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道：“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民国领袖孙中山即如此。1915年老孙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直言不讳地对其兄说：“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兴）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反清义士徐锡麟早就“鄙逸仙为人”。孙中山逝世次日，即3月13日，《晨报》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启超谈话录，称：“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胡适先生也评述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以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
梁、胡二公皆不愧为中国当年伟大的思想家，其分析不但精准，而且具有预见性。“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是近代革命党之传世宗旨，毫无例外。所有的革命党最终都把“本来目的”化作噱头，而“一时过渡的手段”却反客为主，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不变之策。朝廷明杀，革命党暗杀，已成为清末民初一道风景线。孙中山对于暗杀亦有高论，胡汉民记有孙的谈话：“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动摇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据此可知，孙赞同暗杀行动须有利于“革命进行”以及“我根本计划”，但无针对者之属性，也即可理解为不分敌我阵营，凡“动摇我根本计划者”皆可暗杀以去之。
很显然，老孙前段话系有明指：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财)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导致广州当局加强戒备，使得孙筹划的广州起义也即“黄花岗之役”失败。此论成定论已经百年，但臆断成分极大。谋划此役之前孙领衔之筹款面极其广泛，到处演说几乎都得夸夸其谈他的广州起义计划，导致在新加坡已成公开的秘密。就连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加入同盟会这等本该绝密之事，老孙也拿来说道；温刺杀孚琦同日，还有几名义军人员携武器在广州被捕；上海的报纸甚至刊登了两广总督致军机处电奏，叙说了广州已采取措施严防即将发生的暴乱；日本输予的一船军火以及美国、东印度等地筹款皆不能按时抵港。根本在于老孙急功近利，从不遵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古训，总是先决定举事，再四出筹款，拿温之暗杀说事不过推诿罢了。
颇有规律的是：老孙自夸的“十次举事”，几乎全是因钱款、武器不能及时到位而失败；而老孙所有“革命活动”恰都是筹款寻械，并无责任，只有功勋。1908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文章讽刺老孙：“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语激怒汪精卫，跑去暗杀摄政王未果而被捕，在肃亲王力劝下，清廷一反株连九族惯例，判了他无期。肃亲王甚至亲自探监，那些辩词，即使今日读之亦不失大家风范，就连汪本人也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后段话意味着孙主张有利于“我根本计划”时就须采取暗杀手段。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黄远庸被刺案。黄是民国初年与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人物，号称“新闻界钜子”，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影响极大。他不管袁系还是孙党，凡政界丑恶现象及各种内幕，一律予以披露并笞伐有加。得罪人多遭恐吓故于1915年远避美国，当年12月27日仍被暗杀于旧金山。此系暗杀记者第一案，一时舆论大哗，众口一词谴责袁世凯指使，因黄远庸抨击袁世凯称帝十分厉害。前有宋教仁案，又到黄远庸案，袁世凯百口莫辩。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年的杀手刘北海临终前在台湾道出真相：刺杀黄远庸竟是“国父”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也即后任国民政府 林森直接指挥干的！刘当时是林森卫士。老孙要暗杀名记者黄远庸，因其报道不但抨击袁世凯，也对孙之暴力革命亦冷嘲热讽；尤其是黄的文章说孙中山只是国民党挂名领袖，实际主持者乃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一人主持”；宋“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正刺中老孙痛处。以黄远庸文笔及影响，老孙不仅面子里子都丢大了，且直接影响其对国民党的操控权，甚至可能引起对刺宋案的联想，故必欲去之而后快。袁世凯则为老孙背“黑锅”达60余年，若刘杀手至死不言，史书还将继续讲述袁世凯暗杀黄远庸的故事。
