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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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我坚守自己20年的社会哲学格言:只要务实创新,中国人面前无残棋。实践证明是可信可行滴。对待历史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是我祖先司马风骨之遗存的体现。)

  2005年5月28日,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大型活动“风追司马”在陕西韩城隆重举行,在众多影视明星、文化学者及新闻媒体的参与、传播下,司马迁和韩城成为连日来国人瞩目的关键词,不但吸引了陕西人的眼球,还使全国上下将目光集中到了韩城。

    追寻文人之根本

    在昨天的司马迁祠直播现场,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以一个现代文化人的风格,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嘉宾的阵阵掌声。在说到举办“风追司马”这个大型文化活动的现实意义时,杨锦麟称,到这个读书人向往的神圣的地方,是一次和史圣的对话。

    杨锦麟的话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他说,到陕西来,有两个非去不可的地方,那就是黄帝陵和司马迁祠。如果说在黄帝陵是为了寻找先人的“根”,那么来司马迁祠就是为了追寻读书人的“本”。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读书人应该讲真话、讲实话;但是读书也是一个苦差事,有时候读书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过我们也应该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到幸运,不会因读书而重复司马迁时代的悲哀。

    “风追司马”直播期间,在韩城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纪念活动的实况转播。韩城市民柳先生表示,平时通过电视看了许多别的城市发生的重大事件,在韩城进行连续4小时的电视直播,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要说是直播纪念司马迁的诞辰,就是播的其他什么事情,也值得放下所有的事来收看。

    为了让更多的韩城人看到发生在身边的重大事件,韩城电视台当天停止了常规节目,而是切换直播卫星电视信号,转播当天实况。   

    500学子赞史圣

    昨日上午8时许,500名来自韩城市象山中学、城关中学和司马迁中学的学生来到文庙,走过泮桥,在文庙戟门前的大院里,为从他们家乡走出的史圣司马迁进行纪念其诞辰2150年的文祭活动。一位来自城关中学的老师说,文庙中的泮桥在封建社会只有高中秀才的人才能从上面走过,而现在的学子们不仅可以站在这里仰拜史圣,而且能自由的用自己的思想去评述司马迁。一位在现场参与活动的学生更为感慨地说,司马迁一生命运曲折,曾经遭受常人难以忍受之辱,但他却用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完成他的理想,用一生写下了不朽的史书《史记》,我们以作为司马迁家乡的人而自豪,更为司马迁精神所鼓舞。

    《史记》,是司马迁花费一生精力而著,被赞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更是费尽心思进行准备,他们将《史记》中的名言、典故分别写在200余个红色条幡上,装点文庙文祭现场,并且还在条幡上系上风铃,当清风拂过,发出阵阵悦耳铃声。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专程制作出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条幡,以表达对司马迁的敬仰和这万世不朽史作的尊崇。

    据韩城市博物馆的吉英逊馆长介绍,此次举行文祭的文庙,始建于唐朝,建筑充分反映了儒学的真谛和儒学文化的神韵,在这里举行文祭是最适和庄严的地方了。同时,为了能够充分反映此次活动的历史和文化气息,他们专程为嘉宾们从韩城民间广泛征集了8把古朴的“太师椅”,这样给现场一个传统和文化韵味十足的感觉。

    文庙文祭现场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现场的辩论赛,一轮轮精彩的语言交锋将会场气氛带入高潮。据了解,这些参加辩论的学生全部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辩论队的大一和大二的学生,而辩论的话题也是他们精心准备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郑明老师向记者介绍说,这些学生大都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司马迁更是他们所崇拜的伟人,所以准备辩题时更加认真,并且反复翻阅历史著作,进行充分的准备。   

    司马画像出韩城

    昨日在现场四周同时可以看到分列两边的六张巨幅画像,通过在场学生用韩城颇具特色的面花所做出的“供爷馍”去供祀司马迁,从中选出大家心目中最贴切的司马迁画像。

    最终,一幅司马迁在油灯下奋笔疾书的画像被现场的人们选定,画中的司马迁用枯槁的右手握笔,神情专注凝重,凌乱的头发可以让人想象到他为了写书已经许久没有休息,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最能反映司马迁一生执著精神和书写《史记》时最真实的写照。

    据了解,现场被大家选中的那幅画像是在活动举办前不久,韩城司马迁研究会的一位研究司马迁生平多年的学者赶时间画出的画像,在他认为,他所画出的这幅画像已经在自己心中酝酿许久,无论从历史描述还是人们的想象角度,都是最贴近大家心目中史圣的画像。

    要说院子里最惹人注目的恐怕算是“耍神楼”、“芯子”和“黄河行鼓”表演了。只见几十名身穿民族服装的青年抬着一个象征“法王”的文神楼和两个象征“黑虎”、“灵官”武神楼一出场全场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只见那些青年抬着神楼踏步时如小舟待航,慢行时如轻船荡漾,狂奔时如烈马脱缰,一下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而耍“芯子”时,被竹竿高挑在空中的小孩的动作让场上的群众忍俊不已,可能是站的时间太久,孩子们没了耐性,有的孩子甚至不惧10多米的高空竟打起盹来,惹的大家哈哈大笑。

