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邓丽君与无政府主义在联合王国——

纵横百科 2022年06月06日 07:03 93 0

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反动人物，都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他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着他的认识能力；他所代表的社会阶级的利益要求制约着他的活动的路线和方向，决定其阶级归属；他的个人素质如性格、志趣等，也对他成就的大小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评论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历史的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

　　　　 ——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六章第六节

　　　　邓丽君与无政府主义在联合王国

　　　　容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

　　　　从巴黎到布拉格，从罗马到柏林，欧洲城市上演着由它一手导演的动荡与血腥。

　　　　在法国，它是 “ 六月风暴 ” ；在捷克斯洛伐克，它是 “ 布拉格之春 ” ；在意大利，它是 “ 红色旅 ” ；在德国，它是 “ 红军团 ” 。

　　　　跨过英吉利海峡，它就是臭名昭著的性手枪乐队（ Sex Pistol ）。 1976 年 11 月，乐队的第一张单曲碟一经问世，便在欧洲引发了音乐地震。

　　　　这便是令大资、小资们闻风丧胆的《无政府主义在联合王国》（Anarchy in the UK）。

　　　　这首咒骂基督教和君主立宪政体的狂暴怨曲一度令标榜自由民主的大英帝国坐立不安，英国政府在迅速回过味来之后，果断查禁了这张单曲碟，并禁止 “ 性手枪 ” 在英国公开演出。

　　　　可以想像，当 “ 性手枪 ” 的成员在大街上被警察追打时，当酒吧老板在 “ 无政府主义 ” 的高潮部分拉闸断电时，联合王国的主流社会已经陷入了何等恐慌与不安的境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种声音在亚洲徘徊。

　　　　它从一座岛屿发声，然后如同海啸般在海上迅速漫延开来，其强劲的冲击波横扫新、马、泰，紧接着是香港和日本，整个亚洲的资本主义岛链都被它的独特魅力所征服。

　　　　但在西北方，广袤的东亚大陆却是一片沉寂。

　　　　由于种种原因，红色禁忌在这里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幕，四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 “ 火药味 ” ，人们陷入了沉思。

　　　　但这只是另一场风暴来临前的片刻宁静，人们在静谧中等待着 ……

　　　　—— 那海上的声音就快来了。

　　　　1975 年前后，一些有偷听 “ 敌台 ” 恶习的大陆青年开始收听到一种 “ 奇异 ” 的声音，确切地说，那是一个女人发出的歌声，对于一个自我封闭了近三十年的国度，这飘渺、柔媚的歌声恍如隔世。习惯了《红灯记》里铁梅同志疾言厉色的人们突然发现世界竟然还有如此不同的另一面。

　　　　远在电波之外，那歌声像月光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铺开，宛如天籁。所有的 “ 敌台 ” 偷听者都惊呆了 —— 他们在屏息静听，这些曾经暴戾无比的红卫兵此刻安静下来，像突然间中了女妖的魔咒。

　　　　这里面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 镇服野兽的力量。

　　　　又过了三、四年，随着国门的慢慢开启，一些舶来品开始出现在大陆南部的寻常人家：小到电子表、蛤蟆镜（墨镜）、喇叭裤、可口可乐，大到收录机、电视机。它们在由粮票、油票、布票、自行票等限供票据所构成的社会主义供求关系中显得弥足珍贵。

　　　　其中，日本产三洋牌立体声收录机最能体现其拥有者的特殊地位和生活档次。

　　　　一些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在获得收录机的同时，往往还能得到随赠的一两盒磁带。

　　　　只见盒带封面是一个身着 “ 奇装异服 ” 的美丽少女，对于见惯了 “ 男性化 ” 女同志的国人来说，其视觉冲击力是可以想像的。

　　　　但真正的震撼还在后面，当人们将磁带塞入机子，按下播放键时，那天籁之音顿时响起：

　　　　风儿阵阵吹来，

　　　　风儿多么可爱，

　　　　我时常向轻风诉说情怀。

　　　　时光不停地流，

　　　　一去不回来；

　　　　你曾经告诉我，

　　　　光阴不再来。

　　　　（《空港》，又名《情人的关怀》）

　　　　一些人突然记起数年前闪现在收音机里的那些断断续续的奇异声音，现在它就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 而此时，八个样板戏的铿锵节奏还在国人的脑海回荡。

