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更需要这样的清官
——赏析宋清海的人物传记《石瑛传》
李志凡
拜读了友人清海先生赠阅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8万字的大作《石瑛传》。因为书太厚，先只是陆续游览了一遍，为石瑛其人其事所感染，之后便重点择要细嚼慢咽。觉得作者在中华民族最需要坚挺爱国精神的民族之魄时与以民为本的“父母官”时，慧眼识真金，选择了石瑛，选择了这个有血有肉、令历史难以忘怀的具体形象作为现代史中的楷模——应该说堪称古今人物的典范，让他的言行、思想、才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视觉中，铭刻在读者的心灵里。为此，作者不惜历时5年从海峡两岸及海外300多篇文章和近100本书中旁征博引、寻微钩沉，以翔实的史料为根据，三易其稿向世人介绍石瑛，在波澜壮阔的民国史大背景下再现其跌宕起伏、悲壮奇特的一生，是煞费苦心的，是针对现实官场与社会的一些令人发指的“人”与“事”的“苦口婆心”。值得中华民族的每个子孙，尤其是身为各级领导干部认真一读，并从中吸取一些做人与为官的道理与德行。万事万物需要比较，一比较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就明白了，但愿“精英”们认真参悟本书的真谛，让自己的身心进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作者在后记中坦言说，作此传“确乎勉为其难”。作为读者，我亦感觉此言并非故作姿态。其一，作者擅长于小说的写作，有3部长篇和10余部中篇小说问世，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对于记实体来说，要避免虚构之嫌决非易事，再说，由于不言而喻的历史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国史不为时人所重视，成了“敏感”的话题，要对民国名人的旧档案进行细腻的考证，并对其人其事作出客观的评介实在相当困难。再则从可读性来看，弄不好会黄胖樁年糕——吃力不讨好。但作者在查阅了一些石瑛在世时的所作所言与当时从上至下的口碑和逝世后人们对他的历史评价与深切怀念后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是带着使命感、责任感和良知的迫切感的。
作为传记，真实与客观地再现历史及其涵蕴的影响与深刻是它的灵魂，要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实事求是的眼光去记述，“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毛泽东语）；而形式的合拍、显明、悦目，亦不可轻觑怠慢。为此，创作前需要广泛的“涉猎”、“博览”，精心的取舍、发掘，创作中需要反复的征询、修订，成书后需要现实的认可、关注。笔者觉得此书数者兼备！
一、先看“形式”的安排与设计——堪比“导航器”。
本书的封面设计别具一格：大16开的白色封面上横排着“石瑛传”三个行书体字，右旁是石瑛正面头像，框在滚圆的图形内；书名三字之间，从左至右竖立着几行字，现代“古人”、民国第一清官、辛亥革命元勋、湖北“三杰”之一。未开卷就提纲挈领地让读者了解到此人生平的核心内涵。封面的折页上用六个大粗体“他”字领出石瑛从学问言行思想到被同代人的赞誉。作者的目的：既使历史成为人物的心灵时空，更使人物成为历史的精神之光。
在序言之前又锦上添花，空出5个页码复印了现代影响深远的著名人物五篇怀念或评价石瑛的题词。其中连战(前国民党 现国民党名誉副 )敬题“德追古贤今日犹称圣人才兼中西建造现代国家”；蒋孝严（蒋介石之孙，现任国民党名誉副 ）敬题“两度欧为强国一生实干兴中华”；许倬云（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敬撰“磐石坚固松柏正直香草一掬其德如玉”；向榕铮（台湾法制司司长）恭书“中华伟男子民族铁脊梁”；梁漱溟（饮誉海内外的现代哲人）追怀“石蘅青（瑛）先生是一位敦朴正直的人物不以学者面目留印象于人间则以先生参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更且致力事功为多也我有幸辱交于先生衷心钦服特赘志于右”（所引题词中原文都是繁体字）。序言中扼要论及石瑛的一生功业、道德、情操、学问；着重强调其爱国精神与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风范。
