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四川西昌及今大小凉山地区明代奴隶制的扩张与战乱
四川西昌（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明初被称为小云南）地区本两汉越嶲郡故地，唐称嶲州，在这里设置都督府，是中央王朝控扼和经营川南云贵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桥头堡，历来为兵家大争之地。明太祖将西昌列为必守之地，设建昌都司（即四川行都司），屯驻重兵，五卫八所营堡棋盘罗列，驻军人数多达五万八千之众。又封开国功臣俞通渊为越嶲侯，於邛部川筑越嶲侯卫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颁给誓书铁券，命其世代镇守川南民族地区。清代改称宁远府，又设建昌镇总兵，国家经略斯地，从不敢懈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计划迁都西昌，在西昌设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和蒋介石官邸，1949年时曾作为西康省省会，解放后设西昌专区。1978年，西昌专区被撤销，并入相邻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州府和大量彝族干部群众亦从昭觉县（汉代称卑水县）迁来西昌。西昌和凉山汉族居民大多是明初当地屯垦戍边的卫所军人后裔，又称为屯堡人，祖籍多在江南和陕西，他们对明朝的感情很深，满清入关以后，西昌是南明抗清的一个基地，直到永历帝父子逃入缅甸以后，西昌才被清军攻陷。后来西昌汉族军民又随吴三桂反清，使用过吴三桂的“大周”年号，至今在西昌一些明末清初的古碑刻上还能看到永历和大周纪年。
部分西昌和凉山汉族土著则是南诏和大理时期进入这一地区的白蛮（今称白族）后裔，他们曾经长期是这一地区的统治民族，明初的世袭镇国上将军、建昌卫土指挥使安氏（后来改称河东长官司）是清代以前凉山最大的土司，根据清代以前安氏墓志铭和史料记载，安氏以及他下面的五大把事杨春、张真、张五十、赵阿恭、刘华严奴等皆为白蛮土司，又德昌县境内的汉族土著赵氏，会理县境内的汉族土著赵氏、高氏、王氏，米易县威龙州土司张氏等，在清代以前亦为白蛮土司。（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六期：《白族入川历史考述》）西昌河东街东面有段家街，本为大理贵族段氏世居之地。西昌泸山光福寺侧过去有蒙段祠，就是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皇室蒙氏和段氏的太庙，南诏皇帝蒙酋龙就是死在西昌景王宫（今西昌市人民政府）内的，后来也葬在西昌。西昌马道镇围墙村的段氏，其祖上也是明初的白蛮土千户段太平。西昌境内有南诏、大理时期的白蛮火葬墓数万座。明代以前，环邛海而居的“渔人”皆为白蛮渔民，明朝末年还把他们列为“建昌九夷”之一，今天西昌汉族百姓中还流传川兴镇小渔村的“陈何段（三姓）是蛮转汉”的说法，这一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但由白蛮同化成汉族的西昌土著却远远不止这三个姓，据史书记载，白蛮同化为凉山汉族，共有数十姓之多，其中段、赵、高、苏、张、王、李、杨、周、何、龚、尹等十二姓皆为今日凉山汉族土著大家族。凉山汉族称白蛮为“僰人子”，后来讹为“白儿子”或“白耳子”。（见《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一期：《明代建昌“渔人”族属考》）段姓乃大理国皇族后裔，赵姓乃南诏清平官（宰相）赵铎些后裔，高姓乃大理宰相高观音后裔。
