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为这段历史负责――谈满清烂帐。[已扎口]

关于“鸦片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是蛮荒形态的狩猎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个冲突之前还有一场冲突，也是发生在现代中国这一片土地上，是蛮荒形态的满清狩猎文明与正在衰老的中原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场冲突以中原的农业文明的失败而结束――事实上衰老的中原农业文明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时期，在整个明王朝――应该追溯至宋朝，中国都处于文明质变的过程，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尽管十分脆弱，但是取代农业文明的趋势已经明显现存在，中国文明史发生混乱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这种正在衰退的衰老和正在兴起的幼稚为野蛮文化的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事实是：

　　蛮荒形态的狩猎文明与衰老的中国农业文明的冲突是胜者的征服与压迫，并不是两者的婚姻。不要把屠杀和毁灭当成融合，中国人只有从◎◎和阿Q心态中走出来，才能砸烂精神上的枷锁，摆脱文化上困惑。

　　当这种文明冲突置于更广阔的空间开展――自从西方领先进入启蒙阶段之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无法逃避文明冲突引发的震荡。殖民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从16世纪直到现代不断嬗变着多种形态，其内涵都是先进对落后的占有――这种先进性体现于科技的进步，体现于经济的发展，也体现于民主化的主张。先进性是殖民主义合理性的一面，也是殖民主义作为生命体存在的源泉。

　　当满清匪徒们被迫置身于更广大的文明冲突环境，它的死亡之星也就冉冉升起了。

　　野蛮、原始的狩猎文明必须面对近代工业文明了，相互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优劣的区别如此之明显，胜负立判。在“鸦片战争”中，蒙昧的满清◎◎们面对启蒙之后的西方使者，在观念的差别是处于质的层面上――不是量的差别。表现在外交谈判上的议题，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可是这一切却是真实的，它说明了一个强盗政权在近代文明社会中的不适应。

　　“鸦片战争”中满清政府在外交上的需要做的是什么？

　　先是“磕头外交”，再是“公使驻京”问题，后是赔款条约。

　　后来的滿遗常常把满清的需要作为中国人的需要，荒唐地煽动中国人为一伙屠杀、奸掠中国人的匪徒卖命。我们当然可以从上面三个主题所围绕的核心来辨别一下，我们到底应该站在挾世界先进以进攻的英法联军一边，还是应该为那些灭中国人祖宗的强盗去抗争？

　　上面三个主题所围绕的核心是滿猷的“天下共主”观。

　　所谓“天下共主”观：

　　通过滿猷康熙的武力征服，经过滿猷乾隆的文化征服，鞑子强盗们认为他们不仅仅在实体上成就了“天下一统”，在中国传统观念也获得“天下一统”的认可―－尽管滿猷乾隆的文化征服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些野兽仍然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绑架的――房子中的人们已经把闯进房子的强盗当成他们的主人了。

　　推而论之，这些强盗认为，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国，女真酋长就是天下共主，所有人见到女真酋长都必须磕头臣服，美国学者费正清把这种“磕头外交”称为“朝贡体系”的一部分；

　　这些强盗认为，夷狄既然拒绝磕头，也就是拒绝承认“天下共主”，即不是藩属又何必长驻北京？

　　这些女真酋长对“天下一统”观念的亵渎所带来的报应是致命的。刚易折，柔取束，这一个规律性的变迁贯穿于乾隆之后的满清历史，典型地表现了满清文化的劣等性，这个劣等民族注定动静得咎。当然，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满清野种阎崇年们的言论中看到这一群强盗自以为是“天下共主”的狂悖意识，历史真真实实地告诉现代中国人，相信阎崇年们的言论，中国将面临无穷尽的祸患。

　　关于“磕头外交”：

　　争论是这样开始的，《停滞的帝国》的作者、法国人的佩雷菲特这样写到：

　　1793年9月14日，早上7点，皇帝终于驾临。所有的人——朝臣、鞑靼亲王、附庸国的使臣——都在叩头：屈膝下跪三次，每次俯伏三次，前额触地九次。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除了英国人，他们只将一条腿屈膝跪地：勋爵回避这个礼节，认为这是使他的国家丢脸的事。他希望以他称之为“大海的统治者”和“世上最强大的君主”的那个人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第一个向天朝委派常驻使团的大使，第一个以平等身份同中国商谈事务的大使。

