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张良与汪精卫比较学——《在历史中成人》之一

刺杀：张良与汪精卫比较学

　　——《在历史中成人》之一

　　最近，我有幸读到了李开元《复活的历史》，受益良多。李开元是田余庆先生的高足，不但擅长于绣花针般的绵密精细考证，而且不乏大铁锤般的振聋发聩之论，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文字干净明亮，叙述起故事来轻车熟路，耐人寻味之处比比较皆是，而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张良复仇的故事。

　　张良是韩国贵族，公元前230年，秦灭韩时，他已经二十多岁。由于经历国难家难，他对于伟大先祖的怀念愈益深厚，对于破灭之母国的爱恋愈益执着，他内心深藏对于秦国的仇恨，一心一意要为韩国复仇。但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军事镇压和法制建设双管齐下，逐一平息各国的武装反叛，以郡县什伍户籍制为基础的帝国化政策在各地步步推行，政权日趋巩固，统治日趋强化。年轻气盛的张良，眼见复兴祖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觉得别无选择，决心以个人之力，刺杀秦始皇以报秦国灭韩的深仇大恨。这就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博浪沙一击”。

　　对此，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样记述的：“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以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司马迁的这段描写相对比较简略，因此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张良何以必于此地阻击始皇帝？又何以阻击不中后，竟能大索十日而不可得？秦史专家马元材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亲临博浪沙考察，写成《博浪沙考察记》说：“盖博浪沙乃当日一地名，其地必多风沙。……大概张良当日探知始皇东游，必经由此道，故与仓海力士予伏于此。又至天幸，始皇车马过此时适风沙大起，故遂乘此于风沙中阻击之。此种风沙起时，往往弥漫空中，白昼如夜，对面不辨景物。不仅阳武如此，与在开封时，即已遇有三四次之多。正惟其阻击系在风沙之中，故观察不确，致有误中副车之事。亦惟其系在风沙之中，故虽阻击不中，亦无法能从万人载道之内，将主犯明白认出。及至大索十日之时，则张良等已去之远矣。”

　　马先生的解释说明，刺杀是一件风险性和偶然性都很高的“博命”行为。作为贵族，张良选择这样的方式复仇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张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一旦看清楚行刺的局限性，就主动放弃这种不现实的选择，为自己的“复仇”理想寻找新的支点，所以，在刺秦失败后，他一边研读黄石公给他的兵书，一边寻找可以成事的军事政治集团入伙。这种贵族式的隐忍和韬晦，不但使自己避免了普通刺客“飞蛾扑火”的命运，而且还成就了后来“汉初三杰”的美名。

　　张良年轻时的行刺故事让我想起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汪精卫。在现在的很多年青人看来，汪精卫就是一个“汉奸”而已，殊不知，汪精卫还有他另外真实的一面。比如，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再比如说，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更让人称奇的是，１９０８年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一时间，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当时，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果然，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刺杀醇亲王载沣计划失败，与同志一起被捕。但他一进监狱，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为后人传颂。题名叫《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因为刚好撞上预备立宪，清廷想笼络民心，所以，汪精卫拣回了一条命，只判了个“永远监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30日，清政府不得已，发布了开放党禁的谕旨。11月6日，汪精卫等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汪精卫受到了热血青年们英雄般的欢迎，他在党内的地位也迅速上升。孙中山死后，汪精卫就成了众望所归的“头号人物”， 他在国民党内是类似于“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而且，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共产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可谁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理想政治家，在不久的将来，却成为了中国的“头号汉奸”。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因不满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决心除掉蒋介石救国。但蒋并没有出来拍照，而刺客孙凤鸣已服鸦片烟炮，毒性将定时发作，于是一不作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这一事件标志着汪精第二次“赌博”的开始，对于他的“曲线救国”，林思云先生在《真实的汪精卫》中有几段中肯的评论：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著，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卫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日方却违背密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本来在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中，日方答应以“撤军”来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当时日方不提出撤军的承诺，汪精卫也不会离开重庆。可是日本首相近卫在发表声明时，忽然临时删去了有关撤军的承诺。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云南省政府 龙云等人答应声援汪精卫，也是把日本撤军作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军的情况下搞“和平运动”，自然要背上汉奸的恶名。龙云等人见日本收回了撤军的许诺，也就不再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因为他们还有退路，不象汪精卫已经离开重庆出国，没有退路了。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他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他离开中国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果汪精卫隐遁欧洲，等于默认他干了卖国之事而出逃欧洲。汪精卫想干点什么事来进行挽回，因此汪精卫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作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可是汪精卫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险处丛生，一步走错，当年最让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变成最大级的卖国贼。”

　　１９４３年８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１９３５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汪精卫在陈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１１月１０日午后，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壁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汪精卫以爱国大英雄成名，却以卖国大汉奸终了，历史如此悖谬，真是让人唏嘘长叹。

　　很显然，纯粹就刺杀本身来看，张良的故事与汪精卫的故事没有太多的差别，他们都属于典型的“中国式刺杀”，由于秉承的理念是“历史正义”，所以，他们都没有陷入西方哈姆雷特式的伦理困境。但如果从历史赋型于人身上的意义来看，张良与汪精卫的差别又实在是太明显了：

　　首先，从动机来看，张良是贵族，他并不想通过刺杀来博取名声，所以，事前没声张，事后也没有主动提起。而汪精卫是资产阶级革命党成员，他的刺杀就是为了博取名气和政治声誉，所以，刺杀前有《釜薪论》，刺杀失败被捕后有《被逮口占》，宣传效果在当时相当轰动。

　　其次，从过程来看，张良击秦不中，是因为“亦惟其系在风沙之中，故虽阻击不中”，乃客观物理原因；而汪精卫刺杀醇亲王载沣计划失败，是因为“3月31日，喻培伦、黄复生去桥下挖坑，因惊动四周犬吠，被迫撤走。第二天，两人去将铁罐埋好，又因导线太短而停。第三天再去接线时，被一居民发现，报告了警察厅，铁罐也被挖走”，明显的是冒失所致。

　　最后，从影响来看，张良一旦看清楚行刺的局限性，就主动放弃这种不现实的选择，并且改变了自己冒失、莽的性格，这从他为黄石公穿鞋就可以看出来。而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刺杀作为一种风险性和偶然性都很高的“博命”行为，它不但考验行刺者的道德勇气和办事能力，而且还考验行刺者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内在平衡素质，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物应该好好调教自己的“赌博”习性。张良的刺杀并没有达到他杀死秦始皇，从而瓦解秦帝国的目的，而且差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这一结果迫使他寻找其他的复仇途径，也开始变得谨慎和稳重起来。而汪精卫则不然，虽然他也没杀死醇亲王载沣，也同样的差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但他的刺杀是为博取政治名声而去的，结果也如愿以尝，这自然助长了他性格中的“赌博”因素，从而也为了他后来“落水”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

标签： 背水一战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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