在暗杀黄远庸几乎同时，1915年11月，孙派居正到日军刚占领不久的青岛，受日军庇护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当司令，许崇智任参谋长，萱野长知为顾问。居正感到吃力，电邀黄兴赴鲁，遭谢绝。与黄兴一并发通电拒绝宣誓效忠孙才能入中华革命党的辛亥元老柏文蔚代黄抵鲁。孙得知后即密电居正：“（柏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会见，叩其服从弟（孙自称）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野长知）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不惜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辛亥革命元勋之一柏文蔚，老孙此电令应属冰山显露之一角。
清末那些革命党暗杀清廷官员的故事很多，我们不在此详说。可以理解的是，处于清廷暴政的压迫下，弱小孤独的革命党人也只能如此，他们毕竟没能耐绑了朝廷的人到菜市口去问斩，暗杀可以视作以暴制暴的手段。但那怎么说也是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手段，暗杀革命阵营内之异议人士，堪称老孙及其死党之专利。上述两个坐实了的案例（已遂之黄远庸及未遂之柏文蔚），就足以证明老孙卑鄙阴暗之心理。更何况，还不止这两个案例。
老孙主张暗杀要“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我们似可循此逻辑分析民初一些案例。辛亥首义初成，黄兴10月28日抵汉，指挥起义军队与来袭的北洋军开战，旋即败北丢失汉口。袁世凯为胁迫清廷让步，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并要求谈判。这给义军方面足够的时间，辛亥谋划时受命回湘组织起义的焦达峰在长沙得手，然后派精兵两协（旅建制）援汉。11月16日，黄兴贸然出击，企图收复汉口，大败；冯军反攻，26日攻占汉阳。史家如冯自由评述说黄兴虽败，抵挡旬月令各地得以举义，期间15省以上宣告独立，这才有辛亥革命胜利。其实荒谬，那时间是袁世凯给的。冯国璋取汉阳后获清廷褒奖，急欲乘胜收复武昌，被老袁调走，扑灭革命军不利于袁胁迫清廷。黄若不头脑膨胀发兵攻汉口，而是接老袁之招谈起来，更有时间助各省光复，也不至于损革命军军官137人，士兵2693人；伤者500余人，武汉居民亦不至于遭如此惨烈荼毒。
然后便是鄂省与江浙革命党争夺胜利果实，相持不下谁都不愿也不能做联合军政府之首脑，只能虚位以待；而且，以革命军力绝无可能战胜朝廷大军，各方代表在武汉作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老孙得知武昌首义胜利之后，自知无寸功可言，自己一贯阻止中部举事的，那些获胜的反对派未必买账。例如焦达峰早在1908年就告诉黄兴：“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遂不改变其原定计划继续访欧。一则是“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华侨已经不再信任他，在美、加募不到款项，只能到欧洲挟国内形势巨变之条件，多少得弄到点钱；二则赴欧时并不能断定武昌首义可否保住胜果，之前他曾判断内地举事必败的，赴欧可静观待尘埃落定；三则玩点外交，获得些列强支持的资本。行至12月下旬，国内局势革命党已经无再败之虞，且得知各派相争大总统之位无人能坐，机不可失遂拒绝胡汉民留粤之劝，急吼吼奔上海圆其总统梦。
但他未料到取得辛亥革命胜果出力最大的竟然是立宪派，他们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共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后来就连清廷的19位总督、巡抚、将军都联名支持他们的行动。至辛亥时，朝廷命官反正者得以居次席，并非偶然。而孙的忠实拥趸仅有陈其美这一拨，是为最弱，上海都督位置还是窃得的。陈其美有话：“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可见孙党一开始就是私心重重的，发展为祸心势所必然，不择手段亦顺理成章。
