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后中国计算机产业真相及历史教训
历史是用来借鉴的，不是用来宣传的。
------------本文作者
刚刚退去的中美贸易战第一回合意外地让中国人看到了中美之间在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航空航天等代表一个国家最顶尖水平和国家实力领域差距之大，令人吃惊。对中兴的制裁暴露了我们的软肋：人家在产业链上游，我们在下游，我们必须等待人家的产品，一旦人家掐掉供应，我们的公司就要倒闭。
是什么原因前几个月时间一度让中国全国人民血管贲张，狂妄自大到要打特朗普的“七寸”，自以为是战略误判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呢？本文就举中国曾经的另一个软肋计算机产业的经历为证，揭露和分析国人在高科技问题上做出战略误判的原因。
先把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历程中1）媒体上的历史和2）真实的历史陈列如下：
（一）媒体上的历史
1.1官方媒体：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另外，参照美国Intel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
1.2非官方观点：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在改开前的年代有多可怜，你想象不到
最近很多人吹牛60/70年代中国多先进，瞪眼说瞎话，事实上，中国的计算机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产业，从来没有能够批量生产。看一下下面的报道就知道了。
根据中国关于广泛发展电子计算机应用的规划，1973 年元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计算机研制都是为特定工程任务服务，不能形成批量生产的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3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7301会议在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确定了把发展系列机作为当前发展方向。会议结束后，四机部立即着手组织DJS-100 系列和DJS-200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由于这次会议，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初步形成。
解读：1973年的会议，之前不能量产，是手工定制的吗？通过各种渠道进口配件？不得而知。
再解读：中国计算机工业初步形成？
1974 年8 月DJS-130 小型多功能计算机分别在北京、天津通过鉴定，中国DJS-100系列机由此诞生。100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对于文革期间坚持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带动了中国的计算机产业、计算机器件和计算机应用的发展。1975年清华大学等单位又开始DJS-140计算机研制，自行设计国产中规模集成电路，重点突破磁盘等外部设备。之后，131、132、135、140、152、153等共13个机型先后研制成功，近31个厂点生产，至1989年底共生产了近千台。这标志着系列化计算机产品逐步形成，使得中国计算机工业走上系列化批量生产的道路。
解读：25年生产了1000台电脑，平均每年40台，中国有30来个省市区，加上部、委、军队上百个省部级单位.....这能叫个产业吗？（我不否认不量产的计算机对关键工程起重大作业，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与世界先进对比就太惨了）
高性能计算机是一个计算机集群系统，通过各种互联技术将多个计算机系统连接在一起，利用被连接系统的综合计算能力处理大型计算问题。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证。1964年诞生的CDC6600被公认为国际上第一台高性能计算机。而从1980年改革开放前后开始，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才起步，主要按照两条路线走：超级计算机与服务器。
1983年中科院计算所完成大型向量机——757 机，计算速度达到每秒1000 万次。同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 号”巨型计算机，运算速度达1 亿次/s。银河-I巨型机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亿次计算机系统。该系统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巨型机的空白，同时，银河巨型机的诞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能研制巨型机的国家之一。在中国计算机研究和制造领域中，银河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算机工业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页，成为中国计算机工业的骄傲。
解读：谁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不重视科技的？现在引以为傲的巨型的计算机，恰恰是1980年以后真正干出来的，延续至今。
结论，改革开放后，以人为本，对世界大局判断准确，准确判断了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仅快速发展，而且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
1.3六、七十年代我国计算机科研人员遭迫害科研遭严重破坏
文革时期“四人帮”、造反派对我国计算机科研领域的科研活动大肆进行干扰、破坏，对这一领域的科研人员大搞迫害和打击！当时我国计算机科研领域的科研人员一方面想在科研工作上出成果，一方面却需要顶着“四人帮”的压力，跟造反派的干扰、破坏作斗争，否则就难以紧紧跟上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当时的科研人员搞科研工作真是太难了！
计算机科研人员如此遭受迫害打击，计算机产业能振兴，那才叫见鬼了。
详情请看下面这两篇文章：
1.3.1 王选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
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
1958年丁石孙先生三十岁刚出头，正处在创造的最高峰时却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与一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一起排队劳动，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略显当年的神采。“文革”结束后，丁先生在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和校长期间大力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经费最困难的时期，有些事情想办也办不成。