　　　　当传说中的海妖塞壬 ① 真的就在人们的四周萦绕，中国人经历了从目瞪口呆到如痴如醉再到神魂颠倒的心灵巨变。

　　　　很快，在海港的免税店里，出现了中国海员的匆匆身影，他们成打成打地买同一种音乐磁带，嘴里喊着同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 —— 邓丽君，邓丽君。

　　　　日后，这个由三字组成的美丽名字将成为一颗超级 “ 核弹 ” ，东方古国的精神铁幕将在它的巨大威力面前灰飞烟灭。

　　　　毫无疑问，邓丽君已经登陆。但在整个七十年代，能听到邓丽君歌声的大陆人仍旧十分有限，在农村，几乎没人知道邓丽君是谁。

　　　　但即使是以当时的眼光来看，邓丽君的个人气质和演唱风格也是相当古雅的。

　　　　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亚洲正盛行欧美的抒情风，而邓丽君的歌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其整体风格甚至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 “ 诗经时代 ” 。

　　　　唱片商也不失时机地把邓丽君打造成为一个 “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的 “ 淑女 ” 形象，给她选的是许多歌干脆就是 “ 新瓶装旧酒 ” ，如《但愿人长久》、《独上西楼》就是直接套用苏轼、李煜的词作，而《在水一方》的意境则完全取自《诗经》中的《蒹葭》一诗。

　　　　即使是她唱过的一些新歌，其纯净、隽永的韵味也完全是 “ 诗经式 ” 的，如《一封情书》：

　　　　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儿跳，

　　　　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

　　　　你的柔情蜜语好像天韵在我耳畔绕，

　　　　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想，

　　　　按说，这类歌应该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所容，因为它吟唱的是 “ 放诸四海皆妥 ” 的爱情 —— 只要有男女存在，怎能没有爱情呢？

　　　　但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分 “ 奇特 ” 的阶段：一方面闭关锁国极其保守，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过时的东西遭到全民的一致批判。在这个处处设置 “ 禁忌 ” 的国度，甚至连个人情欲的正常流露也常会被认为是在犯罪。

　　　　在给邓丽君定性时，话语权的执掌者们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 老革命 ” 显然遇上了 “ 新问题 ” 。有趣的是，红色卫道士们最后竟想到了 “ 靡靡之音 ” 这个古雅的词汇 —— 这回却没人指责其 “ 封建 ” 了，因为这句话出自韩非，而法家的许多做法，他们是赞赏的。

　　　　靡靡之音即亡国之音。而事实上，这种担心绝非夸大其辞，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们不是傻瓜。

　　　　但这么一顶大帽子扣在一首 “ 黄色小调 ” 的头上显然过于滑稽， “ 革命同志 ”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红色乐评家们急切地想找到五毒俱全、货真价实的 “ 精神鸦片 ” ，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标靶。

　　　　就这样，一首名为《何日君再来》的老歌成为众矢之的。

　　　　如果说《一封情书》这类小调被禁还仅仅是因其 “ 格调低下 ” ，那么禁《何日君再来》就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这首创作于 1936 年，在四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情歌半个世纪以来就颇受争议。

　　　　《何日君再来》流行的社会背景是日据时代的上海，由于其格调感伤、旖丽，毫无抗战时期国人应有的豪情与斗志，很容易让人与汉奸文化联系起来。

　　　　三、四十年代，很多大牌明星都唱过这首歌，其中不乏 “ 大腕级 ” 的人物，如周旋（ 1937 年）、李香兰 ② 等。但似乎只有邓丽君唱得最到位，这首歌仿佛就在三十年前为她量身定做的，她的演唱不仅韵味十足，而且充满了现代感，因此，《何日君再来》被公认为是邓丽君的代表作。

　　　　其实，这也是一首有着唐诗宋词遗韵的小曲，浓浓的离愁弥漫其间，是十足的士大夫情趣，而咏唱的仍旧是人间最美的真情：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

　　　　请进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但这种唯美的风格同时也特别容易让一些 “ 思想觉悟高 ” 的无产者联想到有产阶级的颓废以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因为 “ 郑声淫 ” ，所以孔子 “ 恶郑声之乱雅乐 ” ，虽然八个样板戏说不上是什么 “ 雅乐 ” ，但邓丽君的歌是 “ 靡靡之音 ” ，自然就难逃被 “ 放 ” 的厄运。 —— 传统又一次被国人歪曲、滥用，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偷听邓丽君的歌会受到行政处分，而翻录、赠卖邓丽君的盒带甚至会被公安机关以传播反动、淫秽物品罪论处，一些人因此锒铛入狱。

