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段隐晦的历史
2008年底，一桩历史悬案终于被揭开了迷底。
科学家们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核分析法），对光绪帝的头发、遗骨和衣物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分析化验，确定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
众所周知，光绪与慈禧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光绪在慈禧去世前一天死去，民间一直就流传光绪帝是被人害死的。
然而所有的正史、档案、病历都明确记录为病死，史家常引以为据，对传说和野史进行批驳。
百年来，事实真相一直牵挂在所有关心历史的人们心中。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历史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
现在，迷题终于解开了，这是野史的一次胜利，也是草根的一次胜利。它的意义在于再一次向世人证明，历史是多么容易被利益集团伪造和篡改，而真相常不得不以野史的面目出现并流传。
正是因为史料的局限性，我们在看待历史时不能盲目轻信，人云亦云，否则，掌握的史料越多，可能离真相越远。事实上，史料不仅不可靠，而且数量有限、内容简炼、缺少细节。如果事事都以史料为证据的话，历史学的发展将受到很大局限性，因此逻辑推理、分析判断，对于我们探知历史真相必不可少。
种种迹象表明，清人所编写的《明史》问题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认为，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后代在修前代历史的时候，在涉及到新朝的地方，无一例外都要有所隐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年代不长，所有隐没的地方，后人在读史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并了解，从来没有像《明史》这样，隐没一代史的全部。
我们现今的许多观点，都是从《明史》出发，并打上了阶段斗争的烙印，存在不少失实之处。而人们在读史的时候，往往简单从事，盲目从事，对明代历史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
比如许多人认为东林党人是清流、是正人君子。事实上东林党是一个致力于权力斗争的地下党，是山头，是帮派，是明代政治的毒瘤，是明末乱相的根源。
比如许多人认为万历是一个懒惰的皇帝，称为“万历怠政”。事实上万历并没有放松对朝政的处理，只是习惯在幕后操纵，他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而他不喜欢上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党争的骚扰。在位时间越长，碰到问题的可能性越大，万历在位48年，遇到点问题很正常，虽然出现了问题，但这些问题从量上看远不足以亡国，如果后人处理得当，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万历还有可能凭借“三大征”成为一代英主，问题是后人处理不当，这些问题就成了问题，也使得万历与亡国挂上了钩，而被万历处理过的东林党人残余势力，干脆把屎盆子全扣在万历头上，让他遗臭万历（年）。
比如有许多人认为女真人的崛起归功于努尔哈赤的英明和女真强大的战斗力，事实上，努尔哈赤乃是利用李成梁与他的主仆关系，在李成梁的支持上发展壮大的，其后又不断利用各种关系，用糖衣炮弹从内部攻破明朝的堡垒。
比如有许多人认为天启昏庸，把权力交给魏忠贤，事实上，天启解决东林党的问题是净化朝政的必要之举，此后朝政走上正轨，内政外战均有起色。
比如许多人认为魏忠贤是太监专权的典型，他迫害忠良，扰乱国政，对明朝伤害很大。事实上，明代有重用太监的传统，太监在明代历史上的供献不容抹杀。魏忠贤是按照天启的意志办事，与他斗争的东林党人并非善类，在他受重用的期间，对外取得宁锦大捷，对内有重修故宫三大殿的盛事。
比如许多人认为袁崇焕是抗金明族英雄，被中了反奸计的崇祯残忍杀害，崇祯自毁长城导致亡国。事实上，袁崇焕的“战绩”大多经不起推敲，他极力主张议和，并擅做主张，胆大妄为，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所谓反奸计，没有任何根据，他只是清统治者用来打击明朝的一个砖头。
比如许多人认为宁远战役、宁锦战役是袁崇焕的光辉战绩，事实上，宁远战役中明军损失极大，而宁锦战役时袁崇焕在后方，宁锦大捷的主要功臣是满桂和赵率教，宁锦战役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袁崇焕议和招致对方以战求和。而在宁锦大捷中力挽狂澜、居功至伟的满桂是袁崇焕的死对头，在战前和战后，都遭到袁崇焕的疯狂排挤。
比如许多人认为袁崇焕力主出镇关外，挡住了女真人的疯狂进攻，使明朝延续了十多年。事实上，在关外大量修筑城堡耗费了巨大力力物力，耽误了野战军的培养煅造，使明朝失去了野战争锋的能力，而关外的城堡，因为后金一心求和才存在了一段时间，由于议和的阻力来自中央，关外明军主张议和却做不了主，所以后金屡次入关劫掠，而不去攻打关外的城堡，只有当关外的城堡修筑到威胁后金的时候，后金才作出反应，一旦发生战事，这些城堡往往沦为后金围点打援的理想场所。
比如许多人认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积极进取，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取代明朝的战争。事实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以和平贸易为目标，采取各种方式求和，为此宁愿事奉明朝，并无取代明朝的想法，而明朝方面不同意议和。明金之间的战争往往是后金以武促和，或是对明朝军事危胁的反应。尤其是皇太极时代，对明朝发动战争，往往是在投降后金的明朝降人的怂恿下，而攻取明朝地盘，成了一些汉人投降后金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居留在原来的土地上，不用回到后金的地界当二等公民。
了解明金双方的战略态势和政治意图，并以此为背景，我们才能正确分析认识明金斗争中的许多事件和当事人，明辩是非成败。
比如许多人认为推翻明朝的民变是一场农民起义，事实上，明末民变的性质并不简单，尤其是民变初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以流动抢劫为乐趣，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骨干分子大多是逃避兵役在现役士兵，他们流动抢劫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严重，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的危胁。
