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拜读《西厢之西》，于于意西西厢的议论，颇有同感，而又兴发一些杂感。
于意说：
“只是无论何样版本，似乎每一部《西厢记》后面，都不忘附上元稹的原始篇章，真不知居心何在——是出于对客观事实的尊重？然而，戏剧实在是不要客观事实的提醒的。戏剧就是戏剧。让一部悲剧来给一部喜剧打底子，实在是有点用心险恶，存心让人笑得不开心。
。。。看《西厢记》一定要单看《西厢记》，暂时把元稹的那档子破事忘掉吧。或者，在看《会真记》的前半段时，暂时把后面的结局忘掉吧。不要冷笑，假装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何况小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种版本的王实甫《西厢记》都捆绑着元稹的《会真记》销售。现在想来如果真是这样，确实有点叫人感到扫兴。
《西厢记》是传奇，《会真记》见于“唐人传奇”，也是传奇，尽管读者都认为是元稹的自传体小说。后来在《元白诗笺证稿》更读到陈寅恪先生这样的批评：
“微之所以弃双文（即莺莺）而娶成之（韦丛字），及乐天（白居易字）、公垂（李绅字）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为非，正当时社会舆论道德之所容许”“但微之因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转引自于意《西厢之西》）
这就是传奇到“历史”的勾连了。
二．
先想到“元白”中另一位：白居易。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另有《长恨歌传并序》收入“唐人传奇”。“歌”和“传”，据说最初是“捆绑”的，后来反而就松开了。更没有再附上《杨太真外传》之类的其它传奇或者相关“史实”。假设一位读者，初次读《长恨歌》，很喜欢它的凄美，而所读的版本，附有《杨太真外传》之类，不知读《长恨歌》的感觉会受到多大影响，本来很想背诵的，会不会废然作罢？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过许多苏联早期小说，曾经深深吸引着我国读者，影响了两三代人。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称道过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近年经蓝英年先生考证，这本书里面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小组和共青城，事实上竟然是恐怖的劳改营房。如果《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将来再版，附上蓝英年先生的相关考证文章，我也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原有感染力会受到多大影响。
以前还读过一本书，介绍某位老外的爱情故事，读来感觉简直和他的理想一样纯洁坚贞。最近读到的资料，说此君后来搞大了老友一个侍仆的肚子，还要老友背一辈子黑锅。假如这是是真的，那么，这本爱情故事再版的时候也增加一个附录，捆绑销售，又不知会如何？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多。邯郸道上借一个枕头，走进槐树洞里的蚂蚁窝，二十年太平宰相，“纵然是梦也风流”。人们的白日梦，其实远远比夜间的更多，更丰富，更具有想象力。文学和艺术，“美”的，就让它继续“美”吧，just leave it alone ，似乎还是别打扰的好。和于意一样，我愿意把《西厢记》、《会真记》和《元白诗笺证稿》分开来欣赏，各各“自相知音”。
本来是那样的善良、美丽、相爱、平和，所谓“真相”，也不曾碍着你什么，端午节那杯雄黄酒，还是不要灌她吃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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