为达此目的，陈氏背弃约定抢先率一伙青帮弟兄攻打制造局，妄图一举定乾坤。岂料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守兵对手，陈本人冒险劝降亦被擒。李燮和闻讯，不计原先划定负责区域之限迅速调兵遣将猛扑制造局，不但救了陈一命还拿下上海，因功勋卓著被推举为上海革命军的“临时总司令”。陈得救不思报恩，反倒玩弄伎俩自立为上海都督。李燮和未与其争，扫清清兵残余后其部下另立吴淞督府，邀李任吴淞都督。李拒绝了，只任吴淞军分府总司令，积极筹备军务，随后率其光复军参加南京战役，为夺取南京又建奇功。陈其美原拟建立之功业，皆又成光复会人战绩，黄兴任命李为援鄂联军总司令；孙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又授予“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关防，李率军北伐攻至山东，南北议和告成，清廷下野，遂止。堪称革命军中最锐利的军队。一心干革命，无意谋权力的光复会，其誓词中就有“功成身退”之句，极轻易便遭孙党构陷，“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很快成为现实。
李氏随即解甲辞职，1912年4月，在黄兴苦劝之下李氏始就任长江水师总司令，却不领军职。黄兴辞南京留守时李亦辞职。袁世凯欲委任其出任长江水师总稽查，坚辞不就。李氏转入实业、教育界，并办报于上海，后举家迁居南洋。当时报刊普遍夸赞其高风亮节，老孙也肯定其功勋然后夸赞“功成身退”之美德。殊不知，此乃陈其美暗杀李氏之成效，李本人侥幸躲过，卫士却被击毙。兼之恩师及挚友陶成章被陈其美派遣蒋介石暗杀，李所欲避者实乃孙党之毒手而已。
有时颇显可爱的蒋介石，后来在1943年7月26日日记里写道：“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这段日记里尽管有为老孙开脱之意，却也道出孙“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之本意，还暗自揣摩，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老孙器重，皆因替他除掉陶成章之缘故。杨天石教授还查得南京档案馆藏老蒋另一篇自述刺陶文字，不赘述。但如老蒋没有不打自招，史书上又会有“袁世凯暗杀陶成章”的故事！
陈其美为老孙效忠堪称自觉，攻克南京刚十日，立下大功的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就被陈以莫须有之罪名刺杀于上海都督府；陈之计划一并诱杀的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幸陶之车夫报信及时，陈之卫队长杀陶后追至旅馆林已逃遁，未几即通电下野。这些暗杀行为极有效地摧毁了革命党内非孙系实力，做到“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光复会会长章太炎经两次暗杀恐吓，也知趣淡出江湖，尤其是不再跟老孙叫板。同盟会内部孙之心腹大患光复会从此销声匿迹，不再构成对其地位威胁了。现在读史料，不难看出，不仅辛亥首义，就连江浙一带武装斗争战果皆系以光复会为核心之革命派成就，老孙自己也曾明言：“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于天下。”仅靠陈其美一伙帮会杀手，孙党即血腥地摘了“桃子”，为老孙成功窃踞“临时大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6年5月8日，张宗昌收买陈的部将程国瑞将陈其美刺杀，报了陈暗杀上海守备使郑汝成之仇。孙扶尸痛哭，悲痛欲绝，并誉陈为“革命首功之臣”。陈之“首功”还能立在哪里呢？只有暗杀同志攫取权力，使“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这一项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也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可知暗杀对于孙党靠篡夺辛亥革命荣耀何等重要！
1927年5月18日，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在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道：“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老蒋之言确凿无疑，辛亥初成，革命派从武昌军政府到华东军政府，推举首脑时根本无人涉及老孙。要不是陈其美开杀戒摧毁光复会势力，并恐吓其他，老孙窃取“临时大总统”怕是没可能性的。彼时只有马君武在报纸上为老孙张扬，仍无甚响应，却引起陶成章翻出《孙文罪状》等加以反驳，愈加被动。陶还翻出赵声案来，声称赵声系被胡汉民秉承老孙旨意毒杀的。
