时,某个单位负责人谈起Z攻击诬蔑我的言辞,极其恶毒。

      单位里Z的耳目到处伺机出动偷窥我的行踪,实际上Z早在暗中留意我的一举一动,他以洞若观火的姿态玩弄权术,那么他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其一,利用同事中年轻人急于要求进步的心理,小恩小惠加以利诱,并通过他们了解监控我的行踪。Z每天吃饱没事后,就仔细研究部署对所谓“异已”势力的围剿。K、G等是Z的暗哨,K主任、B主任是Z的高级“政治顾问”或曰“狗头军师”,K生活住院期间,Z前去探望,并为其报销几万元医药费,K为感谢主子,不惜充当帮闲,献毒辣计策,B主任是Z的顾问和财务总管,许多锦囊妙计多出于此人之手,他自然从中捞取很大好处。Z不惜花钱收买那些“生匹子”打手,替已效命,纵狗行凶,挤垮政治对手。对那些文弱书生,Z一脸狼相,板起脸孔,坚决镇压。这个单位是一个极其阴暗封闭带有浓厚家族色彩的集团,一个靠血缘和权力关系编织起来的利益共同体。风刮不进去,雨淋不进去。象寄生在人肉身上的顽固性牛皮癣,无法医治,除非死亡。

      Z靠什么统治这个单位呢?权术和谎言(再加上暴力)。表面上,Z在各种场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质彬彬年轻有为的实干家,暗地里编织关系网络,培植利已势力,打击、报复、威逼、利诱、贪婪,一些人纷纷说,Z上任至今至少敛钱100多万,对于那些有可能危及自己统治的中层干部,Z时而给些好处,用钱封“嘴”,对于那些有些人事关系的安排较好岗位,对于那些为自己通风报信的“汉奸”施以“小恩小惠”,对于那些给自己送礼且能干些事情的人委以重任,对于那些老老实实干活无钱送礼的不提不升保持原状,对于那些特立独行(如我本人)坚决镇压。Z为了从这个单位捞钱,穷尽他所有的智慧和心血。象他这样“鞠躬尽瘁”的官吏,不知道S城到底有多少?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腐败土壤的国家,腐败怎么反?全是扯淡,全是挥着反腐旗帜给那些顺民看的。想一想,那些专制的统治下驯服贤良的顺民,多么的可怜!更可悲的是,由于他们的自私与愚忠,对于权势对自己的迫害,不去挺身抗争,而是互相折磨自己的同类,真让人心寒。昨天晚上,与S城原来因经济案件退下来的某副市长长谈,他把那层窗户纸全捅开了。他说,世上除了奸商以外,最为奸诈的就是政客。表面上仁义道德“三个代表”,全是装装模样糊弄别人的,全是假话、套话、空话。暗地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官场不是正直人呆的地方,全是政治婊子,政治鸭。信仰缺席的地方,全是权力、金钱、权术和形形色色的“厚黑学”和“升官经”……

      一个旧的道德理想王国倒塌了,只剩下一片精神的废墟……满眼荒芜,满眼污臭。商品时代代替了人文关怀,技术理想摧毁了诗意的家园。

      风吹过的地方,一片荒凉。

    2004年1月10日

      昨天去F市参加200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到达车站时,天上下起了冷雨,天色阴晦,冷风吹着。

      辗转来到颍的住处,一夜无眠。第二天早起坐车去四中考试,8:30开考,没到时间,只好站在学校外边,瑟瑟缩缩。一些考生也风中雨中从四面赶来,或站在屋檐下,或躲进附近的代销店里,一个个手中拿着书。

