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人本”观，与其“天命”观互为表里。两者共同构成了孔子的“天人”观，并为孔子的仁学，奠定了根本基础。孔子的现实主义人生哲学，也就是由此而起步。孔子“人本”观具体指的是，孔子关于人之自身以及天人关系的总体性思想认识。作为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重要成果，孔子“人本”观的中心内容，是孔子相对于传统神意天命论，为人生实践所做的理性化基本设计。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孔子的“人本”观，首先应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孔子生活于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如何看待天命以及天人关系，是当时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在此之前，华夏先民在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商代，“神意天命”论一直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神意天命”论认为：人格化的天或曰上帝是宇宙间的绝对主宰；商王作为天之子，受天命而代为统治人世；天命永不变，商王的宝座当然也就永传。
公元前11世纪，坚信自己生而“有命在天”的商纣王（《周书•西伯戡黎》），竟然被原是小邦的周人所取代。这一人世剧变，引发了先民对传统“神意天命”论的深刻反思。周人在其取代殷商的过程中，也切实感受到了“天不可信”（《周书•君奭》）。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周公于是对殷商的“神意天命”论，进行了重大修正，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等新思想（《周书•康诰》）。其意是说，周人“敬天保民”的施政行为亦即“德”，符合天上帝的意愿，因此而得以改受天命而取代了商。对于天上帝的主宰地位，周公虽依然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其更为关注的问题，显然已开始转向人事（德、保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周公对传统“神意天命”论的这一重大改造，成为了重要的时代标志。人格化的天或曰上帝的绝对主宰地位，至此而开始有所动摇；而人的地位，则相应开始渐次提升。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故，诸如穆王荒政而殒身南夷、厉王弥谤而流亡于彘、幽王淫逸而陈尸于骊山、平王东迁而王室衰微等，又反复彰显出了，人事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从而不断深化了先民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认识。进入春秋时期后，于是接连出现了公开抑神而扬民（人）的新思想观点。例如《左传》所载——
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季梁语）（国之）吉凶由人。（僖公十六年，叔兴语）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昭公十八年，郑子产语）
综观上述可见，从开始疑天的周公起，到主张天道与人道不相及的郑子产，先民中的贤达者，已经逐步摆脱了“神意天命”论的精神束缚，从而基本形成了天人相分的思想认识。孔子就是在此基础上，更为自觉地专注于人道亦即现实人生，从而形成了以人为本位的“人本”观。以下即对其基本内容，分别做一具体介绍。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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