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文王韬晦与赵构苟安
曾飞
文王采用韬晦之计，倾商以兴周。南宋富而不强，苟安亡国。一兴一败，均为必然。以史为鉴，殷鉴不远。
文王韬晦
《姜太公》（焦安南、李建义著）一书，翔实取材于《史记》、《尚书》、《逸周书》、《六韬》中的大量历史资料。……姜尚历经磨难，穷困潦倒，久久不得志，因而对庶民的力量有正确的认识。他主张与民众息息相关，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爱民惠民。……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姜太公》一书记载说：
姜尚出山佐周，文王很是高兴。他先设国宴庆贺姜尚出任国师，然后又设家宴款待姜尚，只有文王、太姒和太子三人作陪。席间，姬昌问道：“太公望，我们下一步应如何作为？”姜尚说：“我连日来已经想好，要四路出兵。”文王惊问道：“如何出兵？”姜尚说：“朝政之事，两月内由太子代为料理。出兵之事，我与主公暗中筹划部署，不知可行？”文王道：“很好。”次日当殿下旨，让太子姬发代文王当朝理政。
散朝后，文王召见国师，密议军机。姜尚道：“目前殷大周小，殷尊周卑。主公应采用韬晦之计，倾商以兴周。”
文王问：“何谓韬晦之计？”
姜尚道：“韬晦者，韬光养晦也。就是要隐藏锋芒，不使外露。鸷鸟将击，卑身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首；圣人将动，必有愚色。主公要兴周灭殷，目下表面上必须尊殷崇帝，作出恭顺无比的姿态，不能有半点破绽纰漏。同时实行文伐，暗中离间，行十二策。”
文王说：“愿闻其详。”
姜尚说：
“第一，按照敌国君主的喜好，顺应于他，使其放松警惕，滋长骄傲情绪，必做出邪恶不轨之事。巧妙利用这种形势，必能除掉敌国。
“第二，拉拢敌国重臣，以削弱敌国君主之威信。臣子怀有二心，对敌国君主的忠心必然会减少。朝廷无忠臣，社稷必危险。
“第三，暗中贿赂敌国君主身边的人，与其建立密切联系，使他身在国内而心向国外，必然产生祸患。
“第四，引导敌国君主追求享乐，对他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同时，要谦卑以对之，顺从他的意志，听候他的命令，迎合他的心意，旨在使其松懈斗志。
“第五，要尊敬敌国忠臣，仅送少量礼物。若他作为来使，便故意拖延时日，勿听其言，使他有误使命。对继派的亲信使者，则示友好，诚心结交。使国君远忠臣，则伺机夺其国家。
“第六，收买敌国朝中大臣，离间君主与将领的关系，使其君臣内外离心。
“第七，欲稳敌国君主之心，须送重礼贿赂他，使其解除怀疑。这样，使国君只知贪图贿赂，忽视国内生产，积蓄减少，国库空虚。
“第八，把传国之宝献给敌国君主，得他信任，以便一起夺取另外国家。敌国君主得到好处，则对我深信而不疑。如此一来，敌国君主必定会为我所用。
“第九，将敌国君主大加吹捧，使其觉得自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势。这样，他就会忘乎所以，不再追求国家的兴旺发达。
“第十，要取得敌国君主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等到时机成熟，再消灭他。这样一来，百姓会认为这是天意亡国。
“第十一，可收买敌国臣子，使其愿意为我效力，就能堵塞其国君之耳目，使其不知真实情况。
“第十二，支持敌国朝中邪臣，以迷乱君主心智；向敌国君主进献美女，使他神志不清；送他良犬骏马，使他因过度贪玩而体力疲劳；夸赞其权势无比，使他自我迷醉。待到时机，可与天下人一起将他消灭。”
文王采用姜太公的韬晦之计，结果是周兴商亡：
牧野决战。伐纣大军胜利到达牧野后，分成左、中、右三军扎寨宿营，准备同商军决战。……武王问南宫适道：“卿看今日，战况如何？”南宫适笑道：“周军旗开得胜。商军血流漂杵。”姜子牙传令道：“今日牧野决战，大获全胜，纣王的死期已到。三军将领火速前进，包围朝歌。”霎时间，冈上冈下号角齐鸣，土冈四周鼓声震天。周军将士乘胜追击，向着朝歌城汹涌而去。
赵构苟安
《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描述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他担心李马会揭穿真相，便将李马药哑，不久杀死了李马。高宗在位初期，起用抗战派李纲为相，以宗泽为东京留守，发动军民抗金。但高宗与其父、兄(徽、钦二帝)一样，畏敌如虎，为保皇位而一味求和苟安。不久，他罢免了李纲，启用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把宋军防线由黄河一线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从而使抗战形势逆转。使得金兵分兵三路轻易即渡过黄河，并在不到三个月之内即占领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之广大地区。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
《富而不强 南宋亡国之“谜”》一文则认为：
宋人王奕填的《贺新郎》，道的是宋代的亡国恨，尤其“百年内，苟而已”，普遍被看作是两宋偕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南宋，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经济上的实力因为统治者对军人的不信任，并没有转化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 。
宋室南渡后造就了当时最富裕的一个国家。宋在海洋上充分展露了自信和开放，开辟了不少经济特区用于对外开放，并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乃至将招商引资的先进个人选拔进干部队伍。如，为吸引外商，凡市舶纲首（有点像开发区的招商办和企业家领袖）能招诱舶货，抽解物货，累价及5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有一个泉州人蔡景芳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招98万多贯，就被授了“承信郎”。