      到四中后面的厕所小便,走进去时,才发现这是一间年久失修的老式厕所,里面一片漆黑,大便小便的考生挤在一处,不时听到窒息的咳嗽声,踩着屎尿的惊叹,荒谬极了。中国社会何尝不就是这间黑暗的黑屋子,不时散发着一股股潮湿的臭味。从S城到F市,我处处感觉到浓重的压抑感。如今我象个苦命落魄的天才,被S城那个堕落的群体挤了出来,被迫用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两天的考试,好象全部抽完了我的心血。晚上,一个人从市区返回住处,寂寂地走着,车辆远远地飞去,前方灯火通明,那是城市的灯火,闪闪烁烁。四周一片黑暗,天涯际的黑暗。眨眼间在S城已生活多年了,其是发生的事也忘得差不多。在没有旷野的城里,心里总感到生存的窒息。人的生存空间太狭窄了,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的出路太小了。于是,窝里斗自然上演了:出卖、报复、流言、权术,卑鄙下流的手段层出不穷。我的周围凡是正义崇高善良的人都没有一个好下场,圆滑、世故、投机、卑鄙的人却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人来到世上,不为了过上幸福生活还为了什么?所有意义在金钱权力面前的价值被取消。人们只对物质和能带来物质利益的权力感兴趣。四周一片出奇的麻木,许多人都失去了体验别人痛苦的能力,象僵尸一样麻木,象乌龟一样生活,象驼鸟一样行走,象喜鹊一样歌唱。四处都是那些媚俗丑恶的嘴脸。

      吃饭对这个民族太重要了,到处是酒店。中国历史上有过饥饿的年月,能吃饱肚子太不容易了。酒桌成了人们交流感情、拉拢关系、谈判交易的最佳场所。世界上再没哪个国家象中国那样重视饮食。工作以来,我有80%的时间都泡在酒桌上,被迫学习划拳和猜宝,被迫象鹦鹉一样学舌,象猪一样生活。不可思考,只可吃饭。稍一思考,被一些高明巧滑之士冷嘲。哎,一头无法特立独行的猪。猪,都是猪。每天过着猪一样的生活,还要虚伪地夸赞这种生活是“适应现实”。可叹!为什么我的周围小人这样多?人有能力适应猪的生活,没有什么奇怪的。各种各样的小人跳蚤一样跳来跳去,无非是获得猪一样的生活。猪的特征是吃了睡睡了吃,不思考光长身体。小人的基本特征是:适应能力强,见利就上,把控不了大局。一个好人一生遇见一个小人,被折腾得连一裤子也穿不上。小人难防,但不得不防。为了研究猪狗的生活习性,我细读了《厚黑学》、《制服小人术》、《马屁精》、《方与圆》、《三国演义》、《和坤》、《官场现形记》等。的确,专制制度是培养小人的绝好场所,专制培养下的人性是扭曲的人性。扭曲是这个圈子的基本游戏规则。以扭曲的方式阉割自己,以适应专制的需要。典型的太监体判。太监体制下,人不配以人自称,必需先阉割自己不断地适应体制的需要,然后用同样的规则阉割别人。

  [发表时间:2004-2-9 12: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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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元17日

      利勇(崇拜摩罗)从张家口打来电话,聊了一阵,谈及去北京的见闻,声称对中国的知识界失望极了。听后,不禁陷入了悲凉之中。

      这是一个生而论道的年代,各种有用和无用的清谈都将浮出水面,自由、新派、保守、激进、相互对垒,透过形形色色的表演,我只看到精神废墟的荒凉。

      利勇和我,都是生活在底层,许多方面十分相似。都是乡村里走来的朴素的农家孩子;两人都选择一种心灵忏悔的生活,都渴望拥有一颗爱与被爱的灵魂;都把硬骨头的鲁迅当作精神导师,并且都把钱理解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两人都在凌乱与嘈杂的窒息之中坚强的抗争;两人都在自虐和困惑之中寻求精神的拯救;两人都时常感到生命的荒凉和脆弱。两人都在内心挖掘耻辱生活的源泉;两人同时都把撰写《思想和痛苦》的作者陈璧生看作难得的知音,两人的文章都有摩罗思想的痕迹,两人都是流浪在冬之旅和大荒原上的过客,西人相互搀扶度过茫茫的冬季。两人对现实苦难的体验程度都远远高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基督”。

      利勇向我谈起走过的路和人生的启示,谈及卡夫卡的平民教育、基督教文化、存在主义,谈及刘小枫、甘地、特里萨修女、卡夫卡、克尔凯廓尔、陀思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我向利勇读起S城的黑暗和人性本身的罪恶,谈到S城狡猾阴险的官吏和小人,谈起鲁迅的彷徨、苦痛和坚韧。利勇称和我的电话聊感收获很大,我为结识一位远方的精神知音而兴奋。两人都认为空洞的批判和呐喊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两人都对底层的黑暗和肮脏保持抵制和警觉。两人都重点谈到摩罗的精神困惑,也不由自主陷入到这种精神困惑之中。利勇和我都是某种既定生活秩序边级的观察者,两人都痛感知音少的焦灼和无奈,两人至今都在冷酷的人世苦苦的挣扎求存。