在正文中遴选了有关相片与影印件，如与孙中山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合影、与孙中山及留欧学生在巴黎的合影、与孙中山蔡元培、黄兴等在总统府的合影；石瑛的题诗画作、石瑛为武汉大学的题词、为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十周纪念的题诗、为《求友》杂志和新华日报的题词；石瑛在上任南京市市长后在中央日报上的《石瑛启事》、辞去南京市市长的辞呈影印件、石瑛常穿的土布衣服；石瑛国民党“一大”上的一份名为“本代表在会对于海外各同志为国为党奋斗应有一种诚恳表示”的提案影件、孙中山手书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影印件（石瑛、李守常即李大钊、邹鲁、廖仲恺于右任等名列执行委员内，毛泽东名列候补委员内）；石瑛在武昌三义村的故居、在湖北恩施龙洞的故居；〈中央日报〉追悼石瑛的特刊及新华日报哀悼石瑛的短评影印件；国民政府给予石瑛、严立三国葬所设的灵堂、桑梓父老迎石瑛、严立三灵榇归葬的珍贵照。
后记尤具阅读本书的“导航”性。作者感叹“本书的写作使之大为受益。我追寻先生的生命轨迹，沐浴一个伟大灵魂的烈烈光焰，心灵穿行于民国历史的波澜之中”，从而认识了那是个“伟大而混乱的时代”、“黑暗与曙光同在的时代”、“死亡与新生在搏斗的时代”、“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时代”；先生的独立人格“以爱国为旨归”、“以为民为准则”、“以民生为尺度”。我们不妨从这些方面去欣赏。
序言之后又增添了附录“石瑛年谱”与近60条参考文献。
封底在石瑛像下是国民政府令，以诗的形式，简明扼要地褒扬石瑛“赋性纯朴、矢志忠贞、才兼文武、学具专门、懋著勋勤、誉望尤显”。有力地增强了此纪实的历史性与真实性，扩展了其底蕴。
目录的可读性与美观也值得一提，全书共34章，每章都是用四个字来命名，采用了四字成语的格式，如华枝春满、少年风云、负笈远翥、名扬英伦、应召东归、战地忧思、“苦行头陀”、实业之痛、教育立国、政治惊涛、云鹏折翅、“石头狮子”、民生至上、谁续《离骚》、忧国之病、砥柱中流、唤醒“睡狮”、青年师友、现代“古人”等等。让读者感觉到有了韵味与节奏。成语之所以生命力强，经久不衰，与它的内涵丰富和四字格局便于记忆是分不开的。
笔者见到的人物传记不少，像这样融核心内容于形式，特色突出，个性显明的却寥寥无几。
二、再看本书所述内容及表现手法——堪称“可圈可点”。
作为传记，“旁征博引”很是必要。作者对所写的人与事必须产生某些“共鸣”现象，即使时代不同，也可产生某些相似的情绪和相似的审美趣味。如果毫无“共鸣”之“景点”是决然写不出真实感人的传记作品的。无可置疑，作者本身的道德观与为人处事在一些方面与石瑛有“共鸣”现象。所以他像高明的外科医师，用了智能“解剖刀”来从众多的素材中“取其要义”。
从写作顺序来说，以“乘雾而来”开篇，描述石瑛出生恰逢连日浓雾，家境日渐凋零，社会内外交困。小生命似乎穿越“雾霾”来到这个世上。爷爷科场屡试不第，徒叹时也命也；两个儿子亦不得志，全家寄希望于新生儿了。因啼哭声洪亮刚劲，一鸣惊人。心中窃喜，盼此子将来成大器，再三思忖，取名曰“瑛”， 字“蘅青”。作者敏锐地抓住其名字的传统文化内涵大做文章，从中体现石瑛一生的追求与实践，可说是画龙点睛之笔。“瑛”者，美玉也，作为儒家宗师的孔子赋予其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禀性；“蘅”是一种紫色香草，喻高贵吉祥，常在爱国诗人屈原笔下出现；“青”，与汗字构成“汗青”， .古时在竹简上记事，先以火烤青竹，使水分如汗渗出，便于书写，并免虫蛀，故称。借指“史册”，在文天祥的名句“留取丹心照汗青”中扬名四海。可想而知，其祖父对他的期望之深切、高远。爷爷除了用全部情感与学识来包装孙子外，还用勤劳来熏陶他，土地、种子、劳动在他心目中从小就神圣起来了。