    而当热烈奔放的“黄河行鼓”出场时,整个场地都沸腾了,大家随着鼓点节奏大声的鼓掌,叫好声更是响成一片,鼓手们表演完要退场时,观众挽留的热烈掌声使这些小伙子们干脆再加演两场,他们的豪情奔放、英姿飒爽,让大家一下子融入到了欢乐和喜悦当中。   

    冯同共祭先祖

    9时40分,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在院外喧嚣的锣鼓声中正式开始,村民们按照礼仪习俗抬来花花馍和瓜果供品,冯、同两姓的代表列队并行走入他们共同的祠堂内,两姓代表冯德来、同自军分别向司马迁像上香。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们在对司马迁像行了五叩三拜礼和宣读了祭文后,主礼司仪宣布礼成。随后这些家族代表共同在“风行司马精神 弘扬史圣文化”的横幅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老人们都走完的时候,一农村妇女抱着两岁大的男孩走进祠堂,她说,“娃呀,好好看看上面坐的就是你老爷爷,以后不管走到哪,都要记住你的老根在这呢。”那孩子竟跪在地上学大人的样子磕了三个头。

    徐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读书只为明理不为做官,而在徐村采访的这两天明显能感到,这里的村民不一般,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关于司马迁的典故来,研究司马迁在村里俨然形成了风气,据同永灵老人说,当年他为了弄清司马迁祠里“一块牌匾的意思,曾11次到别村拜访学者,本来不想让他看资料的学者最后终被他感动。

    还有一位先生拿来了一个祭文说:“我感觉今天的祭文并没有完全表达出大家对司马迁精神的崇敬,我写的这个应该也不比他们的差,希望你们报社能帮忙发表一下。”说着,他拿出祭文念道,“黄河高原腾巨龙,中华人杰地又灵;九曲黄河波浪涌,龙门圣域子长出……历史之父司马迁,尊汉爱国欲一统……而今冤屈终于鸣,佑我子孙永追风!”

    千年精神  向司马迁学习

    当年司马迁出于良知为李陵辩护,遗憾的是,他的辩护冒犯了汉武帝,从而受到宫刑的处罚。司马迁是带着生理的痛苦和心理的屈辱追求真理的,而且他有巨大的贡献于中国。他显然是世事和人情的体证者、历史的梳理者、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也是命运的悲哀者和愤怒者。我以为纪念这个人惟一合适的方式是探索他的思想,特别是向他学习,否则不能证明一个知识分子的虔诚。

    司马迁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其大著,还有其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他壮游天下以考察风物,他穷览典籍以占有资料。他绝不媚上,也不媚俗。他的写作原则是:“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一种可贵的求真态度。他曾经从伯夷与叔齐的结果发现了人生并不是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的。他认为一些富贵安乐之徒往往都不是正派的人。在司马迁的时代,人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他却不信,他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之惑已经进入了哲学的层面。这是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如果他稍微聪明一点,那么他将完全可以像东方朔一样在朝廷吃香喝辣。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直言?他为什么要背负着被侮辱、被嘲弄的日月活着并工作呢?他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一种可贵的使命意识。我以为,司马迁的求真态度、怀疑精神、使命意识,都是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

    司马迁是在长安遭遇宫刑的,也是在长安完成其事业的,这常常使我百感交集,因为我就生活在长安。当然我的激动也不仅仅由于我是长安人,怎么会呢?从1992年开始,我以三秦大地为据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它的人。我走遍了保存着祖先信息的山川河流、庙宇陵墓。我向几百个有特别经历的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几十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登上权力之暖房以后又坠入权力之冰点的人。我还搜索着一段荒诞岁月的种种文件、书信及日记。非常之艰难。我身处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甚至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也在曲意而行匆匆打粮,然而我愿意做一点还无法打粮的工作。虽然我不敢说以司马迁为榜样,但当然要向他学习。学习并不是只在舌苔上鼓一些颂词,重点的是学习这个人的品质,以在行动上增加硬度和韧劲。不要做不屑子孙,不要让这个人笑!  

    伟大的孤独客

    透过沉沉的时间黑幕,我看见我的那位叫司马迁的乡党佝偻的背影。以一个男人的心去度另一个男人的心,我能感悟到他被除去男根之后全部的感受。除去男根,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真正的奇耻大辱。这耻辱甚至要超过被杀头。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透过那些啼血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生不如死”,这是司马迁对自己当时心境的描写。

    但是他不能死。如果他一死,这个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煌煌大作《史记》,我们今天就无缘得见了。太史公那时候是不是知道他的那一只秃笔,将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史学界、文学界,以至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大厦的构成吗?他大约并不知道。他只是凭着文化人的一种直觉,觉得要把这本书写完。

    因为要写《史记》,他没有死。他又苟且偷生了许多年。

    在写作的途中,那被除去男根的地方最初大约是血肉模糊,接着慢慢结痂,接着红肿……那里面不断有脓血流出。这位伟丈夫,这位奇男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他的《史记》的。

    今天,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仍能嗅见《史记》字里行间中的那股血腥味,那种挣扎之声、呼啸之声、不平之声。

    中华碑载文化的一项伟大工程完成了,这工程就是《史记》。历史老人即使具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他也想象不到这项工程竟是这样完成的。以今天人的角度看来,也许正是因为腐刑,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史记》。——尽管这个推理是如此的残酷,可是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看哪,这就是文化人——大文化人,他承载着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全部的苦难,他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全部赐予,他把这些全部当作养料,他在完成自己的同时,时代也完成了他。最后,他超越时代,站在一切之上。