    2004年元月18日

      慢慢地,慢慢地,春节就要来临了。一切都是老样子,阴暗的日子爬满烙有红色花纹的毒蛇。走在S城潮湿拥挤的街道上,心象死去多年,压在冰谷之中,暗黄色的路灯,穿着破衣的气丐,一只瘦弱干瘪的狗,乜着眼睛,从我的身边走开了。

      我厌恶这里的一切,势利的嘴脸和那些病态的人群,象缓缓升起的阴影缠住了我的灵魂。丧失痛感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感觉。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周围那么多可以长时忍辱的身影。一切一切都是因为生存环境的闭抑和人心的封锁,外部的黑暗通常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抗争的利箭通常发射出去又射向自己。绝望的环境绝望的反抗绝望的倒下,绝望是绝望者永久的宿命。

      觉醒带来的是更深的痛苦,主体的觉醒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阅读鲁迅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痛苦的过程,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最好不要再读鲁迅,我无可奈何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004年元19日

      上午去单位领节日“福利”,推开门发现许多同事都围着火炉站着,说着一些不是笑话的笑话,故意营造着轻松的氛围。所谓“福利”也就是每人200元钱的节日补助,比去年略微“好”些。这些同事真太容易满足了,Z掌控这个单位以来,采取更为严厉的治人高招,一些人被整治得越发驯服和善良。Z经常外出游山玩水,却可以在千里之外遥控这个单位的一举一动。

      看看这些我的同事,一大群男人,一个个蓬头垢面,服服贴贴,逆来顺受,诚惶诚恐,唯唯诺诺,低眉顺眼,我的心禁不住悲凉了,这样的体制,这样的环境,常期的愚民专制和洗脑教育,意识形态的桎梏下麻木的人心,越发没有一丝血性和真气,更别说什么怀疑精神和思辩能力。溃败的文化、严密的体制和腐烂的人心都统统使人彻底失去了硬骨,什么正义、良知、善恶、美丑,什么人的内蕴精神,这些在权力面前失去了一切价值。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物质的窘迫更迫使一些人彻底变成了没有感情的动物。一天天的浑浑噩噩,一天天的失去血性,一天天的丧失反抗的力量,一天天的形容枯槁。专制的王国里,更多的是愚民和诌媚十足的奴才,一切所谓独立的思想都被奴性十足的表演所覆盖,敏锐的变成愚钝,清醒的变成浑浊,痛苦的变成麻木,一天天的耳儒目染,时间一长也差不多变成僵尸。那些奴性十足的“跟屁虫”有滋有味地生活着,那些特立独行的被钉在“不合适宜”的耻辱柱上,横遭看客的鉴赏。叛逆独异往往被疯狂压判打击和迫害,帮凶和帮闲加紧围剿。思想者的悲剧不可避免。生存环境的狭窄,精神空间的逼仄,现实的黑洞连同精神的黑洞,都让人感到彻骨之寒。这个民族的精神疾痼如此之深,难以医治。生理上早已成年,精神上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侏儒。究竟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才有勇气正视自己,勇敢地担当起现实的丑恶。可怜的奴隶群落,可怜的麻木的人群。

      这依然是一个“非人”的年代!难见真的人!难见真的人!

  [发表时间:2004-2-9 12: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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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元20日

      窗外的冬天,阳光一片灿烂。我的眼前却是一片灰黯,独坐孤斋,冷风幽幽,我用灰色的心情打量着灰色的四角。

      寂寂的光阴里,她那苍白的面颊再次浮现。时光袅袅,光阴寂寂。转眼间我已步入中年,举止言谈,已带暮气。旧街道里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落寞和空虚,已经满四年了。那时房间里充满着她的笑声,而现在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永远地,永远地!……

      我们终于隔膜了,隔着可悲的厚障壁。她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学苦苦挣扎,我在S城永远成了一个谁也不理遭人鉴赏的“异类”!