比如许多人认为清朝代替明朝是历史的进步，事实上，正如毛佩琦先生所说，狼吃了人，不能说狼就比人先进。明朝虽然灭亡了，但是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伟大的国家，经过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问题本书的相关章节都有深入的剖析。
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万历以后，出现问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满清的御用文人，一个是东林党的残余势力。
满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为消除人们对明朝的归属感，对明史进行了隐蔽的歪曲，有意放大污点，以偏盖全，诋毁明朝皇帝的形象。
另一方面，参与编写《明史》的东林党残余势力，从自己党派的立场出发，维护党派的利益，将明末党争的实际情况进行歪曲，对涉及到人和事按照东林党的是非对错标准进行评判，有失公允。
此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明史中渗入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有些带有偏见的观点被进一步放大，并通过现代宣传机器深入人心。在经济领域，我们己经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可是在历史学领域，我们还需要努力。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先人的历史连背叛都不如！
从万历到永历这一段历史，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明朝走向衰亡的时期，与它的名字相反，明朝从“万历”变成了“少历”，从“永历”变成了“无历”。
一个傲然耸立的王朝在极短的时间内轰然倒塌，其中必有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原因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下。
第一卷 万历末期的朝政和东林党的兴衰
第一章 少年天子
万历皇帝人如其名，在位时间长达48年，是明朝入土最晚的一个皇帝。
同时他也是代出土最早的一个皇帝，他的陵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发掘的唯一帝王陵，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的遗骨被付之一炬。
作为皇帝，在位时间长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当初考古学家之所以选择发掘定陵，主要就是考虑到万历在位时间长，陵寝里的陪葬品应该比较丰富。
此外，在位时间越长，赶上的事情也越多，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在万历统治的48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导致明朝灭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万历时期找到源头，因此史学家们给万历的盖棺定论是—— “明亡于万历”。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漫长的统治带给万历的“寂寞身后事”有两个：一是开棺焚尸； 二是遗臭万年。
实在是倒霉透了。
明亡于万历，早己是史界定论，大众共识。但是经验语我：凡是轻视古人，将历史事件简单化的看法，多半是不全面的。
因此，有必要揭开盖在万历身上的这口大黑锅的盖子，看看里面倒底有些什么。
在揭开锅盖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万历的成长经历。
万历名讳朱翊钧，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李贵妃，他既非嫡出，也非长子，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法则，他本没有机会登上皇位。
但是命运之神却偏偏“垂青”朱翊钧，陈皇后身体不好，没有生育，他的两个哥哥又先后夭折，朱翊钧就以长子的身份取得了皇位继承权。
隆庆二年，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当时他只有五岁。
朱翊钧小的时候聪明乖巧（性岐嶷），很会来事。有一天，隆庆皇帝闲来无事，就在宫中策马奔驰，朱翊钧见此情景上前劝谏：“陛下是天下之主，独自骑马奔驰，万一摔下来怎么办？”
五岁的孩子就知道从从江山社稷出发考虑问题，而且寓关爱于批评，表达了对父亲安全的担忧，体现了孝道。
隆庆听后会十分高兴，翻身下马，与朱翊钧亲近（穆宗喜，下马劳之）。他一定在心里想：我儿如此懂事，朱家江山后继有人了。
不仅深得父亲的喜爱，朱翊钧也凭借聪明智慧，得到了皇后的认可。
陈皇后患病期间，朱翊钧随母亲李贵妃一同侍候起居，皇后听到朱翊钧的脚步声就十分高兴，支撑着病体免强起身。
有时候陈皇后拿出经书考问朱翊钧，朱翊钧都能大声地回答（无不响答），陈皇后和李贵妃都非常高兴，两宫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相处得十分融洽。
摆平了皇上和皇后，朱翊钧登上皇位只是时间问题。
四年以后，隆庆驾崩，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时年九岁。
登上皇位以后，万历受到全方位的“培养”，也受到全方位的管教与约束，太后以培养一代英主为己任，对万历管教极为严格。
万历是一个孝子，对母亲极为恭敬惧怕，直到大婚以前，万历一直与母亲慈圣太后共同居住在乾清宫，在太后的眼皮下工作、学习和生活。
工作上主要依靠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精明能干，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万历只是在张居正的引导下走走程序，参与一些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学习处理政务。
学习上也由张居正主管，学习内容主要是经书、书法和历史，张居正亲自给小皇帝安排老师，亲自编定教材和讲章，有时还亲自授课。
生活上万历主要依靠太监冯保的照顾，万历称冯保为“大伴”，与冯保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也都在冯保的监督之下。
张居正和冯保关系密切，两人又深得太后的信任，太后经常通过两人了解万历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如果万历做了什么什么错事，张居正和冯保就会向太后报告，太后就会给予万历处罚，有时能罚脆几个小时。
这样，太后至上而下，张居正和冯保至下而上，形成一个铁三角，对万历进行规范，就像一个紧箍咒戴在万历的头上。
万历本人也非常勤奋好学，他把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十二事写于座右，时时提醒自己。