　　　　而在民间，邓丽君是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特务的传闻不胫而走，甚至还有传言说她是河北大地主出生。这些消息的来源、出处大都不得而知，多半是媒体宣传和民间想像的混合产物。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邓丽君是如此的可疑：来自台湾，妖里妖气，歌声诱人，俨然一个走下银幕的国民党女特务。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邓丽君的恐惧和忌讳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听她的歌当然不行，就连媒体上对 “ 精神污染 ” 的批判也绝少提及 “ 邓丽君 ” 三个字，而这显然是担心如此一来邓丽君反倒会为更多人所关注，为她做了免费宣传。

　　　　至于当时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提着收录机上街炫耀，被人讥笑为 “ 业余华侨 ” 的年轻人，要是没有点 “ 犯罪 ” 的胆量，真还不敢如此 “ 造次 ” 。

　　　　八十年代初，主旋律仍旧占据着绝对优势，压倒性的意识形态攻势依然延续着：电台里、电视里，全是清一色的明亮旋律。

　　　　但随着 “ 邓丽君 ” 的 “ 入侵 ” ，变化还是悄悄地发生了。很多 “ 听不惯 ” 、 “ 听不懂 ” 、 “ 听不到 ” 邓丽君的人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咱们的歌也开始 “ 变味 ” 了。

　　　　1980 年 2 月 20 日，在中国大陆的首个通俗歌曲排行榜上，一个叫李谷一的歌手以一曲《绒花》大票数入选，但随即在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招致人们义愤填膺的原因，无非是因为李谷一在演唱这首歌时采用了气声，而这显然是对邓丽君的模仿。要知道，当时的一些 “ 左棍 ” 一听 “ 邓丽君 ” 三个字就如同遭到了性侵犯 —— 几十年坚守的一道听觉防线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很多革命同志开始变得歇斯底里，他们似乎从中听出了某种不祥的兆头。

　　　　不到一年，李谷一的另一首歌《心中的玫瑰》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在我心灵的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嘹亮飘忽的唱腔演绎的却是一首令人心碎的歌。这是电影《泪痕》的主题歌。

　　　　《泪痕》以 “ 文革 ” 为背景，所以这首歌根本无须当时的渲染，就足以引起唏嘘一片，人们称之为 “ 伤痕 ” 文学。但即使是当时的政治需要，也不能把文革揭露得太过了，所以这首歌很快就连同电影《泪痕》一道被打入了 “ 冷宫 ” 。

　　　　而此时，刚刚在日本经历了 “ 护照风波 ” 的邓丽君正在美国念书，对于自己祖国发生的一切，她一无所知。

　　　　她也在吟咏玫瑰，这是一朵未经岁月摧残，充满了女人味的玫瑰：

　　　　这一朵玫瑰送给你，

　　　　她代表了我的情意。

　　　　（《多情的玫瑰》）

　　　　当大陆人惴惴地接过这朵台北玫瑰时，后面的尖刺却刺痛了他们。

　　　　摆在人们前面的道路是未卜、空虚的 —— 是第二场文革？抑或是四个现代化？还是别的什么？中国人又开始发挥无穷的想像力：

　　　　再过二十年，

　　　　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

　　　　该有多么美？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主旋律仍旧沿袭着昨日的激情，却渐渐多了些人性的温暖。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想到了自己走过的二十年 —— 再过二十年，又会怎样呢？回城的知青则看到了疮痍满目的城市。

　　　　但二十年后的美好生活仍旧令人向往：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这多像二十年前的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当年那些幸福的 “ 红领巾们 ” ，到今天也该是青春虚度，伤痕累累吧。

　　　　或许，对于那些刚刚摘掉帽子，官复原职的人来说是一身轻。但对于更多人而言，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如同黑与白 —— 生活越来越残酷，精神越来越空虚。

　　　　“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 是的，我们已经抵达令人眩晕的时代高度，主旋律还在试着找回昔日的辉煌，继续编织着那座一尘不染的 “ 太阳城 ” 。

　　　　但当一些人真的来到哈尔滨的太阳岛上时，才发现这里远不如歌里唱的那般美。

　　　　进入八十年代，生活状况仍在恶化，最后就连一向报喜不报忧的主流媒体也不得不面对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 1980 年 5 月，在内地一份叫《中国青年》的杂志上，一篇署名为 “ 潘晓 ” 的公开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来越窄》一经刊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