    他多孤独啊,环顾左右,能和他同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但是他还得走着,因为这是宿命。即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与他同时代的人早就寿终正寝了,而他依然化作青铜雕像,迎接着一年年的风风雨雨。

    我把最高的敬意献给这位伟大的孤独客。  

    遭受大辱之后

    公元前99年的一天,在朝为官的司马迁说了一些汉武帝不喜欢听的实话而获罪宫刑。从此失去了男人的“尊严”。

    宫刑对于司马迁无疑是一桩飞来的横祸。它残酷地摧残人体和意志,也极大地侮辱人格。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压力远远超出了肉体上的痛苦。他也曾一度凄苦不堪。在屈辱和失意中,他写下了《悲士不遇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从文中流露出他的绵绵愁绪和低落惋然的心情,宛如寒夜里埙吹奏出的一首苦曲。从中不难领略到凄惨无奈和无法释怀的苦闷和压抑。

    司马迁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和自己未完成的著作。他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奋图强来鼓舞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经历了痛苦后,开始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生命。在他看来,成就才是生命价值的最根本体现。不幸的遭遇增强了他著《史记》的感情力度。他著书时,使命感倾注笔端,心中迸发出一股无比壮阔的豪情,这是他雄壮的呐喊、心灵不屈的抗争,是对理想信念的肯定。

    司马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忍受着难以启齿的痛苦,在著书的漫漫长途中,坚持不懈地奋进着。历经多年,终于著就了被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生命不可以轮回,人生易老。面对厄运挫折、面对沉浮荣辱,司马迁不失本色,一任风云变幻,始终直面人生,追求理想,这是“史圣”给我们留下比《史记》还要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报实习记者 陈凯

    千年风骨  盛况文化大省风范眩目

    “风追司马”大型活动是对太史公司马迁的隆重纪念,同时也是发生在陕西的一大文化盛事。早在“风追司马”活动发轫之际,陕西电视台就面向全国推出了“天下司马大征集”活动,寻找散落在全国的司马迁后人、司马迁迷以及司马迁遗物,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海内外众多媒体的支持和传播,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以“司马”为关键词的人、物纷至沓来。

    2003年10月8日的华山之巅,金庸论剑人们记忆犹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汇聚华山,将武侠小说中的传奇与浪漫展示在现实舞台之上,海内外媒体纷纷聚焦,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2004年4月4日,陕西电视台首次面向全球华人直播甲申年清明公祭黄帝典礼盛况,约5000名炎黄子孙聚集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新落成的祭祀大殿前,以“九鼎八簋”的传统礼制及浩大乐舞等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黄帝陵祭祖首次采用国家祭祀规格,陕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东方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公司、TVBS、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搜狐网等电视和网络传媒均对这一盛况进行了现场直播。

    “虽然都是文化类大型活动,都形成了特有风格的文化品牌,但‘华山论剑’与‘风追司马’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郝国庆,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策划,担任“风追司马”大型活动徐村分现场编导,曾经参与了“华山论剑”活动与此次活动的策划,他在分析两次活动的不同之处时说:“‘华山论剑’是偏向娱乐的文化活动,‘风追司马’是偏专业的文化活动,由于在一般公众心目中,司马迁可能没有金庸的号召力大,因此‘华山论剑’活动主要依靠明星拉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风追司马’活动的行走路线主要体现在对题材的深度挖掘、进一步提升上。”

    著名文化名人司马南认为一些电视台推出的娱乐类栏目固然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但“风追司马”这样有历史意义、深度内涵的文化精品更容易深入人心,陕西能推出如此厚重的文化品牌,足以体现一个文化大省的风范。   

    陕西 历史积淀酝酿契机

    “陕西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相当深厚的省份,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史学的发源地。”著名作家张贤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陕西的文化大省地位赞不绝口,在记者询问张贤亮先生有无用笔抒写陕西题材作品时,这位作家自谦的同时,不忘提及陕西文化事业的发达:“陕西有支陕军,在全国都有很强的影响力,我还写什么?”

    谈到从“华山论剑”到“中华大祭祖”再到此次“风追司马”活动时,他说:“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无不证明了陕西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活动只能在陕西举行,绝非偶然,而是种必然。”

    那么,陕西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又回馈给陕西什么呢?

    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在评价“中华大祭祖”活动的经济意义时说:“现有的经济意义上来说,从西安到黄陵原来没有高速路的时候要走八九个小时,现在两个半小时就到黄陵。……明年延安到黄陵的高速公路又通了,从西安到黄陵再到壶口再到延安这条旅游精品路线就是一个让游客值得去选择的一条线路,因此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无独有偶,在司马迁祠俯视下的黄河上,一条现代化的桥梁正在兴建当中。

    “据说‘华山论剑’活动之后,2004年华山门票收入比2003年翻了一番。”郝国庆说。“中央要求我们陕西树立起文化大省的地位,就文化、历史资源来说,陕西已经是个文化大省了,可见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发展以文化带动产业的经营,更多层面是在经营上做文章。以前我们卖的是产品,把兵马俑摆出来给人看就行了,但现在我们更要注重文化产品背后内涵的挖掘和文化之旅配套设施的完善,以陕西固有文化产品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影响力拉动旅游指数。”

    不只是陕西推出的数次大型文化活动,不久前连、宋的陕西行也足以说明了陕西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现在人们已经把陕西推向了历史发展的镜头,接下来应该思考的问题是:陕西如何把握发展的契机。   

    司马迁 中华2000年的骄傲

    司马迁先生形象———人格魅力取胜

    胡须是男人的第二性征,男人受到宫刑后胡须就会消退,那么受到宫刑后司马迁到底有没有胡须?没有胡须就让司马迁的形象黯然失色吗?