作为皇帝，万历的一言一行都有极高的道德标准，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约束，不能有一丝的任意妄为，虽然贵为皇帝， 但由于缺乏自由，他的生活幸福指数，还不如一个地主家的少爷，有时连赏赐太监、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
虽然很辛苦，但那时也没有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似乎除了等待，没有什么办法能摆脱这个局面。
时间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万历头上的紧箍咒也逐渐松驰。
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十四岁的时候，举行了大婚，虽然大婚的时间和对象都是秉承太后的意思，但是万历婚后太后从乾清宫搬到慈宁宫，万历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
万历十年，长子朱常洛诞生，虽然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但自从他当上父亲以后，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
同年，张居正去世，万历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响。
亲政以后，万历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后的张狂与放任，仍然热爱读书学习，他命大学士把历代祖先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太监在北京城内广泛收罗各个领域新出版的图书供他阅读。
这样一个聪明孝顺的孩子，勤奋好学的青年，宅心宽厚的皇帝，几年以后却不再上朝，被称为“万历怠政”，并背上了“明亡于万历”的骂名。
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学问而言，没有什么比人云亦云更糟糕的事情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是谁说的，也不管有多少人说，我们都应该开动自己的眼光和脑筋，去认真研究，仔细思考，多听不同意见，并综合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看法。
经过分析研究，我对万历的看法是：
万历并没有怠政。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也并非事实。
第二章 明代国嘴
思考得越少，话就越多；修养得越深，性格就越内敛。
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万历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中规中矩、深沉内敛，应该说他是明代最“温柔”的一个皇帝，甚至有点软弱可欺。
以至于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总是嘲笑他“越看越像老太太！”
与万历的软弱忍让的情况相反，他的朝臣们正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诤谏的名义，全方位地收拾万历，以致于万历亲政以后，仍然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种语言暴力所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万历长期不上朝，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
明代官员胆敢抨击皇上，有机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使和六科给事中。
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
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
这种监察机构的设置，十分高明，它解决了一个难题。
如何监督那些监督别人的人？
解决的办法是设置两套人马，让他们互相监督。这样就不会形成监察的空白和绝对的权力。
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也就是否决权），可以否定皇帝的决策。
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创立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
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明代有许多官员不怕受罚、不昔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决不模楞两可的态度。
言官制度有助于惩恶扬善，培养讲政治、讲正气、讲名节的官场文化，著名史学家孟森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制度是好的，但是执行的时候往往走样，尤其是在执行了较长时期以后。
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明代言官虽有话语权，但职务很低，通过诤谏，可以增加能见度，从而快速升迁，一些中低级官员也越殂代庖，跟风言事。
这些官员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对其惩罚反而倒成全其美名，还会落下个箝制言论的恶名，使皇帝进退失据。
明朝中期以后，诤谏之风形成气候，在正德和嘉靖时期，都发生过文官集团因集体诤谏受到梃杖，并有多人丧命的事件。
到了万历时期，讲文明的万历帝没有像正德和嘉靖那样使用暴力让群臣闭嘴，而是采取躲避的办法，进行冷处理。
诤谏之风变歪，时人己有明确认识，并对此进行揭露和批评。
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现在士大夫看重节气，不怕生死，往往把廷杖戍谴这类的惩罚看作是登仙之路。一旦受到处分，就意气扬扬，一副舍生取义的样子”。
于慎行的话揭露了诤谏的名节动机，而大学士许国则对诤谏的功利动机进行了揭露。
他说：“近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升官，又可掩饰过错，所以人人都争着走这个捷径，这个风气形成以后，简直没有办法能够禁止。”
万历对此也有清醒认识，他斥责群臣“屡借风闻之语”，找他的毛病，而对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实在是“好生可恶”。
万历认为他们“每每搜扬君过”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沽名速迁”而己。
对于这样的诤谏，万历有也自己“独到”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予处理，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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