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秦国，只有两位杰出的君主：一个是护周平王东迁因而得以建国的秦襄公；另一个是独霸西陲的秦穆公。
但是，关于秦穆公的记载，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穆公”，如《左氏传》和《国语》。
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缪公”，如《公羊传》《穀粱传》。
有些史书干脆混用，时而用“秦穆公”，时而用“秦缪公”，如《史记》。
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困惑不已。
他到底是“秦穆公”呢？还是“秦缪公”？
这事儿还真得好好捋一捋。
有人说，他既是“秦穆公”，也是“秦缪公”。其中的“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秦穆公”和“秦缪公”都是同一个人。
庙号是什么呢？谥号又是什么呢？
辞海里的解释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某祖某宗的名号，称庙号。始于殷代，其后历代封建帝王，都有庙号。”
对于谥号，辞海的解释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
不难看出，庙号仅仅指宗庙、神主的排位；或是在祭祀时，子孙按照昭穆排列顺序进行行礼，只是一种左右长幼顺序的排列，不涉及功绩大小、名声好坏。
而谥号是有严格规定的，是根据这个人的事迹所给予的称号，有美谥，也有恶谥。
《逸周书·谥法解》里面说了，“布德执义曰穆”、“名与实爽曰缪”。
即“穆”是好字眼，用作谥号，是美谥。
“缪”是个坏字眼，用作谥号，是恶谥。
“秦穆公”、“秦缪公”，这二者间的美、恶间差别巨大，作为谥号，史学家不大可能弄错而导致混用，并且还用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那么，“秦穆公”与“秦缪公”二者之间，只能是一个是庙号，另一个是谥号。
之所以认为“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那是因为《史记·蒙恬列传》中，蒙毅曾对胡亥的使者说过“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之类的话。
不难看出，秦穆公之所以“立号曰‘缪’”，是因为他做过“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不光彩的事。这是在根据个人事迹评定出来的称号，当然属于谥号。
而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事，都是秦穆公的污点。即秦穆公因为有了这两个污点，“故立号曰‘缪’”。可见，“缪公”是个恶谥。
秦穆公既然有了“缪公”的恶谥，就不应该再拥有“穆公”的美谥。
《礼记》中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在从西周传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度中，“父曰昭，子曰穆；左为昭，右为穆。”即“昭穆”关系仅仅是指宗庙、神主的排位。秦穆公为秦德公为之子，其上有兄长秦宣公、秦成公，按照宗庙的排位，称“穆”并无不妥。
但是，庙号的使用是在汉朝灭亡后才在帝王中泛滥开来的。在先秦时期，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一般是开国君主称“祖”；继嗣君主中，唯有治国才能杰出者才能拥有。
遍考史书，先秦时期拥有庙号的人只有商周几个帝王，如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等等。
即使在汉朝，庙号的追尊也非常严格，仅仅追尊了几位功业卓著者，如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根本没有立庙号的资格。
退一万步说，就算秦国不顾西周宗法制度，偷偷给自己的君主上庙号，那秦穆公即使拥有了“穆”的庙号，也只能叫“秦穆宗”，而不是叫“秦穆公”。
因此，“秦穆公”不可能是庙号，而只能是谥号。
问题又回到了最初。
“秦穆公”和“秦缪公”如果都是谥号，那就只能二选一，不能兼而有之。
不过，有人认为，谥号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谥”，一种是“死谥”。
没有特别说明，通常的谥号都属于“死谥”，即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别人依据其生前事迹给予他的称号。
这个称号是相对公平公正的。
而“生谥”，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在生前就得到的称号。