　　1816年8月28日，托马斯－斯当东准备英国使团对天子的第二次觐见。皇帝已不再是乾隆，而是他的儿子嘉庆。因为有了1793年的先例，他们自进入中国领土起便不断表示其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们不会叩头。然而，阿美士德勋爵和托马斯爵士深夜刚到北京，便被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中国人要让他们当场就俯伏在嘉庆的脚下。有人抓住他们的双肩。他们抵挡着别人的推推搡搡。他们拒绝见皇帝吗？于是马上就把他们赶了出去。

　　充满愤怒的托马斯爵士后来成为鸦片的代言人。1840年4月7日，下议院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准备对中国派遣远征军。59岁时当上了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极力主张为鸦片发起战争，他起身发言，说到：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天下共主”――这种强盗政权所表现出的妄自尊大是如此强烈。当其时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进逼北京。但是满清政府不惜背水一战，在磕头问题决不让步。这个问题最后终于有了发展，在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法联军以炮火突破了满清匪徒的抵抗。即使屈服了之后，女真酋长在“亲递国书”条文上仍然设置了不与外国公使直接见面的防线，以避免“不磕头”的尶尬。在美国公使抵京时，滿清提出由他人代表女真酋长接受使者国书，满清政府竟然对这样“外交胜利”兴高采烈。

　　关于“公使驻京”问题：

　　“不磕头”――在女真人看来是对其统治中央王国合法性的否定――尽管二百多年来，这种合法性始终受到中国人的质疑，也受到东亚各国的质疑――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以至于满清朝廷对这个问题表现出过度的神经质。“公使驻京”是“磕头外交”的延伸，其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于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

　　在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交涉中，“公使驻京”问题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另一方面，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却很快达成了协议。

　　在滿猷那里并没有中国主权这一观念，当然更不可能有民生意识。后来的一些中国人把这个政权看成是自己的政权，实在是荒唐可笑。鞑子皇帝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不受干预，“公使驻京”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迫使皇权面对一个不可跨越的障碍，事实上“公使驻京”也在唤醒中国人――这一被鞑子奴役的群体的觉醒――这种觉醒却是鞑子们最为恐惧的事情。于是滿猷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编辑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教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那样：“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

　　满清政权的行为无异向西方列强发出了力图强调自身合法性的信号，但是也向西方列强显示了这个政权外强中干的特性。托马斯－斯当东当然发现了这一个问题的关键，后来有片电影说他摔坏了一个瓷花瓶以加强自己的论证，这种比喻倒也是确切的。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也有了火烧圆明园。

　　关于火烧圆明园。

　　当英国人拒不磕头的奏报传之于朝廷，对于这种公然的蔑视，令女真酋长愤慨不已。于是战争的火焰也就点燃了。应该说这场战争几乎不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什么利益之争，它只是滿猷对自己存在的合法性的恐惧。尽管满清政权在第一次清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把英国等国作为藩属国对待，满清在广州的官僚叶名琛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也学着他的主子不与英方谈判代表见面。蒋廷黻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

　　尽管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在中国的英方代表不要挑起事端，但是面对一个强盗政权，一个不可理喻的野蛮者，这些正在经历新时代变革洗礼的大英帝国的公民们也异常愤怒，强硬的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巴夏礼和包令，把自己的愤怒传递到伦敦，执政的巴麦尊内阁面临了是否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这时候，大不列颠的公民们受到一次严厉的惩处，通州谈判破裂，按照预谋清方当场拘禁了含巴夏礼在内的英法使团共39人。女真人象历来对付中国人一样以“叛逆罪”把巴夏礼们投入大牢。这一个罪名无可置疑地论证了鞑靼人征服天下而“天下一统”观念，他们就象当年平定“三藩”或对付准噶尔部那样。

　　大英帝国的使臣们在大清国是受到了特殊的礼遇的，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亲历其境的一个英国外交官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

　　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战争难以避免的了。英法联军4000人在通州张家湾直接与精锐的鞑子僧格林沁部的近万人交战，清军惨败。后又在通州八里桥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 30000人。女真酋长厚颜无耻的宣称要“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这种宣言只是惊弓之鸟的喧闹，满清皇帝咸丰却从圆明园出逃了。