问题在于，南宋这样一个经济上成就斐然的政权，为什么会“富而不强”？为什么经济上的实力没有转化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这单纯地从“偏安”的偷懒心理来分析，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项羽当年见秦皇威仪，尚且有“大丈夫当如此”的慨叹，何况北中国是在先皇们手中丧失的宋室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南渡之后的历任宋帝及他们的文臣武将们，不是不想光复河山，而是心有余悸，投鼠忌器。这种余悸，确切地说，不是畏敌、而是惧内，不是来自当年的亡国梦魇、而是来自于对内部权力丧失的恐惧。这是宋室自赵匡胤时代就有的遗传基因，发展到后世子孙，就毫无悬念地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赵宋政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挥到极端，甚至到了“宁不攘外也要安内”的地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王朝，因此对枪杆子的防范也最为谨慎和周密，甚至不惜牺牲国防力量来维持这一传统，这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弱的国防军。朕自己枪杆子弱不要紧，大不了割地赔款，但在朕的一亩三分地中，别人就压根不能碰枪杆子，对外称臣当孙子，对内还是老子天下第一。“偏安”本身不是羸弱的原因，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偏安”不是外交政策（皇帝冲动之下也是狠打过几次北伐战争的，在辽和金两次“落井”的时候，宋室也适实地“下石”了，说明还是心怀中原的嘛），而是实质上的内政方针（“偏安”是最有效地防止祸起萧墙的方式）。岳飞之悲剧，某种程度就在不懂得（或没做好）“守缺”、“守拙”上。
南宋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成绩斐然，在经济的改革开放方面成就显着，但就是恪守着立国以来的祖宗规矩，对军队和军人严加防范。南宋时期最安全保险的“讲政治”，就是“不讲政治”，就是把发展经济、为自己搂钱当作最大政治，造成了以拜金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睁眼说瞎话的“理学”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一起硬的局面。这样的一个畸形政经结构，堵塞了经济成就转化为综合国力的路径，经济与政治成了不相干的两张皮。一边是高压线般的必然触及防范军人的基本原则、甚至完全可能失败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国防体制改革等），一边是海外资本云集、万国货物云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现实生活，利害权衡之下，想不苟且都难！天下若非是朕的家天下，而成了天下人的天下，那天下再大再统一，对朕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贯彻苟安政策最得力的大臣无过于秦侩。有为汉奸卖国贼秦侩辩护者振振有词地说：“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20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才，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150年的国运基础。 ”（赵无眠《历史古代最大的汉奸秦桧：苟安也比战败好》）不过有心者会问谁“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当然是南宋统治者。苟安虽然不利于整个民族，却有利于统治者及时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这就是贵族们的“国运”。
宋代苟安的结果只能是亡国，外族开始了野蛮的种族统治，中华民族从此走入了近代长期的衰败时期。
殷鉴不远
文王采用姜太公的韬晦之计，结果是周兴商亡；宋代百年苟安的结果却是亡国。两者都对外示弱，对内求富强，似乎很相似，但骨子里头却有本质性的差异。然而，一兴一败的根本差异 到底在哪里呢？
其一，目的根本不同。姜太公一语道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王韬晦，不忘“同天下之利”； 赵构苟安，念念不忘的只是“擅天下之利”。得天下与失天下，也就各安其命了。
其二，手段根本不同。文王在尽量隐蔽的情况下积极强己，主动弱敌、攻敌、胜敌。赵构则公开为自己敛聚财富，媚外惧内，自废武功，信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哲学。一兴一亡，无需怨天尤人，全在自己。
其三，大势根本不同。在国家危机与决死对抗的关头，周民同声敌忾，气势浩然；而宋民则怨声载道，离心离德，卖国奸臣当道，爱国将军受害，气势全失。一胜一败大势所趋，无法强求。
国人不可掉以轻心，殷鉴不远。《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
还有，国人如果不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今一小群投靠华尔街的无良华人，现代秦侩和范文程[注]多了去了。他们热衷于为洋主子出谋献策 ，充当反华马前卒。如今采用韬晦之计图谋“彻底解决中国”的恐怕就是“洋大人”而不是中国的“伟人”了，其可怕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覆灭。
[注]大汉奸范文程。《从奴隶到“满清第一功臣”》赞颂说:范文程是汉族名人后代，却为满人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以致人们对他的“汉奸”“叛逆”行径长期责难，使其背负着诸多历史骂名。清军入关后，顺治将开国元勋的画像挂于紫光阁，这个人位列第一，被尊为满清第一功臣。他给皇太极出了不少好主意。《范文程凭什么始终稳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也为其辩护，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卖国行径：皇太极的忠实御用智囊。宁远之战后，明朝派袁崇焕督师辽东，蒙古又背叛了与后金的盟约，后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此时袁崇焕整顿军备需要时间，提出议和。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将计就计，提出以议和对议和以争取喘息的机会，并提出了征抚蒙古，恩抚朝鲜，招抚明将的策略，有力地扭转了不利局势。皇太极执政之初权力不稳，范文程又针对四大贝勒共治国政所造成的权力分散的弊病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建立适应皇帝权力的政体制度，以利大权集中，政令通顺。在袁崇焕做好充分准备即将攻打后金之时，范文程又向皇太极提出借道蒙古，绕过锦州宁远攻打北京，使袁崇焕被动地回师北京，造成其引八旗军入关的假象，遭致杀身大祸。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蒙古林丹汗妻子来降，带来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后，建国一事提上日程。范文程审时度势，提出“侵扰、等待、建号、建制”的方针。即继续侵扰明朝，等待时机。大凌河战役胜利后，大批明将来降，明朝的辽东防御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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