      恨过自己的懦弱,恨过人情世态的炎凉,更恨过人性的丑陋。为她,也为我,我 在通往地狱的路上背上一辈子的罪恶。

      她在痛苦中咀嚼着难言的苦痛,我在空虚里忍受着灵魂的煎熬。我终于受到丑恶的惩罚,她也在孤苦中走着走不完的长途。

      那是怎样的宁静现时幸福的夜晚啊!我们说着这个世界上最甜蜜的话语,然而这一切都已走远。这是将近春节的一个夜晚,天黑路冷。我在S城潮湿的街道上独自徘徊,冷风刺着我的灵魂,使我永远麻木的疼痛,骨髓中侵入凄厉的寒冽。

      这样一个极难忍受的冬天,我的心苦苦煎熬。至于白天,我最为痛恨,我不愿回到白天,我想沉入黑夜。我讨厌那些严威和寒冷。

      四周是广阔的虚天。前没有人,后也没有人,我独自一人。一盘毒蛇撕咬着我的灵魂。那条灰白长蛇一样的小路,蜿蜒着向我奔来,忽而便消失在黑暗里了,新年的礼花簇簇升起,天空中爆烈着闷响,彩色的花瓣照彻了夜的空虚和阔大。

    2004年元21日

      这个单位只有C没有戏我“适应社会”、“摆正位置”、“夹着尾巴做人”,四周都充斥着僵尸和老好人的声音,好象从地下室里发出的闷屁。

      C那次说,我身边接触的好人太少了。想想也是,这五年多的工作时间,我真正有哪一天堂堂正正象个人一样地活着呀。这样的体制只能培养一副被驯服的软骨,四周都是精神的乏走狗,晃动着脑满肠肥的身影,眼前充满了淫邪的坏脸。笑里全是刀,话里全是毒。“欲练神功,必先自官”,这是何等精确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呀!一个个精神自宫的太监,一个个暂时坐稳了太监的奴隶。如果不在酱缸文化中浸泡一下,不会知道自由的珍贵。

      眨眼间又到了春节,哦!我又在这种太监体制下苦熬了一年。

    2004年元月22日

      一个令人郁闷的春节,每年春节过后的几天里,随着爆竹声的沉寂,我的心便掉入了冰冷的冰窟。走在窄窄的狭长的胡同中,尘封的心象死去一样。木乃伊般的生活秩序,四处都是僵尸,微风吹起,灰土、灰土……这么多年了,我的头脑中似乎总环绕着一个久久散不去的阴影,日子在罪恶中一天天地循环往复,哦,我不禁悚然!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苦难?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苦难的蔓延?贫穷导致苦难,专制导致苦难,罪性导致苦难。导致苦难的原因很多,消解苦难的方法太少。我在苦难的生活中一天一天加重自己的罪性,麻木使我丧失了反思罪性的能力。一天天地沉沦着,一天天地堕落着,一天天地腐烂着,空荡荡的平原上,只剩下寒冷和腐朽。死了,生了;生了,死了……

      母亲病了,父亲去了,父亲的父亲去了,父亲的兄长也去了,父亲的女儿也去了,父亲的儿子还在人世。田营——这是一个唯一埋葬父亲的地方。空空荡荡的平原,刮过空荡荡的风。这是2004年元。

    2004年元23日

      写完下面的文字时,这个寒冷的冬天将要过去,春天将要来到。

      曾在S市担任市委书记的W,被上级组织调往F市的某区任区委书记;玩弄权术的L副书记调到某区任区长;S市新任市长即将在上任途中;玩弄少女为已任的W和玩弄权术的L,以及阴暗卑琐的Z,当然还有诌媚十足的K、R们,继续做着他们的政治美梦,我呢也渐渐在这种无物之阵中衰老,身边没有朋友,也没有爱。

      春天来了,我想走出书斋,去远方踏青。S市包裹着太多的权术、暴力、阴鸷、残酷、无知、虚伪、盲目、狭隘、恶毒。摩罗说,恶劣的环境对人的伤害比恶劣的教育对人的伤害大得多。这是一个从恶劣环境走出的人的深刻体验。恶劣的环境对人的伤害实在太厉害了,让人无法躲避。人的精神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恐怕会无限萎缩下去的。恶劣环境造就了精神的黑洞。几千年来,治乱无常的历史不停地抽吸着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无法从治乱的废墟上建构。历史上的中国文人大夫多是软骨者,投机者,告密者,比比皆是,好的赏赏花草吟吟诗,愤世的隐遁田园,不好的落井下石,溜须拍马,结党蝇私,误尽苍生。这些先天不足的“跟屁虫”,成了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把精力花在与体制的接轨上,四处追求依附,什么独立人格,更不用说自由精神。