　　这些怒不可遏的英法两国急于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正在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滿遗们痛斥为“麻木”。可是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更早的时候还出现在广州，试问滿遗们：你们又凭什么要求民众为你们这一伙匪徒“不麻木”呢？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滿遗们把一个中国的落魄秀才拿出来顶罪。此人名叫龚孝拱，滿遗们称之龚半伦。他的父亲国乾隆盛世年间的诗人龚自珍――一个充满变革的激情的人，也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深恶痛绝的人。龚孝拱的学问“不亚乃父，旅居上海多年，各国语言文字，统知一二”，也是难得的才子。他所继承自乃父的除了满腔激情，更多的是想一举烧毁满清的天下，于是他与这些外宾走到一起来了。

　　龚孝拱在火烧圆明园中的作用是什么？民国初年，史学家蔡东藩在其所著《清史演义》中有如下描写：

　　“恒祺不敢违慢，跨着马驰到圆明园，园外统是洋兵守住，恒祺会说几句英语，说是前来请和，洋兵始放他进去。一入园门，见祝融氏正在肆威，兰宫桂殿，凤阁龙楼，已被毁去数座。恒祺向没火处走入，劈面正碰着巴夏礼同一个洋装的中国人，巴夏礼佯作不见，还与那人指手画脚，导引放火。刁恶。恒祺忍着一股气，先与那洋装的中国人，搭讪起来，问他姓名籍贯。他却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可见龚孝拱并非被迫而来，可证其为中华觉悟第一人。

　　蔡东藩写到：“这次英人北犯，他恰跟了入京，烧圆明园，实是他唆使……烧了三日三夜，变成了一堆瓦砾场。只有珍奇古玩，由龚半伦带领洋兵，搜取净尽。” 蔡东藩写了很多历史，可惜的是看不懂这一段历史，也是可悲之处。

　　据《清朝野史大观》，““定庵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龚半伦名橙——注）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据载，龚孝拱从圆明园中抢来的财宝中“得了百分之一，运到上海变卖，作为嫖费，嫖光吃光，发狂而死。”所谓发狂而死，史载即如今所说之“梅毒”。

　　当然，这都是滿遗所言，无需认真，在滿遗目中，那些在圆明园门口观望，在珠江岸边观望的人，那个不是龚孝拱。其实，中国的数亿民众又有几人不是龚孝拱，一个人人皆曰可杀的强盗团伙，凭什么要求民众的庇护？

　　满清匪徒，人人得而诛之。额尔金后来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演说中说到：

　　“关于圆明园珍藏的毁灭，谁也不比我更真诚地遗憾。”

　　接着，他话头一转：

　　“我不以为在艺术方面我们从那个国家有多少东西可学，但我也不是十分肯定地承认，甚至在这个部门，我们从那里不能得到什么东西。”

　　额尔金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主导了一次推翻一个反动政权的决定性的行动，从此后满清匪帮日暮途穷。当鞑子僧格林沁败在八国联军之后，已经挫尽锐气，终于亡于捻军的手中。僧格林沁之后，满清匪帮再也没有领军之将了，即使从人才的角度说，满清匪帮已经不能不依靠汉人如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等老少爷们了，最终是袁世凯得到了机会。

　　从中华民族求解放的角度，人人得满清匪帮而诛之，曾、左、李、袁，都在铺就一个罪恶集团的死亡之路。

　　我们是应该理清满清这一本烂帐了。

　　转自壶公评论

　　答网民“知一居士”在2008-11-9 11:26:00的发言：

　　1、狩猎文明的特质是强权之下的劫掠与屠杀，满清时期的主导文明是不是此类狩猎文明？

　　即使现代仍然留存这样的痕迹――请问下岗运动的内涵是不是狩猎文明？

　　――可以以某种理论和政策迫使一个群体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是否近于狩猎？其理论和政策是否属于狩猎文明？

　　阎崇年类颂扬大屠杀的理论是否为狩猎文明？你以为阎崇年类只是说着玩的吗？

　　蒋庆、陈明的理论只是稍稍高于狩猎文明，是典型的圈养文化，追随此类人实质上是在放弃自己的人格。

　　2、所谓狩猎文明即“率兽食人”。

　　阎崇年令人鄙视之处即在于他十分明白满清文化的狩猎特性，却大加赞扬。

　　就象蒋庆，明明知道自己的文化的禁锢特性，却无视人类寻求自己的解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除了一些利欲熏心，或者是穷途末路的所谓儒生愿意遵从蒋庆的请君入瓮，这个世界只会把阎崇年、蒋庆类当成狂吠的疯狗。。

标签： 背水一战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