    文化学者肖云儒:赞同长着胡须的司马迁,是对他男子汉形象的肯定,即便是受了宫刑,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被阉割,长着胡须是对其人格魅力的呼唤。

    精神层面司马迁从未“屈”过

    枉受宫刑对于司马迁来说当然是种奇耻大辱。不幸的遭遇,使他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面对压迫是选择坚守还是选择妥协?选择能曲能伸的态度呢?

    历史学家朱维铮:从秦朝到楚汉相争以后到西汉前期历史,中国当时没有一部综合性上下三千年历史,司马迁的信念是要完成这部《史记》。虽然遭受宫刑侮辱但他的精神没有“屈”过。

     文化学者易中天:“屈”得有没有目标,有没有底线,我们不能无休止的退下去,休下去,比如说司马迁,汉武帝给他受宫刑他可以忍,如果说汉武帝说不准他写《史记》他还能忍吗?

    读书为登科还是明理?

    司马迁十岁就诵读古文,二十岁便开始在全国的游历生活。年轻时由于广闻博识,学问丰富,被汉武帝重用,但又因直言不讳受刑。综观其一生,读书学识带给了司马迁人生辉煌,同时也招来了杀身之祸。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登科还是明理?

    文化学者易中天:人死很容易,要看你是死得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同样,登科和明理不矛盾,要看你登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登科是为了把所明之理用之于社会,用之于国家,这个科也不妨一登嘛!我们看问题要跳出矛盾的圈子,站在更高的境界来思考。

    剧作家魏明伦:范进中举式的登科不可取,苏东坡式的登科是可取的。

    大殿内“梦碑”引人关注

    在“风追司马”直播的太史公文庙里,关于“梦碑”的传说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各路名人纷纷阐述了对“梦碑”的理解。

    文化学者张贤亮:这“梦碑”叙述的是一个绝代佳人侍奉了司马迁这样一个旷世才子的故事。“梦碑”虽不起眼,但是它表现了司马迁的一个生活的侧面,也表现了司马迁以往是何等的风流倜傥。

    演员赵文:我相信所有了解这段凄美爱情故事,看过《史记》了解这块墓碑的人,都会想到只有这段爱情才能够弥补司马迁过去的伤痛。

    演员陶虹:我看了这么多块碑,就觉得这块墓碑最有特色,虽然这段故事只是个传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女主角的这段真情也从另一面展现着司马迁品质的难得,说明了他的品格高尚才会有这样的爱情产生。

    让陕西人自豪的伟人

    嘉宾主持杨锦麟:司马迁先生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一生是由无数个悲剧符号连接而成的,然而这些不幸的遭遇并没有使他萎靡不振,他顶着各方压力完成了历史巨作《史记》。有人告诉我说,到陕西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黄帝陵,一个是韩城的司马迁祠,一个是中华文化的根,一个是读书人的本。

    作家金庸:中华民族的文明为什么比其他的三大文明传得那么长久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从小就崇拜,我们这些文化都是从祖先那里一路累积下来的。

    国学大师文怀沙:司马迁用他的史笔尽写出人间的不平等,可以说《二十四史》是用《史记》开始的。这本书里面埋伏了很多对当时统治阶级愤怒的谴责,但是这个谴责非常有分寸,恰到好处。他是很值得我们陕西人引为骄傲的伟人。

    《史记》对世界贡献很大

    记者在“风追司马”直播现场了解到,世界各地众多的司马迁的“粉丝”也非常关注此次“风追司马”活动,他们给此次活动的主办方发来各种各样的消息,希望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在直播现场工作人员拨通其中几位外国“粉丝”的电话。

    韩国金顺启:我从初中三年级就喜欢中国的文化,在西安学习中文时看过司马迁的旷世巨作——《史记》,从那以后就对司马迁产生了浓厚地兴趣。

    波兰柯茗蕾:我是波兰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时候看过波兰语的《史记》译本,从那以后便喜欢上了中国文化。

    美国麦科德:我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在学校教中国历史,我在美国的学生几乎都知道中国有位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对世界的贡献很大。

    一曲绝唱   从出生龙门到壮游全国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的一天,在美丽的龙门(今陕西韩城境内)附近,有一位复姓司马的官宦人家,似乎要有喜事发生。苍茫的天空之上,来自大漠的风雄劲地刮起尘埃,遮掩着滚圆通红的太阳。杨柳在户外迎风起舞,看着主人司马谈焦急又兴奋地徘徊、环顾和等待着。突然一阵强健有力的新生儿的啼哭声传来,司马谈疾步奔入房门,一把抱住婴儿,眼里饱含着无限的欣慰和期待。

    这个婴儿后来被叫做司马迁。他降生于我国西汉王朝开始进入鼎盛的时代;降生于我国古代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政治文化中心,降生于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的“龙门”。历史在这里已经给人们某些暗示——马司迁必将作为一个东方大帝国盛世的见证人而存在。