他果真没辜负爷爷与父亲的渴望。由于聪颖好学，尊师重道，深得几任老师的器重，州试名列榜首、乡试中举，却放弃赴京会试求取进士功名；凭他的所学功底，必当高中，但他一番忧国忧民的热忱激励着他赴西洋学建造铁路、学冶炼钢铁、学海军。中国文化功底他称得上十分深厚，“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史记》、《说文解字》之类经典著作烂熟于胸，但要学西学，学外语，却相当困难，他毅然决然勇往直前。他并非见异思迁，而是为了学以致用，为了爱国救国所用；他去比利时、法国、英国、德国，学法语英语德语，学数理化；他在湖北黄鹤楼与一伙热血青年结盟为异姓兄弟，他在伦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他组织“公民党”，参加“同盟会”，后为国民党；他回国后竭尽全力实业救国，搞铁路、弄钢铁、办兵工厂，兴教育，碰得焦头烂额而“不到黄河不死心”；他追随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宣传革命，为革命筹款、遴选有志之士入会；孙中山组织的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石瑛的事业也一次次遭遇挫折；他从一个废寝忘食的传统文化嗜学者到中西兼修的著名人物，从一位改良主义思想者到一位坚定不移的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活动家，堪称踏上了一条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人生路。
作为赏析，我不便赘叙，仅着重就本书的一些有特色的结构与表现手法谈谈几点浅见吧：
（一）他运用了建筑与装璜艺术的造型美学。
在设计建筑群时，讲究因势造型，显山露水；讲究层次分明，方位适宜；讲究大小搭配，高低相衬；在装璜布置时，讲究空间利用、明暗适宜、大方得体、注重内涵。作者在布局构思上似乎注意了这种“美”的造型。
如写孙中山屡战屡败而不气馁的精神与石瑛事业屡屡遭遇而屹立不倒；写他俩先后逝世后国人对这两位辛亥革命元勋的痛心疾首的哀悼与颂扬其人其事其德其行其深远影响的口碑相映衬。作者描述这两位辛亥革命元勋就像精心设计的对称物，或者说是一副浓缩辛亥革命的对联，交相晖映。用这“对称物”或“对联”来串联其它内容。
再如叙述宣誓加入同盟会后有人事后越想越怕此事败露，因为孙中山是朝庭通缉的要犯，汤芗铭等便密谋盗走全部宣誓书与重要文件；而石瑛冒着开除学籍、驱逐出境甚至被处死的危险“虎帐窃兵”——因为海军技术是保密级别最高的，重要课与教材是不让中国留学生接触的。为了“革命”他行此险招。事成后，亦为辛亥革命元勋的冯自由将此两件事做对比，赋诗一首：负笈重洋习海图，为谁虎帐窃兵符。若教比论汤屠户，一是天人一鬼狐。诗中把石瑛比成“天人”把汤芗铭喻为“鬼狐”。读者不妨把这两件事亦看成一副“对联”，是一正一反的“明暗”相比的“对联”。
“造型”精美的述说在书中不少，像开篇中提到孔子说的仁义礼智信，后来被石瑛赋予新义：为今之计，应在官员中力倡仁义礼智信，并充实新内容——大公无私之为仁，舍己为人之为义，修齐平治之为礼，顺时革新之为智，平等待人之为信。对于我国自古以来提倡的道德观，石瑛也有一番见识：不重法而只重道德，乃至以德代法，使道德走向极端，“物极必反”，致使人皆口言道德而内心厌恶，若法制昌明，辅以道德滋养，则人皆可为尧舜，文明社会何患不立？
（二）他巧妙地运用了类似影视中的“特写镜头”。
由于袁世凯的两面三刀，用武力胁迫与花言巧语免去李烈钧的职，意在解除国民党籍数省都督的兵权，并通过金钱收买、酒色引诱、封官许愿、威胁恐吓手段控制“制宪权”，以一票“万金之数”买来汤化龙为议长。作为议员的石瑛发出悲愤的一吼：“袁世凯为恶劣社会完全的代表！”愤而辞职，出现一个令人难忘的“特写镜头”——他约盟兄田桐、邹鲁等人在一家小酒店话别。盟兄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怒斥袁世凯的丑恶面目与阴险用心，石瑛取出辞书慷慨激昂地念：子曰：道不同不相与谋。今观袁氏主宰之国会，何政所参？何政所议？……石瑛不才荣膺议员之职，受公民之托，代表民意；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瑛不敢尸位素餐，既不为五斗米折腰，何不归去来兮？特呈辞议员之职，陈缘由如右——袁氏有异志观其往日之行，可证今日之心……“辞呈”洋洋千言，历数了袁氏奸佞，卖主求荣的种种恶习与罪孽，从康梁变法百日维新，到孙中山缔造共和，到刺宋教仁、解散南军，独握兵权，阴瞒议会。义正词严控诉袁氏正欲谋大位。最后两段说：呜呼！决东海之水，流袁氏之恶不尽，罄南山之竹，书袁氏之罪难绝……呜呼！二次革命必起，武昌义旗再举，剑光寒而霜万里，号角鸣而千山摧。共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好！”邹鲁喊一声，“好一篇讨袁檄文！”田桐激动“说得好，鞭辟入里，最为极者，乃是改变了中国民主进程、议会政体。”类似这样精彩的镜头章章可见。