      我在S市接触了许多的官僚,他们每天做的事无非有件:其一是“治人”,用尽心思驾驭控制自己的下级。其二是逢迎,用心揣摩上级的心思,极力巴结讨好。各个机关似乎有一个通病,治人的多于做事的。我到过几个官吏家中,看到他们家中摆放的多是关于官场和权谋方面的书,诸如:《厚黑学》、《小人学》、《奸臣传》、《和坤》、《李鸿章》、《民国登龙术》、《曾国藩》、《三十六计》……已经二十一世纪了,人的思维依然停留在过去。大大小小的单位都很象是斗智斗勇的古战场,上演的都是不同形式的三国演义。一个以卑鄙为荣的民族,时时沉浸在权术的熏陶之中,这样肮脏的心理又在另一个地方以高尚的面目出现。在这样丑恶环境的洗礼下,正义、善良、真诚、信仰都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流泯逻辑、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了崇尚的真理。

      我理解了鲁迅的偏激,胡适式的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也无人理会。中国各级官吏都在玩弄阳奉阴伪的智力权术游戏,个个都是演戏的高手,个个都有极强的政治嗅觉,政令传到基层,早已失效了。一级演给一级看,大家心照不宣。用会议贯彻会议,用学习贯彻学习,用文件贯彻文件。老百姓心理最明白,都是骗人的慌话。这种无效的官僚系统,能指望它来推行新政吗?问题不仅出在政体腐败上,官员的素质实在令人担忧。看过王亚楠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我全明白了。改革政体迫在眉捷,官僚队伍不消除,弄权的专制基础就不会自动消失。除此之外,鲁迅所痛批的人的素质依然重要,将是一个大难题。如果我们还没从那种沿袭传统、固守经验、抱残守缺、自以为是、柔顺固执、模糊思维、面子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就难以走上自强之路。

    2004年元24日

      一个缺乏信仰的人,主体的精神力量越是强大,遭遇的伤害就越是厉害。信仰担负着化解伤害的功能,信仰是一个巨大的容器,能包容苦难、伤害和不幸。信仰与不信体现了对这个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如何面对个体的苦难,是一切哲学都必需回答的问题。儒家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道德伦理学说;道家回避这个问题;释家主张遗弃这个世界。只有基督真正关注人何以在世,关注人通过受难而实现灵魂的复活。

      进入2001年以来,我的心被一种莫名的虚无感和寂寞感牢牢抓住了,心灵找不到彼岸,无边无际的暗夜漂泊游移。直到前不久,我接触到了网络上的一些朋友,心灵才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源,这些朋友是刘小枫、李慎之、何光沪、任不寐、张梦阳、林非,特别是长期活跃于关天茶舍的槟榔、陈壁生、陈永苗、王怡、萧雪慧、南朵、崇拜摩罗,活跃于汉语文学的黄翔、陈春光,也了解到西方的福科、赛义德、哈耶克、波普尔,从他们那里吸取了精神资源,逐渐走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行。忘不了一篇篇深刻深情的文章,从政治哲学到宗教经济,再到下岗职工和三农问题,新左派、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后学思潮、民族主义,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人们自由地谈起孔子、鲁迅、黑格尔、海德格尔诸大师,我却最关注这个民族的精神走向,看的最多的也是关于鲁迅和知识分子的问题,陈壁生的《思想与痛苦——从鲁迅到摩罗》到南朵的《走上台前还是隐入幕后》,再到王怡的《无权者的反抗方式》,都激荡着一个严肃的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责任,一切都表明这个民族太需要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了。越来越多的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正在诞生出来,超越功利积极思考的知识分子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知识者都深深认识到走上信仰的迫切。我有理由相信,这一代知识分子将走出鲁迅式的虚无主义。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有一二闯将乱拼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2004年元月26日

      南朵的那篇《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精神里》道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着的现象:看透了切实生活中存在的荒谬、无奈和不幸,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本能地冷嘲一切,项多加点悲悯而已。

      的确,在理想国没有到来之前,社会中只有市侩和愚人。事实总归事实,冷嘲总归冷嘲。现实不会为任何人而改变,除非自己改变自己。那么,不愿按照丑恶逻辑阉割自己的人,应该怎么办?大骂这个社会的不义吗?这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良好愿望。