这种情况，历史上有没有呢？
有。
比如楚太子弑父，谥父为“灵”。但其父尚未闭眼，口虽不能言，却眨巴地眼睛似有所指。死者为大，太子赶紧改谥为“成”，他这才瞑目。
这位楚王即史书上记载的楚成王。
又比如，卫灵公因卫国内乱仓皇出逃，后来北宫喜与析朱鉏帮他平乱，并迎他归国。卫灵公欣喜之下，立赐北宫喜谥为“贞”、析朱鉏为“成”。
还有，魏明帝曹睿死前两年，就早早钦定了自己的谥号为“明”。
不难看出，像魏明帝曹睿这样的“生谥”，根本就属于自称，必须是好称、美称。
实际上，据王国维等学者考证，中国古代最早应用谥法的时代，并非《逸周书·谥法解说的“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而是出现在西周末期。
但商、周两代帝王，在名字以外都有号，如文、武、成、康、昭、穆等等，这些都是帝王生前的别号或称号。起初只有商王、周王有号，后来公卿纷纷效仿，自取其号，如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等等，莫不如此。
那么，秦穆公的“穆”字，很可能是他生前自取的尊号和美称，也可以说是“生谥”。
可惜的是，查遍与秦穆公有关的史料，都从没有出现过他自称或他人尊称他为“穆公”的记载。
因此，“秦穆公”只能是“死谥”。
到底是“秦穆公”呢？还是“秦缪公”？
《逸周书·谥法解》里面说“胜敌志强曰庄”、“经纬天地曰文”、“绥柔士民曰德”、“威强敌德曰武”、“安民立政曰成”、“安乐抚民曰康”、“布义行刚曰景”、“辟土兼国曰桓”、“爱民好与曰惠”。
根据这些说法，可知秦国诸公中秦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武公、秦成公、秦康公、秦景公、秦桓公、秦惠公这些人全都是美谥，但这些人的功绩远远不如秦穆公，论理，秦穆公得到的就应该是美谥“穆公”而非恶谥“缪公”。
尽管《史记·蒙恬列传》提到了秦穆公有“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这两个污点，但这不过是些小污点。
要知道，秦国的人殉制度在秦武公时期就开始了，在出土的秦景公一号大墓中也出现了大量殉人，而秦武公、秦景公得到的都是妥妥的美谥。
秦国诸公中，获恶谥的，也就是“杀戮无辜曰厉”的秦厉公和“好变动民曰躁”的秦躁公两人而已。
把雄才大略的秦穆公和秦厉公、秦躁公这两个庸主相提并论，根本说不通。
合理的解释就是：秦穆公的谥号是美谥“秦穆公”。“秦缪公”是后人混用和误写。
《史记·秦本纪》收录有秦孝公的《招贤令》，其中有说：“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秦孝公这是在极力赞美秦穆公功德，但却用了“缪公”的称呼，如果说“缪公”是一个恶称，根本不合情理。
诗歌《黄鸟》在指责和唾骂秦穆公杀三良事，里面却写：“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论理，既然你要唾骂一个人，而他有一个恶称为“缪公”，你没有采用，而采用了他的美称，同样不合逻辑。
显然，原因只有一个，在当时，“缪”通“穆”。
能说明“缪”与“穆”相通的，还有一个铁证。
即《尚书·周书·金滕》篇里面有记载：“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
这里说的是周武王克商之后过了两年，患疾病，太公、召公这二公准备为他举行庄严肃穆的占卜活动。
司马迁在《史记·鲁世家》中记载了这件事，写成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
可见，“缪”就是“穆”；“穆”就是“缪”。
另外，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把现在人们熟知的“穆穆天刑，非德必顷”写成了“缪缪天刑，非德必顷。”
这也再次证明，在先秦时期，“缪”与“穆”是划等号的。
与把“秦穆公”混淆为“秦缪公”相类似的，还有宋庄公的父亲宋穆公，《春秋》写成了“宋穆公”，而《公羊传》《谷梁传》均写成了“宋缪公”。
最后，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逸周书·谥法解》里面明明提到：“布德执义曰穆”、“名与实爽曰缪”。为什么司马迁等人却视而不见，而把“缪”与“穆”混用呢？
原因只有一个：《逸周书》文字多误脱，间杂有了很多后人羼补、更动之作，即“名与实爽曰缪”这一句极有可能是汉朝之后人的加上去的。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逸周书·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根本不是先秦时历法，明显是汉朝人加上去的。
可见，有时候，尽信书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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