    在美丽的家乡度过快乐童年后,公元前135年,10岁的司马迁随父来到都城长安求学。他有幸拜识了两位博学的高师。一位是孔子的十二世孙、古文经学的大师孔安国,司马迁师从他学过《尚书》;另一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董仲舒是今文经学专家,尤其精于《公羊》、《春秋》。师从于这两位大师,使司马迁获益匪浅。为他最初树立理想,端正做人品行,培养严谨的治学作风,日后能大量阅读古书,搜集整理古代史料,撰写《史记》打下了极为雄厚而牢固的知识基础。在与传奇人物的广泛接触中他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为后来著作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自己的标准。

    公元前126年,司马迁20岁了。这个盛世的骄子,像一只羽翼丰满了的鸟,向往着去亲自领略那更为广博的世界。他结束了十年的闭门苦读,沉浸在帝国强盛与繁荣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之中,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壮举——去进行历时数年、行程数万里的全国游历。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帮、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园。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临长城,南游沅湘,西到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游历所获甚丰,对他日后做人、著史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宋代大散文家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因此可以说,这次游历是《史记》写作的摇篮,无次游便无《史记》之诞生。

    举如椽巨笔著《史记》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却有病而不能从行,抑郁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天禄阁和石渠阁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我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太初历》奠定了现在阴历的基础,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达2000年之久,其对后来的影响之大,亦不下于《史记》。由司马迁主持完成的这一工作,对我国人民也是一大杰出贡献。

    请记住前104年。这一年,对于司马迁来说至关重要,一件是完成了上述介绍的新的历法——《太初历》,一件是开始了历史新纪元似的著述——《史记》。这是两件在历史上不朽的事业!这时的司马迁刚过不惑之年,精力充沛,神思飞扬。除了迫不得已随同汉武帝出访巡游之外,他便潜心于档案、古籍之中,伏首于几案、木简之上。那部史书巨著的腹稿已孕育良久,反复酝酿,已经瓜熟,只等蒂落了。

    艰难困苦炼成千秋史胆

    司马迁正伫立在一个历史分界点上,这是一个辉煌的端点。他曾立志写一部高于《春秋》的史书;什么样的内容和神韵才使它具有非凡的价值呢?司马迁心中自有主意:要像孔子的《春秋》一样,述史是表学术为里,在述史中寄寓学术主张,让《太史公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完成统一文化学术的使命。

    但是此刻,荒野里士卒们浴血奋战,无辜倒毙,朝堂上官员们勾心斗角,忠良含悲。司马迁在血色中已无法安坐于高阁,阴郁沉在他的心里,浸透了案头的篇章。终于在6年之后,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将司马迁抛到了死亡的边缘。

    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直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即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为了史书,他也决不能去死。为了《史记》的顺利完成,他“就极刑而无愠色”。

    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病之躯,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前后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司马迁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今天无可细考。完成了《史记》,也就完成了他终生的光辉使命,实现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他是在人生最宝贵的壮年结束其生命的。《史记》开始称作《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司马迁倾毕生心血和精力写下的这部《史记》,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将之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它是文学历史,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他的方法写成的,它又是历史文学,深深影响了后世各种文学体例的发展。它具有着划时代的伟大建树,是千年的绝响。

    一样心声   文化盛会追念圣贤品行

    刚刚进入热情奔放的夏季,在陕西这块厚重的大地上,迎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盛会——风追司马》,以此来纪念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今天上午9时整,这场历时4小时的大型纪念活动将通过陕西卫视、凤凰卫视以及新浪网向全球直播。因为这个盛会的即将举行,这几天的韩城市就成了文化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次直播设有三个现场,分别为第一现场司马迁祠、第二现场文庙以及第三现场徐村。昨日下午,有关方面对这个纪念活动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本报特派三路记者前往这三个直播现场,探访这场文化盛事在直播前期的进展情况。

    民祭现场 气氛庄严

    进入司马迁祠风景区,就被一种浓厚的庄严气氛所感染。通往司马迁祠的道路已被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几台电视转播车“卧”在停车场内,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一溜小跑,调试电视直播的设备,为直播做最后的准备。沿着300米的司马古道拾阶而上,看到最多的就是颇具当地特色的行鼓艺人,他们守着各自的锣鼓家什,时刻准备着敲响纪念活动的前奏。古道两侧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杆”和旗帜,随着微风,在山坡上招展。

    为了这次最大的纪念司马迁的活动顺利进行,所有人都在忘我的忙碌着。本次纪念活动邀请了唐国强、冯小宁、陶虹、司马南、张贤亮等众多名人做特邀嘉宾,但在昨天的彩排现场,这些名人无一例外地没有出现。如果真要在现场找名人的话,那就非凤凰卫视的杨锦麟莫属了,其他名人均由现场的工作人员代替,杨锦麟是踩着行鼓的鼓点走到主持台的,他开始接话时,首先对行鼓的艺人大为赞赏。他一张口,就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他说,厚道、憨实的韩城人具有表演天赋,天生就是做演员的,要不然面对那么多的摄像机镜头,怎么会把锣鼓敲打得那么从容。他认为到陕西,除了拜谒黄帝陵外,司马迁祠也是要非来不可的。因为司马迁的名字是与中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拜谒司马迁祠,对寻找先人的足迹具有非凡的意义。真正到了司马迁祠,才知道为什么这次纪念活动叫“风追司马”,“追”是追思、追踪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解谜。据称,本次活动试图破解三大谜团:第一,《史记》的副本是否藏在禹山?第二,司马迁到底有没有留下遗产?第三,司马迁有没有后裔,都是哪些人?本报和广大读者一样,也期待着今日的现场直播,对这三大谜团的破解情况。