      那种悲天悯人的姿态,那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种举世皆浊吾独清的情怀,那种置身世外的犬儒心态,都无济于世。所有的罪恶和苦难都是我们的罪恶和苦难。我们参与或见证了罪恶的制造和苦难的生产。我们必需为人的欠缺而反思。我们不缺少好的文化,但是却用不好;不但用不好中国的文化,而且用不好西方的文化。不是文化、思想、宗教本身有缺陷,而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连心都腐烂了,还能值望什么呢?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什么民主、专制、宪政、自由、新左、内圣、外王、哈贝马斯、福科、萨义德,以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可是却忽视心的建设。我们不仅不建设心,而且冷落心,我们不缺少知识和学问,历来什么“文化昆仑”、“学术大师”、“国学大师”,我们有;文化批判专家我们也有。我们唯独缺少注重建设心的专家,一个鲁迅死了,精神废墟上跳出许多个精神哪叱,我们缺少鲁迅深沉博大的悲悯和大爱,我们不缺少大谈信仰高高在上的假基督。

      我们的心早死在一片废墟之下,满目荒凉。我们太缺少罪感意识、审痛意识了,太多的乐感意识和实用理性麻木了感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生存,孤独的不是神就是野兽,我们只能在最寒冷的地方,相互依偎,结伴同行。那些独行的老虎和狮子,那些叛逆的狼,以及那些被我们曾诬蔑过的叭儿狗,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那些麻木体制下制造的麻木之人,我终于不再用冷视的眼光注视他们,尽管他们出卖伤害过我,但看到他们无助的样子时,我便会对自己说:他们的可怜就是我的可怜,他们的可鄙就是我的可鄙,他们的罪恶就是我的罪恶。

      哦,我终于不再只是自己。我不要那些高高在上虚妄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拓荒者。

  [发表时间:2004-2-9 12: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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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缩影

  [发表时间:2004-2-9 12: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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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元月28日

      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从而也就是一个最乏文化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的群体。这一群体受群权统治左右,低头弯腰,站站兢兢,靠注《论语》混饭吃,历来犬儒加以美化,说什么“天人合一”,其实是借“天”压人,什么“道法自然”,纯粹是枯槁之道。这一群体走在文化废墟上,难以走出精神的死胡同。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熟烂发臭,却难以挣脱精神枷锁,仍然苦苦在文化的“相对论”和“循环论”中拼命挣扎。

      走过这样一个充满了庸俗、污浊、剥削、占有、侵略、背叛、堕落、唯利是图、无情无义、自暴自弃的下流世界,我们能拥抱爱、宽容、信仰、和平吗?这一代人能挣脱耻辱的精神枷锁吗?能结束流浪在精神荒原上的痛苦吗?当鲁迅在抗争顾准在思考、遇罗克在受难、杜导斌在受审、萧雪慧在呐喊时,我们都在做什么?鹦鹉一样的生活,不敢走向台前习惯躲在幕后。我们迫切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个体的虚无和抗衡苦难。对于前者,我们只从传统文化的废墟上走出,投靠悲悯的上帝,把灵魂交给上帝,自觉忏悔自己的罪过,对于后者,我们要积极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正视这个苦难而又邪恶的世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尽到我们自己的职责。

    2004年2月3日

      有位著名的学者说: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某种程度上讲,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家道中落、世态炎凉、婚姻不幸、兄弟失和、四面围剿……每一次挣扎,都是对那种独特尊严的磨砺。面对虚无的两种方式:一是解决精神上的虚无,二是用个体抗衡巨大的虚无,即抗恶。前者较有代表的有西方的海德格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昆德拉、博而赫斯,中国的有老庄、胡适、周作人、梁实秋、刘小枫、钱钟书、王小波、张爱玲等,后者(即抗恶)则有索尔仁尼琴、曼德施塔姆、哈维尔、加缪、萨特、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中国的则有鲁迅、陈独秀、何清连、林贤治、秦晖、萧雪慧、杜导斌等。“抗恶派”则屈于人格意识比较坚强独立的人。