赵声乃文武兼备之帅才，江苏丹徒人，先后在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1903年任三江示范学堂（今南京大学）教习时创作《歌保国》。这是一篇民谣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言书，不但堪与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及邹容《革命军》相媲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革命文献；还因其琅琅上口，词义浅近，极易为兵丁俗民理解，比其他文章更为普及。当时，章士钊秘密印刷了十数万份《歌保国》，由曹工丞装入大口袋，沿长江步行千里散发，引起了极大反响。《歌保国》因通俗易懂而流传广泛，对争取民众投身反清革命起到最有效的鼓动作用。
赵声因此不得不逃避官府追究，后于1906年充任南京新军第33标标统（团长），同期加入同盟会，并在新军中发展力量，冷遹、李竟成、柏文蔚、林述庆、倪映典、巴泽宪、彭大松、熊成基等一大批革命骨干皆赵声所植育。该组织蔓延沿江之苏、皖5省后，赵声被推举为同盟会的“长江盟主”。亦因其军事才干与组织能力突出，1906年6月孙中山派专人请赵声去广东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11年“三二九起义”赵声被推举为总指挥，黄兴副之。却不料义举失败，化作惨烈的“黄花岗之役”，赵声带来的家乡弟子宋建侯、石经武、华逐电、阮德山、徐胜西、封冠卿等六人均阵亡。赵悲愤欲绝，认定继续孙氏偏重两广边地起义不可能成事，遂决计回归中部同盟会另谋发展，却忽然暴卒。陶成章认定是胡汉民请赵吃饭时下毒，以阻止其北归壮大中部同盟会势力，甚至说黄兴也脱不了干系。陶氏确实已成老孙心腹大患，陈其美不遗余力除掉他对于孙氏“我根本计划”确有大利。
老孙虽窃得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虽迫于革命派内部压力不得不认可鄂州集会时便订立的、袁世凯赞同共和即就任临时大总统职的决议，孙甚至亲笔致函老袁明确此意，却极不情愿。除了玩弄一些政治花招之外，最佳办法莫过于暗杀老袁。炸死老袁，也就无须让出“临时大总统”头衔了。就在孙宣誓就职之第16天，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到北京暗杀袁世凯，连投四弹轰炸居然都被老袁躲过去了。显然老袁没有老孙那等气魄，自己侥幸躲过暗杀却没有兴师讨伐孙党，还继续南北和谈玩共和。老孙仅以宋教仁被刺为由，便大兴无师之兵，折腾“二次革命”，毁掉中国“走向共和”的一线生机。
其实，去暗杀老袁的还有彭家珍，彭临行前可是在上海亲聆老孙耳提面命的。但可惜老袁遇刺后被吓破胆，深居简出再也不敢招摇过市。美国公使芮恩斯写道：“从我到达北京直到他去世的两年半时间里，袁世凯只离开过他的宫殿两次。”老袁如此深居简出，日后被儿子印假报纸骗得颠三倒四也就不奇怪了。彭家珍找不到机会下手便退而求其次，于26日炸死良弼。据介绍负责组织四人暗杀团的系“民国女侠”郑毓秀，汪精卫行刺摄政王就是她输送炸药，后为中国第一位女博士、律师，民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之夫人。1912年8月9日，老孙亲自主持刺杀袁世凯的彭家珍、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四烈士迁葬仪式，并留下照片，绝非无由之举。
1914年老孙告知好友邓泽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可见孙文对此耿耿于怀，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是宋教仁、汤化龙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派。从2月17日到3月8日，临时参议院三读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共7章56条，于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从动机上看，它是南方各派为制约袁世凯专权的谋略，恰好应验了反对党对于国家政权文明化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非同凡响的意义在于：此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公认的三权分立的宪法性文件，依据此约法将形成宪政民主之国家政权体制。而《临时约法》之蓝本《鄂州临时约法》，草稿虽出自宋教仁之手，却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宋、汤合作不但为中国宪政时代之滥觞，也彰显了宋、汤两人对于宪政民主模式之深刻理解，远不是孙大炮那些夸夸其谈的“主义”或“学说”得以望尘的。