（三） 他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绘画艺术中的“速写”技巧。
如石瑛游说阳新县城驻军管带曾庆一加入同盟会挨打的场景。曾因为石任过全国禁烟总理，又是留洋归来，开始还应付几句。石一提到黎元洪也是同盟会员（不知黎身有诸多袁的党羽，曾即是其中之一）曾不屑地说“我的上司非黎元洪。”石瑛说：“难道阳新驻军不属黎都督节制？”曾大声说：“我的上司是袁大人！”说着向空中作个揖。石瑛只道此人的上级姓袁，没想到是袁世凯，说：“可否请曾管带代为引见？”曾一听就火了，“连袁大人都不知道！”不满地说：“我的上级是袁大总统！你也能见？”石瑛也生气了：“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民国讲平等自由，人无尊贵贱，我如何不能见？”曾大怒：“同盟会乱党狂徒，竟敢直呼袁大帅的名讳！给我打出去！”哨统带兵一顿乱打。这种速写也是章章可见。
（四） 小插曲的形式也偶有出现。
如石瑛在朋友家曾发生一件事：一个青年带上自己翻译的一本书请石瑛这位留洋17年赫赫有名的学者指正。石瑛是那么认真，他完全没有去想人家是否只想借他的名声为此书增色，想他为此书写上几句推荐的话让作者名声大噪。却索取原著和译著看上几章后，也不想想这青年人与房主的关系，也不看朋友的面子敷衍几句皆大欢喜，而是严肃地对译者说“年轻人，治学贵严谨。翻译之要是忠于原著，选择最准确的译文加以表达，要么就自家写，既是翻译就不能丢开原本，随意胡搅……”他说时声如洪钟，主人慌忙出来“劝架”。石瑛不尚虚礼秉性耿直，为人处事认真可见一斑。又如他任南京市长时严令外国人同样得交税时与英国人白朗德“不打不成交”的小插曲体现了他一身正气，决不崇洋媚外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位以写小说著称的作者，当然不会放弃写小说的一些适用于传记的手法，在绝对不虚构的前提下，下面的几种手法在本书中很明显，运用自如：
（一） 大情节与小细节的配用。
大情节可占几个页码，小细节有时只有几行字。其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有你言我语的对话，适当地掺杂人物动作、神态，让人历历在目、声声入耳。在人物传记中缺少了这些，可读性就会大打折扣。但传记中的大情节与小细节的配用作者务必杜绝“想当然”的无中生有与添油加醋。如石瑛赴英国求学期间，描述了英国女士英兰小姐对他心生爱慕，为他的才貌双全，为他的正直端庄所吸引，一连几次向他约会，用含蓄的话语，用送上仲马的长篇小说《茶花女》的暗示，用写信直诉爱意的方式，甚至在求爱信中说“我愿随你去中国，不管中国有多苦，跳火坑也罢！”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这就是我的“字据”。石瑛并非朋友们笑话他是“石头人”孰能无情，但为了祖父的教诲，为了家，为了祖国，为了今后的革命事业，回国后只向英兰回了一个音讯“愿上帝赐您最美满的婚姻”。长达近7页的描述堪与精彩的小说描写媲美，但却是真实的记述。
（二）叙述之后往往有助人品读或发人深省的议论。这是吸取了不少优秀报告文学的笔法。如夏衍的《包身工》篇尾：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石瑛传》亦然。作者采用了三种形式：一种是借书中主人公的语言来评，如“九一八”事变后石瑛欣悉同学们游行示威，评议说“在此国难当头，若青年无吼声，则民族心已死，；若青年有热血，则中国必不亡”“寄希望于国联调处，更是画饼充饥，犹如家中闯进强盗，自己不反抗却希望邻居来调解，岂非咄咄怪事！人不自信，何人信之；人不自立，何人扶之！”。一种是借同代人的著述与文章来评，如台湾出版的《国史。石瑛传》称“史臣曰：予闻张清属云：一丝一毫，我之名节，一厘一分，民之脂膏。宽一分，民赐我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瑛之廉，庶几至此哉！观其公忠之义，不让于谦、海瑞矣！”；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挽联“人传清操真余事，世际艰难悟大贤”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的挽联“从政清廉自守，处事刚正无私”及一些报刊专项稿评点其人其事。