    三大观点 现场辩论

    在文庙的彩排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人头攒动,来自司马迁故里的500余名青少年落座现场,活跃了不少气氛,而演播台上也分成正方、反方的西安交通大学辩论队的大学生正在进行精彩的辩论,虽然是彩排,但仍爆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现场由现任《南风窗》的高级记者郭宇宽主持,他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再次来到陕西非常感慨,自己对陕西一直有割舍不下的感情,就像是回家的感觉,此次的“风追司马”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盛事,自己非常庆幸能够参加此次活动并且担任主持。而台中坐的辩论同学都是郭宇宽母校——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在台下的嘉宾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魏明伦、肖云儒、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他们将现场从人文角度进行点评和评论。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正、反双方辩论队将围绕着“形象之争——司马迁有胡须还是无胡须”、“大丈夫能屈能伸——士可杀不可辱”、“读书——登科还是明理”三大观点进行现场辩论,谁是谁非将在5月28日的现场一见分晓。

    六幅画像哪幅更像太史公

    记者在现场四周同时看到分列两边的六张巨幅画像,为什么要将这些画像摆在现场呢?带着疑问,记者四处打听才了解到,这些画像是主办单位在收集来的历史上不同版本的几十幅司马迁画像中精心挑选出的。而这也是在文庙现场的一个焦点,就是要通过大家的评选,来选出人们心目中更真实、更贴近历史的司马迁画像。

    而选评的方式更为独特,现场的中学生将依照最传统的方式,将自己手中具有陕西风俗特色的“花花馍”,祭奠在自己心目中最贴切的司马迁画像前,解答一个千百年缠在人们心头的疑问,哪幅画像才是最真实的司马迁。

    民祭规模属历年之最,距韩城市西南20公里,居住着司马迁后裔的徐村,因其中隐藏着太多太多的历史之谜而备受关注。今天将在这里举行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祭司马迁活动,更是吸引了世人的目光。5月27日下午,记者就先行来到这里进行了“探班”。

    昨天下午2时35分,记者到徐村的第一印象就是警戒森严,从距离民祭会场1公里的村口开始到处都是维持秩序疏导交通的民警,一般闲杂车辆已经很难进村。警方还在村内的一些空地按照公安、政府、媒体等对停车场进行了分类。

    据村中已经79岁的同永灵老人讲,1940年以前村里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司马迁活动,后因战乱而不得不停止。虽然如此,村民每到清明节时都要自发举办民祭活动,因村中同、冯两姓共同对司马迁作为祖先有着高度的认同感,所以在徐村的习俗中就有了过清明节胜过春节的传统。

    同老先生说,今年适逢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韩城市也要搞隆重的纪念仪式,而徐村1200多口父老乡亲更要摆出最高礼仪来热烈庆祝了,再加上临村和各地赶来的群众恐怕到时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个活动,“就今天来看,近二十年来,到过徐村的汽车数量总和,怕也没有今天的多呢”老人兴奋地对记者说。

    五叩三拜祭司马

    记者看到司马迁祠堂里到处都是人,很多身穿民族服装的年轻人正在那整理表演道具,15时左右,震耳的锣鼓响了起来,据村长同中新说,这是为确保民祭万无一失而搞的预演。28日的正式民祭从早上9点开始,第一部分主要是民风民俗的展演,除了锣鼓演出外还有抬神楼和耍信子,第二项就是重要的祭祀仪式,这次祭祀行的是五叩三拜礼,然后依照同、冯一族的风俗,由冯同两姓代表共同为司马迁上香。由于受场地限制,大约有200多名乡亲到祠堂参加活动。

    记者了解到,这次村里还像过去一样,由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者成立了祭祀委员会,今天的主祭人是已经76岁的祭祀委员会组长同学贤老人,宣读祭文的是村副支书同抗来,祭文则是由委员会的老人们精心写成的。“风追司马”是徐村古训,在徐村提到“风追司马”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几个字的出处。就在村里供奉着太史公的祠堂正门外的匾额上就镶嵌着这四个字,据村里的老人说,这几个字具体是谁提出来的现在已不可考证,但这四个字确是金兴定五年留下来的。

    “‘风追司马’的意思就是做人的品行、精神,治学的学风都要追随着先人司马迁学习,这是村上的古训任何人都不能忘记。”同永灵老人认真的说。

    一团迷雾  司马迁诞生之谜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主张是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另一种主张是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这两派原始论据基本上旗鼓相当,前者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三年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后者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时至今日,对司马迁生年的分歧仍集中在武帝建元六年和景帝中元五年上。

    应该说,由于司马迁在《自序》中没有记述其生年,汉代史料亦乏记载,以及唐代司马贞、张守节两位大师的分歧,从而埋下了至今难以分清的话题,双方提出的论据大多是按有利于己方的解释和推测,谁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对方的见解。

    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究竟出生于何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司马迁后代之谜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从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

    司马迁的子孙后代,是可以取信的。韩城鬼东乡徐村,有清代嘉庆二十二年立的一块石碑,上刻:“维兹同族,世传司马……改姓同、冯二氏,返归故里,徙居徐村。”