    2004年2月5日

      一切都因为心太黑暗了,反抗传统却在传统之中,反抗黑暗却渗透黑暗,用黑暗的思维方式观照一切,一切无不是黑暗的。

      鲁迅笔下的《过客》里的过客在茫茫大荒原上奋步急奔时,内心交织着孤独、痛苦和绝望,难道就没有黑暗吗?他的内心裹挟着太多的黑暗和寒冷,自觉担当绝望的鲁迅所受的来自社会的伤害太深,还由于那种深刻的“中间物”意识,决定了他不能走向上帝,不能走向信仰、悲悯和爱。内心黑暗,缺乏悲悯,于是眼中全是堕落、无耻和苦难,残缺的灵魂感悟到的全是残缺。常常自以为看透了一切,没有敬畏感,以为人世全是尔虞我诈、猜疑攻讦、奸滑投机,这种心灵的残缺,常常伴随荒寒和冷硬。那种对人世深沉的的大爱不知遗忘到哪儿了。

      阴郁的环境常常可以培狭隘的心理,制造偏执的脑袋。

    2004年2月6日

      鲁迅说,中国缺乏俄式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知识,缺乏思想,是不折不扣的“知猪”。自古以来,伪善的知识分子标榜清高太怕清义,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荣誉。中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就此而言,我喜欢鲁迅、胡适,不太喜欢周作人、俞平伯。要把获取知识当作一种思考的乐趣,不要把它作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就此而言,我喜欢那些钻研纯艺术的学者,如宗白华,不喜欢那些官僚型的,如刘再复。要改革我们的人生观,消除圆滑、通融、敷衍、消极、清高。过于天真、狷介、独立的人,常常被体制排斥,中国的官僚体制容纳不了这样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摆脱为学的“政治情绪”,“坐而论道”也行,只要不成为无用的“书虫”就行。

      放声呐喊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狂狷自负之人偏偏得不到承认,四野寂寂,和声寥寥,漫天流行皆实用思想,思想者的处境往往是个悲剧。特立独行往往是个悲剧。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知识分子大多猥琐得像瑟缩墙角的童养媳,惶惶不可终日地瞅人家的眼色——苟活,什么“人格尊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全是奢望。中国知识分子中“食客”和“变相的食客”多矣。鲁迅率先完成了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他选择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首先谋求对制约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机制,进行整体的改革。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唤醒麻木的人心,鲁迅提出“立人”的课题,值得让人警醒。从“奴人”走向“人”,的确至关重要。

    2004年2月8日

      任不寐在《灾变论》中传达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由于地理气候各方面生存因素都比较恶劣,资源地理气候各方面生存因素都比较恶劣,资源严重不足,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生存背景之下,中国人逐步养成一种以谋生为基本目的实用理性。

      在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人们仍在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奔波的时期,我深深了解到了这样的“实用理性”也了解到了实用理性主导下的精神活动。“五四”以来,文化先驱一直高喊“立人”,为何效果不好,其中就有“实用理性”作怪的原因。“实用理性”主导之下,人的一切活动围绕生存,要生存就得要资源,资源与人口比严重失调,于是抢掠资源。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争夺权力异常激烈,卑鄙手段层出不穷。所以,不管启蒙的口号多么美好,只要这种口号不与改善人的具体生活境遇相联系,再好的口号也会转瞬即逝。

      灾变社会中的文学是一种高贵的悲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苦难、不幸、罪恶的社会,所有的批判都显得苍白无力,也许只有走向上帝,走向悲悯和爱。勇敢地担当起某种道义感和责任。决定一个人是否高贵的就是这种道义感。

      中国的哲学大都是一种处世技巧,西方的哲学传达一种博爱的东西。中国文化中关注人的东西实在太少。中国文化中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但“天人合一”被作了人与自然化的极其庸俗的解释。回到鲁迅。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鲁迅是一个被他所处环境伤害很深的人。面对杀机四伏的生存空间,鲁迅干脆让自己变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阴、冷、黑、沉、尖、辣、烈,拒绝再在传统的游戏世界逍遥,然而却又没有一个更高的彼岸世界值得去固守,于是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精神无赖,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已,一切的宿命都只能是失败,因此只有极大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对蔑视、仇恨、敌意,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抗,温煦、悲悯没有了,只剩下荒寒、冷漠和敌意。(潘之常)