宋、汤二氏之政治立场是“分享”政治权力的，而老孙孜孜不倦于“专享”，两者貌合神离且双方皆知彼。宋氏反孙之公开言论甚多，例如1908年11月23日宋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1910年12月宋与日本人串户真左树的谈话：“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直至遇刺前不久，1912年12月13日，宋借评述日本人根津一之演说时仍说：“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架空而后取代老孙，宋氏言辞已经表露无余。章太炎甚至在《神州报》著文，称“钝初有总理之才”。而老孙也是心知肚明的，无奈“利剑不在掌”只得隐忍不发。但无论有无孙氏操纵，似陈其美、戴季陶等忠实拥趸则未必忍得，使出革命党的看家本领暗杀手段是符合逻辑的推理。戴季陶后作《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直言不讳道：“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可见史家说宋系孙党实在可笑，小宋临终前想起给老袁致电却没给孙留片言只字，亦可见其牵挂何在。
一件佚事：宋教仁被刺那天，老孙的心腹陈其美在送行宴上对宋说：“遯初（亦作钝初），你不要快活，小心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哈哈大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宋君坦然于后半句，却未惦记前半句，当晚果然遇刺。扑朔迷离的刺宋案，主持人应桂馨早就是陈其美的至交兼副手，他家基本上就是陈记革命党的据点。老孙回到上海时，陈委派应氏护卫并照料老孙，足见其地位之重要程度；孙之所有衣食住行乃至其他用度皆由应氏支付。又担任护卫队长，一直护送老孙至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然后做了孙政府的庶务长。为此辩护者们着力扭曲说孙不满于应氏低劣而免其职遣去兵站，实际上是政权移至北京，南京临时政府一切机关解散，应氏才转去兵站就职的。只因国民党谋权时有赖青洪帮，事成后只顾弹冠相庆，遗弃了那些鞍前马后效力过的帮会成员，应氏这才组建共进会收拢这些人自成一系。1912年8月15日，袁、黎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引发抗议潮，应氏趁机在武汉搞兵变遭黎元洪通缉。后经江苏都督程德全活动而撤销，推荐并获得北京认可担任江苏驻沪巡检长，此后可算作“双面间谍”。
细读当年宋案庭审资料，简直就是“满纸荒唐言”。且不论身为刑事检查长的应氏，怎么会留下如此丰厚的“证据”，连凶器也保留完好？且从举报到辑凶缴证，国民党犹如神仙指路，巡捕房不过其执行工具而已。以及应氏法庭上答辩，称其手下会员中有的是玩命高手，根本犯不着如此这般找外人来行刺。仅说从谋划、提供凶器到指认宋教仁再到掩护武氏藏匿的陈玉生、吴乃文，陈虽被捕却未受审；而陈其美的人吴乃文居然能挽同王阿发至巡捕房举报应氏后人间蒸发。显然他俩是比武氏更重要的嫌犯，整个抓捕人犯等事皆陈其美担纲，个中猫腻昭然若揭。尤其是作为“铁证”的事关“梁山匪魁”函电，应氏在第六次审判被质问时已辩解说那是宿州发生士兵哗变，令“马队”剿灭之军事行动，因涉密不宜对簿公堂。这是极容易核查的事情，倘若应氏撒谎，戳穿后无疑大有利于判其罪，却没了下文；只能推理为确有其事，故意不宣是为了让人们遐想到无限坏的地步上去。
芦笛、张耀杰等几位先生都有专文分析宋案蹊跷，不另赘言，获益最大者非老孙莫属。欲补充说明的，宋之遇刺身亡，孙不但夺回国民党之操控权，还借口发动“二次革命”，把宪政局面扼杀在摇篮里，对于“不动摇我根本计划”简直就是量身定制。黄远庸的评述极贴切，彼时宋已经是国民党的操盘手，且极受老袁赏识。3月22日老袁得知宋之死讯，怅然自语：“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若宋进入国会再同老袁及其他各派互补议政，孙恐怕只能满世界游荡筹款修他那“二十万里铁路”去了，这将与“我根本计划”背道而驰。事实上，老孙是没脑的，“一根筋”；小宋是有脑的，“大主脑”。“一根筋”取代“大主脑”，国民党必成“乱党”。老袁之根本利益决定他更乐意宋氏活着，至少能消解或淡化国民党的破坏力。
对孙及其“我根本计划”构成直接、紧迫威胁的泰斗级人物宋教仁首先罹难。另一位泰斗级人物汤化龙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暗杀。汤化龙系辛亥首义的重量级人物，若非他于首义次日即出山，黎元洪未必肯附义；又劝得其弟汤芗铭率领北洋舰队反正，击溃了冯国璋第一次渡江攻打武昌，否则辛亥革命局面根本不可能维持。还与宋教仁合作制订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鄂州约法》。老袁称帝后，仍是汤化龙奉劝时任湖南将军的汤芗铭于5月29日通电反袁，据称老袁获悉后顿脚叹息道：“完了，完了！”随后死于6月6日，时人赠雅号“送终汤”。一介远居加拿大小城的剃头匠，何识已经下野多时的汤化龙？值得以己命拼彼命？内幕已无可探知。
颇显端倪的是，孙中山立即电令旅加华侨殓以玻璃棺，并派专员二人赴加把灵柩运回广州，停放在永胜寺。然后把灵柩运返石岐，在原城隍庙（即前石岐镇委会地址）举行追悼会，并换上等棺木收殓。既毕，又由庆云舰把棺柩运回广州，在中央公园开会追悼。会后，以党礼葬王昌于黄花岗左侧，建立石坊墓表以旌其所为。王昌是国民党党葬第一人，也是孙直接关怀丧葬的第二拨刺客，上一拨即行刺袁世凯的四人团。而孙之革命启蒙导师杨衢云，都说是遭清廷谋刺的烈士，兴中会首批骨干谢瓒泰多次请求孙准将其在港荒冢（连姓名都没有）移葬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却不获准。爱憎可谓分明，事由必有猫腻。