位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普诗乡的南诏时期博什瓦黑佛教阿吒力派石刻岩画是与南诏德化碑、崇胜寺三塔、剑川石窟具有同等历史地位的南诏历史文物，就是唐宋元明时期统治昭觉的白蛮土官赵氏所开凿的，其始祖就是南诏清平官赵铎些。元明两代有北舍县，其管辖范围就是今天的昭觉县普诗乡、马增依乌乡和西昌市大兴乡一带，赵家土司最早是住在昭觉的竹核，后来西迁到普诗乡的博什瓦黑附近的坡觉寨子，“博什”就“北舍”的彝语异译。明朝初年，北舍县土知县赵士贤还来京贡马。明代中期以后，凉山黑彝奴隶主家支势力崛起，奴隶制恶性扩张，统治昭觉的白蛮赵氏土司被造反的黑彝奴隶主攻杀，土司衙门被烧，赵氏土司后人翻山逃到西昌大兴乡居住，逐渐同化为汉族，现大兴土著赵氏的祖坟还在昭觉马增依乌乡境内，部分赵氏则同化为昭觉境内的黑彝，改为彝族姓氏“莫色”。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昭觉彝族老人都还称大兴汉族赵氏为“莫色兹莫”（赵家土司），知道大兴汉族赵氏的祖先就是古代统治昭觉彝族的土司。（见《民族研究》2003年第三期：《凉山昭觉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为白族考》）而在今凉山州德昌县境内的白蛮赵姓土司是一直到了清朝咸同年间才被满清政府改土归流的，“德州（今德昌）土司赵光远，已在咸同年间改土归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区社会概况》）
明朝万历年间建昌（今四川西昌）兵备道邓贵给朝廷上的《善后条议》里说：“窃谓历建南（明代泛指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者然后可以谈建南，亦必备知今日建南之情形者然后可以治建南。殆未可以耳谈也……彼建夷负固一隅，蛮烟瘴疠，自大渡河起至金沙江止一千五百六十里，皆高山峻岭，而五卫八所各据要领，又皆与西番（藏族）、东猓（彝族）百十馀寨为邻，汉人所藉以往来者，止有一线鸟道廻绕屈曲殆三千馀里。以三千馀里之鸟道，经百十寨夷之隘口，虽有营堡稀若晨星，岂能保无疏虞？此其无月无日无时无刻而皆当为防……乃以在在有备，在在戒严……故夫千里鸟道防守最艰，此天之所以限建南，其地势然也。”邓贵在这里说明了，由于西昌和凉山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情况，明朝和南明统治大小凉山近三百年，就在以西昌为首的汉族地区戒严了三百年，驻军“无月无时无刻”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邓贵《条议》里又说：“建南系全蜀籓篱，查《蜀志》唐天宝以来南诏岁为边患，大历十四年十月南诏与吐蕃帅兵十万三路入寇，而一路自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卭崃关（在今邛崃）陷诸郡邑。太和三年复陷邛、巂（均指今四川西昌地区）逼成都，劫玉帛子女以去。咸通十一年冬，蛮贼围成都，矢石如雨，蜀地大震。十四年又入寇，造浮桥，济大渡河，至新津（今四川新津市，在成都南面）而还。明年，始修复卭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内地稍戢……则建南今日即议善后亦为全蜀，岂为建南乎？昔太祖统一海内，旋定西蜀，改建南为五卫，添设续裁前卫（指建昌前卫），共六卫。原指挥八十五员，千户、镇抚七百六十八员，此官额也。卫所城操并拨守屯堡共官兵五万八千馀名，此军额也……以国家勘定之馀威，先年本边全胜之物力，故五卫八所之长皆足以敌蛮势而制其死命，岂非坐收胜算哉？二百年来，边备日弛，蛮害日惨，官军日耗，屯堡日虚。迄今查五卫八所指挥、千百户、镇抚止一百四十三员矣，卫所各军逃亡殆尽，今止存五千二百四十九名矣……彼百十寨夷更何所惮，而安得不贻频年之劫杀乎？……自大渡河起至金沙江止，计修旧营五十六处，増新营七十七处，共一百三十三营堡……夫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内地且然矧以历年劫杀之建边乎？……建昌为五卫腹心，岁苦凉山诸寨为患。”明初在西昌和凉山地区驻军多达五万八千人，将领和军官共八百多人。明代中期以后，凉山黑彝奴隶主家支势力崛起，奴隶制度恶性扩张，攻杀各族土司，焚毁各地的土司衙门，元明以来所册封在凉山的各族土司、土官失去对彝族的控治，土司制度走向崩溃。