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为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
元曲是元代杂剧和散曲的统称。
散曲也称小令，比如马致远那首美到极至的《越调.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渊。
杂剧起源于宋金时期的“诸宫调”，在元朝得以发展兴盛，中国古代四大名剧之首《西厢记》就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作品。他和关汉卿、马致远、白仆并称元曲四大家，元代的一些剧目如《窦娥冤》、《倩女离魂》、《墙头马上》、《拜月亭》等一直流传到现在。
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虽然在立朝初期就标榜“儒化治国”，比如从《易经》“大哉乾元”中取国号；提倡尊孔及朱程理学等等。但实际上是非常轻贱儒生的，且不说人分几等的分化和歧视。为了保证蒙古人、色目人的利益，减少汉族官员数量，竟废除了科举制度，断绝了儒生至仕的途径。尽管在延祜二年恢复了科举，但从考题到录用，都极其苛刻，汉人、南人想通过科举得个官职真是难于上青天，读书人陷进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南宋遗民谢枋得无奈地自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把自己比为不如娼妓而只强于乞丐,应该是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状态。
清初学者毛奇龄说：“才子不得于时，所至诎抑，往往借‘鼓子’、‘调笑’为放遣之音” 。空怀锦绣文章，无用武之地。文人们只好把怀才不遇的忧愤及文才飞扬的才情都投入到戏曲的创作中，而看戏的观众是同样有亡国之恨的生活在高压下的普通百姓。寄情于戏曲，作者用以消磨其悲愤，听者用以忘却其痛苦。这是元代从立朝到灭亡不足百年，元曲何以有这么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是明代宗室少有的学者，他一直致力于元曲的研究，他认为元曲“不讳体、字句皆无忌惮。”的确，元代统治者相对同样是寄人山水的清朝统治者没有搞太过血腥的文字狱，创作环境没有禁网，文人们可以直抒胸臆，也是元曲内容广泛、感情真挚自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焦循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顾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里说：“元剧是佳处：写情则在沁人心睥、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当代戏曲评论家徐城北叹惋戏曲已经进入“晚唐时期”，和其他曾影响深远的国学艺术一样，元曲对后世的影响到今天随着戏曲这个艺术门类的日渐式微也就渐渐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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