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是郭悦成，他与陈永和均是数学系专修课毕业生中的尖子，他们当时都是单身，两人一同住在好像是16楼(筒子楼)的一间房间中。他们两位专注于数学，不大注意房间卫生，我班的课代表常去两位老师宿舍交作业本，回来后总要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宿舍内的脏乱情景。陈永和很有才华，“文革”前数学系曾想派他去法国深造，后因“文革”而作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永和受到残酷迫害，跳楼身亡。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今天他也许有可能当选为院士。
程庆民先生曾担任过我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反右”时程庆民被划成右派，在全系引起轰动，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错。听说有一位教师曾说自己愿意代替程庆民去当右派，因为程庆民当右派太可惜了。……“文革”中程庆民又上升为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四人帮倒台后，终于平反。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张世龙先生讲授的。张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三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然处之。(楼主附注：“特嫌”就是“特务嫌疑”的意思) 张先生“敢为人先”的勇气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生涯。
董铁宝先生是从力学专业转入计算专业的，他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程序员”。五十年代的董先生在美国Illinois大学的Illiac-I计算机上解了大量题目，而Illiac-I是美国最早的计算机之一，后来的Illiac-IV则十分有名，是平行计算巨型机的先驱。董先生带回了很多Illiac-I上的基础服务性程序，还带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执笔的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报告(Preliminary Report，后称为Von Neumann报告)，1958年初我看到的这一报告就是董先生带回来的。张世龙先生在设计计算机时很重视董先生的意见，认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过计算机的专家。……董先生离开美国时留下一笔钱给王浩教授(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定理机器证明的先驱)，……
文革开始，已经有少量点董铁宝名的大字报，我见到他时劝他“不要怕，事情总会过去”，他回答说“有点怕”，当时已看出他比较紧张。“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作为“特嫌”被隔离，不堪受辱上吊自尽，后来王浩等美藉华人回国闻知此事时深表惋惜。
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时，迎来了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2003年7月22日
（文章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
1.3.2高庆狮：我曾是“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高庆狮，在1956年6月国家制定颁布《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于同年9月获得机会，参加中科院计算所与北大、清华合办的第一届计算机训练班，并顺利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此后，他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成为“两弹一星”任务中我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的晶体管计算机——“功勋计算机”的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在“文革”期间，他被指为“走资派的掌上明珠”、“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前者的指控因卫星任务不在研究所幸免陪斗，后者因私人帮助“及时”再次躲过一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他因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当选为我国计算机领域最早的两名中科院院士之一，也是当时技术科学部最年轻的院士，并成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略）
“文革”期间：他发现“千万次/秒计算机实际只有300万次/秒”。
“文革”爆发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被打成“走资派”，高庆狮是“走资派掌上明珠”，因此造反派多次想揪他去陪斗。由于1965-1970年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设计组的军代表保护了他，使他免于陪斗。
1970年，他从国防科工委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发现当时被造反派誉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千万次/秒1025计算机”实际上只有300万次/秒。于是，他如实报告有关部门，又差点挨批斗，但再次得到了国防科工委参谋们的帮助，又一次逃过了批斗。
1973年3月，计算所所长被“解放”复出，便带领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和他到钱学森处领取了巨型机的研究任务。钱老指出，发展中国飞行体任务急需巨型机。这项任务他已经布置了多年，回答是中国条件不可能，研制计划只有200万～500万次/秒。钱老希望，在中国的技术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提交亿次巨型机，80年代提交10亿和百亿次巨型机，90年代提交千亿和万亿次巨型机。中科院计算所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高庆狮。
1973年5月，高庆狮在分析美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提出了实现向量语言的纵横加工向量巨型机原理、可全部实现国产化的4-流水线和20兆电路的亿次巨型机方案。