    据传说,元代一次大地震,南高门村陷没。冯姓长门冯庆,同姓次门同茂,迁到岭下老牛坡的地方,开垦荒地,建起村庄,取名续村,意思是司马后裔继续居住的村子,后来叫转了,变成今天的徐村。这个徐村,无一户姓徐,大多数姓同、冯,冯姓祠堂已不存在,同姓祠堂今存两座,一座大门额书“汉太史裔”,另一座额书“汉太史遗祠”。上祠墓时规定同姓或冯姓同在,缺一姓不能开祭。至今,同冯两姓不婚,视为同一血缘。

    司马迁胡须之谜

    司马迁的有须无须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争论呢?其中流传着一段辛酸的故事:司马迁受宫刑后,随着生理的变化,他的声音和行动也随之变化如妇女,胡须渐渐脱落无遗。司马迁的夫人柳倩娘是一个画家,对丈夫一生的各个时期的容貌,都画有影像。

    有一年,他的儿子司马江,突然来到芝秀庵,言及他反汉,上了太行山。独身潜行京都长安,探知父亲的遗体,将遗骨搬回家乡,通过乡老,葬于新迁的村庄老牛坡。特到庵中,请母亲脱离险境,同到太行山,以便行孝养老。

    临别之时,柳倩娘由箱中取出久藏的丈夫影像说:“儿呀!这是你父遗容三十幅,你当视作传家宝,代代相传,他年有机会为你父塑像的时候,千万牢记,不要塑他宫刑后的无须相,要塑他宫刑前的长须相”。

    司马江问道:“塑像应以后期为准,为何要改后者为前者呢?”柳倩娘痛哭道:“儿呀!昏君陷害忠良之士,将你父判了宫刑,用意险恶。他们侮辱你父虽系男子汉大丈夫,实则与妇女一般无用,这是咱们家门的奇耻大辱!你们做子孙的,在给他塑像时,一定要塑出他的大丈夫的真容貌。若塑了无须的‘妇女脸’,岂不是承认自己沦为无用之辈吗?”

    因此,现在人们看到的司马迁塑像是留着长须的。

    一座城市   司马迁后人在徐村

    2005年5月27日清晨的阳光洒在晋陕大峡谷,黄河的激涌奔腾从龙门找到了缺口,从上游被“一壶收尽”的黄河带着经历九曲十八弯的疲惫,顿时松弛了自己的神经,徜徉在广阔的大地上。在母亲河的西面巍然而立的韩城,在晨霭中写满了神秘。

    黄河从代表集纳一体、收容思想的壶口文化为始点开始积蓄能量;在禹门峡谷中,黄河里的一片小洲传言是当年鲧盗来的息壤;而《诗经》中“关关雎鸠”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龙门以下的黄河湿地上。在韩城,黄河的瀑布形态、峡谷形态和湿地形态集中地体现在一起,她似乎预示着黄河文化多种因子的重叠与交融。

    韩城拥有的不仅只是黄河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壤中,深深渗透着“《史记》文化”的因子。韩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司马祠就伫立在黄河岸边。由于韩城位于关中最东北部,是秦晋交通要道,因此在这里建立司马祠更多意义上,是在韩城乃至陕西大门上做了个“史记文化”的路标。

    种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掩盖下,一个天大的秘密就隐藏在韩城一个叫徐村的村庄。村口的一座石牌上“法王行宫”四字乍看之下让人不解,正当人们苦想这是哪代名医的居处时,徐村人便会走上前指点一番:“倒过来念……”

    “法王行宫”倒转一念,竟然成了“宫刑枉法”!四面环沟的徐村充满了神秘,它究竟想隐讳什么?为什么又留下明晰的线索?

    1000多人中,并无一人姓徐,村民对徐字的解释为:“徐,余二人也。”那么剩下了哪两个人呢?

    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支人——村中的“冯”、“同”两姓。

    徐村里最盛大的节日并非春节,而是清明。每到清明,“冯”、“同”子孙便会大拜祖先。不同姓氏的人们竟然在同一个祠堂里祭奠祖先,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出现在徐村。因为“冯”、“同”子孙,都血出一脉,他们共同祭奠的祖先正是司马迁。多年前王国维关于司马迁后人“不可考”的论断的确凿性正在被人怀疑。

    东汉年间,司马后人担心九族有患,来到了这里,长房将“马”字加两点姓了“冯”,次房将“司”字加了一竖姓了“同”,而后给此地起了个名字———续村,后改为了徐村。在这里,冯、同两姓千百年来仍旧保持着互不通婚的习俗,这一禁忌直到1963年才首次被打破。

    27日中午,接受了40多家媒体记者采访的同有旺回到了家,正是他和妻子冯粉竹开了冯、同不通婚的先河。“当时村里很多老人都不同意,连她大伯也反对哩,但人家不在我面前说,我也就不管!”同有旺笑着说,他至今为婚姻的幸福而欣然。

    韩城的民居几乎都有门楣,学街上“进士第”的门楣让人欣羡;但在徐村,出现最多的一个写法是“耕读第”,同有旺家也不例外。“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所以这村子读书的人家特别多,但是几乎没人是为了做官,读书就是为了识理!”同有旺说。