莫道此论为乱揣测，一遇类似岔路口，老孙的心腹之患总会遭遇不测。黑幕里的东西难于取证，百密一疏的是刘北海居然寿终正寝，且未能“守节”破了黄远庸被刺之谜，给我们留下一点推理的启迪。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兴中会实际上是辅仁文社的延续。”这话是有根据的，还在1892年3月13日杨便组织谢瓒泰等16人成立辅仁文社，堪称近世中国第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政治团体。值得注意的是时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并未加入其中。而孙《年谱》则记述说孙系经尢列介绍、于1891年秋结识杨衢云的，孙的感言是“相见恨晚”。多种文字资料均介绍说他俩经常交谈，皆不离忧国忧民话题。彼时孙满足于汉人称帝的君主政体，杨则坚决鼓吹民主制。孙后来回忆道：“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杨衢云（因而）与予大斗，几至动武，谓非民国不可”。可知非但“民国”之创意出自杨衢云氏，且老孙之革命思想亦来自杨氏启蒙，至少杨氏比孙氏先知先觉。杨氏原本已指示孙到广州组建革命性质的政治小团体，老孙在穗却只限于清谈，并无行动。
此后，1893年孙氏曾求师于康有为，只因康氏楞要孙照旧俗出具门生帖行拜师礼，才作罢。倒有点马戛尔尼被“三跪九叩”大礼驱逐之韵味。1894年老孙精心炮制《致李鸿章书》，经郑观应举荐赴天津拜谒李中堂而不得，这才一怒冲天倾向革命之路的。然而孙氏在其《有志竟成》一文，开篇即大言不惭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举凡革命领袖，必具备为目的不择手段禀性，撒谎须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老孙即近世第一位楷模。
然后孙辞国去了檀香山，在那里组织兴中会，参与者号称百人左右。1895年1月孙回香港，再拜谒杨衢云，2月21日于杨氏门下修改《兴中会章程》，正式与老杨的辅仁文社合并建立兴中会总部。杨正式任总办（约定得国后即任大统领），孙屈居帮办职，已为是年10月10日。没有证据说老孙“让贤”于杨。杨不但资格老，而且此时经费八千港币亦是杨的一位拥趸黄咏商卖屋得款出资。一说据此黄氏得任总办数月，至九月自辞虚位，让贤于杨。对于股份制的兴中会，入股皆许以丰厚回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老孙似无资格超越杨。尽管受到“沉重打击”，并“常感痛心”，孙亦自知故直至作《伦敦蒙难记》，始终不曾以“革命领袖”自居，毕竟还嫩了点。
需注意的是，两个《兴中会章程》都无涉推翻清朝政府，史书中《兴中会盟书》所载：“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在两个《章程》内丝毫没有体现，是冯自由等后来添加的辉煌。两《章程》仅满足于“联接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同“驱除鞑虏”之类，根本不在类似境界。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老师傅被小徒弟打败惊呆了中国知识界，当然包括杨、孙等兴中会同仁。之后一个月，兴中会才确立反满宗旨，并立即确定重阳节在广州武装起义，其时杨氏担主角，任起义总指挥，孙只是协理，不得不亲往广州安排作战。这也是老孙“十次起义”中唯一涉及风险的一次，之后九次皆老孙在远处谋划，别人上阵拼杀。
广州起义还没打响就遭失败，老孙逃离广州抵达香港，旋即与杨衢云一起被港府驱逐，并禁止五年内涉足港地。杨一直跑到南非，即使在那里发展兴中会势力，亦属天涯孤旅；而老孙则奔忙于日、美、欧洲，尤其是写《伦敦蒙难记》，隐去跪地求饶并往陆皓东烈士头上泼污水，以及供出刘学询欲反清之情节，（详见上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26-P29）大肆吹嘘，在海外浪得一些虚名。无可否认，他在理论上作了一些研究，杨氏显然不如。尤其是1897年孙在日本结识黑龙会干将，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亦发现老孙的利用价值，这些日本政界要人开始扶持老孙，为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肢解而不遗余力。而老孙得此政治、经济、宣传三方面扶持，在穷愁潦倒的留日革命派中声望亦日渐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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