一种是作者自己来评，如作者叙述了国民政府给予石瑛国葬、民众纷纷自发的送葬与祭奠活动后，深情地评述：这位“从国父革命最早”元老，这位青年时代就立志“振业崇武”远赴欧洲留学的爱国哲人，为那个时代国人的救国探索留一个人的求索经历；这位湖北现代经济建设与教育的奠基者，为桑梓的现代经济建设与教育留一里程碑；这位由举人而到留学生，由中学而西学，再到中西学的扬弃、融合，终又回归中华文化土壤的学者，为民族文化的承上启下添一薪之火；这位继屈原之后将楚地的爱国传统在现代滋育的旷世爱国者，为抗战刚直敢谏，不惜挂冠而去，在抗战之初率铨叙部西迁大武汉，曾办公于九峰山，又回归于他抗日的初征地，为九峰山添一石之高；这位牢记老师“好官民之宝”的教诲，以一生的力行，扬清于浊世，独立于靡风，历任皆有大好政声的民国第一清官，在抗战的严酷环境下以独到的思想眼光看出战争的伟力在民众，而民众的动员、组织在于民主自治，并全力务使湖北的自治走在全国前列的民权主义者，终于回归湖北大地，为湖北的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留下一线“矿脉”……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并未把石瑛写成“高、大、全”的人物，而实事求是地叙述了石瑛在武昌大学任校长时发生的“驱石风潮”，与在广州兵工厂任厂长时出现有报纸指名道姓骂石瑛“反动分子”的事。其实，两者都是“查之有因”，前者是因他与思想守旧的著名音韵训诂学武昌大学教授黄侃冲突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发生的。导火线是石瑛去附中视察，多次提出直率批评而起；后者是因有人不停地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中伤石，煸动守旧派反对石，而事实上“是石力除积弊，支出减二分之一，出品加倍”（邹鲁《石蘅青先生行状》）连接替他任厂长的张群也感觉到石瑛被诬。这样，反而佐证了先生的耿直与刚正。
三、此书的出版对现实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石瑛作为被时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的才兼中西、德追古贤、为官清廉、作风正派，难道不值得今人，特别是声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长”字号“公仆”学习么？如今在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大刀阔斧反“贪”下，其现实意义非同小可。
一方面为民国人物立传，在内地可说少见，由于政见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不能或不敢正视某段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已经开始“纠正”，如国军的] 抗日事迹并不因为是“国军”而抹杀。甚至连罪大恶极的民国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戴笠（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章士钊评）），在他的家乡江山“故居”仍保留着供人游览，其在南京的墓亦列为区文物保护。窃以为只要是历史，都应当受到世人的正眼注视，都应当被研究者扬其“清”而抑其“浊”。包括对“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时期，不能“讳疾忌医”，不能因为政治的需要而“轻描淡写”或者“清浊不分”；几十年后曾在这个阶段的人都离世了，挽救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岂不造成本不必要的困难？但愿此书的出版不仅仅对文学界，对出版界与学术界也取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囿于笔者的学识和笔力的不足，赏析此巨著只怕见识浮浅，，如拙文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行家里手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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