彝族奴隶主的部落武装，进而大举进攻明朝在凉山地区的卫所和汉族村屯，经过两百多年的劫杀，明朝政府在凉山地区的统治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大量的汉族城镇营堡村屯被奴隶主武装荡为丘墟，土地抛荒，经济残破，生产凋敝，汉族人口和驻军人数都大量锐减，将领和军官仅剩143人，驻军仅剩五千余人，不及明朝初年的十分之一。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明朝的四川和云南地方官员纷纷向朝廷乞援兵，要求从内地大量调入军队进驻凉山。由于凉山的动乱威胁到云贵川三省的安全，所以明朝政府也陆续从内地的增兵凉山。又在凉山汉族居住区和交通要道修复和新增了军营一百三十三处，而实际的结果仍然无法遏制凉山彝族奴隶主家支势力的恶性扩张。
明嘉靖《四川总志》载：四川“行都司控扼吐蕃，连引滇海，乃全蜀咽喉要害所在，而卫所萧条。”万历时曹学俭在《蜀中广记·边防记第四》载：“旧额宁番（今冕宁）一卫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无一人存矣。行数十里，鸡犬无声，人烟绝迹，间有一二存者，亦刀锯之孑遗耳。”《熹宗实录》天启四年载：“建昌以五卫八所扼四十八洞寨之蛮猓，额军五万有余……今仅存五千二百余人。”雍正《四川通志·土司》载明朝万历时“逆酋安守复相煽结……与五咀咱屯聚西溪……掠礼州、德昌二所，又焚打冲河索桥以绝援兵，猖獗日甚……十四年冬，兵巡使者周光镐……奏调土兵二万余人，以总兵李应祥领之，剿伐至明年六月，擒斩各酋，始克底定。”乾隆《四川通志》：“初，土指挥使安华、安仁、安夷、安忠四世相承，威令不废，诸夷慑服，至嘉靖末，忠妻凤氏权摄夫职，渐酿尾大之患……以致安文煽诱诸夷率领阿贵、阿支等临城劫掠，危害地方。万历元年，阿文以诸夷屯聚木拖村（今西昌大兴乡），掳劫民人，夏四月突至（西昌）城下，内外骚动，兵巡使者杨公正调集军民，极力捍御，斩数百人，安文始奔凉山。”毛奇龄《蛮司合志六》载：万历十五年“建昌土酋伍咀咱与土舍马米粒、阿乃等乃弑土妇凤氏，而夺其土田至千余顷。遂率麻科诸夷树黄帜、鼓吹，白昼公行东街、姜坡道中，纵火烧房屋，杀我军宋泗、高仲彪等千余人，而略军妻赵氏等，有司莫能治。”《明神宗实录》三十五年五月载：“诸夷狺起，越嶲（今越西县）之间行旅为绝，朝廷虽为中饬，厉诸将尉不动也……守备胡维城赴任过相岭，遂为夷猓所戕。”《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庚寅载：“建昌土官安世隆者为其仆那固（黑彝奴隶主）所弑，妻禄氏索那固杀之……于是京山、沈山查等处夷猓掳掠村屯，宁番一带涂炭为甚。”《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九年四月丙戌载：“巡抚四川乔璧星奏：‘建南自土官安世隆被刺后……各寨猓夷乘机倡乱，甚至劫掠职官、戕伤吏卒，而披猖极矣。”《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年八月癸未载：“四川巡按彭端吾奏：‘建昌西河黑骨猓猡素称桀骜，近者纠集逆党突出，烧劫越嶲卫南关并南所屯兵，共杀死男妇八十余人，掳去二百余人，烧毁房屋一百六十三家。”《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年十月辛酉载：“兵部覆：建昌……自土官安世隆被弑之后，统御无人，或因部曲勾引，或自猓夷突犯，抢杀劫掳，殆无虚日。”当时西昌地区的动乱已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朝廷虽然一再饬令，而当地明朝驻军将校始终龟缩在卫城里，已经不敢率部出击和彝族奴隶主部落较量了，明朝只能启用大将“以奠封缰”。《明史·刘綎传》载：万历“四十年，四川建昌猓叛，命綎为总兵官讨之……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诸砦，大小五十六战，斩馘三千三百有奇。”明朝以大将刘綎为帅，周光镐为监军，统兵十万，征剿大小凉山彝区。嗣后刘綎在越西县城天皇岗垒敌尸为京观，立“鲸鲵封处”碑，明朝在西昌地区的统治才得以勉强维持。不久以后，刘綎就战死在辽东的萨尔浒之役中。