1974年，他提出了纵横加工并行算法，比美国杂志上相近的论文早13年。此后，他又提出了后来被全面推广使用的Bitonic和Odd-even两种排序的k-bitonic排序算法。随后，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提出了757模型机的研究，并在1975年7月通过全国论证会后正式拨款上马。但不久，老所长被挤出计算所，造反派打着“四人帮”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进行阻扰，研制工作停顿，他无法完成国家巨型机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到了钱老的指点：鼓足勇气给邓小平写信。他们没有想到，邓小平真的作了批示。不久，胡耀邦调入中科院工作，很快开始帮助解决问题。
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再次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高庆狮立刻变成了“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当造反派准备批斗他时，“四人帮”却倒台了，他又躲过了一劫。
高庆狮说：“为什么科研人员出了成果，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要被批斗？根源就是科研人员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被专政对象。1977年邓小平召开座谈会，拨乱反正，讲了两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解放以来的教育路线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使科研人员从被专政对象成为国家的主人的一部分。”
……（后略）
（《科学时报》(现名《中国科学报》)2008年3月17日的第3版。）
（二）第三者证据：计算机最大使用者1978前后计算机使用实况
计算机科研拿出样品容易，离形成产业还远着呢，这和现在的芯片一个道理。同时媒体上宣传计算机科研捷报频传和实际使用是两回事，这和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报道小麦水稻亩产7千斤几万斤，而人们却饿肚子一样。
1978年中国国内计算机产业是什么状态？使用者最有发言权。请看事实真相：
1978年当时国外计算机早已经产业化了，我有证据。1978年8月，本人被调往石油部一个化工设计院，任务是攻克该院多人攻克不了的一个美国某公司FORTRAN语言的设计程序，该程序打印出来的源代码就200多页，8000多条语句。当时国外化工行业都编出如此大的应用程序，没有计算机产业可能吗？
当时我们国内设计院计算用的是什么计算工具？是计算尺！后来1980年后有了日本产的计算器（我们用的是CASIO计算器），拉计算尺或者按计算器算一个装置需要几个月时间。而当时国外使用计算机程序算同样装置不到一个小时就算完了。效率是我们的几百倍。
当时我们设计院为研究开发计算机程序专门成立化学工程组编程序，任务是在DOS系统平台上编设计计算程序。用的是北京大学产的计算机。文革中为了突出自力更生，该机器把人家英文操作代码换成汉语拼音，使用起来非常不便，该计算机体积大到占用大房间一套，但是其内存才16K。注意：内存这么小，能干什么呢？输入数据根本不是用键盘，而是用纸带在光电机上输入。数据有错时改纸带用和订书机一样的打孔器打一段纸带再把原纸带剪开，用胶水贴上去。哪里有什么键盘输入？更不用说鼠标了。用纸带在光电机上输入数据最大问题是经常出错误。修改纸袋粘贴的不正肯定不行，就是纸带手工打的孔不园，或者有毛边，都会出错。实际上这种计算机只能运算很小的程序，稍微大一点的程序光纸带频频出现错误就令计算难以持久，更不用说计算机内存小，根本容不下稍大一点的计算程序。
设计院所是中国最需要使用计算机的部门，当时中国的设计院所就是这样可怜！！
难道我们设计院放着"1.1官方媒体"中媒体报道的先进计算机不用，偏偏买了中国落后的计算机来用吗？非也！设计院所是最需要计算机的单位。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国外使用计算机程序算同样装置不到一个小时就算完了，而同样一个装置我们设计院是拉计算尺计算需几个月，后来1980年后用日本产的计算器来计算，按计算器算一个装置也需要几个月时间。人家效率是我们的几百倍。在买计算机的资金方面绝对没有问题，各设计院肯定是买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但是当时设计院能够买到的国产最高质量的计算机就是北京大学产的计算机，你让设计院怎么办？
按照文革中批判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的毛泽东思想，设计院应该买国内产计算机，也就是应该使用北京大学产的这种极其落后的计算机，然后等到北京大学哪年哪月开发生产出新的，再买来更先进的计算机来满足设计需要。但是国内设计院所能够等待吗？每个设计院每天每时都在出图纸。是使用国产机老牛拉破车式搞设计，比国外慢几百倍，还是购买国外能够满足设计需要的速度超过手算几百倍的计算机？每一个头脑正常爱国者都会做出买国外先进计算机的决断。这却被一些坚持文革别有用心者污蔑为“崇洋媚外”，“卖国”。一个纯属经济贸易的问题被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一分析，就变成卖国行为了。
另外使用国外计算机程序设计一个化工装置不单纯是速度快而且精确度高，因为计算尺的精度差（只有0.1%），经过多次计算尤其是迭代计算误差大的不得了。而用进口计算机程序设计一个装置能够大幅度提高该装置设计精确度进而大幅度提高该装置在生产中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即使使用国产的北京大学这种极其落后的计算机也将设计出许多落后的生产装置，使我国工业在几十年内用落后的生产装置生产，维持几十年落后状态。究竟是谁“卖国”？ 是那些反对我们购买国外先进计算机使我们设计的化工生产设备保持几十年落后状态的人才是卖国者！！
因此改革开放后国内几乎所有设计院所都不约而同地购买使用国外计算机，直到后来台商大批登陆祖国大陆，在东莞附近形成计算机部件配套产业群，才使中国计算机产业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按照文革中批判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的毛泽东思想鼓吹者的说法，现在对于芯片我们中兴通讯公司也不应该进口外国芯片，而应该等待我国自己开发的芯片成功后再来生产各种高科技设备。这不就是美国特朗普切断中兴芯片供应打击中国高科技的贸易制裁大棒的翻版吗？坚持文革中批判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的毛泽东思想鼓吹者骂别人是“卖国”，其实卖国的正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本人亲身经历的1978年中国最需要使用计算机的设计院用的计算机。本人对这段话付法律责任，敢和任何人上法庭公开对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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