    距离徐村十里的花池村的马启怀老汉坐在徐村初中的侧门下,在他头顶上的门楣上写着“风追司马”四个大字,这便是此次活动名称的由来。

    “花池是司马迁的生地呀,现在还有司马书院哩,花池就是司马迁的花园。我们马家,也是司马迁的后人,但是这次活动我们到现在才知道。”听到冯、同二姓子孙开始祭奠司马迁的乐声响起,80多岁的马启怀老汉一言不发,多少有些怅然。

    “朝半陕 陕半韩”的历史脉络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之根,在他的故乡,历史序列惊人地完整保存着。

    出了徐村向北行数里,便是著名的石拱桥——“毓秀桥”,过了桥就直入韩城南门。修建这座桥的是一位贵州刘巡抚,原因很简单,他是韩城人。为了防止儿孙借桥收费,刘大人象征性地出价二十八文将桥卖给了官府。

    毓秀桥上原有的六座牌楼只剩下了一座,但回忆起这些牌楼上的题字,便让人察觉到了韩城的钟灵毓秀。“户尽可封”形容了韩城人读书入仕的成果,“四方汇归”反映了出外做官的韩城籍官员归乡时的繁盛,让人们终于感受到了明、清两代官员“朝半陕,陕半韩”的历史脉络。

    走进韩城,学街上的一座老醋坊正以沉静的醋香抵抗着现代文明的侵袭,醋坊大门紧闭,从门上写着的告示上可以看出。

    学街之名的由来,大概可以从学街住户中的地位和学街上的文庙略知端倪。

    学街周围的民居无一不保持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青灰色的门额上各有所书,最引人瞩目的三个字竟然是“进士第”。

    “凡门楣上写着‘进士第’的人家,先人肯定中过进士,这没人敢胡写……”学街上一位老者介绍时,脸上满是自豪,“明朝、清朝,陕西有一半儿的进士都出在咱们韩城,不但有进士,还出过状元呢!”

    从文庙里魁星楼就可以看出,韩城的确出过状元——只有出过状元,当地的文庙才有资格建魁星楼。文庙里陈列着的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匾也为这一事实做了印证,除了金代出过状元郝鼎臣之外,另一个状元就是清代做过皇帝老师、斗败了权臣和绅的王杰。

    在清代,渭北高原上高中的比例远远不及江南繁华之地,因此乾隆皇帝竟然出了“扶贫”这个念头,将考在第三名的王杰钦点为状元,世称“扶贫状元”。

    充满悖论的城市

    韩城是座古老的城。韩城老城龙行街,给人一种与现代文明割裂的感觉。

    每当落日的阳光不能绕过高梁,给老街投下阴影的时候,店铺的主人会和先人一样将十几块木制的门板上上,作为一天劳作的句号,最后一块门板合闭时,偶尔还会听到主人家吼上一嗓子:“家住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

    商贾的繁盛和城市的经济紧密联系着,党家村的声名鹊起并非只在今日,当年晋商沿着黄河一线来到了韩城,也就把晋商和晋商文化带到韩城。在那个储户要向银号缴息的年代,晋商银号带给中国民族经济发展之功不可磨灭,大量的资金在镖局的押护下由全国涌到了党家村,财富经过时间洗涤之后,凝固在了大量的民居建筑之上,晋商文化中的缮宅之风就此留给了党家村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供奉儒家领袖孔子文庙的城市里,重农轻商的思想并没有能力去阻碍商贾文化的繁荣,早在封建时代,韩城就以宽容的胸怀同时接纳了商业文明。

    从黄河文化到史记文化,再到科举文化和商贾文化,复杂的多种文化成分杂糅在一座1621平方公里的城市之中,必然造就出相悖的观念,韩城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多样的典型例证。

    韩城人熟悉这样一句话:“走下司马坡,秀才比驴多。”据统计,韩城在明、清两代共出过贡生727人、举人550人、进士119人,宰相3人,处处可见南北尚书、祖孙巡抚、父子御史、兄弟侍郎。

    在徐村,司马后人们亦耕亦读,只求识理不谋乌纱,因为他们的祖先受了封建王朝惨无人道的欺凌;而在徐村周遭几里的地方,却是中国著名的西部科举之乡,金鲤跳龙门的宝地;两者在矛盾中得以共存,前者是学而优则隐,崇尚着古朴的上古大隐之风;后者是学而优则仕,遵循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前者是穷则独善其身,后者是达则兼济天下。

    司马迁与王杰,正凸显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两种选择,抑或是两种命运。

    如果说司马迁一生本就是对历史颜色的描绘,那么徐村的故事就是对历史无奈的一声叹息。

    因不愿成为思想上的失踪者而付出了生命尊严作为代价,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遭遇命运之舛的代表,生前曾是平边定土、抵制匈奴的汉武帝重臣,却死无葬身之地,反而是来自草原民族的杰出代表忽必烈为他建立了蒙古包一样的衣冠冢。司马迁用生命捍卫了千百年历史的真实,从而被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视为异类;而他的子孙却固执地游走在田野中,玩着拆字的游戏将真实隐匿了千百年。

    与党家村里的镖局、分银堂比起来,徐村显得清贫落后;与文庙周遭的“进士第”比起来,徐村更是少了光鲜的荣耀,但徐村人并不羡慕,他们默默地将引以为豪的秘密封锁了千百年。

    在黄河边,司马祠冷峻地望着龙门,在它身后,文庙无言地立了千年。韩城,就是这样充满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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