明朝把西昌地区汉族交通沿线划为五大信地，选将驻戍，修旧营，增新垒，且耕且守。即使这样，仍不能保持交通畅通和稳定社会秩序。《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正月乙丑载：“云南巡按朱泰祯疏言……臣所经建昌一道……独有松林站以至礼州，从禄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白骨山积，营垒丘墟，室庐空旷，夷氛独横。”天启《滇志·建昌路考》载：“巴松站（今会理县云甸乡）北六亭达白水，历甸沙关、滋泥坎、公母营、凹脑营……夷患处处有之，而甸沙、滋泥为毒……礼州东北七亭达泸沽驿，一路尽蓁莽少烟火，寇盗视前更剧……皆桐槽诸番伏莽之地，非厉兵不得过……冕山北八亭达通相营，历小相公岭盘幽谷而上可三十里，逼近夷巢出没之途，千籍万径，列营数十，聚兵数千，犹时有梗塞之患。”清嘉庆师范《滇系·旅途》载明末西昌地区的情况：“会川（今会理县）西北五亭达大龙站，道始严，行旅千百人结队而行，营哨之兵前驱，每月放行人两次，日送哨。”迄至明末，西昌和凉山地区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了，建昌行都司及所属五卫八所和当地汉族军民已成苟延残喘态势，控制范围大大缩减，到处是残垣断壁，哀鸿遍野，白骨成丘陇，残民尽饿死，田土尽榛莽。川滇大道时时为彝族奴隶主部落所阻断，明朝官员要前往西昌地区和云南赴任，必须要派重兵护卫迎送，否则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这种情况直到明朝灭亡。
历史上说的大小凉山“夷人滋事”或者“夷患”，就是指凉山彝族奴隶制度恶性扩张，黑彝奴隶主家支对四周各民族地区烧杀掳掠，这是历代川滇“夷务问题”的实质。从明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夷人滋事”是经常的，不仅是汉人，周围的其他民族如苗、傈僳、藏、縻梭、纳西、回、白都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凉山从明代开始就很有名，叫“巴布凉山”。“巴布”是个地名，现在写作“巴普”，朝廷通常对巴布凉山都谈虎色变，明清两朝都采取围堵的办法，在交通沿线设立了卫、所、营、汛、塘、堡这些军事机构，称为“防夷”。清代则在凉山设立建昌镇总兵，最早驻扎在昭觉县的竹核，后来退守到西昌城里。明初和清初这种严密军事镇压网络都起到过作用，但是到了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势力衰微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内忧外患，军队抽调去对付外敌，内部人民起义不断，也要镇压。辛亥革命以后，凉山彝族奴隶主用鸦片换取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形成了强大的武力，助长了奴隶制的发展，扩大了凉山彝族的居住范围。
清代以后，西昌和凉山地区仍然战乱不断。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派总兵哈元生率清军进入凉山剿杀凉山彝族。清咸丰年间湘军将领、建昌镇总兵刘保国征剿凉山彝族。清同治年间湘军名将周达武统兵二万征剿凉山彝族，自冬至春，节节扫荡，事后在越嶲厅晒经关（今属四川汉源县）立《征剿建南夷匪碑记》，总结历代用兵凉山以来的经验。清光绪元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兵从西昌和马边两路出师征剿凉山彝族。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47集团军军长李家钰上将派兵征剿凉山彝族。1945年和1946年国民党中央军和24军调集空军参战，两次征剿凉山彝族。还有被黄炎培称之为“大汉长城”，曾昭抡（曾国藩后裔、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称之为“历史伟人”的国民党陆军中将邓秀廷，自1924年开始就在不停的出兵剿杀凉山彝族，东征西讨，岁无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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