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民国的狂儒,十三个博士学位,出类之拔萃,人中之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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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有个性的人 ,但要说最“怪”的一个,恐怕还要数辜鸿铭。喜欢他的人称他为“怪杰”,不喜欢他的人则叫他“怪物”。

辜鸿铭:民国的狂儒,十三个博士学位,出类之拔萃,人中之怪杰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义父是英国人,家里的仆人有马来西亚人,也有菲律宾人,所以辜鸿铭从小就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杂中熏陶,对各种文化都有着极强的领悟能力。

在十岁那年,义父布朗先生要返回英国,就想将他也一起带去,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把他带到祖宗牌位前,让他跪下,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后,辜鸿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门外语,先后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震惊了整个西方学术界。

在欧洲游学完成后,辜鸿铭路过新加坡时,偶遇语言大师马建忠,马建忠向他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辜鸿铭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决定返回中国大陆,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精通东西方两种文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辜鸿铭迅速成为世界文化界的大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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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英文版在欧洲出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大学都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因此在西方极为轰动。当时,在西方文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艾恺也说:“在那个时代,辜鸿铭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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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在学术界广受推崇,在大文豪们眼里,辜鸿铭也是神一般的存在。比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问题;还有英国大作家毛姆,也称他为“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还专程去向他请教,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当时,辜鸿铭住在北京椿树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每天都有国际名流来拜访他。那时候电灯已经传入中国,但辜鸿铭从来不用,而是点个小煤油灯,加上家里又采光不好,昏昏暗暗的。一些国际名流就建议他拉上电灯,但辜鸿铭说:“我们中国人讲究明心见性,心明,灯自明,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只讲究表面功夫。你们既然来到中国,就应该学学中国人的哲学。”国际名流们虽然听不大懂,但没人敢反对,只能乖乖地听着。

民国著名外交家王宠惠在游历西方各国后,感慨地说:“他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虽然辜鸿铭在西方备受推崇,但因当时中国饱受西方欺辱,让辜鸿铭内心极为沉痛,便对西方人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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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英国大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辜鸿铭,想请他来探讨问题。但信送出去好几天都没见辜鸿铭来,毛姆只得自己打听着去找辜鸿铭的住处。到了家里,辜鸿铭给他翻了个白眼,说:“你们西方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下等人,一封信就得乖乖地去见你们,告诉你,你想错了,要想见我必须到我家里来。”毛姆连忙道歉,说自己不认识路,解释了半天才把辜鸿铭的气消了。

日本的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时,见到了辜鸿铭,就调侃他说:“你精通西方文化,自然知道当今世界大势,怎么还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你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还适用吗?”

辜鸿铭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就像数学上的加减乘除,在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仍然是三三得九,绝不会变成三三得八。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在这里妄谈世界大势!”伊藤博文无言以对。

辜鸿铭曾把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跟中国人做过一个经典的对比,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在他看来,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兼具“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生性喜欢褒贬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你们以为穿西服,流时髦头,便够摩登了?我告诉你们,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变更,毫无关系。”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李之病在固。他还拿张之洞与托忒克·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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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评论人物,辜鸿铭最看不起的就是袁世凯,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辜鸿铭生平也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虽然辜鸿铭对很多事愤世嫉俗大家都很认可,但是说到皇权,人们却对他的做法不是那么认可的,甚至认为是诡辩,为人所诟病。

就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使满座为之哗然。“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但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即使是这样一个老保守,也是有骨头的。“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说时大声,并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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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也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此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shū)。”严、林二人均在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

然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痴迷,辜鸿铭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些偏激,比如他那条终生不剪的大辫子。在当时,经过辛亥革命的熏陶,大多数人都剪掉了辫子,尤其在大学里,更是无人不剪,但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辜鸿铭,以至于在北大,甚至全中国的大学里,只要一提起辫子,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辜鸿铭。

但辜鸿铭丝毫不以为意,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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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辫子,辜鸿铭对女人的小脚极为喜爱。“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康有为还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有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同样的,辜鸿铭对传统的三妻四妾也是极力维护。有一次,他跟一位美国人谈起纳妾,说:“‘妾’这个字,就是立女,站在旁边供男人累了做靠手的。”

美国人向来主张男女平等,自然不会同意他这番怪论,就反驳说:“照你这么说,女人累了也可以让男人当靠手,也可以一妻多夫了。”

辜鸿铭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你看这套茶具,都是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世上哪有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说得美国人哭笑不得。

后来,这个“茶壶与茶杯”的段子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一大笑料。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时,陆小曼还特地跟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给四个茶杯倒水,但牙刷只能一个人用,我以后只用你这一根牙刷,你也不能再给别的茶杯倒水。”在场的众人哄堂大笑,以为妙绝。

不过,辜鸿铭主张三妻四妾,看似对老婆不尊重,但实际上却很怕老婆。当时北京有很多乞丐,辜鸿铭经常会给他们一点钱,后来被老婆知道了,痛骂了他一顿,辜鸿铭吓得再也不敢了。在跟学生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无奈地说:“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也许是被老婆压迫太久了,辜鸿铭对青楼妓女很是赞赏,有一次一个外国学者问他,去哪里才能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辜鸿铭神秘地说,可以去八大胡同逛逛,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中国传统女性身上那种端庄、羞怯、优雅。结果那个外国学者去了之后,果然乐不思蜀,后来还成了研究中国女性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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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论调,大作家林语堂也深表赞同:“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女生已经不会了。”

其实,林语堂不光对辜鸿铭的这个论调表示赞同,对他的学问也是推崇备至,曾深情地说:“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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