　　　　 1980 年的收录机里，邓丽君仍在低吟浅唱：

　　　　椰风挑动银浪，

　　　　夕阳躲去偷看，

　　　　看见金色的沙滩上，

　　　　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南海姑娘》）

　　　　在歌声中，人们似乎真的看见邓丽君坐在美丽的海滩上 —— 台湾并不像我们媒体所描述的那般水深火热。

　　　　1980 年的中国大陆，国产电影《巴山夜雨》第一次运用令人心碎的冷叙事反思 “ 文革 ” ，这一年 , 首次引进的日本 “ 大片 ” 《追捕》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影院上映，场场爆满：

　　　　啦呀啦，

　　　　中国人随着身着风衣的杜丘来到了日本，东京新宿的繁华令人目眩神迷。观众仿佛也跟着主人公坐上了那架逃向远方的小型飞机，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在 “ 啦呀啦 ” 的反复咏唱中土崩瓦解。

　　　　而在临近香港的沿海地区，人们已经能够听到当时世界上最前卫的电子迪斯科音乐《午夜快车》。

　　　　这一时期，大陆的偷渡潮也达到了历史的颠峰。

　　　　1982 年 7 月 25 日，一架从西安起飞的民航客机被人劫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第一起民航劫机案，五名劫机者的目标明确 —— 飞台湾。

　　　　与此同时，无数偷渡客踏着《午夜快车》的迷幻节拍，不顾一切地越过深港生死线。

　　　　在广州，一个风尘仆仆的北方汉子直奔珠江边，一个猛子扎下水，吃力地游到对岸，上岸后逢人便问： “ 这儿是香港吗？ ”

　　　　在南方的边境地区，几乎每天都有铤而走险的人越过国界，在飞驰的列车上，在密密的丛林里，在汹涌的波涛间，像杜丘一样地飞逃。

　　　　到这时，中国青年心中那片由深蓝色中山装构建的政治意象已经不再代表安定团结，而是头顶上一无所有的天空。

　　　　1984 年 1 月 7 日晚，在海峡对面的台湾中华体育馆内，一场名为 “ 从歌十五年 —— 十亿个掌声 ” 的演唱会正在举行。台湾当局第一次通过电波向大陆全程直播了邓丽君的个人演唱会，演唱会长达三个小时，更多的大陆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她的歌声。

　　　　1986 年，当崔健以一曲《一无所有》出现在官方指定的工体舞台上时，在场的年轻人突然间产生了 “ 越轨 ” 的冲动。从《一封情书》到《一无所有》，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两年后，在 3 月的北展剧场，当崔健用一块红布缓缓蒙上自己的双眼时，那些曾经在英国威猛乐队的强劲节奏面前无动于衷的北京人全体起立 —— 泪流满面。

　　　　也是在 3 月，诗人海子在通向大海的铁路缓坡处卧轨自杀。就像鱼儿在大地震爆发前不顾一切地跃出水面，中国最后一位梦想家也在灾难降临前的最后一刻选择了离去。

　　　　然后是 4 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六年，世界又回复到以前的平和状态。

　　　　5 月 8 日这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这天是欧洲的胜利日。就在这天晚上，日本的一家电视台突然中断了正常节目，主持人要求人们为一位中国歌手的离去致哀 —— 她就是邓丽君。这天，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她的招牌 “V” 型手势，跟二战时的丘吉尔一样的手势，但邓丽君说，她的 “V” 并不代表胜利，而是和平。

　　　　第二天一早，除了中国大陆，亚洲所有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噩耗。

　　　　傍晚，大陆观众从新闻联播中获知了这则消息。

　　　　几天后，一方雪白的骨灰盒出现在台北中正机场，这里面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声音。

　　　　在台湾，多家电视台向全球直播了从覆盖国民党党旗到下葬筠园的这一过程，一路上，许多送葬者痛哭失声。

　　　　而大陆这边，默默遥祭的人们心情复杂 ——

　　　　梅花梅花满天下，

　　　　愈冷它愈开花，

　　　　冰雪风雨它都不怕，

　　　　它是我的国花。

　　　　（《梅花》）

　　　　是的，她就是我们的国花。

　　　　十年以后，邓丽君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她实在是太 “ 雅 ” 了 —— 据说她最爱读的一本书是《日瓦戈医生》，书房里有一套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