      鲁迅立足个体的“绝望”,不愿面向一个更高的绝对价值程度进行自我拷问,不愿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在鲁迅心中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困惑。鲁迅执着于现世的一重世界,希望在现世就把一切帐统统结清,主张“拳来拳去,刀来刀档”,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就打”、“一个都不饶恕”,而不象他们那样坚持在人的世界之外去追求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这就是深具内省意识的“中间物思想”,消解了中国和西方形而上学;中间物是过渡、中介之意,鲁迅注重“当下”,把荒诞的存在还原为荒诞,从而穿透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穿透了中国的美学。“中间物”思想是鲁迅最深刻的思想,也是他的局限所在,鲁迅无法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在中国文化中,“天”塌了;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死了,这是一个“人人可以为上帝”的年代,虚妄、鼓吹、狂妄、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追求享乐,虚假的圣人观、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庸俗实利的唯物主义,这一切都宣布一个道理:人不能依靠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只能依靠人之外的某种超验的精神实体存在。我们只能依靠上帝来赎自己身上的罪,在不断征服自然中赎罪。

    2004年2月10日

      我再一次从现实的欺骗中惊醒,认清了残酷冷漠的现实:专制制度下“人”是“干瘪的人”、“萎缩的人”、“屈从的人”、“残缺的人”,“人”受到的引诱太多,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谋求生存为第一,享乐放纵为其次,永远都是这个道理。

      制度死了,文化死了,宗教死了,文学死了,人心死了,黄昏中我从颍水边荒草丛中的乱坟丛中走出,残阳泣血,群鸦齐飞,思绪迷茫。“我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我要干什么?”那捆绑在心灵上的缰绳无法打开。鲁迅说得好,现实中国苦痛太多,有记性的大都死了,活着的只好适者生存。

      人生存的脆弱性,生存、医疗、婚姻、人际,太多太多让人无法走出,人生下来就好象掉入了一口狭窄的牢狱,苦苦挣扎却无从突围。精神的溃灭和灵魂的枷锁牢牢扣住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生命是套在历史脖子上的枷锁。苦难中我接近了基督,这个唯一的精神依靠。我读了何光沪、刘小枫、萧瀚、何怀宏、茉莉、任不寐的文章后,心灵的黑暗得到一点化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入了教堂,走入了一片光明的圣地,找到了信仰之爱,第一次在绝望之中找到了精神的依靠。

      爱和抗恶应是两大永恒的主题,两者都是为了爱。有了信仰之爱,抗恶时才有可能不被黑暗固化和激怒。是时候了,到了该走出鲁迅心灵阴影的时候了。我仍然是天地间行走匆匆的过客,但已没有了心灵的黑暗。

      中国知识界中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不应只忙着为社会开诊断病历,而要真正踏实地做一些关爱生命、关怀心灵的工作。新左派中的汪晖、崔之元、甘阳,自由主义中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还有注重实践的刘晓波、余杰,都只注重纠缠某些政治哲学社会现象问题,新左派关注社会不公,自由主义批判专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民主和自由能带来幸福吗?况且这样的民主和自由确能在现实中国立足吗?一种民主能否生存,不是这种民主本身好坏的问题,而是如果没有信仰领域的根本变化,这种民主不会生根只能夭折或歪曲。“五四”以来,我们引进西方文化只注重引进注重科学和民主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而冷落注重信仰精神的古希伯莱文化。这是个缺欠。现在文化建设必需补上这一课。

    2004年2月11日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Z及Z的“帮忙”和“帮闲”欲置我于死地,那些奴隶也在从我的痛苦中汲取快乐,但都被我化解,但是我的家人却把我团团围住,坚决用世俗的观点改造我,做了一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死于敌手,不足为痛,死于亲友误射的毒弹,极其悲哀。我的敌手想花钱整倒我却做不到的事,家人却替他们做到了。

      我终于在无物之阵中倒下来,横遭无聊看客的鉴赏。整个S城,遍布机关,到处晃动狐狸、狗、狼、蝙蝠的影子。只好带着伤痛去生活,成为苦难的承担者。《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和虚竹,苦苦的追求,想做事却无法作成,注定在现世受苦。苦难是走向宗教救赎的前提,一个饱受苦难蚕食的人,如果不安于世俗生活,再没有一种精神支撑立身,很容易地堕落下去,无聊地死去。人生本苦,苦于抛不开这身臭皮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的境界啊。

      今生只有带着痛走向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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